作者：谭品海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这个日子刻在我骨头里。
那天下午，我正在大队部写墙报，刷子蘸饱了红漆，往“誓叫山河换新装”的“装”字上描最后一笔。屋檐下那只四方盒喇叭先是一阵沙沙的电流声，像炒豆子，接着女播音员的声音蹦出来——国家要恢复高考了。我一哆嗦，毛刷一歪，一滴红漆“啪”地落在“装”字上，洇开一团刺目的红，像颗突然跳出来的心脏。
我撂下刷子走到门口。太阳正往西斜，把村前老榕树的影子拉得老长，几只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广播还在响，可我已经听不清了，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翻过来倒过去：十二年，整整十二年了。从六六年小学毕业被一场风暴卷进漩涡，到六八年扛着锄头、挑着木箱去汶海中学读初中、高中，再到如今在村里当民办老师。十二年的泥泞路上，忽然有人伸过来一根绳子。
那年秋天，秋风显得特别䁔爽。
我知道自己肚子里那点墨水。七二届的高中语文课本里，文言文拢共就三篇——《愚公移山》《曹刿论战》，再加《孟子》里两三段节选，翻来覆去背得滚瓜烂熟，可也就这么多。地理没课本，历史没课本，政治连张油印提纲都找不着。我把中学时抄的笔记翻出来，纸脆得像枯叶，一碰就掉渣，上面记着些零零碎碎：几个朝代名，几条语录，几只省会的名字。
白天上课，夜里复习，可复习什么呢？数学还能找几道题练手，文科没书，就像黑灯瞎火摸东西，摸到啥算啥。我托人去县城买书，回来说新华书店门口排的队从柜台拐到了大街上，书一上架就抢光。心里那团火烧得我半夜在床上翻饼。
后来听说文联中学的陈荣佳老师也报考中文，他有复习资料。荣佳我认得，绰号“大头佳”，脑袋是大一号，里头装的东西也比别人多几倍，书生气重，说话慢条斯理，记性好得吓人。这些年他像蚂蚁搬家，到处搜罗文史地政的资料，手抄的、油印的、从别人那儿借了再抄的，竟攒了厚厚一摞。
第二天我买了一大串板蕉，绑在车把上，往文联中学赶。六七里地，全是在村巷里穿来穿去的土路，坑坑洼洼，车轮颠得车把上的板蕉一晃一晃。到了汶联中学，荣佳正在窄小的宿舍里伏案写东西，屋里一股煤炉味。听我说明来意，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窝：“你来晚了，我这份资料只有一套。”他把桌上那摞东西推过来——天呐，全是手抄的，字迹工工整整，红笔蓝笔标得花花绿绿，《中国通史》笔记、中国地理提纲、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一页页码得整整齐齐。
我眼睛直了，像饿鬼见了白米饭。“陈老师，能不能……”
他摆摆手：“只有一份，我每天都要用。不过——”他想了想，“咱们轮着看，你看前半我看后半，你看地理我看历史，看完了就交换。星期天你过来，咱俩面对面，你问我答，我考你、依考我。”
我点头如捣蒜。从那天起，每周三晚上我骑车去他那儿拿一半资料，周五还回去换另一半。来回十多里地，天黑透了才到家。煤油灯下翻那些手抄的字，像在沙里淘金，遇到好的段落赶紧抄下来，那段时间，钢笔水用得出奇快，供销社的蓝墨水都让我买断货了。
星期天是我们最宝贵的日子。天刚亮我就骑车出门，路两边稻田黄澄澄的，风吹过来稻浪一层一层翻。荣佳已经烧好一壶开水等着。两个人挤在他那几平方米的宿舍里，面对面坐着，中间摊开资料，你一句我一句地干起来。
“丝绸之路经过哪些地方？”
“四大高原海拔各多少？”
“马克思什么时候诞辰？”
“辛亥革命的意义，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答。”……
一问一答，一答一问。答不上来的，翻资料找；记不住的，当场背；背错了的，对方毫不留情地纠正。为了记住马克思的生日，我俩编了句土话——“马克思领导无产阶级，一巴掌一巴掌打得资产阶级呜呜叫”，1818年5月5日，这辈子再也忘不掉。屋子里就一张桌子两张凳，桌面上堆满手抄纸和划得密密麻麻的旧报纸。煤炉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谁也不去倒，说得口干舌燥了才想起灌一口。
那时候没手表，看太阳。窗外的光从东墙移到西墙，影子一寸一寸地挪，等挪到墙角那堆蜂窝煤上，就知道快下午了。从早上八点坐到下午五点，中间就啃几口冷东西——他的馒头是食堂买的，我的饭团是母亲头晚做的，硬邦邦的咬一口嚼半天。可谁也没觉得苦，反倒嫌时间过得太快，一眨眼天就黑透了。
备考的日子是真苦。白天上课，放学后还得帮大队写报道、出墙报。广播室里一台扩音器、一只麦克风、一张桌子，墙上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标语。常常写到半夜，再回宿舍点煤油灯看书。有时做着做着趴桌上睡着了，醒来脸上压一道红印，灯油烧得精光。冬天屋里没炉子，裹着棉被看书，手冻得握不住笔，就哈口气搓搓再写。隔壁老教师夜里起来，见我窗子还亮着，敲敲门：“阿海，别太拼了，身子要紧。”我说“就睡了”，等他走了又点上灯。
