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

 作者：心如大海

目录

序

第一卷 呐喊与彷徨

第一章 四一二

第二章 创造社围剿

第三章 太阳社出场

第四章 夹缝中的青年

第五章 中央干预

第六章 成立大会

第二卷 血与火

第一章 亭子间的灯火

第二章 东方旅社

第三章 龙华塔下

第四章 为了忘却的记念

第五章 阵地转移

第六章 电影突围

第三卷 左与右

第一章 新星升起

第二章 两个口号

第三章 小说之夜

第四章 公开信

第五章 病榻论争

第六章 分裂的前夜

第四卷 民族魂

第一章 病中

第二章 解散

第三章 最后的写作

第四章 送别

第五章 各奔前程

第六章 尾声

后记

左联的历史价值与后续影响

序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来得迟。

迟也罢了，还带着血。四月十二日那天，上海下着雨，雨不大，绵密的，像谁在天上筛灰。宝山路上的枪声响了一整天，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里堆满了被搜剿的书册，《向导》和《中国青年》的纸页混着泥水淌进阴沟。有学生捂着肚子倒在路边，血从指缝里渗出来，把雨水染成淡淡的粉红色。行人绕着他走，像绕过一只死猫。

那天晚上蒋介石进了上海，第二天就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南京来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内容大同小异：严缉共党，格杀勿论。各地跟着动起来。广州的萧楚女在监狱里唱了一夜的《国际歌》，第二天早上枪声一响，歌声就断了。北京的报馆被砸了十七家，主编们换了人，换上去的连字都认不全。武汉的汪精卫还没撕破脸，但街头已经有人游行，举着"宁汉合流"的旗子，锣鼓喧天，像办喜事。

鲁迅那天在广州，站在中山大学教务处的窗前。他后来写信给朋友，说"此处已不可留"。他说的"此处"，不单指中山大学，也不单指广州。他说的是整个南中国。那些曾经高喊"革命"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那些前天还在一起开会的人，昨天就被抓走了。那些被印在书上的理论，忽然全成了禁书，谁读谁死。

他收拾行李离开广州的那个清晨，码头上没几个人送他。他的学生毕磊站在雨里，没打伞，浑身湿透了，说："先生，你走了我们怎么办？"鲁迅拍了拍他的肩膀，没有回答。他上了船之后回头看，毕磊还站在雨里，影子被水汽模糊成一团。后来毕磊也死了——几个月后的事，在广州南石头监狱，被铁链捆着，骨头露在外面，熬了十七天，没招供，最后被拖出去枪毙了。鲁迅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上海闸北的亭子间里抄碑帖，手顿了一下，墨滴在纸上洇开一大团，像一朵黑色的花。

这一年，冯铿二十岁，在潮州老家教书。她姐姐冯素秋前年死了，因为反抗包办婚姻，被夫家关在黑屋里一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瘦得脱了形，三个月后就咽了气。冯铿在姐姐的灵前站了一整夜，天亮的时候她对母亲说："我不嫁人。我要写东西。我要把姐姐的事写出来。"她后来真的写了，写了一个叫《月下》的短篇，讲一个年轻女人宁死也不肯嫁给不认识的男人。文章发在汕头的报纸上，用了笔名"岭梅"。她不敢用真名。那时候用真名写这种东西，是会被告到教育局的。

殷夫这年十七岁，在象山老家读中学。他的大哥徐培根是国民党军官，刚从上海写来家信，信上说"共匪猖獗，务必洁身自好"。殷夫把信折起来垫了桌脚。他偷偷读《新青年》上的文章，鲁迅的、李大钊的、陈独秀的，都读。读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的时候，他觉得脊背发麻，像被一道闪电穿过。他后来写了一首诗："让死的死去吧，我们的心并不害怕。"——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活不过二十三。

柔石这年二十六岁，在浙江宁海县教书。他教国文，自己写小说。他的小说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写爱情，写英雄，他写农民蹲在田埂上吃冷饭，写地主家的狗比他教的学生穿得还好。他写完了不敢拿出去发表，压在枕头底下，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爬起来再改，改到天亮。后来他去了上海，把枕头底下那叠稿纸带在身上。他后来见了鲁迅，把那叠稿纸给鲁迅看。鲁迅看完说了一句话："你写的是中国。"柔石听完就哭了。

这些人彼此还不认识。他们散落在不同的城市，上海的亭子间、广州的竹寮、北平的胡同、潮州的天井——像一把被风吹散的种子，各自埋在土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芽。

但他们都在等。等一个开口的机会。

机会在三年后来了。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下午两点，一个穿灰布长衫的年轻人站在门口迎客。他叫潘汉年，二十四岁，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他站在早春的冷风里，两只手笼在袖子里，看着来人一个一个走进那扇黑漆大门。他认得每一个人，至少认得名字——冯乃超、夏衍、钱杏邨、郑伯奇、田汉、蒋光慈、柔石、殷夫、冯铿、丁玲、胡也频、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他们把门挤得满满的，脸上有一种混合着紧张和兴奋的表情，像一群站在起跑线上的马。

鲁迅是最后来的。他穿一件旧棉袍，围巾围了两圈，遮住半个下巴。进门的时候冯雪峰迎上去，低声说："先生来了。"鲁迅点了点头，往里走。经过蒋光慈身边的时候，蒋光慈伸手想跟他握，鲁迅握了。两只手都是冷的，但攥在一起的时候都用了力。

会场不大，板凳不够，后排的人站着。潘汉年先上台，简单说了开场："左翼作家联盟，今天成立。我们是干什么的，不用说，大家都是明白人。"底下有人笑了一声。潘汉年自己也笑了。然后鲁迅上台。

他走上台去的时候，整间屋子安静下来。他站在那张简易的木桌后面，看着底下那些人的脸——年轻的、热切的、风尘仆仆的、眼里有火也有泪的。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

"我们所要的是坚强的、韧性的战斗。"

他说完这句话，停了一下。底下没有人动。有人屏着呼吸，有人眼眶红了。鲁迅又说：

"我们处在这么个时代。这个时代不会同情弱者。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同情自己，自己护住自己，自己往前走。"

散会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青年作家们三三两两走出中华艺术大学的大门，在弄堂口的小摊上买阳春面吃。热气从碗里升起来，把他们的脸模糊了。有人还在低声讨论鲁迅的讲话，有人拿着刚发到的左联盟员证反复看，有人蹲在路边哭——哭了又笑，说："终于等到了。"

弄堂外面，法租界的霓虹灯亮起来了。巡捕房的警车从霞飞路上开过去，灯一闪一闪的。闸北那边，印刷厂的机器还在响，工人们加班印第二天的报纸。没有人注意到这所中学门口聚了一群人。没有人知道，刚刚在这间普通的教室里，中国文学史上最特殊的一页被翻开了。

那些散落在各地的种子，今天聚在了同一个屋檐下。

从今天起，他们是一家人了。

从今天起，他们共同扛起了一个名字：左联。

从今天起，他们要一起面对这个时代——枪口、铁窗、查封、暗杀、内部的争吵、信念的煎熬、深夜的自我怀疑——和偶尔出现的、一星半点儿的、暖如春日的希望。

路很长。他们还不知道有多长。

但他们先走起来了。

序 完

第一卷 呐喊与彷徨

第一章 四一二

广州的四月已经热了。

鲁迅站在中山大学教务处的窗前，看着楼下的操场。操场上没有人。平日这个时候，学生会在这里排练节目，排《茶花女》或者《少奶奶的扇子》，年轻人嘻嘻哈哈地念着翻译腔的台词，互相纠正发音。今天没有。操场空着，像一只张开的嘴，等着什么掉进去。

许广平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她的脸色不对，嘴唇抿成一条线，把报纸放在桌上，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鲁迅转身看了一眼报纸。头版头条，字很大，隔着三步远也看得清：《上海清党，昨夜处决共党分子逾百人》。

他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掏出烟点上。烟雾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脸。他的手没抖，手指夹烟的动作和平时一模一样。但他吸了一口之后，很久没有吸第二口。烟自己烧完了，灰落在他袖子上，他没拍。

门又被推开了。这回是他的学生毕磊，二十岁出头，脸色青白。毕磊站在门口，门都没关，说："先生，听说了吗？"

"听说了。"

毕磊走进来，把门关上。他压低声音："陈延年，先生知道吧？陈独秀的儿子。"

鲁迅看着他。

"被捕了，"毕磊说，"就在上海。他们用铁链子捆他的手，骨头都勒出来了。"

鲁迅没有说话。他低头看袖口上那截烟灰，终于伸手拍掉了。

"还有，"毕磊声音更低了，"广州这边也在抓人。萧楚女，先生认识的吧？昨晚被带走了。"

鲁迅当然认识萧楚女。那个瘦得像竹竿一样的四川人，《中国青年》的主编，半年前还来中山大学做过演讲，嗓子哑了也讲了两个小时。散场后鲁迅请他吃宵夜，他吃了一碗云吞面，一边吃一边说"鲁迅先生，你要多写，你写的每一篇文章他们都怕"，笑得像个孩子。

"还有谁？"鲁迅问。

"很多。名单我记不全。"毕磊停了一下，"先生——你有什么打算？"

鲁迅抬起头看他。毕磊的脸很年轻，鼻梁上有一颗小痣，眉心拧着，眼睛里有一种近乎小兽的警觉。鲁迅看着他，忽然想起自己儿子周海婴。海婴今年两岁，半夜会做噩梦，醒了就哭，许广平要抱着他在屋里走很久才重新哄睡。

鲁迅说："你先走吧。别待太久。"

毕磊愣了一下，然后点头。他转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先生，你不会走吧？"

鲁迅没有说话。

毕磊走了。门关上。屋里只剩鲁迅一个人，和满屋子的烟味。

那天晚上鲁迅没有睡。他坐在书桌前抄碑帖，从十点抄到凌晨三点。一张一张地抄，字迹工整得不像他的手笔。抄的是汉碑《曹全碑》里的句子："君讳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也。"他抄了四十遍。窗外偶尔有汽车缓慢驶过，车灯扫过窗玻璃，像一道审视的目光，又像只是过路。许广平起来喝水，看见他书房灯还亮着，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没出声，悄悄退出去，带上了门。

三点一刻，他放下笔。桌上的碑帖堆了厚厚一叠，每一张上都写着"君讳全，字景完"——君讳全，字景完——他在心里默念，忽然觉得这个"全"字刺眼。全。谁全了？谁都不全。到处都是缺口。

他把碑帖推开，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稿。封面上写着《野草》，是他自己的字。他随便翻开一页，是《题辞》：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他看了一会儿，把稿子合上，放回抽屉。窗外天开始泛白，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广州的黎明来得快，灰蓝色的天边刚露出一线光，整个城市就跟着醒了——远处有鸡叫，楼下有早起的人拉黄包车从巷口经过，车铃叮叮当当响了一路。一切如常。

但那些被带走的人没有回来。萧楚女没有回来。毕磊第二天来看他，说萧楚女已经被押往广州公安局。又过了三天，报纸上登了简短的消息："共党分子萧楚女等，经审讯后已执行枪决。"消息只有三行字，排在报纸最下面，夹在药品广告和电影排片表中间。

鲁迅买了那份报纸，看了那三行字。他把报纸折起来，放进了抽屉里，和那本《野草》放在一起。然后他拿起笔，给当时正在上海的章廷谦写信。信很短："此处已不可留，拟即返沪。"写完之后他在信尾加了一句："天下无道，则隐于市。"

他把信封好，贴上邮票。邮票上是孙中山的头像，蓝色的，眼神温和。鲁迅看了那邮票一眼，忽然想起两年前的春天，他见过孙中山一面。那是在北京，孙中山刚做完手术，身体已经很差了，但精神还好，和他谈了四十分钟的"中国的将来"。孙中山说："鲁迅先生，你要多写。中国的青年需要读你的文章。"他当时说："我尽力。"孙中山笑了，说："尽力就好。我们这些人，都是尽力的。"

孙中山死了两年了。萧楚女也死了。明天不知道还有谁会死。

鲁迅把信寄出去。然后他开始收拾行李。

走的那天广州下着雨。许广平抱着海婴先上了船，鲁迅最后上。他站在码头上回头看了一眼——雨幕里的广州灰蒙蒙一片，看不清楚。他看了几秒钟，转身登船了。船开出去之后他站在甲板上抽烟，雨淋湿了他的肩膀，他没往回走。许广平抱着孩子从船舱里出来，把一把伞递给他。他接了，没撑，继续抽。他看着暮色中的江面，一只海鸟从船尾掠过，翅膀贴着水面，向南飞去。他忽然想起广州中山大学窗外那群麻雀，每到傍晚就在梧桐树上闹成一片。那群麻雀还在那儿，他却已经不在了。船往北走，那些麻雀越来越远。他没有再回头看。

船到上海的时候是清晨。吴淞口外停着几艘军舰，灰铁色的船身在水面上纹丝不动，像几只蹲着的野兽。码头上多了不少穿黑衣的人，腰里鼓鼓囊囊，眼睛扫来扫去。鲁迅下船的时候看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许广平抱着海婴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脚步不快不慢。

他租的房子在闸北，大陆新村九号。从码头坐车过去要四十分钟。车穿过法租界的时候，他看见路边的梧桐树发了新芽，嫩绿色的，在四月的风里颤着。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从理发店里出来，头发刚烫过，弯弯的卷儿贴着脸，神情轻松。她身后几步远，两个黑衣男人蹲在路边吃油条，眼睛没离开过那家理发店的门。

鲁迅把车窗帘子拉上了。

到了大陆新村，许广平开始收拾行李。鲁迅坐在书房里，把从广州带来的书从箱子里一本本拿出来，按顺序摆在书架上。他的手在碰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时停了一下——《中国青年》合订本，萧楚女主编的。他拿起来翻了翻，里面有一期登了萧楚女的文章，题目叫《我们为什么不怕死》。他合上书，放在书架最上面那一层，和《野草》挨着。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对着空白的稿纸坐了很久。他在想一个问题：我回来干什么？上海比广州好不了多少。更坏。可能更坏。但他还是回来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跟许广平解释这件事——甚至不知道怎么跟自己解释。他只是觉得应该回来。

他拿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五个字：

"上海是寂寞的。"

写完了，他看着这五个字。外面有黄包车经过，车夫的脚步声啪啪啪地敲着路面，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他把那五个字划掉了，换了另一个开头：

"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闸北弄堂里的桃花开了。他不知道，一年后有个叫冯铿的姑娘会在龙华的刑场上说出一模一样的话。他当然不知道。他只知道春天来了，而他还活着。这既是幸运，也是惩罚。

他把笔放下了。那页稿纸上只有两个开头，每一个都只写了一句话，每一句都被划掉了。他对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

窗外，上海的夜色漫上来。法租界的霓虹灯亮了，闸北这边没有霓虹，只有零零星星的灯火，分散在各处的亭子间里。每一盏灯底下都有一个写字的人，或者一个准备写字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鲁迅不认识。但他们都在。这就够了。

他重新抽出一张稿纸，再次拿起笔。这一次他没有犹豫。他写：

"我在上海的春天里，重新开始。"

