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乙苏

      路，一寸一寸在脚下延伸，曲曲弯弯坎坎坷坷，我却走的沉稳，走的坚定，

因为那是父母用生命的五彩石铺就的。沿着这条路，怀揣憧憬和希望，从春走到夏，从秋走到冬，不停歇，也不回头，就那样或急或缓地走呀，走呀……，只有远方，没有尽头。

     童年，像一支魔笛，吹奏着一曲又一曲美和未来。在父母暖暖的爱的怀抱里，做着花花绿绿的梦。

     威严而敏锐的父亲，能把一座山看透。他要走的每一步路都带着磁性，带着一种让人不可抗拒的力量，他是我一生的骄傲。

     父亲教育孩子从不打骂，慢悠悠的轻声细语就能让你服服帖帖。淘气的弟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可见到父亲却像老鼠见了猫。弟弟犯了错，父亲就让他在门旮旯站着，没人敢插嘴，也没人敢说情，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地下掉根针都能听见。有时一站就是两个小时，没有父亲的话，弟弟不敢挪地方。父亲对大姐最宠爱，可大姐却说：“我可不敢对父亲犟一句嘴。”

     父亲决定要干的事一定成功，因为每干一件事他都会实地调查，深思熟虑，从不干没把握的事。他13岁给棉麻店老板当伙计，一边喊着排队的号子，一边噼哩拍啦打算盘，一边记账，15岁便可独当一面，父亲的聪慧干练在五梅川一带远近闻名。

     “拿动碾棍就得干活”是我们的家规，没有哪个敢在父亲面前说半个“不”字。因而，从记事起，我就跟着姐姐哥哥打猪草，剜麦苗菜，刨药材，捡牛粪，给毛驴割草，上山打柴等。山是绿的，石头是绿的，路也染成绿色。在广袤的大山，我们像一群放飞的山鹰，冲破阻力，搏击长空，勇往直前，父亲是山鹰的主人。

     瓜菜代年月，人人艰难，做过生意的父亲一眼看准酸枣可救命，便毫不犹豫地做起酸枣仁。要将酸枣脱皮抽筋离不开冬天的西北风，西北风就是命令。不管夜半三更还是寒冷的清晨，只要西北风一到，父亲立马喊道：“快起床，西北风来了！”哥哥姐姐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我却一边慢腾腾穿衣服，一边骂着该死的西北风。星星是冷的，月亮是凉的，风是带着刀子的。两个哥哥去扛布袋，担酸枣。利索的姐姐，头顶簸箕，手掂簸罗，胳肢窝还夹着罗撞。弟弟提着灯笼，我牵着那头和我一样极不情愿的小毛驴，无精打采地向碾子处走去。走在最后面的是母亲，

    她背着驴的行头，父亲是队长。没有分工，也没人多说一句话，一家人就那样默默地干着。冬的凛冽，刺骨的西北风吹着哨子，能把每个人身子穿透。红肿的小手，冻僵的双脚，给点热气儿就刺痒难耐，那种滋味只有经历过才知道。

     熬过整整一个冬天，红彤彤的酸枣分离成酸枣面，酸枣糠和干净的酸枣核，待到来年春天做酸枣仁，父亲和大哥是做酸枣仁的行家里手。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吃酸枣糠，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六年的干粮清一色酸枣糠窝窝头。那个年代，是酸枣救了我们一家。酸枣染红了冬的夜，染红了冬的风，也染红了脚下的路，带着一股刺鼻的酸涩。

     农家的冬是最难熬的，一般家庭都是靠柴禾取暖，前半夜还有点温气儿，到了后半夜屋里简直就是冰窖。可父亲总能让我们暖融融地越冬。他平时买些柿牛柿块儿或者黑枣，顺便带上家里的酸枣面，每隔三天准跑一趟顺德府，赶着俺家的毛驴去换煤烧。来来回回180里，后半夜起身，第二天赶黑返回。 