有一回我连熬三天，上课时头晕眼花，板书写着写着歪到一边去。下课后，一个叫阿洪的男孩悄悄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蛋还热乎着，焐在手心里烫得慌。我愣在那儿，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那天晚上坐在桌前，看着摊开的书本，忽然鼻子一酸——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不知道这十二年的等待会不会又是一场空，可我必须试。哪怕摔跤了，也比站在原地强。
就这么熬到了十二月。考试那天鸡叫头遍我就起了，天还没亮透。穿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红卫装，把准考证看了又看，揣在贴身口袋里。考场设在汶海中学，我读了四年中学的地方，闭着眼都能摸到每间教室。走进去那一刻，忽然想起六八年秋天来报到，十三岁，一头挑着粪箕和几斤米，一头挑着只旧木箱，也是这样的冬天，这样的早晨。
第一科考语文，开卷。卷子发下来，题目好简单。作文题《大治之年气象新》。我一瞅，心里那块石头“咚”地落了地——这几年在大队写报道，田里地里的事早就烂熟于心。伏下身子笔尖就走起来：晚造的稻子黄了，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腰，收割的人弯着腰，镰刀唰唰响，汗珠子摔进泥土里，抬起头满脸的笑。我写了村里那个老农的话：“四年了，今年才像真正干活的年景。”写了打谷场上脱粒机的轰鸣，写了粮仓里谷子堆得冒了尖，写了华主席带领大家打倒四人帮后，连地里的庄稼都挺直了腰杆。随后笔锋一转，“是华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抓钢治国、拨乱反正带来的成果”，最后以一句感叹句照应题目，“广大干群众无不感叹道：真是大治之年气象新”。
教室里静极了，只有翻纸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秋日的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光柱里无数细尘飞舞。我写到得意处，竟忘了是在考试，只当是在写一期墙报稿，胸口里有一股子热劲往外涌。写完通读一遍，从头到尾顺顺当当，便举手交了卷。监考老师看看我，又看看墙上的钟，离结束还有半个钟头。我走出考场，秋风迎面吹来，凉丝丝的，天蓝得透亮，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浑身轻快得像要飞起来。
考完最后一科出来，天已经黑了。站在校门口深呼一口气，像卸了千斤担子。管他结果怎样呢，我尽了力。
成绩出来，我入了围。我报考志愿是华南师范学院，第一次没被录取。第二次补录了，却是走读生——学校不管住宿，必须填报在广州有亲戚接济。我在广州举目无亲，那时也不懂得投机取巧、弄虚作假，那纸通知书攥在手里滚烫，却又凉得扎心，就这样，我的大学梦破灭了。后来我也知道荣佳老师因为各科成绩不平衡，没被录取。
第二年我又考，离入围差三分，落了榜。
第三年，我不敢再报大学，改报了中师。台山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是初夏，凤凰花开得正红。
这些年我常常想起那个下午，广播里传出消息，我手里的毛笔滴下一滴红漆。那滴漆洇开的形状，到现在还清清楚楚印在脑子里。仿佛就是从那一滴开始，我干涸了十二年的河床里，忽然渗出水来，一点一点，漫出细细的新流。
如今我早退休了，每年高考那天，还是习惯早早起来，坐在窗前，听远处考点传来的铃声。那声音清清脆脆，穿过四十多年的光阴，还在耳边一圈一圈地荡。而那个在煤油灯下抄书的青年，那个因为广州没亲人放弃大学的青年，那个站在师范门口红了眼眶的青年——一幕一幕，都在眼前。
这就是我的高考。没有金榜题名，没有锣鼓喧天，只有一盏煤油灯，几本翻烂的手抄资料，和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可我记得每一个细节，记得煤油呛人的味道，记得手抄纸上蓝墨水的笔迹，记得收到通知书时喉咙发紧的感觉，记得我在人生最暗淡的岁月里，曾那样用力地，朝着有光的地方奔跑。
奔跑过的脚印，哪怕被风吹散了，脚底板还记得那泥巴的温度。
谭品海，广东省台山市人，大学文化，1972年至1987年从事教学工作，1988年至2012年从政，2013年退休后往返中美两地。作者热爱文学，从政期间曾撰写多篇工作体会文章在各种报刋发表，退休后练习写诗和散文，并在多种侨刋和诗社选登。出版诗集《夕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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