第一章 完

第二章 创造社围剿

鲁迅回到上海，已经半年了。

这半年他做的事不多：抄碑帖，见客，翻译一些日本小说家的文章换稿费，偶尔写一两篇杂文。他写得不快。一篇文章改了又改，许广平说他一篇千字文要写三天，写完了还要再放两天，拿出来再改，改完再抄，抄完了放进抽屉里，过一夜又拿出来改。他像在磨一把钝刀。

他确实在磨刀。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把刀要砍谁。

七月的一天，冯雪峰来了。冯雪峰二十五岁，瘦高个，笑起来嘴角先动，眼睛后动，一看就是个心里装事的人。他坐在鲁迅书房的藤椅上，手里捧着一杯茶，半天没喝。鲁迅在看一本日本杂志，没抬头，说："有话就说。"

冯雪峰放下茶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报纸，递给鲁迅。是《文化批判》创刊号，封面上印着"创造社出版"五个字。鲁迅接过来，翻到第三页。那里有一篇文章，标题用大号黑体字写着：《毕竟是"醉眼"中的朦胧》。作者署名"成仿吾"。

鲁迅开始看。他的眉头慢慢往中间靠。冯雪峰坐在对面，看着他的表情，茶杯端起来又放下了。

成仿吾的文章写得火药味很足。他先把鲁迅的《呐喊》序言里那句"我自甘于寂寞"拎出来批了一通，说这是"封建士大夫的消极遁世"，然后逐段拆解鲁迅近年来的杂文，结论是："鲁迅的文学，已经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彻底脱节了。"最后一句话更狠——"这位曾经站在时代前面的战士，现在只能站在时代旁边冷眼旁观了。"

鲁迅把报纸放下。他没有生气。至少脸上没看出来。他端起自己的茶杯喝了口水，问冯雪峰："你看过了？"

"看过了。"

"你觉得怎么样？"

冯雪峰想了想，说："写得过了。但创造社那边，现在就是这个调子。"

鲁迅没有说话。他伸手拿起成仿吾那篇文章，又看了一遍。看到第二遍的时候他嘴角动了一下——那个表情冯雪峰后来回忆起来，觉得既像冷笑又像叹气。鲁迅把报纸叠好，还给冯雪峰，说："你替我回一句话给他们：我是不是'醉眼'，他们说了不算。让他们先写几篇不醉的文章出来看看。"

冯雪峰接回报纸，犹豫了一下，说："先生，要不要……写篇文章回应？"

鲁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往外看。闸北的弄堂里，一个卖豆花的挑着担子走过去，吆喝声拖得长长的。"不着急，"他说，"让他们先骂。骂够了，我再开口。"

他确实等了。一个多月没动笔。这一个月里创造社和太阳社轮番上阵——郭沫若在日本的《流沙》上发表《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说鲁迅是"堂·吉诃德式的个人英雄"；钱杏邨在《太阳月刊》上写《死去的鲁迅》，标题故意惊悚，文章里说"鲁迅的文学生命已经结束了"，但紧接着又加了一句"除非他重新走到群众中去"——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记住，因为它等于是给鲁迅留了一条台阶，虽然台阶上全是钉子。

鲁迅把这些文章都看了。他每看一篇，就在当天的日历上画一个圈。一个月下来，日历上画了十几个圈。许广平有次扫了一眼那些圈，问他："你画这些干什么？"

他说："记账。他们欠我的。"

十月底，鲁迅终于动了。他在自己卧室的旧木桌上摊开稿纸，笔尖蘸饱了墨，落下去第一行字就定了调子："近来在创造社'醉眼'的包围中，我似乎也成了一个'朦胧'的人。"

他写得很快，像是憋了很久。那些话在肚子里转了一个多月，已经熟透了，落笔就是整段整段往外涌。他写："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这三句话后来成了名句，被印在课本里，被刻在石碑上。但那天他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些。他只是想把胸口那团气吐出来。

他写了一天一夜。写完的时候天已经亮了。许广平推门进来送早餐，看见他趴在那张稿纸上睡着了，手还握着笔。她把早餐放在旁边，悄悄退出去。

那篇文章发在《语丝》上，标题叫《"醉眼"中的朦胧》。刊出那天的报纸卖得特别快，印刷厂加印了两批还不够。鲁迅自己买了一本，坐在书房里看。看完之后他把杂志合上，对冯雪峰说："算是还了一笔账。"

但账没有还清。创造社那边立刻又出了新文章——这回是成仿吾亲自上阵的第二篇，连篇累牍一万多字，从五四运动一直数落到当下，论证的核心只有一个："鲁迅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成仿吾说这话的时候理直气壮，仿佛他手里握着真理的存根。

这一回鲁迅没有再等。他当天晚上就动笔写了第二篇，名字叫《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单看标题就知道带着刺——"气量"和"年纪"这两个词是对着成仿吾去的，因为成仿吾上一篇文章里暗示鲁迅"年纪大了，气量窄了"。鲁迅在文章里说："我才五十岁，老了？造飞机的冯如三十岁就死了，按这个算法，我早该死二十年了。"他写这些句子的时候脸上是带着笑的，那种鲁迅式的、不让人舒服的笑。

这场笔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你一篇我一篇，《语丝》和《文化批判》上隔空对骂，你来我往，精彩得让人瞠目。读者们分成两派，在茶馆里、课堂上、亭子间里争论不休。有人支持创造社，说鲁迅"确实落伍了"；有人站在鲁迅这边，说创造社那些年轻人"嘴上的革命比手上的文章漂亮"。

争论归争论，私下里的关系却没那么简单。十一月的一个晚上，郁达夫来找鲁迅。郁达夫是创造社的老人，跟成仿吾、郭沫若都熟，但他跟鲁迅也是朋友。他夹着一瓶绍兴酒来的，进门就说："今天不谈政治。"鲁迅让许广平炒了两个菜，两人对坐着喝了半宿。

喝到第三杯的时候郁达夫忽然说："仿吾那个人，你别太往心里去。他性子急。他骂你是因为觉得你重要。不重要的人他懒得骂。"

鲁迅端着酒杯想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我也没往心里去。就是替他们急。"

"急什么？"

"急他们写得太快。一个人写得太快，就容易把没想明白的东西也写出来。等他们自己回过味来，那些字都印在纸上了，收不回来。"

郁达夫看着他，忽然笑了。他说："你嘴上说不急，心里还是急。你还是把他们当自己人。"

鲁迅没有否认。他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说："就是因为当自己人，才要骂。不是自己人的那些人，我一个字都懒得跟他们争。"

那瓶酒喝完了。郁达夫走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鲁迅送他到弄堂口。十月底的上海夜风已经有凉意，鲁迅站在路灯底下看郁达夫的背影走远，忽然想起十年前北京的那个胡同口。那个问他"天什么时候会晴"的乞丐。他当时没有回答。现在他大概也不会回答。但他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让别人不至于觉得天永远不会晴。

第二天早上，他收到一封从日本寄来的信。信很短，落款是"郭沫若"。信上说："仿吾的文字过于激烈，我代他致歉。但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希望有朝一日能当面一谈。"

鲁迅把信看了两遍。他提笔回信，只写了一句话："当面谈可以。先等你回来。"

他把信交给许广平寄出去。外面又有人敲门。冯雪峰来了，身后跟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穿一件半旧的灰布长衫，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手里拿着一叠稿纸，微微发汗。

冯雪峰说："先生，这是宁海来的柔石。他写了一些东西，想请您看一看。"

柔石站在门口，拘谨得像要拜年的晚辈。他手里的稿纸被攥出了褶子。鲁迅看了他一眼，侧身让开门口，说了两个字：

"进来。"

柔石进去了。他后来在文章里写，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走进一个"真正作家的书房"。书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多得站不下。鲁迅的桌子上摊着半篇没写完的文章，墨迹还没干。他坐下来，把那叠稿纸递给鲁迅，手心全是汗。

鲁迅接过来，翻开了第一页。标题写着：《为奴隶的母亲》。

他看了第一段。然后翻到第二页。他看完第二页之后没有说话，又翻到第三页。他翻页的速度越来越慢。翻到第五页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柔石一眼，眼神里有一点东西变了。他说："你写了多长时间？"

柔石说："半年。"

鲁迅点了点头。他把稿纸合上，放在桌角，说："放我这里。我再看一遍。"他看了一眼柔石瘦削的肩膀，又说："你先回去。明天下午来。"

柔石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鲁迅叫住他。鲁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柔石打开一看，里面是十块钱，崭新的法币。鲁迅说："找间好点的房子。别住亭子间了。冬天要来了。"

柔石握着那十块钱，站在门口没动。过了一会儿他走了。走的时候肩膀还是那么瘦，但脊背比来时直了一些。鲁迅回到桌前，重新拿起那叠稿纸，翻到第一页，又看了一遍。

第一页上写着：

"她的头发是白的。她才三十二岁。"

窗外，闸北的弄堂里又传来卖豆花的吆喝声。十一月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桌上的稿纸被吹得哗哗响。鲁迅把稿纸压住，继续往下看。他忘了吃午饭。

晚上许广平问他那叠稿纸是谁写的，他说："一个年轻人。他写的是中国。"

许广平没有再问。她只知道鲁迅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她很久没有听到过的柔软。那种柔软和他说"春天来了"的时候不同。那种柔软更沉，像一只手攥住了什么东西，攥得很紧，不肯松开。

那时候鲁迅还不知道这个叫"柔石"的年轻人将是他此生最心疼的学生，还不知道三年后他会穿着那件不够厚的棉袍走进龙华的黑夜，还不知道有朝一日他会坐在书桌前写下"忍看朋辈成新鬼"。他只知道，今天下午他读到了一篇好小说。一篇用骨头写出来的小说。在这座越来越冷的城市里，这让他觉得暖和了一些。

第二天下午柔石准时来了。鲁迅把稿纸还给他，说："改三处地方。改完我帮你找地方发。"

柔石问哪三处。鲁迅翻开稿纸，用红笔圈了三段。他说："这一段写那个母亲哭，你写她'呜呜地哭了'。改成'她没有哭出声'。还有这里，写她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你写她'回头看了看'。改成'她没有回头'。最后一处——你自己想。想好了来告诉我。"

柔石拿着稿纸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他忽然说："我明白了。"

鲁迅嘴角动了一下，像是笑又像是松了一口气。他说："明白了就好。去吧。"

柔石走了。鲁迅站在窗前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弄堂口。然后他回到书桌前，拿起笔，继续写他自己那篇写到一半的文章。窗外那棵梧桐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的枝杈伸向灰白的天空。上海就要入冬了。

他想起成仿吾在文章里骂他"冷眼旁观"。他想，旁观什么？他一直在看——看这个国家的春天，看那些被杀死的人，看一个从宁海来的年轻人用半年时间写出的三十二岁白头发女人。他全都看在眼里。冷眼？他从来不冷。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他热。

他低头继续写。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细碎而持续，像春雨落在瓦片上。窗外的暮色一寸一寸地深下去，法租界的方向，路灯已经亮了。而闸北这一带还暗着，只有零零星星的灯火从亭子间的窗户里渗出来，一粒一粒的，像撒在地上的米。他继续写，写到那些灯光一盏一盏地熄灭，又写到它们重新亮起来。天亮之前他没有停过笔。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太阳社出场

创造社骂鲁迅的时候，太阳社也没闲着。

太阳社比创造社晚成立一年，核心人物是蒋光慈和钱杏邨。这两个人一个比一个年轻——蒋光慈二十九，钱杏邨二十七——但一个比一个敢说。钱杏邨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写了一篇题为《死去了的鲁迅》的文章，标题一出来就炸了锅。文章正文倒没有标题那么狠，钱杏邨承认鲁迅"过去的功绩不可抹杀"，但紧接着就说"他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时代了"。最后一段更妙，钱杏邨给鲁迅指了条路："除非他重新走到群众中去。"——这语气，不像批评，倒像长辈教训晚辈。

冯雪峰把那期《太阳月刊》带到鲁迅家里的时候，手上捏着杂志的边角，像捏着一块热炭。鲁迅接过去看了看封面，没说话，翻到钱杏邨那篇文章，看完了。然后把杂志放在桌上，拿起烟点上。

冯雪峰说："先生……"

鲁迅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他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说："这个钱杏邨，文章写得比成仿吾聪明。成仿吾直接骂，他先给我戴顶高帽子，说我有功绩，再说我死了，最后又给我留条活路——说'除非'。这个'除非'用得好。写文章的都知道，'除非'后面跟的那句话，才是真心话。"

冯雪峰愣了一下，说："那您怎么看？"

"我怎么看？"鲁迅弹了弹烟灰，"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创造社也好，太阳社也好，都是二十几岁的人。二十几岁的人急着要一个'新时代'，急着把旧的全部推翻。我理解。我年轻的时候也急。但急着推翻一切的人，往往忘了自己脚底下站的什么地。等他们推完了回头一看——什么都没有了，连站的地方都没了。"

冯雪峰那天走的时候有点恍惚。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先生那天说话的语气特别平静。那种平静反而让我觉得他比那些年轻人更难受。他不是不生气。他是把气咽下去了。"

但鲁迅没有完全咽下去。他后来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叫《"死去了的鲁迅"》，开头第一句是："说我'死了'，我不承认。但说我'老了'，我承认。老就老吧。老了还能写，就是赢了。"

他在说"老了还能写"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个人。一个比他更年轻的"老人"。

蒋光慈。

鲁迅和蒋光慈没见过面，但知道他的名字。太阳社的创办人，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会写一种很特别的小说——血是热的，泪是咸的，人的骨头是硬的。他写《少年漂泊者》，写一个流浪的青年在乱世里挣扎求生，最后死在上海街头。那本书印了五版，卖了几万册，很多人读完了哭，哭完了又读第二遍。他就是靠这本书，成了当时中国最红的年轻作家——没有之一。

但他最近不太好了。冯雪峰告诉鲁迅，蒋光慈病了。肺结核，咳血，医生说治不好，最多再撑两年。他还在写。他新写了一本小说，叫《丽莎的哀怨》，讲一个白俄贵族女人流亡上海后的命运。小说写得哀婉，读着像一首长诗。但太阳社内部有人不干了——他们不满意。他们说他"转向了"，说他"同情白俄贵族的个人命运"，说这"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

鲁迅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修改一篇稿子。他停下笔，问冯雪峰："谁批他？"

冯雪峰说："钱杏邨。还有几个年轻社员。他们开了一个批评会，当着蒋光慈的面批的。"

鲁迅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蒋光慈什么反应？"

冯雪峰说："他没怎么说话。散会的时候一个人走的。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来。"

鲁迅没再问。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站了很久。

蒋光慈比鲁迅小二十二岁。在鲁迅眼里，他就是一个孩子——一个过早成名、过早透支、又过早被自己人捅了刀子的孩子。他想起多年前一个朋友说过的话："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自己手里握着全部的真理。等他们摔了跟头，才知道真理是个斜坡。"

