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造反派的头目是个青年，他家房子宽，就把我安排在他家住，也可能受“上级”指示，便于管制。当时已是深秋季节，晚稻收割已近尾声，主要农活除秋耕秋种以外，主要是脱粒打粮。
我的劳动任务是和社员们在稻场上打粮食，没有脱粒机械，全是最原始的方式，用耕牛拖一架石磙在稻场上转圈子。
开始，社员们叫我一人赶一头牛，拖一架石磙，跟着别人转。牛拉屎时，迅速抓一把稻草用手托在牛的肛门下，把牛粪接着捧在手上，丢进稻场边的粪坑里。其次，就是展草、收捆、搬运粮食，一天下来，已是腰酸背痛。
经过几天的劳动，在社员们的热情帮助下，我一人可以赶3头牛拖3架磙，在稻场上旋转自如。接牛粪也干净利索了，既不让牛粪掉在稻场上，也不沾到手上了。
这里是湖区，田和湖都紧紧相连，稻场就在湖边。工间休息时，站在湖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满湖的荷叶和荷花早已凋谢枯萎，但满眼的残荷断梗，倒也是另有一番情趣，让人荡气回肠。
这样的日子没有过上10天，大队又一茬“革命运动”开始了，仍然是批斗大队书记和大队其他干部，上午开批判会，下午搞生产，老百姓都参加。这时批斗会比以往要热闹一些，是因为有区长在这个队里，不管批斗大队哪个干部，区长都要去陪斗，低头弯腰挂牌子站在台子上。“台上的演员阵容”又多了一个新角色。
区长算个什么干部？头戴斗笠，身穿布衣，赤脚草鞋，与普通农民一样。按封建社会官制，七品以上才能称官，八品之下只能算是一个小吏罢了。可是在农民眼里，他管理着14万多人口，还算是大干部，因为当中还隔着乡政府这一级哩！
繁重的农活和无休止的批斗会，我的精力极为疲惫。有一天，刚刚跟生产队长打了个招呼，说身体不太舒服，想休息一下，下午不出工。话未说完，大队派了2个青年，要我马上去参加批斗会。我二话不说，叫来人先走，我随后就到。
哪知途中经过一条渠道上的简便木桥，失足掉入河中。河水不深，但浑身上下湿透了。这初冬季节，我不由打起哆嗦，赶紧回到住户换衣服，这样往返当然误了时间。一到会场，说我迟到了，“打倒走资派”“走资派不老实”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在湖区上空。他们责令我向毛主席请罪，即低头弯腰90度向毛主席像鞠躬。
大约2个小时，“闹剧演出”结束。回到住户家里，晚饭未吃，倒头就睡，心想此地不可久留。第二天起床后，捆好行李，跟住户也是造反派的小头目讲明，我今天回区里去，我跟你说一声，不去大队报告了，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下午，区革委会的马副主任（当地造反派头目）看见了我就问：革委会把你定到曹场大队劳动改造，是谁通知你回区里的？
此时我正想找个发泄的场合，当即声色俱厉地回答：我自己回来的，我病了要治病。
马主任吼道：你回来要经区革委会批准！
我反驳道：我的行动要经你们批准，谁说的？我是经过地委任命的区长，你革委会算什么组织？你党员都不是，你管得着吗？谁撤了我区长的职，拿文件来看！
马主任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说：你这个走资派还这么猖狂，批斗会上见。
我回答：好的，奉陪到底！
第二天，区机关大院里，刷出了新的大幅标语：谁反对新生红色革命政权，我们就打倒谁！
我到镇上区医院看病，满街都是针对我的大幅标语，还有意把“打倒走资派叶培元”的标语刷在公共厕所上，并在姓名上划上红叉。
接二连三的批斗会，挂黑牌，“架飞机”，游街示众，没完没了。
他们还伙同县委机关的一伙造反头目，在镇政府私设公堂，像对犯人一样对我轮番审讯。他们用“车轮战”的办法，要我承认攻击新生革命政权是反革命行为。我始终不承认、不签字。
经过这一番残酷的批斗和折磨，我已经被整得筋疲力尽，胃溃疡越来越严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批斗告一段落，他们仍然一无所获，于是又生出一条毒剂：不再要我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了，而是把我交到通海口最响当当的造反派组织“硬骨头造反司令部”（搬运公司）去喂马，便于他们监督管制。
当时，汽车运输很少，大部分货物运输都是骡马板车，所以搬运公司专门有一个马场，养有骡马驴80多头，只有3个60岁左右的老工人管理，劳动强度可想而知。
1968年6月，39岁的我背着行李来到马场。我是来劳动改造的，脏活重活，我必须抢着干。
当时马场没有自来水，要从通海口洲河里挑水。挑马水，扫马粪，这些又脏又累的活，我要同老工人一块干。还要晒马草、捆马草（过冬的储备草料），上饲料、上饮水。如此繁重的劳动以外，还得随时准备参加造反派召开的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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