     一次夜里，天阴沉沉的，父亲踌躇半晌，看了看煤槽，还是决定去拉煤。半路下起鹅毛大雪，等父亲往回赶时雪已一尺多厚。到处白茫茫一片，哪里还有路。山路弯弯，稍不留神就是万丈深渊。多亏俺家的毛驴，在茫茫雪海中嗅出回家的路。小驴驮着重重的煤垛艰难前行，父亲拄着棍子紧随其后，就那样一步一挨往家挪动。终于快到家了，一条宽500米的冰河挡在眼前。或许冰太光滑，或许小驴太累了，它在原地转着圈儿就是不过河。看着驴背上小山似的煤垛，父亲实在不忍心用鞭子去抽打毛驴，可不过河咋到家呀！父亲狠了狠心，使劲用手拍了几下驴屁股，驴才踏上了冰。父亲拽着驴尾巴，就那样滑倒爬起，爬起又滑倒，总算过了河。

     夜已很深了，父亲还没回家，母亲心急如焚，从家走到村口，又从村口走到家，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等父亲到家已是第二天的后半夜。父亲的眉毛胡子都结了冰，鞋和脚长在一块儿脱也脱不掉，流着血，母亲一边给父亲熬姜汤一边心疼地掉泪。父亲却坦然一笑：“多亏咱家的毛驴，我是踩着驴蹄印儿回来的。”

    父爱如山，为了儿女为了家，他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自己承受常人无法承受的一切。

     奶奶过世时父亲73岁，晚年的他又带着母亲到我二哥居住的南大郭做起酒瓶生意，这一做就是7年，挣好养老的钱，不靠儿女也能丰衣足食。

    父亲80多岁告老还乡，买了一吨黑老窖酒放在我家。他说：“现在啥也涨价，就是酒还没有，以后准的涨价。在你们家放着，等涨了我卖出去。”我知道，这是父亲养老的底气，那是80年代的事，一瓶黑老窖才1.5元。可惜后来我们姊们五个家里过喜事，都将父亲存的酒分喝了。父亲坦然一笑：“只当我支持了孩子们”。怪不得二哥常说：“论脑瓜儿，我们姊们五个绑一块儿也不及父亲一个。”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恰到好处，一个刚直不阿，一个温柔宽厚，他们俩刚柔并济。

     善良的母亲，能将我的心融化。她没有自己，心里全是别人。她像一架总也停不下来的机器，终日劳作：纺线、织布、缝补、套碾子、做饭，我是母亲的小尾巴，跟着干这干那。母亲常说：“姑娘家要嫁人的，不会干活就会被人瞧不起。蚕吐丝，蜂养蜜，人不学不如物。”

     让我最难忘的是锅头边那一圈儿碗。每当做了好吃的面条熬菜，母亲就会放一圈儿碗挨着个儿舀，每只碗里都会用筷子挑一下。最大的海碗是奶奶的，再是父亲和我们姊们几个的，等锅头边的碗都端走了，母亲才顺便舀起一碗光光汤到一边吃去，手里拿着一块酸枣糕窝窝头。那是留进我记忆里最心酸的一幕。

     心灵手巧的母亲，常常帮着邻里乡亲大裁小绞。乐于助人是她的性格，她是爱的化身，她在哪儿爱就在那儿。

     在孩子们眼里父母最有本事，再难的事扛得起，再苦的日子能变甜。父母之恩的厚重，以及那种依依难舍的感觉，是在我长大后才觉出的，父母在我心里是活得最通透的人。他们传给我的不仅仅是生存之道，更是一副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铮铮铁骨，是一把做人的尺子，做人的底气。

    父母将全部的爱给了我们，却把所有的苦悄悄咽下。清苦对孩子们算不了什么，父母就是他们的全部。有围着土坯大通炕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有追逐打闹的玩伴，有童稚的快乐和任意……。我的童年，像叽叽喳喳的小鸟儿，像脱缰的野马，无忧无虑，自由奔放。

     然而有谁想过：你所走过的路是父母铺就，你要继续的路，有父母指明方向，而他们又得到什么呢？

     每每想起情深似海的父母之恩，我就泪流满面。

作者简介：刘乙苏，爱好文学，和老伴著有《大山儿女》一书。在《老人世界》《河北农民报》《清风》《邢台日报》《牛城晚报》发表作品近百篇。散文《婆婆的心里话》获2015年全国报纸副刊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