蒋光慈正在那个斜坡上往下滑。

那年冬天，蒋光慈来上海了。

他来上海是为了治病。朋友们给他找了法租界一家教会医院，医生让他绝对卧床，不能再写东西了。他住了三天，第四天就自己跑了出来——偷了一件白大褂混出去的。他去找钱杏邨，两人在四马路一家小茶馆里坐了一下午。蒋光慈把《丽莎的哀怨》的修改稿给钱杏邨看，钱杏邨看完之后说了三个字："还是不行。"

蒋光慈没有说话。他把稿纸收回来，叠好，放进包里。他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咳了两声，用手帕捂嘴，手帕拿下来的时候有一小块暗红色。钱杏邨看见了，想说什么，蒋光慈摆了摆手，走了。钱杏邨没有追上去。他坐在茶馆里，看着蒋光慈的背影消失在四马路的人流里。他忽然想起两个月前他们还在为"革命文学应该怎么写"吵得面红耳赤，那时候蒋光慈的嗓门多大啊，整个屋子都是他的声音。现在他连"还是不行"三个字都没力气反驳了。钱杏邨把桌上那杯冷茶喝了，站起来也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低头看了一眼——蒋光慈刚才坐过的椅子面上，有一粒极细的暗色斑点，他盯着看了几秒钟，转身走了出去。

那天晚上他去找了冯雪峰。两个人从四马路走到外滩，走了很远。冬天的黄浦江风像刀子一样刮脸，蒋光慈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他走得很慢，因为走快了就喘。他说："雪峰，我想见鲁迅。"

冯雪峰说："我帮你约。"

蒋光慈说："算了。见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你就替我带句话——'说我死的人，自己快死了。'"他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凄凉。冯雪峰没有说话，陪他又走了一段。

后来冯雪峰真的把那句话带到了鲁迅家里。鲁迅听完，放下手中的笔，很久没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一个他不常做的动作。他说："他还有多久？"

冯雪峰说："医生说最多两年。"

鲁迅说："两年。两年够他写半本书。"他停顿了一下，"让他来。不用带话。人来了就行。"

但蒋光慈没有来。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到后来连床都起不来。他在病床上口述了一篇文章，让人代笔记录下来，发在《太阳月刊》上。文章很短，叫《最后的一句话》，里面有一句："我不是鲁迅。我是蒋光慈。我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我自己想说的。"

鲁迅看到了那篇文章。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看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他自己想说的，那就够了。"

一九三一年夏天，蒋光慈死了。三十岁。死的时候旁边没有几个人——钱杏邨去了，冯雪峰去了，还有两个太阳社的老朋友。他的床头放着那本《丽莎的哀怨》的修改稿，改了一半，后面有十几页空白的稿纸，一个字都没写。钱杏邨把那叠稿纸收起来，揣在怀里。他后来一直留着那些空白的稿纸，没舍得扔。搬了三次家，那叠稿纸都在。纸边上起了毛，折痕处的字迹模糊了，但他始终没有打开重读过。他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那是一个人在被自己人否定了之后，还想再说一句"我自己想说的"。

鲁迅是在报纸上看到蒋光慈死讯的。三行字，在报纸最下面。他看了那三行字，然后放下报纸，继续写他那篇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文章。许广平在门缝里看见他写字的背影，发现他今天写得特别慢。一笔一画，像是在刻。

那天晚上鲁迅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年轻人站在黄浦江边，背对着他，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衫，冬天的风把衣摆吹得翻起来。他想走过去拍拍那个人的肩膀，但脚抬不起来。那个年轻人站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鲁迅在梦里看见了他的脸——很年轻，很苍白，嘴角有一丝几乎是抱歉的笑意。他醒来，坐起来点了一根烟，吸到一半，想起蒋光慈那本书里的一段话。那段话写一个流浪的青年在夜里走过一条又黑又长的巷子，没有灯，没有月亮，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不停地走。走到最后他看见了一扇门，推开门，里面有一盏灯。然后他醒了。鲁迅坐在床上想，那个流浪的青年醒了吗？他走到那扇门后面了吗？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写这段话的人，今天下午已经关上了自己那扇门。

天亮了。闸北弄堂里又传来卖豆花的吆喝声。鲁迅把烟掐灭，穿上衣服，坐到书桌前。他铺开一张新稿纸，拿起笔，在那张空白的纸上方悬了很久，才落下去。

他开始写一篇关于蒋光慈的文章。他不打算发表。他只是想写下来——写给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二岁、死在三十岁的人。写给一个写过"血是热的，泪是咸的"的人。写给一个被自己人批了又批、最后死在上海法租界教会医院的人。

他写得很慢。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没有叶子。冬天快过完了，但春天还没有来。他继续写，一笔一画，像是要把那些字刻进纸里。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但我读他的书，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个想用笔把天捅破的人。天没有破。但他捅过了。这就够了。"

他写完了。把稿纸折好，放进抽屉。抽屉里还有萧楚女留下的《中国青年》合订本、毕磊的信、郁达夫喝过的那瓶绍兴酒的空瓶子。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这些东西。他只是留着。

窗外，有人在喊——一个孩子的声音，尖锐而明亮，穿过弄堂，撞在墙上又弹回来。上海的春天，终于要来了。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夹缝中的青年

一九二九年的上海，亭子间里住满了写字的年轻人。

亭子间是上海特有的房子——在石库门房子的顶层和晒台之间，斜屋顶底下隔出来的一小间，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房租便宜，一个月三四块钱，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塞满了。住在里面的人一抬头就能看见屋梁上的蜘蛛网。但这样的地方偏偏住满了人——住满了写诗写小说的、画版画刻木刻的、翻译苏联小说到一半没钱买字典的、白天去码头扛麻袋晚上回来写剧本的。

柔石住在闸北一条弄堂的亭子间里。他的屋子朝北，常年不见太阳，墙上有一大片水渍，形状像一张哭脸。他在那间屋子里住了八个月，写了三篇小说和二十多篇散文。他的稿纸老是潮的，写上去的墨会洇开，字像长了毛。他后来给鲁迅看的那篇《为奴隶的母亲》，有一半是在这间亭子间里写的。另一半是在医院写的——那年冬天他得了肺炎，没钱住院，自己扛着。扛到第三天发烧烧到四十度，隔壁一个做裁缝的邻居把他送去了红十字会诊所。他住了七天院，趁护士不在的时候趴在病床边写完了后半段。出院那天他瘦了八斤，下巴尖得能当裁纸刀。

殷夫的亭子间在法租界一条叫"辣斐德路"的巷子里，比柔石那间还小。他的床是一块木板搭在两个条凳上，铺一条薄褥子，冬天盖一件旧棉袍。棉袍太薄了，他的脚趾头冻裂了，走路一瘸一拐。但他白天还要去走街串巷——他要送报。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到报馆领一摞《申报》和《新闻报》，骑一辆破自行车在法租界的梧桐树下穿来穿去，送到六点半，回来吃一碗阳春面，然后开始写诗。他写了一年，攒下四十几首诗，没地方发表。他把诗抄在练习本上，厚厚的三大本，放在枕头底下。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就拿出来读，读自己的诗，读到激动处坐起来，对着窗户外的月亮重新抄一遍。

有一回他路过一家印刷店，门口贴着一张红纸："承接各类印刷业务——请柬、喜帖、名片、书籍"。他站在那张红纸前面看了很久。老板正蹲在门口吃饭，见他站着不动，抬头问："先生要印什么？"殷夫摸了摸口袋，问了一句："印一本诗集，最便宜的，多少钱？"老板报了价，他听完没说话，又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玻璃门。玻璃门后面是一台他叫不出名字的机器，转着，哗啦哗啦地响。他后来一直记得那个声音。在他后来的诗里，好像总有那种哗啦哗啦的、转着的声音。

冯铿那时候已经从潮州来到了上海。她先是住在一个同乡家里，后来进了中华艺术大学旁听，再后来就搬进了自己的亭子间——在虹口的一条弄堂里，楼下一家是卖馄饨的，每天早上五点就开始剁肉馅，咚咚咚的声音从地板缝里传上来。她的桌子正对着那根剁肉的柱子，每天早上一听见咚咚声就起来写。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她在写一个剧本，关于一个女人。故事是照着姐姐冯素秋的影子写的。她写那个女人被关在黑屋里，写了整整一章，写那个女人用指甲在墙上刻字，刻了三个字，到死都没有刻完。冯铿写到这里停了两天，然后划掉了，重写。她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姐姐受过的苦，她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写不出来。但她还是写。写不完也得写。

这三个人那时候彼此还不认识。但他们有共同的朋友——一个叫"冯雪峰"的年轻人。

冯雪峰是这个时期最辛苦的人。他白天在左联筹备组里开会、联络、跑腿，晚上轮流去几个亭子间串门。他像一只蜘蛛，把这张网一点点织起来。他去柔石那里送鲁迅的批注稿，去殷夫那里拿新写的诗，去冯铿那里问她剧本写完了没有——他每次都要走很远，法租界、闸北、虹口，三头跑，跑得鞋底磨穿了，没钱买新的，垫了一层厚纸板继续跑。

那天晚上冯雪峰先去了柔石那里。柔石正在改稿——鲁迅说的那三处改动，他改了前两处，第三处一直没想明白。他趴在桌上盯着稿纸看了半天，眼皮打架了还不肯睡。冯雪峰推门进去的时候看见他这个样子，说："你这是要熬到天亮？"

柔石揉眼睛："先生在等我给他看第三处改得怎么样。我不能让他等太久。"

"先生不是让你自己想吗？急什么。"

柔石放下笔，转过头来。他的眼睛里有红血丝，但很亮。"雪峰，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先生那天，他跟我说了什么吗？他说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

冯雪峰坐下来。他知道柔石要说什么。

柔石说："先生看完我那篇稿子，说了一句话——'你写的是中国。'他说的不是'写得不错'，不是'有进步'。他说的是'中国'。他让我觉得，我写的那些苦，那些冷饭、那些跪在地上的膝盖、那些三十二岁就白了头的女人——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他也看见了。"

冯雪峰没有说话。他伸手拍了拍柔石的肩膀，说："所以你就更不能熬夜熬死自己。你死了，谁写中国？"

柔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说："你说话越来越像先生了。"

"废话。我天天在他那里泡着。他说的话从耳朵里灌进去，倒不出来了。"

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冯雪峰走的时候柔石已经把稿纸收起来了，说今晚不写了，明天早上想。冯雪峰下楼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亭子间的窗户——灯还亮着，但柔石确实趴到床上了。

冯雪峰又走了四十分钟，到了殷夫的法租界亭子间。殷夫正在灯下抄诗。他三天前用最后一点稿费买了一本新的练习本，封面是深蓝色的，他很珍惜。他把过去一年写的诗重新抄上去，字写得很小很密，一行一行填满纸页。

冯雪峰进门的时候殷夫没抬头，还在抄。他抄完了一首才放下笔，说："你来得正好。我给你念一首新的。"

殷夫站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咯噔响了一声，是冻的。他清了清嗓子，念：

"让死的死去吧，

我们的心并不害怕。

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人间少一些'死'。"

冯雪峰听完没有说话。他看见殷夫的脚趾头露在旧棉鞋外面，两个大脚趾都冻裂了，裂口像干涸的河床。他说："你先买双袜子。"

殷夫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说："没钱。"

"我借你。"

"借了也还不起。"

"那就不用还了。"

殷夫没再推。他坐下来继续抄诗。抄了两行又抬起头："雪峰，你说我这些诗，真的有人在看吗？报上发不了几首，练习本抄了三本，都在枕头底下压着。将来我死了，这些纸大概也就跟着烧了。"

冯雪峰站起来看了看窗外，法租界的梧桐树在路灯底下投下斑驳的影。他说："有人看。我今天刚从先生那里来。他说起过你译的那首裴多菲——他说你译得好。"

殷夫的眼睛亮了一下："先生真的这么说？"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殷夫低下头继续抄诗。他的笔尖走得很快，好像生怕慢了就会错过什么。冯雪峰走的时候殷夫也没有送，只说了一句"明天我去找先生"。

冯雪峰最后去了冯铿的亭子间。到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但冯铿还在写。她点着一盏很小的油灯，灯芯剪得很短，光只够照见稿纸那一小块。她侧着身子凑在灯前写，脖子弯成一道弧。

冯雪峰推门的时候先闻到了馄饨馅的味道——楼下的剁肉声已经停了，但余味还在，一股葱花混着酱油的气味从地板缝里浮上来。冯铿抬头看见他，第一句话是："你闻闻我这一身。全是馄饨味。"

"馄饨味比煤油味好闻。"冯雪峰在她对面坐下来——对面没有椅子，他坐在床沿上，"写到哪里了？"

冯铿把稿纸翻过来给他看。上面写着："她被关进黑屋的第三天，发现墙上有人在前面刻过字。她伸手摸那些刻痕，摸出三个笔画。第一个字的上半部分像一个'女'字。她猜那是'好'，猜完又觉得是'妈'。她不敢再摸了。"

冯雪峰看完这一段，说："她最后刻完了吗？"

"没有。她死了。"冯铿把稿纸翻回去，"我姐姐也没有刻完。她被关了一个月。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三个月后就走了。她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秋天来了。'"

冯雪峰看着她。油灯的光映在她脸上，鼻梁一侧有一小块阴影。她今年二十二岁。她的姐姐死的时候二十四岁。她正在写一部关于自己姐姐的剧——写得极慢，极细，像在给一个走远的人画一幅永远画不完的肖像。

"你打算什么时候写完？"冯雪峰问。

"不知道。写到哪里算哪里。要是写不完——"她顿了一下，"那就写不完吧。反正有人会接着写。你也是写东西的，你接。"她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得嘴角往上弯着，眉眼弯弯的，但冯雪峰没有跟着笑。他看着灯影里的她，觉得这姑娘说"你接"的时候，说得太轻松了，好像早就想过这件事。他说不上来那是勇敢还是别的什么。

从冯铿那里出来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冯雪峰站在虹口弄堂口抽了一根烟。初秋的上海夜里有一种特别的凉——不是冷，是那种一口吸进去能让脑子清醒的凉。他站在路灯底下，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在灯影里散开。

他在想，这些人——柔石、殷夫、冯铿、还有许许多多他不认识名字的在亭子间里点灯写字的人——他们图什么呢？稿费吗？那点稿费连房租都不够付。名气吗？他们写在练习本上的诗，大半辈子都发表不出去。自由吗？他们每天晚上对着稿纸绞尽脑汁的时候，身后可能就站着便衣。可是他们还是在写。

他在外套口袋里摸到一封信。下午收到的，信封上的字他不认识。拆开一看，是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短讯——"青年作家胡也频日前与女作家丁玲结为伉俪。"下面有人用钢笔写了一句"快来喝喜酒"。

冯雪峰笑了一下。他把剪报重新塞进口袋，把烟掐灭，往弄堂外走。他的脚步忽然轻快了一些。他想，还是有好事的。柔石在写，殷夫在抄，冯铿在刻她姐姐的"女"字，胡也频和丁玲结婚了。这个秋天，上海还很凉。但那些亭子间的灯都亮着。

那些灯在等什么？在等一个名分。一个把所有这些散落的人、散落的稿纸、散落的灯火拢到一起的名分。他们还不知道那个名分就叫"左联"。但它快了。它正在来的路上。

冯雪峰走完了这条弄堂，拐上了大路。大路两旁的法国梧桐开始落叶子了。一片黄叶旋下来，贴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拍掉，就让它贴着，一直走到下一个路口。

上海一九二九年的秋天，被一片梧桐叶子轻轻拍了一下肩膀。

第四章 完

第五章 中央干预

一九二九年底，上海的冬天来得比往年都猛。

闸北的弄堂里结了冰，行人在路上走得小心翼翼。亭子间里没有炉子，写字的人用棉被裹着腿，手指头冻得握不住笔，哈一口气暖一暖再写。柔石那间朝北的屋子，窗户玻璃上结了厚厚一层霜花，从里面看不见外面，从外面也看不见里面——正好，省得挂窗帘了。

就在这年冬天最冷的那几天，中共中央文委在上海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地点在法租界一家叫"公啡"的咖啡馆的二楼——这儿是左翼文化人常聚的地方，老板是个安徽人，对政治不关心，只认钱。只要你买一杯咖啡，坐一天他也不赶你。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不多：潘汉年、冯乃超、夏衍、钱杏邨、冯雪峰，还有两个从苏区过来的年轻人。潘汉年主持会议。他才二十四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棉袄，领子翻起来挡住后脖颈，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但他一开口，语气就像换了个人，利落、清晰、不拖泥带水。

他说："我找你们来，就一件事——论战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党外的以为我们是文人吵架，党内的以为我们是派系内讧。谁都不好看。"

创造社的代表冯乃超开口了，他是创造社后期的负责人之一，沉着，话不多："我们也有这个想法。但停战不是单方面的事，得谈。"

钱杏邨坐在对面，听了冯乃超这句话，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说："谈可以。但有条件——我们太阳社和创造社的意见是一致的，文学要为革命服务。这一点不能妥协。"

潘汉年看了他一眼，说："没人叫你妥协。也没人叫你退让。"他停顿了一下，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但你们骂鲁迅，骂了一年多了。骂出什么结果来了？他倒了吗？没有。他越写越多。你们再骂下去，他自己倒未必有什么事，你们的读者先跑了。"

钱杏邨沉默了一会儿。冯乃超低头喝茶。夏衍一直没有说话，他只是拿一支铅笔在便签纸上画东西——画了一棵树，树枝上没有叶子。

潘汉年说："上级的意见是：团结。一切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人都要团结。鲁迅是头一个要团结的对象。他在青年中的影响力，你们加起来都未必比得上。他不是敌人，他是不在组织里的同志。"

"不在组织里"——这四个字潘汉年说得很轻，但在座的都听懂了。鲁迅不是党员，从来没有申请过。但他所写的东西，他所站的位置，他的读者——那些每天在亭子间里点灯熬夜的年轻人——这些人是谁的群众？谁的都不是，但谁的又都是。

会议开到傍晚。窗外法租界的霓虹灯陆续亮了。潘汉年站起来说："就这样。你们回去各自做工作，把各自的人管好。我给鲁迅那边让冯雪峰去谈。一个月之内，论战停下来。明年春天之前，我们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名字我还没想好，但方向就这么定了。"

冯乃超站起来要走的时候被潘汉年叫住了。潘汉年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信封，递过去："这里面是你们创造社下个月的活动经费。省着用。"

冯乃超接过来，掂了掂厚度，点点头走了。钱杏邨跟在后面，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潘汉年一眼，想说什么又没说，也走了。

屋子里只剩潘汉年和冯雪峰两个人。潘汉年把桌上剩的半杯凉咖啡喝了，把杯子放下，忽然换了一种更轻的语气："雪峰，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鲁迅那边，能谈下来吗？"

冯雪峰想了想，说："能。他不怕我们骂，他怕我们不团结。"

潘汉年点了点头，把棉袄领子又拢了拢，说："那就靠你了。今年冬天，你什么事都不用干，就专心做这一件事——让鲁迅相信我们。"

冯雪峰走出公啡咖啡馆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法租界的路灯照在梧桐树光秃秃的枝干上，把影子拉得很长。他往闸北方向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在想潘汉年说的那句话——"让鲁迅相信我们"。

让鲁迅相信"我们"。这个"我们"包括创造社、太阳社、以及背后所有站在"革命"旗帜下的人。但鲁迅经历过"四一二"、看见过学生被杀、教过的人在监狱里被活活熬死——他凭什么相信"我们"？

冯雪峰站在路中间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答案。他继续往前走。冷风灌进领口，他缩了缩脖子。

后面一个多月，冯雪峰几乎每天都在鲁迅家里泡着。

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干脆从下午坐到半夜。他给自己找了个由头——说是替左联筹备组整理材料，需要鲁迅提供一些旧文献。其实谁都知道材料不急着要。他就是在那里坐着。

鲁迅也知道了。他只是不问。冯雪峰来的时候他该抄碑帖就抄碑帖，该写文章就写文章，偶尔停下来和他说几句话——谈读书，谈时事，谈弄堂对面新开的那家书店里的书又涨价了。就是不谈创造社，不谈太阳社，不谈文委。

有一天傍晚，外面下着冷雨，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碎的声响。冯雪峰坐在书房里看一本日本杂志，鲁迅在桌对面写一篇文章，写了几行停下来，忽然开口了。

"雪峰。"

冯雪峰抬起头。

鲁迅没有看他，看着窗玻璃上的雨水。他说："你天天往我这里跑，我知道你不单是为了借书。你背后的人想让我放下笔，专心跟着他们走。我说的对不对？"

冯雪峰把杂志放下了。他的手心开始出汗。他想说"不是"——但鲁迅的眼睛虽然没看他，却好像已经看了他很久。他说："先生……他们是想让您相信，他们和您是一个方向的。"

"一个方向？"鲁迅终于转过头来。他的眼神不锋利，甚至有点疲倦。但冯雪峰觉得自己被那眼神照透了。"一个方向的路，为什么分了岔？创造社的笔和我的笔，写的是一路话吗？"

冯雪峰张了张嘴。他想说"都是为了中国"，但话到嘴边他觉得太轻了。鲁迅替他接了："都是为了中国——我知道。但为了中国的路上，也是有高有低有岔口的。你们想让我走你们选的那条。那条路我走过没有？"他停了一下，"我走了一半，看见路边躺着死人。不是敌人的死人。是自己人的。"

雨声更密了。冯雪峰没有说话。他面前的茶杯已经凉透了，但他的手还握着杯壁，没有松开。

鲁迅把笔放下，身体往后靠了靠。他的脸色比冯雪峰刚来的时候差了一些——这一两年他的肺不好，晚上常常咳嗽，睡不了整觉。他说："你先回去吧。今天下雨，路上不好走。"

冯雪峰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住了，没有回头，说："先生，我们真的不是要您放下笔。我们是想要您替我们掌着这杆笔。"

身后没有声音。冯雪峰推开门走了。雨浇在他身上，冰凉的，他没有打伞，就那么走进了闸北的雨夜。鲁迅坐在书房里听见他脚步声走远，推上窗户。窗玻璃上的雨水在流，一道一道，像有人在玻璃后面哭。

那天晚上冯雪峰没有睡好。他半夜醒了一次，听见外面雨还在下，翻了个身又睡了。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条路上，岔口很多，每条岔路都伸向看不见的雾里。他站在路口，不知道往哪走。然后有人拍了他肩膀，回头看，是鲁迅。鲁迅说："往前走。哪条路都一样。重要的是别停。"

冯雪峰醒了。天还没亮。他坐起来摸黑穿鞋，心里想：今天再去一趟。

那天下午他再去的时候，鲁迅没有坐在书房里。许广平说先生在卧室休息，这两天咳得厉害，大夫说要多躺。冯雪峰站在书房里等了一会儿，鲁迅披着一件旧棉袍出来了，手里攥着一封信。

他把信递给冯雪峰，说："你替我转交给潘汉年。"

冯雪峰接过来。信封上没写抬头，只写了"潘汉年同志"五个字。他迟疑了一下，没有当面拆，把信揣进怀里。鲁迅看了他一眼，说："你可以现在看。"

冯雪峰拆开了。信不长，半页纸，鲁迅的字很稳，一笔一画像刻出来的：

"潘汉年同志：

来函拜悉。左翼作家统一之事，吾已思之良久。成仿吾、钱杏邨等批评我者，其志不在毁我，而在立一新文学之轨。此心可嘉。吾虽老，尚能辨香臭。愿与诸君共事。惟有一言相告——若此团体仅为一新式之衙门，则吾必不入。若真为文学与少年计，吾愿附骥尾。

鲁迅

十二月十七日"

冯雪峰把那封信看了两遍。他抬起头的时候眼眶有点发红。鲁迅已经坐回书桌前，拿起一份报纸看，没有看他。他站在那儿想说句什么，但喉咙里像堵着什么。最后只说了"先生"两个字。他攥着那封信的手指不自觉地用力，信封的边角被捏出一小道折痕。他赶紧松了松手，想把它压平，拇指在折痕上反复摩挲了两遍。越是想抚平，那道痕迹越是明显。他心里骂了自己一句。

鲁迅没有抬头，只说："去吧。跟潘汉年说，他说的那个组织，名字我提一个。叫'左翼作家联盟'。左翼，不作他想。作家，别搞成衙门。联盟，不是上下级。他要是同意，我就来。"

冯雪峰把那封信重新折好，贴在胸口放进口袋里。他出门的时候脚步快了很多，走到弄堂口几乎是在小跑。冷风灌进领口他也没有缩脖子。他一路穿过闸北，穿过法租界，穿过梧桐叶子落尽的街道，像跑在一条被重新照亮了的路上。

那封信后来被潘汉年小心地收在一个铁盒里，放着，跟几份党内重要文件放在一起。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冯雪峰提前半小时到了中华艺术大学的会场门口，替鲁迅占了一个前排的位置。鲁迅走进来的时候他站起来让座。鲁迅坐下来了。左联的牌子已经挂好了。潘汉年上台讲了开场词。然后鲁迅走上台去，面对满屋子的年轻作家，开口说："我们所要的是坚强的、韧性的战斗。"

他说"战斗"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往下看了一圈。他没有看冯雪峰。冯雪峰在底下坐着，听见这两个字，手心又开始出汗了。但这一次他知道，汗是热出来的。

一个月的论战停下来了。几十个亭子间的灯聚到了一个屋顶底下。冯雪峰站在会场最后面，靠着一根柱子，看着满屋子的人——有他认识的，有他不认识的，有骂过鲁迅的，有被鲁迅骂过的。他们都坐在一起了。他想起两个多月前那个雨夜，鲁迅问他"一条方向的路，为什么分了岔"。现在那些岔口都收拢了。至少在这一天，它们收拢了。

散会后他走出中华艺术大学，门口已经有人在贴标语。一张红纸贴着，上面写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落款时间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他站在那张红纸前面看了一会儿。上海三月初的春风还带着凉，吹在脸上却已经不疼了。他摸了摸口袋，口袋里还装着那封信的副本——鲁迅寄给潘汉年的那封。他决定把这封信誊一份，等会儿去亭子间念给柔石和殷夫听。

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应该知道有人替他们写过这样一封信。替他们这些住在亭子间里、写得手指头冻裂、还不知道稿子能不能发出去的年轻人，写过一封不肯弯下脊梁的信。

冯雪峰往弄堂里走了。春天来了。闸北弄堂里的桃花还没开，但枝条已经软了，翻着一点若有若无的青色。路面上昨天的积水退去了，露出一块干的、可以放脚踩实的地。他走过那些水洼，一步一步，走得不快，但很稳。

在他身后，中华艺术大学那扇黑漆大门敞开着。门里面还散着上午的板凳，还没收。阳光从门外斜斜地铺进去，铺满了半个教室的地面。像一条刚刚铺平的路。

第五章 完

第六章 成立大会

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上海，阴。

早晨七点刚过，冯雪峰就到了中华艺术大学门口。他穿着一件半新的灰布棉袍，领口扣得整整齐齐，头发用水抿过——他平时不怎么在意这些，今天特意梳了。他在门口站了片刻，看着那扇黑漆大门，门上贴着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几个字，墨迹还没干透。一个年轻人在旁边用小刷子把卷起来的纸边刷平，手有点抖，刷了三遍才贴服帖。

冯雪峰走进去。会场已经布置好了——一间朝南的大教室，摆了五排长条凳，最前面一张木桌，桌上铺了一块干净的白布，白布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灌满了水。冯雪峰看了看那张桌子，他认出那个搪瓷缸子是从学校食堂借来的，边上缺了一块瓷，露出生锈的铁皮。他在心里想：缺就缺吧。正好，不完美的东西才记得住。

九点钟开始有人来了。先是几个中华艺术大学的学生，搬着凳子往里挤，说是"旁听的"，挤进来就找个角落蹲着。然后是太阳社的人——钱杏邨带着四五个人走进来，穿一身藏青色的薄棉袄，比去年冬天见面的时候胖了一些，脸上有种刻意摆出来的从容。他在第二排靠墙的位置坐下，没有看冯雪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翻着。

接着是创造社的。冯乃超走在前面，身后跟着成仿吾。成仿吾一进门就四处看，目光掠过前排的座位，停在靠讲台最近的那个位置上——那里空着，没有人坐。他看了一会儿，走到第二排另一侧坐下了。冯乃超跟他一起坐。

郁达夫是单独来的，穿一件貂皮领子的旧大衣——那件大衣还是他在日本的时候买的，领子上的毛已经掉了不少，露出光秃秃的皮面。他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大衣脱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副银框眼镜戴上，眯着眼睛看满屋子的人。

十点左右，会场已经快坐满了。长条凳上挤着人，后面站着的更多，还有几个挤在门口踮着脚往里看的。空气里有汗味、油墨味、还有窗外飘进来的梧桐树芽的味道。有人在小声讨论，有人在传阅一张油印的纸——上面是今天大会议程。冯雪峰接过来看了一眼：开场、工作报告、选举执委、鲁迅讲话、闭会。简单得像一份食堂菜单。

十点二十分，潘汉年从侧门进来了。他穿了一件新的蓝布中山装，显然是为今天特意置办的，领口的扣子还锃亮。他走到桌前扫了一眼台下，然后低头看了看搪瓷缸子里的水，端起来喝了一口——冯雪峰注意到他喝水的手也在轻轻发抖。潘汉年放下缸子，清了清嗓子，说：

"开会了。"

底下的嘈杂慢慢矮下去。潘汉年用他那种不紧不慢的语速讲了几句开场——大意是"今天我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件大事"——话不多，但每个字都稳稳当当地落在屋子里，像把石子一颗一颗摆进水里。

然后他宣布：请鲁迅先生讲话。

这个名字一出口，整间屋子静了一瞬。连站在门口探头的那几个学生都不动了。鲁迅从侧门走了进来。

他穿着一件旧棉袍，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围巾围了两圈，遮住下巴。他走得不快，脚上是一双黑布棉鞋，踩在木头地板上几乎没有声音。他走到桌子后面站定，把那杯搪瓷缸子里的水往旁边推了推——给自己腾出一点桌面。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底下的人。

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隔壁教室墙上的钟在走。鲁迅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对于左翼作家联盟，我觉得有几点意见要提出。第一，我们是处在这么个时代——这个时代不会同情弱者。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同情自己，自己护住自己，自己往前走。"

他停顿了一下。下面没有人动。冯雪峰坐在第一排靠边的位置，他看见鲁迅放在桌面上的手是握着的，但没有攥紧。手指张开着，掌心贴着桌面，像一棵树把根扎进土里。

"第二，"鲁迅继续说，"我们所要的是坚强的、韧性的战斗。不是一时的热闹。热闹谁都会。热闹完了就散了。我们要的是另一种东西——是那种就算一败涂地、也还要站起来继续打的东西。"

他讲到这里又停了一下。这回他扫了一遍全场——从左边看到右边，从前面看到后面，像一个人在点数自己种下的庄稼。然后他说了最后一段话，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

"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笔底下留着的东西，比命长。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是替将来的人留的一盏灯。灯不大，但够照见脚底下的路。你们信不信？我信。"

他没有说"完毕"，也没有说"谢谢大家"。他讲完这段话，把双手收回来，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往台下走。经过第一排的时候冯雪峰站起来想扶他——他看见了鲁迅的手在轻微发抖。但鲁迅没有让他扶，自己走下了两级台阶，走到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坐下了。

他坐下之后，现场安静了好几秒。然后有人开始鼓掌。一开始是零星的，几只手在拍，像初春第一阵雨点打在瓦上；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整间屋子的人都在鼓掌。那个坐在第三排中间的钱杏邨也鼓了，他鼓得不太用力，掌心碰掌心，声音不大，但他在鼓。成仿吾坐在另一侧，没有鼓掌，也没有不鼓掌——他的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平平地摊着，像一张摊开的报纸。

潘汉年重新走到桌前，让掌声慢慢落下去。他宣布了执委会名单：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又宣布了"党团书记"由潘汉年自己兼任。底下的人听着，有人拿笔在纸上记，有人交头接耳。但声音始终不大，像还有人在回味刚才那段话。

散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人们陆续从中华艺术大学那扇黑漆大门走出来，三三两两的。弄堂口已经有人摆出了馄饨摊和阳春面摊，热气从锅里升起来，白蒙蒙一片。几个年轻作家蹲在路边一人端着一碗面吃，碗沿贴着下巴，吸溜吸溜的声音连成一片。

柔石也蹲在那儿。他刚才在会场坐的是最后一排——来晚了，前面没位置了，但他不在乎。他蹲在弄堂口捧着那碗阳春面吃得很专心，面汤热气扑在脸上，鼻尖上挂了一层细密的水珠。旁边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穿着薄薄的夹衣，肩膀瘦得像两块木板。

那人吃了一口面，忽然说："你刚才听见鲁迅先生讲的那段话了吗——'替将来的人留一盏灯'。"

柔石点头："听见了。"

那人又说："我是从广州来的。昨天刚到。"

柔石转头看了他一眼。那人的脸很年轻，可能还不到二十岁，眉骨很高，眼睛底下有一小块发青的阴影。"广州现在什么样？"柔石问。

"广州——"那人把碗放下来，两只手捧着取暖，"广州现在写东西的人都往上海跑了。我们那边太紧了。去年萧楚女走了以后，报纸上连'文学'两个字都不敢登了。"

柔石没有说话。他把碗里的面汤喝完了，把空碗放在路沿上。他想说点什么安慰这个从广州来的年轻人，但话到嘴边又觉得什么安慰都太轻了。他们经历的是一样的东西——检查、盯梢、不能发出去的文章、枕头底下压着的一叠稿纸。不需要多说。

弄堂口的梧桐树上已经有麻雀在叫，声音脆生生的。几个人吃了面陆续站起来走了，那个广州来的年轻人也走了，临走问了柔石的住址，说"改天来拜访"。柔石说了闸北弄堂的门牌号。那人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笑着走了。

柔石站起来的时候腿蹲麻了，扶着墙站了一会儿。他看见冯雪峰从大门口出来，身后跟着一个穿灰布长衫的高个子男人。那人脸上有一种很疲倦的神情——不是身体上的疲倦，是另一种，像是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终于可以坐下来的那种。

冯雪峰走过来对柔石说："这是鲁迅先生。"

柔石的腿还在麻，但他在那一瞬间站直了。他伸出手去，和鲁迅握了手。鲁迅的手是凉的，骨节很分明，握得不重，但很稳。

鲁迅看了他一眼，说："你是柔石？"

柔石点头。他的嗓子忽然有点紧，说不出更多的话。

鲁迅说："你上次那篇稿子，我后来又看了两遍。改得不错。下次写了新的直接拿来。"

柔石点头，还是说不出话。鲁迅没有再说什么，松开手，和冯雪峰一起往外走了。柔石站在弄堂口看着他们的背影走远，直到那两个人拐过巷口看不见了，他才想起来自己刚才忘了说"先生"——连"先生"两个字都没叫出来。他站了一会儿，忽然低头笑了一下。不是笑自己冒失，是笑别的——笑刚才鲁迅说"直接拿来"的时候，语气很随意，像在说一件明天就要做的事。好像这间联盟、这个组织、这条路，已经铺好了。他只需要往前走。

他转身往回走。经过那些还没收摊的面摊子时，他看见那几碗面汤还在冒着热气。面条已经捞走了，只剩下浅白色的汤，在初春的风里微微晃动着。

他继续走，脚步比来时快了一些。

中华艺术大学那间教室的门被最后离开的夏衍带上了。教室里空空的，长条凳歪歪斜斜地放着，搪瓷缸子里的水还没倒掉，水面映着窗外的天光——今天的天光不亮，灰蒙蒙的，但透过那半杯水看过去，竟也泛着一层浅浅的银色。鲁迅讲完话之后走下台来，在桌边停了一步。他把手里那根讲课用的粉笔头放在了搪瓷缸子旁边，靠着缸子的底座。粉笔头很短，只剩小指头那么一截，上面还沾着一点白灰。没有人注意到他放了这个动作，夏衍也没看见。后来那根粉笔头被冯雪峰收了起来。他把它包在一张白纸里，没有扔掉，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觉得那截粉笔还能写几个字。在它被磨得只剩一截之前，它在鲁迅手里写过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步路。

墙上的红纸还贴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几个字。墨干了。纸边被风吹得微微卷起来，像一页刚翻过去的书。

那是第一页。

第六章 完

第二卷 血与火

第一章 亭子间的灯火

左联成立之后，上海的春天好像来得快了一些。

当然，这是心理作用。闸北弄堂里的梧桐树该什么时候发芽还是什么时候发芽，卖馄饨的该什么时候剁肉馅还是什么时候剁。但冯雪峰走在路上的时候觉得脚步轻了。他去鲁迅家送材料的次数少了——因为现在有组织有分工了，不用他一个人三头跑——但他去亭子间的次数没少。那些点灯的年轻人，现在不仅是他的"联络对象"，是他的同志了。

柔石搬了一次家。从闸北那条不见太阳的弄堂搬到了虹口，楼下还是卖馄饨的，但窗户朝南，白天能照进来两个小时的太阳。他高兴坏了，在窗台上摆了一小盆葱——说是葱，其实是买馄饨的时候跟老板要的两根插在土里。那两根葱居然真的活了，绿油油的，柔石每天给它浇水，浇完水就坐下来改稿。

殷夫也换了个住处。他用冯雪峰借给他的钱买了一双厚袜子和一件旧棉袄——虽然春天来了，但他冻怕了，觉得备着总没错。他把那三本抄满诗的练习本重新誊了一遍，用新买的蓝墨水，字迹比原来整齐多了。他在第一本的扉页上写了"献给左联"四个字，写完了觉得害羞，又划掉了，改成"献给所有在夜里写字的人"。

但他到底还是没印成那本诗集。他路过印刷店的时候又进去问了一次，老板认出他来，说"先生又来了？"殷夫点了点头，站在柜台前面，看着墙上贴着的价目表。老板说"最便宜的也要这个数"，报了一个数字。殷夫听完没说话，又站了一会儿，说了声"谢谢"，推门出去了。玻璃门在他身后合上，那台机器还在转，哗啦哗啦的。他走出巷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玻璃门上映着他的影子，薄薄的一层，像随时会被风吹散。他想，那本诗集——再等等吧。他等了一辈子。

冯铿搬了三次。头一次是因为楼下剁肉馅的声音太大，她实在受不了了，搬到了法租界一个同乡的阁楼上。住了两个月，同乡的丈夫从乡下来了，一个满脸胡茬的男人，每天喝酒到半夜，回来砸东西。冯铿第二天就收拾东西走了，连押金都没要。第三次她搬到了虹口，和两个从潮州来的女学生合租——楼上楼下各住一间，共用一扇灶。这次她安静了。每天晚上那间阁楼的灯都亮到后半夜。

这一章要写的，就是这一年多——一九三〇年春到一九三〇年底——这些人在左联成立之后的日子。日子没有变好多少，稿费依然不够付房租，特务依然在巷口晃来晃去，查封的通知依然会不定期地贴在门上。但有一件事变了：他们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了。

四月中旬，左联在租界边缘租了一间房子做"办公室"——其实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亭子间，摆了两张桌子和几个凳子，用来分发刊物和开小组会。屋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台油印机，放在角落里用布盖着，夏衍说"这玩意比我们所有人的命加起来都值钱"——因为全靠它印传单、印通告、印那些正规出版社不敢接的稿子。

第一个用到那台油印机的，是一份叫《萌芽》的月刊。主编是鲁迅和冯雪峰，其实是冯雪峰在跑，鲁迅挂名帮着看稿。《萌芽》第一期印了一千本，在法租界几个卖旧书的摊子上悄悄卖，一个星期全卖完了。冯雪峰高兴得在亭子间里转了三圈，说"一千本，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全上海一年写小说的人加起来也没有一千个"。鲁迅听说了，只是说了一句"一千本不多，但够用了"——然后他把第二期的稿子看完，批了七个"可用"、三个"退回"、一个"再改"。

五月份，左联开始扩招。新的成员像春天的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冒出来——有从北平来的，有从南京来的，还有从杭州师范跑出来的学生，十七八岁，头发剪得短短的，一进办公室就掏出一沓稿纸说"我是来参加革命的"。冯雪峰每天要接待三四拨这样的人，说得口干舌燥，回到住处倒在床上就不想起来。但他起来的第二天照样去。他觉得"忙"是好事。忙说明有人在往这个方向走，忙说明路没有断。

柔石在这一年写完了他的中篇小说《二月》。这部小说他写了整整十个月，改了七遍。初稿是在那间朝北的亭子间里写的，第三稿是在搬完家之后在朝南的窗台上写的，第七稿是在左联的油印机旁边改完的——改完最后一个字的当天晚上，他抱着稿纸去了鲁迅家。

鲁迅在灯下读了三个小时。读完的时候已经半夜了。他把稿纸合上，抬头对柔石说："比《为奴隶的母亲》好。"说完这四个字他就没再说别的了。但他亲自给《二月》写了一篇序。序很短，只有四百字。里面有一句话："柔石的小说，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柔石拿到那篇序的时候在亭子间里站了很久，然后坐下来，把那四百字重新抄了一遍，贴在墙上——每天站起来就能看见的地方。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目光停在"骨子里"那三个字上。他想，骨子里——先生看懂了。那三个字比任何夸奖都重，因为它说的不是"写得好"，而是"你就是这样的人"。他那天晚上把那页纸从墙上揭下来，折好，放进了口袋里。以后出门的时候，他口袋里一直揣着那张纸，换衣服的时候也不忘取出来放进去。他后来跟冯雪峰说："先生写的那四百字，比我的小说还沉。"

殷夫在这一年翻译了更多的诗。裴多菲、拜伦、雪莱、海涅，他都译。他的译本有一个特点——不管原文是什么语言，译出来的句子都短促、硬朗，像石头碰石头。他说"太长了的句子，喘不过气来"。他每天送完报回来译两三个小时，译完了抄在练习本上，四个多月下来又攒了大半本。有一次冯雪峰来看他，他说："雪峰，等我译完这一本，想出一本诗集。"

冯雪峰说："好，我帮你想办法。"

殷夫说："不用什么大出版社。油印也行。印一百本，寄给各个学校的读书会，让他们传着看。谁想看就拿走，不用还。"

冯雪峰看了看他那双还穿着旧棉鞋的脚——春天来了他还没换鞋，脚趾头已经不裂了，但鞋底磨穿了，垫的那层厚纸板露在外面。他说："你先买双布鞋。"

殷夫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说："等诗集出来了再说。"他说得轻描淡写，好像那本诗集一定会印出来一样。冯雪峰没有拆穿他。他也觉得——会印出来的。应该会。

这一年秋天，冯铿的剧本写完了。她那个关于姐姐的故事——《月下》，写了十一个月，中途推翻了两次，重写了三次，最后一稿是在第三次搬家之后的阁楼上写完的。写最后一幕的那个晚上她没有睡，写到天蒙蒙亮，女主角在墙上的那个"女"字终于刻完了。冯铿写完最后一个标点，把笔放下，坐在那里很久没有动。然后她忽然趴在桌上哭了。哭完了又笑了。笑完了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虹口清晨灰色的天，有鸽子从屋顶飞过。她看着那些鸽子想，姐姐，我替你刻完了。

剧本后来交给了左联组织的"戏剧讨论会"。田汉看了，夏衍看了，几个戏剧组的成员传着看了。田汉看完说了一句话："这个戏，能排。"冯铿听了那四个字，觉得自己这一年多的每一个晚上都没有白熬。

冬天又来了。一九三〇年底的上海比去年更冷。但亭子间的灯比去年更多。柔石在改《二月》的清样，殷夫在抄新译的拜伦，冯铿在写第二个剧本——关于一个女工的故事。他们在同一座城市的不同角落里做着同一件事。那台油印机从夏天到现在就没停过，每月印出刊物、传单、通告，像一只不会累的胃，把那些写下来的字吞进去，再一张一张地吐出来。

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冯雪峰把柔石、殷夫、冯铿三个人叫到了左联办公室。他脚上那双磨穿了的鞋终于换了——新鞋是夏衍帮他买的，黑布面，胶底，走起来没什么声音。他坐在油印机旁边的小凳子上，说话的时候嘴里呼出白气：

"明年一月份，组织要开一个会。不大，十几个人的。到时候你们几个都来。"

柔石问："什么会？"

冯雪峰顿了顿，说："不一定是好消息。上面最近在抓人。上个月北平那边已经抓了一批，南京也有。上海这边迟早的事。开会的时候正好大家碰个头，商量一下怎么应对。"

三个人都没有说话。殷夫翻着手里的练习本，冯铿靠在墙上，柔石看着窗外的夜色。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油印机旁边的煤油灯在微微地晃着光。

过了好一会儿，柔石开口了："好。到时候来。"

殷夫把练习本合上，也点了点头。冯铿从墙上直起身来，说："我新写了个剧本的提纲，到时候带过来给你们看。"

冯雪峰看着他们三个，想说句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想说"注意安全"，但这话说了太多遍了，再说就显得像在提醒他们死期。他改口说："那天带点吃的来。我买两斤花生。"

三个人都笑了。殷夫笑的时候嘴角往上翘，牵出一道浅浅的弧线，像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冯铿笑得眉眼弯弯的，鼻尖上还有一点没洗掉的墨渍。柔石笑得很淡，但眼睛是亮的。

他们散了。冯雪峰最后一个走，他把油印机重新盖上布，把煤油灯吹熄，带上门。站在门外的冷风里他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明天还有人来。后天也有。只要这扇门不关，就会一直有人来。

他不知道，这扇门还开不了多久了。

第二卷 第一章 完

第二章 东方旅社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晴。

冬天的太阳照在法租界的梧桐树上，光秃秃的枝干把影子切碎，铺在柏油路面上。三马路和四马路交界的地方，有一家叫"东方旅社"的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门面不大，门口挂着一块搪瓷招牌，白底红字，褪了色，但还能看清"东方旅社"四个字。这家旅社开在法租界边缘，房租便宜，进出门的人杂，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两边都管不着——正是"开会"的好地方。

上午十点，李伟森先到了。他是五个人里年纪最大的一个，二十八岁，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老练、沉得住气。他在前台登记了一个房间——三楼靠里的一间，然后上楼，把门窗检查了一遍，坐下来抽烟，等人。

十点半，柔石到了。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周围的街面——卖香烟的小贩蹲在对面墙根底下打盹，一个报童举着《申报》在人行道上跑过去，声音尖尖的："号外号外——全国运动大会开幕——"他等了约莫三分钟，才推门进去。

十点四十五，冯铿到了。她穿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围巾把半张脸都遮住了——只露出一双眼睛。她在门口停了一下，往柜台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没有登记，径直上了楼。李伟森在三楼楼梯口等着她，两个人对了一下眼神，李伟森往后让了让，让她先走。她进了房间，把围巾解下来，里面那张脸被捂得红扑扑的。

十一点，胡也频到了。他没有直接进旅社，先在不远的报摊上买了一份《申报》，站在路边翻了一会儿，翻了大概有两三分钟的样子，才不紧不慢地往东方旅社走过去。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侧头看了一眼——隔壁弄堂口站着一个人，穿着黑色短大衣，帽檐压得很低，手里也拿着一份报纸，但报头是倒的。胡也频没有再看第二眼。他推门进去了。上楼的时候步子不快不慢，像来投宿的旅客。

最后一个是殷夫。他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半了。他没有绕路，没有买报纸，没有在门口停留——他从巷子另一头直直地走过来，穿着那件旧棉袄，围巾只围了一圈，露出下巴尖。他推门进去的时候脸上甚至带了一点笑。前台的人问他住店吗，他说"找人"，然后噔噔噔上了楼。

走到巷口的时候，他忽然看见一个人——一个他认识的记者，以前在《申报》干过。两人在巷口面对面碰上了，那人看见他，说："殷夫，去哪儿？"殷夫说："走亲戚。"那人笑了一下："你这件棉袄穿了一冬天了，也不换一件。"殷夫也笑了一下，说："穿得惯。"然后两人错身过去了。殷夫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心里忽然动了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人的背影已经拐进了另一条巷子，看不见了。他想，也许是碰巧。他继续往旅社走，步子没有慢下来。

门虚掩着。他推进去的时候屋里五个人已经齐了——柔石坐在床边，冯铿坐在唯一的椅子上，胡也频靠窗站着，李伟森坐在桌前。殷夫进来的时候冯铿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今天怎么这么慢？"

殷夫说："碰到个熟人，说了两句话。"

"谁？"

"一个记者。以前在《申报》干过，现在不干了。他问我去哪里，我说走亲戚。"

冯铿把围巾重新围上——这间屋子暖气不足，坐久了还是冷。她说："亲戚。你哪来的亲戚在上海。"

殷夫没回答，笑了一下，在床沿另一头挤着坐下了。

李伟森敲了敲桌面。他用指节轻轻叩了两下——嗒嗒。屋子里安静下来。他说："今天叫你们来，是传达一下上面的精神。北方和南京那边的形势都在收紧了，上海很可能跟着来。咱们这批人，能散的尽量散，不能散的——"他停了一下，"不能散的，要提前想好后路。"

柔石问："什么叫'不能散的'？"

李伟森看着他，顿了顿，说："你觉得你是能散的还是不能散的？"

柔石没有说话。他没有回答，因为他心里清楚——他不能散。他的妻子在乡下，两个孩子还小，但他不能回乡下。鲁迅把那篇《二月》的序写完了，今天早上刚托人送来，他还没有来得及给先生回话。他在上海的稿子还有三篇没改完。他能散到哪儿去呢？

胡也频站在窗边开口了："丁玲那边我已经跟她说好了。如果出事，她带孩子回湖南。"

冯铿说："我没有家。我不用跟任何人说。"

殷夫低着头，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他没有说自己的安排，只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开始？"

李伟森说："快了。这个月。你们每个人……"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了一眼——楼下的街道上，那个穿黑色短大衣的人已经不见了。路边只剩卖香烟的小贩还在打盹，太阳照在他的肩膀上，暖洋洋的，看不出什么异常。李伟森把帘子放下来，转过身说："你们每个人……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再单独去左联办公室了。有事通过冯雪峰传话。"

他刚说完这句话，门外就传来脚步声。

——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杂沓的，沉重的，踩着木楼梯往上涌。冯铿第一个站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椅子腿在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耳的响。胡也频从窗边往门口走了两步，殷夫已经从床沿上弹起来了，柔石站在屋子中央，两只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李伟森声音很低，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别慌。别开门。"

来不及了。门被一脚踹开了。

五个穿黑大衣的人冲进来——两个人手里端着枪，另外三个空着手，但腰里鼓鼓囊囊的。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圆脸，戴鸭舌帽，嘴角挂着一丝笑——那种笑不像是在对人笑，像是在对所有他知道但还没抓到的人笑。

他扫了一眼屋子里的人，一个一个看过去，然后把目光停在柔石脸上。他说："柔石先生，久仰。请跟我们走一趟。"

柔石没有说话。他慢慢把手插进棉袄口袋里——那里面有一张纸，是鲁迅今天早上托人送来的《二月》序的手稿，他还没来得及细看，只是折好了放在左口袋里。他的手指碰到那张纸的边缘，没有往外掏，只是轻轻按了一下。

殷夫往前迈了一步。他那张年轻的脸上没有惊慌，没有恐惧，甚至没有愤怒——他的表情很奇怪，像是在等这一刻等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反倒松了一口气。他说："走吧。"

冯铿把围巾又围了一圈。她的动作很慢，很仔细——把围巾的一头绕过脖颈，另一头从前面绕过去，打了个结。打完结之后她把棉袄的衣襟整了整，像是要出门串个亲戚。然后她站到了殷夫旁边。

胡也频从窗边走过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到了柔石身后。李伟森站在桌前没有动。他看着那些黑衣人的枪口，眼神没有躲闪。他说："我是共青团中央的。跟他们几个没关系。抓我一个人够了。"

为首的那个鸭舌帽摇了摇头："李伟森先生，您这话说得太客气了。我们很荣幸——今天能把五位先生都请到。"

——"五位"。他说的是"五位"。他们早就知道今天这里会有五个人。从殷夫在巷口碰见那个"熟人"开始，从那个卖报纸的黑衣人手里的报纸倒着拿开始，这条街上的每一步，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下楼的时候，冯铿走在最前面。她的脚步很稳，灰围巾把半张脸遮着，只露出眼睛。经过旅馆前台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前台的小姑娘正抬头看她，眼神里有惊讶也有恐惧。冯铿看了那个小姑娘一眼，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继续往外走。

门口的太阳照在法租界的路面上，白花花的。路边那个卖香烟的小贩还在打盹——他已经打了两个小时的盹了，姿势没变过。报童还在举着报纸跑过来跑过去，嘴里喊着"号外号外"。

东方旅社的搪瓷招牌在日光里白得发亮。

五个人被塞进两辆黑色轿车里，开走了。从三马路拐上四马路，再拐进一条窄巷，巷子尽头是一扇灰铁门。轿车在门前停下来，车门打开。冯铿先下来。她回头看了一眼来路——法租界的梧桐树在正午的阳光下投出一地细碎的影，有人在树影底下慢慢地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她收回目光，走进那扇灰铁门里去了。

那天下午四点钟，冯雪峰去东方旅社对面的馄饨摊上吃了一碗馄饨。他去的时候那家旅社的门口一切如常——进进出出的人，前台的小姑娘趴在桌上打瞌睡，门口的搪瓷招牌白得发亮。

他吃了半碗馄饨，站起来走了。走的时候没有往旅社多看——他不需要看。他已经从一个今天上午在附近做小买卖的线人那里得到了消息：人抓了，五个。车往龙华方向去了。

冯雪峰走出那条巷子的时候，冬日的太阳正往西斜。他站在路口停了一下，把剩下的半个馄饨钱放在摊子上，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要去大陆新村。他得告诉鲁迅。他得让先生知道——柔石今天出门的时候，口袋里装着那篇《二月》序的手稿，还没有来得及回话。

他走着走着，忽然觉得鞋底有点薄——砂石路面上的小石子隔着鞋底硌脚。他想起来，这双鞋还是夏衍给他买的，穿了快两个月了。他想，也该换一双了。但他没有停下来换鞋。他继续走，走过法租界，走进闸北的暮色里去了。

第二卷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龙华塔下

一月十七日当天晚上，五个人被分开关押了。

柔石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间单人牢房里，墙根渗着潮气，地上铺着薄薄的稻草，散发出一股霉味。他坐在稻草上靠着墙，把口袋里的稿纸掏出来。那张稿纸上写着鲁迅的序，字迹工整而沉稳，墨迹在牢房昏暗的光线下呈现出柔和的褐色。他把那页纸放在膝盖上展平，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一遍，折好，放回口袋。然后把口袋扣子扣上了。

对面牢房里关着冯铿。她坐在地上，把那件毛背心脱下来叠好，放在膝盖上。毛背心是红色的，在暗沉沉的牢房里格外扎眼。她摸了摸下摆的那根线头——还是没织完。她想起那个秋天许峨把这件背心送到看守所来的情景：隔着铁栅栏递进来，一句话也没说，眼神在她脸上停了几秒就走了。她那时候觉得"没关系，等出去了再织完"。现在她靠在这间冰冷的牢房里，把这个"等出去了再织完"的想法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殷夫关在柔石的斜对面。他靠着墙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在不到三步宽的牢房里来回走。走了一会儿又坐下。坐下之后他开始背诗——不出声，嘴唇动，默诵自己译过的那首裴多菲。背完一遍又背第二遍。他需要做点什么。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脑子里会想一些他不想想的事情。他背到第七遍的时候，停住了。他在想，那本诗集——练习本上抄的那些诗——等不到了。他把这个想法按下去，继续背第八遍。

胡也频和李伟森关在同一排的另一头，隔了几间空牢房。胡也频进来之后一直坐着没动，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他小时候在福建乡下见过发大水，水从山上冲下来的时候，山脚下的人就是这种表情——知道该逃，但已经来不及了，就站定了，等着。他此刻就是那个表情。

李伟森在隔壁。他进来之后先检查了一遍牢房：墙角、屋顶、门缝。检查完了他在门边坐下来，闭上眼睛。他像在计算什么——天数、距离、所有可能和不可能的事。

第二天，一月十八日。

五个人被分别提审。审讯室在一楼，木门，木桌，对面坐着两个穿制服的人，桌上一盏台灯，光直直地照着受审者的脸。柔石被带进去的时候，对面的人问他的名字。他说了。又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写小说的。对面的人笑了一声，说"写小说的？写什么小说？"柔石说《二月》。《二月》——那人把这两个字记在纸上，然后问："《二月》写什么的？"柔石说写一个年轻人从外面回到家乡，发现家乡已经变了。那人又问："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回去？"柔石想了想，说："因为他回不去了。"

审讯停了大约三秒。对面的人换了个问题，问其他四个人的情况。柔石没有回答。那人又问了第二遍。柔石还是没有回答。于是他被带回了牢房。走的时候他听见身后那个人说了一句"倒是嘴硬"——语气里不像是生气，更像是觉得麻烦。

冯铿被审的时间更长。她坐在那盏台灯底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很直。对面的人问她认不认识李伟森，她说"认识"。问她怎么认识的，她说"开会"。什么会？"文学会"。那人又问"文学会是干什么的"，她说"讨论怎么写小说"。那人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从桌子里拿出一张纸——上面是当天在东方旅社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的清单：几页会议提纲、一份油印传单、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冯铿看了一眼那张纸，又把目光收回来了。她看着自己膝盖上的手，说："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是谁的。"

那人拍了一下桌子。台灯的灯罩晃了一晃。冯铿没有动。

殷夫被审的时候一直很安静。他回答每一个问题，但回答的内容都像提前写好了背熟的——名字、年龄、籍贯、职业。问其他事情一概"不知道"。他的声音很平，不抖也不硬。审讯的人被他那种过于配合的态度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翻来覆去问了半个多小时也没问出东西来，最后摆摆手，让带回去了。

胡也频和李伟森也一样。五个人，谁都没有说出更多的东西。一月十八日傍晚，审讯结束。五个人被关回各自的牢房，走廊里安静下来。

第三天，一月十九日。

看守所送来的饭变了——比前两天的稍微好了一些，碗底多了一片肉。柔石看着那片肉，没动。他把饭吃了，肉留到最后，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完了。吃完之后他把碗放在门口，坐回铺上，掏出那张鲁迅的序，又看了一遍。他这次看的是最后一句。鲁迅写的是："柔石的小说，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他看着"骨子里"那三个字，忽然轻声说了一句："先生，您写对了。"他把纸折好，放回口袋，靠着墙闭上了眼睛。

冯铿那天上午把毛背心穿上了。她前一天晚上翻来覆去没睡好，牢房里的冷气从地面渗上来，薄薄的稻草挡不住。她把那件背心套在棉袄外面，红色毛线裹住她的肩膀和胸口，温温的，像有个人抱着她。她低头看着下摆那根线头，忽然伸出手指把它捻了一下。她想，如果来得及出去，要把这一针织完。她想了很久，然后对自己说：织不完也没关系。反正有人会接着织的。

殷夫那天没有再背诗。他坐在铺上，在墙面上用手指画画——画了一棵树，没有叶子。画完了又擦掉，重新画了一只鸟，翅膀张着。画着画着他的手指停了，他靠着墙，看着那只鸟，看了很久。他后来把那只鸟擦掉了，在原来的位置写了几个字。是裴多菲那首诗的最后一句，他译过的——"若为自由故"。写完了他靠着墙闭上眼睛。

一月二十日。没有任何动静。

一月二十一日。也没有。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走廊里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急促的，短促的，像一只皮球在水泥地上弹跳。然后铁门被拉开的声音，一声接着一声。柔石从铺上站起来。他听见脚步声停在了自己这扇门外面。然后是开锁的声音。

他站起来的时候把那页稿纸从口袋里掏出来，握在手里。铁门开了。两个士兵站在门口，手里没拿枪——用不上枪了，这里没有人会反抗。其中一个说："柔石，出来。"

他走出去，经过殷夫的门口。殷夫也出来了，两个人在走廊里对了一下眼神。殷夫笑了一下——很轻很轻的笑，像是上课铃响了他站起来准备往教室走的那种。柔石也笑了一下，然后他们被推着往前走。经过冯铿的门口时她已经在走廊里了，灰色围巾围了两圈，红色毛背心露在棉袄外面，像冬天枯枝上最后一颗野果。她看见他们，嘴唇动了动，没有说话。她把那根线头又往里塞了塞，手放下来的时候指节是白的。

胡也频和李伟森从走廊另一头被带出来。五个人在走廊尽头汇合了。一个军官走在前面，身后跟着六个士兵。他们被领着走出看守所的大门，穿过一条窄长的甬道，尽头是一扇小铁门。铁门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地。早春的月光铺在地上，白得近乎刺眼。

柔石走出去的时候觉得脚底下的地有点软——是草。冬天枯掉的草，被踩了一整个冬天，倒伏在地面上，踩上去沙沙地响。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脚——那双黑布棉鞋是来上海的时候妻子给他做的，穿了快两年了，鞋底的布面已经磨薄了，能感觉到枯草透过鞋底扎进脚心。

他抬起头来。空地东边有一座塔。龙华塔。月光照在塔身上，灰白色的砖面一片一片地亮着，像旧骨头的颜色。他忽然想起鲁迅那篇序里的一句话："我们这些人，都走在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路上。走到哪里算哪里。但走到的地方，要留下脚印。"

他那时候觉得鲁迅说得对。现在他站在这片空地上，冷风从塔的方向吹过来，吹得他衣摆翻动。他忽然想，先生，我这双脚印，算是留下了吗？

冯铿站在他左边。她抬头看着那座塔，忽然轻声说了一句："桃花开了。"

柔石转头看她。空地的边缘有一株野桃树，光秃秃的枝丫上居然真的挂着几朵花——稀稀疏疏的，粉白色的，在月光底下像薄薄的雪片。二月的上海，这株桃树开早了。但它的确开了。

冯铿看着那几朵桃花，忽然觉得好笑。她想起自己剧本里那个女主角，在黑屋里用手指刻字，刻了那么久，到死也没刻完。她以前觉得那是个悲剧。现在她站在这里，看着早开的桃花，忽然想，刻不完就刻不完吧。花也不是每朵都开的，开早了的谢得也早。但开过了就行了。她把这个念头在脑子里放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挺直了背。

军官站在他们对面，手里拿着一张纸，开始念。声音不大，像在念一份发货单。听不清完整的句子，只有几个词被风吹过来又刮走："……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念完了。军官把纸折起来，退后两步。六个士兵端起枪。

冯铿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毛背心上红色毛线在月光里泛着暗沉沉的光。她伸手摸了摸下摆那根没织完的线头，把它往里塞了塞，然后抬起头，看着那株桃树。她笑了一下。很轻的，只有她自己知道。

殷夫站在队伍的另一头。他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但他的口型能辨认出来——他在念那首诗的最后两句。他念的是："若为自由故——"然后他停了一下，用更轻的声音念了第二个词。那个词不是中文，是英文。他念的是"Love"。他的嘴唇收住，合上，站直了，等。

枪响了。

第一排。胡也频倒下去。面朝下，一只手攥着拳头。

第二排。柔石倒下去。他手里的那页稿纸从指间滑落，落在枯草地上，月光照着纸面上的字——"柔石的小说，是从骨子里长出来的。"风翻了一下纸页，把那些字盖住了。

第三排。冯铿中枪了。她身体晃了一下，没有立刻倒。她低头看了一眼胸口的毛背心——暗色的痕迹正在毛线上洇开。她伸手又摸了一下那根线头，手指在那里停了一秒。然后她倒下去了，脸侧向那株桃树的方向。桃花的花瓣在月光里轻轻颤了一下。

第四排。殷夫还站着。他嘴唇还在动——这一次所有人都看清了。他说的最后两个字是"——"的声音没有发完，枪响了。他倒下去的时候脸上没有表情，眼睛是睁着的。他说完了他最后想说的话。那句裴多菲的诗，他译过，背过，在练习本上抄过。现在他说完了。

李伟森是最后一个。他没有看塔，没有看花，没有看任何人。他站在月光底下站得很直，枪响之前他闭上了眼睛。然后他也倒下去了。

风没有停。龙华塔的塔尖在月光里一动不动。那页稿纸在枯草地上被风翻了一下，又翻了一下，像一只在黑暗里扑腾翅膀的小鸟。然后它被吹到了冯铿的手边，停住了。纸角挨着她那根没织完的线头，像两个人挨着坐了一夜，什么话也没说。

第二天早上，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年轻文书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了那页稿纸。他捡起来，看了看上面的字——认不出是谁的字迹，也看不懂"从骨子里长出来"是什么意思。他把那页纸折好，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什么也没跟别人说。后来他退伍了，那页纸一直跟着他，夹在一本旧笔记本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十九年之后，一九五〇年，龙华烈士陵园动工。工人们在那片空地的地底下挖出了一件红色毛背心——毛线已经朽了，一碰就碎，但形状还在。弹孔密密麻麻，从前胸穿到后背，像有人用针线在胸口缝了一排扣子。一个老工人蹲在地上，把那件毛背心轻轻托起来，毛线在他手掌里碎了几根，掉进泥土里。他没有说话。旁边一个年轻人问："这是什么？"老工人看着那件背心，说："这里头织着一个人呢。"

那天下午有风。从龙华塔的方向吹过来，把地上的碎毛线吹走了一些。有一根红色的线头落在旁边的枯草丛里，风吹了吹，又吹了吹，终于把它吹到了月光照不到的地方。

没有人再捡起它了。

第二卷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为了忘却的记念

消息传到鲁迅耳朵里，已经是二月下旬了。

那天冯雪峰来得比平时晚。鲁迅坐在书房里等他，桌上摊着一份《申报》的校样——他最近在给《申报·自由谈》写专栏，每星期两篇杂文，稿费不多，但够买几包烟和几刀稿纸。他把校样看了两遍，改了三处标点，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冯雪峰往常下午三点准到，今天快四点了还没来。鲁迅把校样放下，点了一根烟。

门响的时候那根烟已经烧了半截了。冯雪峰推门进来，没有像往常那样脱外套——他穿着一件旧棉大衣，领子竖着，遮住下半张脸，进门之后也没有放下。他站在门边，看着鲁迅，过了好几秒才开口。

"先生。"他说了这两个字之后停了很久。鲁迅把烟灰弹掉，说："知道了。"

冯雪峰的肩膀往下塌了一点。鲁迅看着他，没有问是谁。冯雪峰还是说了："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一月十七号抓的。二月七号夜里——"他停了一下，把那个词咽下去，"没了的。"

鲁迅手里的烟烧到了尽头。他没有扔，也没有掐，就那么看着那截烟灰弯下去，在指尖断掉，掉在桌面上。然后他慢慢把烟蒂搁进烟灰缸里，端端正正的，像放一件怕碎的东西。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上海的冬天没有走干净，二月底的风仍然带着凉意，从窗缝里渗进来。

冯雪峰站在门口，没有跟过来。他看着鲁迅的背影——那件旧棉袍穿在身上显得空荡荡的，后背的布料微微弓着，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过了很久，鲁迅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没有变，但声音哑了一些："柔石——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冯雪峰说："没说。我打听过了，什么都没说。五个人，都没说。"

鲁迅点了点头。他走回桌前坐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叠新稿纸，摆正。然后又合上了，放进抽屉里。他对冯雪峰说："你先回去吧。这几天不用来了。"

冯雪峰站在那里没动。他想起上次来的时候柔石还坐在书房里，和鲁迅讨论《二月》的最后一章。当时鲁迅笑着说"你写完了我来写序"，柔石说"先生写的序比我的小说长"——两个人都在笑。冯雪峰退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鲁迅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天色暗下来了，他没有开灯。他在黑暗中坐了很久，久到楼下的弄堂里传来家家户户的晚饭声——炒菜的油烟味从窗户缝里钻进来，混着煤球炉子的气味。他忽然觉得自己饿了。但他没有去吃饭。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他的手指顺着书脊一排一排地滑过去，停在一本书上——柔石去年送他的《二月》初版本，薄薄的一本，封面是浅蓝色的。他把它抽出来，翻了翻。扉页上柔石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给先生。这是我用最笨的力气写的一本书。"鲁迅看了那行字很久。然后他把书放回原处，从抽屉里重新拿出那叠稿纸。

他坐下来，拧开台灯，拿起笔。他在稿纸第一行写了标题：《为了忘却的记念》。写完之后他没有立刻动笔。他看了那六个字一会儿——"为了忘却的记念"——他忽然觉得这六个字本身就是一句谎话。真正想忘却的人，不会写记念。

他写第一段。写得很慢，像在摸索着走路：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忘却"——他又写了一遍这个词，笔尖在最后一个字上停了一瞬，然后继续往下走。他把柔石的名字写出来了："柔石，原名赵平复。"他写柔石的家在浙江宁海，写他"面貌虽然和善，心底里却藏着一种硬气"，写他第一次来家里的时候还穿着乡下的布鞋，鞋底沾着泥。他写到"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然后他停下来，对着"方孝孺"三个字看了很久。方孝孺，明初的大儒，被灭十族也不肯低头。柔石也姓赵。但赵家没有十族可灭了。赵家只有他一个人。

他继续写。写他们如何在亭子间里谈文学，如何从创造社的围剿聊到苏联小说，柔石总是安静地听，听完说一句"先生说得对"——但下次来的时候他会带着自己的观点来，温和地、固执地、一字一句地把它说完。鲁迅忽然停下笔，他想起一件事。去年秋天柔石来的时候，给他带了一包家乡的茶叶，说"先生，这是我母亲自己炒的，您尝尝"。那包茶叶他还没喝完。他拉开抽屉——茶包还在角落里，用牛皮纸裹着，系着一根红绳。他拿出来打开，里面的茶叶已经发陈了，但那股清香还在。他闻了一下，然后包好，放回原处。他把那包茶放在桌上，看了一会儿，拧开茶叶罐的盖子，放了一撮进去，冲了开水。茶汤清浅，泛着淡淡的黄绿色。他喝了一口，苦的。又喝了一口，还是苦的。他把那一杯喝完了。喝完之后他觉得，柔石最后尝到的滋味，大概也是这一种。

文章写了一个多星期。他写写停停，常常写了一页又撕掉，重新写。写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这一句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顿了很久，然后他划掉了"很好的朋友"，改成"很好的青年"。他写完了，放下笔，把稿纸从头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念了出来："月光如水照缁衣。"那是他在诗里的一句。原诗是写给冯铿和殷夫他们的。现在他把它放进这篇散文里了。

三月中旬，文章发表了。刊在左联办的一个内部刊物上，油印的，印数不多，只发给了少数几个人。冯雪峰拿到那期油印刊物的当天晚上读了一遍，读完又把第二页上写柔石的那段重新看了一遍。他坐在左联办公室的那台油印机旁边，灯亮着，四周是空的。他看着那段文字，忽然想起一月十七号那天下午他去了东方旅社对面的馄饨摊。他想起当时那碗馄饨他吃了半碗就吃不下了，剩下的半碗搁在摊子上，老板娘想倒掉，他说"别倒，我一会儿再来"。他没有回去。那半碗馄饨后来不知道被谁吃掉了。他坐在油印机旁边，把那期刊物叠好，放进口袋。口袋里有样东西硌了一下他的手——是柔石上个月给他的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月》第二版的样书。柔石说："先生帮我写的序收在第一篇，我拿到样书第一个给您看。"那本样书他还没来得及看。

那天晚上鲁迅也重新翻开了那期油印刊物。他看了一遍自己的文章，然后把刊物放在桌上，拿起那包柔石母亲炒的茶叶，又泡了一杯。茶水清浅，泛着淡淡的黄绿色。他端着那杯茶，走到窗前。窗外是闸北初春的夜色，梧桐树还没有发芽。远处有灯光，零零星星的，分散在各处的亭子间里——那些灯火和柔石曾经亮过的那一盏、冯铿曾经亮过的那一盏、殷夫曾经亮过的那一盏，在同一个春天里微微地烧着。他看着那些灯火想：五个人的灯灭了，但还有别的灯在亮。有人会继续点下去。有人会的。

他喝了那杯茶。茶已经凉了，但他喝完了。然后他回到桌前坐下，拿起笔，铺开一张新的稿纸。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写什么。但他知道自己会一直写下去——写到握不住笔的那一天为止。

窗外的天色慢慢变亮。闸北的弄堂里又有卖豆花的声音响起来了。上海的春天，终究是来了。

第二卷 第四章 完

第五章 阵地转移

柔石他们走了之后，上海的空气忽然变紧了一截。

左联办公室那台油印机还在，但用的人少了。印传单的次数从每周两次降到了每月一次，印完还要等三天才能往外发——因为要绕开新增的巡捕房暗哨。那间在租界边缘的"办公室"退了租，冯雪峰把油印机搬到了自己住的亭子间，用一块灰布盖着，上面压了两摞书。他每次掀开布用机器的时候，心里都会响一声——不是害怕，是别的什么。他说不清楚。

二月到三月之间，左联的刊物一封接着一封地被查禁。《萌芽》在出到第五期的时候停了，《拓荒者》只出了三期，《巴尔底山》出了不到两个月。出版社不敢接了，印刷厂不敢印了，连卖旧书的摊子都接到通知：凡是左联的刊物，看见了就收走。冯雪峰在鲁迅家里说起这事的时候，鲁迅正在修剪书桌上的一盆文竹。他剪完一根枯枝，说："他们想让我们没地方说话。"

"是。"

鲁迅把剪刀放下，把那盆文竹转了半圈，看了看另外一面。"那我们就找地方说。不在书里面说，就在报纸上说。不在长文章里说，就在短文章里说。短到他们还没发现就翻过去了。"

四月初，夏衍来了。他带了一个消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换了人。新主编叫黎烈文，刚从法国回来，才三十岁出头，思想开放，敢做事。他已经私下放出话来了："自由谈欢迎新面孔，尤其欢迎有见解的文章。"

鲁迅听了这个消息，把手里的烟在烟缸边沿磕了一下。"黎烈文？我听说过他。翻译过法国小说的那个。"

"就是他。"夏衍往前欠了欠身子，"先生，他想请您给自由谈写专栏。稿费按千字五块钱算，比一般稿费高一块。"

鲁迅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手指在一排书脊上慢慢滑过去。"五块钱是不少了。"他抽出一本书来翻了两页又放回去了。"但他那家报纸是面向大众的。面向大众的意思就是——随时可能被掐断。"

夏衍点了点头："但他愿意试。"

"那就试。"

四月中旬，鲁迅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在《申报·自由谈》上登出来了。署名"何家干"——一个新笔名，没几个人知道是谁。文章不长，六百多字，谈的是"文人无行"这个话题，口气很淡，像在闲聊天，但读到第三段就能觉出不对来——那种淡底下有一层很硬的东西。文章登出来的当天下午，《申报》的零售量涨了将近一成。第二天黎烈文亲自来了一封信，信很短："何先生，读者反响很好。请您继续。"

鲁迅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压在桌面的玻璃板底下。那封信后来在上面压了整整一年多，纸边都卷了。

从四月到年底，鲁迅在《自由谈》上发了四十多篇杂文。他用"何家干""洛文""唐俟"这些笔名轮着换，有时一篇一个名字，有时连续两篇用同一个。文章越写越短——从六百字缩到四百字，最短的一篇只有两百七十个字。他学会了把一句话里的水分挤干，挤到每读到一处都有棱角硌手。为了节省篇幅，他甚至把标点都改了——逗号换成点，句号换成空格。排字工拿到稿子的时候愣了半天，跑来找他说"先生您这标点……"鲁迅说："就这么排。少一个字是一个字。"排字工回去照着排了。那两百七十个字后来被读者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有人说"每个字都像钉子"。鲁迅自己看了那篇短文，倒没觉得像钉子——他只是觉得每个字都站住了，没一个歪的。

夏衍那边也没闲着。他和左联另外几个人接上了电影界的线——明华影片公司的老板是个生意人，不在乎左翼右翼，在乎的是片子能不能卖座。夏衍拿着自己写的一个电影剧本提纲去找他，提纲上写的是一个关于纱厂女工的故事。老板看完了，翘起二郎腿想了半天："能卖钱吗？"

夏衍说："能。你看过《渔光曲》没有？那个讲渔民的故事，去年卖了多少钱？"

老板点了点头，伸手拿过剧本提纲，翻到最后一页签了字。

那部电影叫《春蚕》。是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讲的是浙江农村养蚕人家的故事——蚕农辛辛苦苦养了一年蚕，丝价跌了，赔光了，一年白干。剧本改了三稿，夏衍把茅盾原著里那些抽象的"剥削"、"压迫"都化成了具体的东西：蚕吃桑叶的声音、挑担子的肩膀上的茧、空荡荡的蚕房。拍完送审的时候被剪了三段，删了十来分钟，但剩下的部分仍然让很多观众看完之后沉默了好一阵。

《春蚕》上映的那天，夏衍站在上海大戏院门口的人行道上，手里捏着两张票，没有进去。他就在那儿站着，看着人进进出出，看着海报上的名字被雨水淋湿了一角。他想起柔石还在的时候，有次在亭子间里聊起过电影。柔石说："电影这个东西，比小说快。这个星期写的，下个月就能看见。"当时殷夫说："那好啊。等咱们谁写的东西上了银幕，一起去看。"夏衍那天站在戏院门口，没有进去。他等那两场放映结束，把票根撕掉了，放进兜里。

这一年秋天，鲁迅在自由谈上发了一篇关于电影的文章，说他看了《春蚕》，说电影"比小说多了雨和蚕的声音"——这是他在自由谈里少数明确提到某一部具体作品的一次。夏衍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正在吃晚饭，他放下筷子，把那篇文章重读了两遍。然后继续吃饭。吃着吃着，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掉到碗里去了。

十一月的某一天，冯雪峰在亭子间里掀开灰布用油印机印一份通告。印到一半的时候他停下来，看着那台油印机的滚筒在纸上滚过一遍又一遍，发出一种均匀的、沉闷的声响。他想，去年这时候，柔石还坐在这里帮他裁过纸。他继续印。印完了把通告叠好，夹在一本书里，准备明天递出去。

他从亭子间出来，走进上海的暮色。法租界的路灯刚亮，昏黄昏黄的。一个卖烤红薯的小贩推着车从巷口经过，锅里冒着白气。冯雪峰停下来买了一个，用手捂着边走边吃。红薯很烫，烫得他在两只手里倒来倒去。他想起去年冬天——他跟柔石也在这儿买过烤红薯，两个人一人一个，站在路口吃。柔石说"上海的红薯不如宁海的甜"，他说"宁海的红薯你又没给我带过"，柔石笑"下次带"——下次。没有下次了。冯雪峰把最后一口红薯咽下去，把红薯皮扔进路边的垃圾桶。他的手心被烫红了，冒着微微的热气。他没有搓。就让它红着。

他继续往前走。冬天快来了。但路还在。那些沉默地在灰布底下滚动的油印机、混在电影广告之间的两百七十个字、寒夜里亮着灯的亭子间——它们都还在。路不宽，但能走。能走就不算断。

冯雪峰走完这条弄堂的时候，路灯已经全亮了。上海的一九三一年正在收尾。这个城市经历了枪声、查封、失去，但它还没有停下。那些在夜里写字的人也没有停下。他们只是换了地方、换了笔名、换了方法——换了一种更安静的、更小的、从缝隙里挤过去的活法。

就像鲁迅说过的那句话："纵使被关在铁笼子里，也要呐喊。"

铁笼子还在。但呐喊声没有断。

第二卷 第五章 完

第六章 电影突围

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上海比往年更热。法租界的梧桐叶晒得卷了边，柏油路面在午后泛着一层油亮的光，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着一层薄橡胶。电车里的人挤着人，汗味混着花露水的香气，从窗户里一阵一阵地溢出来。夏衍就是在这样一个下午，走进了法租界霞飞路上一家叫"明星影片公司"的三层小楼。

他那天穿了一件半旧的白色夏布衫，手里拿着一叠稿纸。稿纸上是一个还没定名的电影故事——写的是纱厂女工，按现在的话说，女主角叫"阿珍"。他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在虹口纱厂门口蹲了半个多月，跟女工们一起吃饭、一起排队、一起在下午三点钟的休息铃声里靠着墙打盹。他把她们说的话记在本子上，一句一句抄，抄了厚厚一沓。然后把那些话拆开，再缝成台词。缝了四稿，第五稿才拿出来给导演看。

导演叫张石川，快五十岁了，烟不离手，眼睛不大但很尖。他看了夏衍的剧本，没评价好或不好，只问了一句："这片子拍出来，有人看吗？"

夏衍说："有人看。你找几个真纱厂女工来演，不用化妆，往机器前面一站，就能把人看哭。"

张石川叼着烟想了一会儿，说："行。拍。"

那部电影后来叫《女性的呐喊》，一九三三年春天上映。票房不算太好——那时候的观众更喜欢看武侠片和爱情喜剧——但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间传得很快。有人从闸北跑到法租界来看，散场了不走，坐在电影院里看片尾的字幕，找有没有"编剧夏衍"四个字。找到了，就点一下头，起身走了。

夏衍那天坐在电影院的角落里，没有坐正中间的位子。他看着银幕上的"阿珍"在纺纱机前面走着，机器转动的影子投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的。他忽然想，柔石要是还活着，会说什么。大概会说"你把她们写活了"——柔石总爱这么说。夏衍把他那句话说完了，自己又补了一句："你也把我写进去了。"然后他继续看电影，看到结尾的时候把帽子压低了。

同一年的秋天，《渔光曲》开拍了。

那是导演蔡楚生的片子，左联没有直接参与，但蔡楚生跟左联的人走得近。他拍《渔光曲》的时候请了夏衍去看样片。样片在明华公司的小放映室里放的，只有七个人看，灯一关，银幕上出现了海。海是灰色的，渔船在风浪里颠着，船上的女人抱着孩子，男人摇橹。看完了蔡楚生问夏衍怎么样，夏衍说："这片子，能卖座。"

蔡楚生说："你怎么知道？"

夏衍说："因为中国人苦得太久了。他们需要看见有人把自己的苦拍出来。"

《渔光曲》一九三四年夏天在上海首映，连映八十四天，场场满座。片尾曲传遍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卖唱的、拉黄包车的、在弄堂里洗衣裳的，都会哼两句："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冯雪峰有天在街上听到两个拉车的哼着这首歌从身边过去，他停下来听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走。他走得很慢，像是想多听一会儿。那首歌的调子是悲的，软软的，像一只搁浅的船被浪推着，轻轻晃。但他觉得，能唱出这种悲来，本身就是一种力气。

一九三四年冬天，另一个剧本被送进了电通影片公司。那是一个叫《风云儿女》的本子，讲的是两个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年轻人的故事。编剧是田汉——左联最早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久，身体还没恢复好，躺在病床上口述了一个故事梗概，让人记下来。故事里有一个情节：两个年轻人在巷子里走路，忽然听见隔壁学校的学生在唱一首歌。那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写的，曲是聂耳谱的。田汉在口述的时候只说了几句歌词的大意，说他还没有写完整。但他说那首歌的题目应该叫《义勇军进行曲》。

夏衍拿到田汉的口述稿时，田汉已经被抓进去了。他把稿子整理了一遍，交给导演许幸之。许幸之拿到稿子看完，问夏衍："那首'义勇军'的歌，怎么办？"

夏衍说："聂耳来谱。他已经去日本了，但谱子会寄回来。"

过了两个月，聂耳从日本寄回来一张曲谱，五线谱上画着跳动的音符。许幸之把那张谱子交给录音师的时候说了一句："这首歌，恐怕会比电影活得更久。"录音师没听懂，但许幸之自己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一九三五年五月，《风云儿女》在上海公映。片尾那首歌响起来的时候——"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电影院里有人跟着唱了。一开始只是一个人，声音很小，怯怯的，像在试探周围有没有人听。然后第二个人接了，第三个人也接了，到了副歌部分，半个电影院的人都在跟着哼。他们没有站起来，坐着，抱着胳膊，或者攥着票根，嘴唇动着，嗓子眼里发出很低很低的声音，像地底下暗流的河。

夏衍那天没有去看首映。他在家里听收音机——电台转播了《风云儿女》公映的消息，播音员用播音腔念着"我公司新片《风云儿女》已于昨日公映，场场爆满"——然后收音机里忽然插了一小段那首歌的旋律，大概只有十几秒钟，嗡嗡的，杂音很大，像是从一张有划痕的唱片里放出来的。

夏衍坐在桌子前听完了那十几秒。然后他把收音机关了，站起来，走到窗口。窗外是虹口初春的夜色，零零星星的灯光散在各处的窗户里。他想起一九二九年冬天，他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穿过闸北的弄堂，看见那些亭子间的灯一盏一盏亮着——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柔石，不认识殷夫，不认识冯铿。那些灯亮着，他不知道是谁在底下写字。现在他知道了。有些灯还在亮，有些已经灭了。但新的灯在点起来。一首歌从一只音箱里放出来，不到二十秒，却能飘到最远的窗户里去。那些窗户后面也许有一个像当年的他一样的人，正在听着，正在想着明天要写什么。那就够了。

他关上窗户，回到桌前坐下。抽屉里还有半篇没写完的文章，是关于电影《风云儿女》的评论。他准备写一首歌——或者说，一首歌里的一句话——能够流多久。他想了想，决定写："这首歌，是中国人在这个时代里，最想喊出来的一句话。"他写完了，把稿纸放回抽屉。然后拿起另一张空白的纸，开始写下一个剧本。

他写了三行，窗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有人在弄堂里哼那首歌。哼得不太准，调子跑了几个音，但能听出是"起来"两个字。夏衍停住笔，听了几秒钟，然后低下头继续写。他的笔尖走得比刚才快了一些。

窗外有风吹进来，把桌上的稿纸吹得微微翘起一角，又落下了。上海的一九三五年正在春天里慢慢展开。那些在黑暗中亮起来的银幕、那些从唱片里传出来的沙哑歌声、那些坐在黑暗里嘴唇微动跟着唱的陌生人——它们都是同一条河流的支流。河的名字叫什么，夏衍不知道。他只知道水还在流。就够了。

那支歌传出去了。从电通公司的录音棚传进电影院，从电影院传进弄堂，从弄堂传进街头的留声机，从留声机传进每一个听见了它就站住了的人耳朵里。

然后那些人继续往前走。

歌也跟着他们走了。

第二卷 第六章 完

第三卷 左与右

第一章 新星升起

一九三四年春天，周扬从苏区回到了上海。

他走的时候是二十六岁，回来的时候二十八，看上去却像长了十岁。他的颧骨比以前更高了，脸颊凹下去两块，眼窝底下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青灰色。他在苏区待了不到两年，吃了很多苦——缺粮、缺药、缺觉，冬天睡在谷仓里，盖一床薄棉被，冻得整夜睡不着。但他回来的时候精神很好。那种好不是身体上的，是另一种——更硬、更定、更像一杆已经被磨快了但没有出过鞘的刀。

他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去了左联办公室——那时候办公室已经换到虹口一条叫"老靶子路"的弄堂里，比原来那间大一些，但一样简陋。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有三个人在整理刊物，看见他都愣了一下。有人认出了他，站起来说："周扬同志，你回来了？"周扬点了点头，把自己的行李包放在墙角——那是一个灰色的帆布包，洗得发白，边角磨破了，露出里面灰黄的帆布芯。他走到桌前坐下，把桌上散着的刊物翻了一遍，问："最近谁在主持工作？"

"主要是冯雪峰在跑。鲁迅先生挂名指导。"

周扬把刊物放下。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明天我去见鲁迅。"

第二天下午他去了大陆新村。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灰布短褂，头发梳了，下巴刮了，看上去比昨天精神了一些。他在鲁迅家门口站了一会儿才敲门。许广平开的门，领他进了书房。鲁迅坐在窗边，正对着阳光看一本杂志——那天太阳好，他最近视力又差了一些，看小字要凑得很近。他听见有人进来，抬起头，把杂志放下。

"周扬同志。"他说了这个称呼之后停了一下，上下打量了一遍站在面前的人。他脸上没有笑容，但也没有不欢迎的意思——那种表情更像是在辨认一个好久不见的人，想看看他变没变。

周扬在他对面坐下来。他坐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做汇报。他说："先生，我在苏区做了些工作，也读了一些书。有些想法，想跟您交流一下。"

鲁迅靠在椅背上："你说。"

周扬就开始说了。他讲了他在苏区看到的：部队、农民、斗争、土地分配——他讲得很具体，数字、人名、地名，一五一十。他讲了一部分之后发现鲁迅没有插话，就一直讲了下去，讲了将近一个小时。他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很笃定，像在念一份已经背熟的稿子。他讲到"现在的文学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鲁迅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放在桌上，不轻不重的，发出一声脆响。

周扬停了下来。

鲁迅说："你继续。"

周扬看了他一眼，继续说下去。他后来又讲了一些关于"组织纪律""统一领导""克服自由主义倾向"的话。讲完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许广平进来掌灯，屋里亮起一盏黄黄的煤油灯光。

鲁迅在灯光里坐了一会儿，才开口。他的语速很慢，像是每句话都要在嘴里嚼一遍再吐出来："你说的话，有道理。你说的那些——工农兵、组织、领导——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不反对。"他停了一下，"但有一件事，我想提醒你。文学这个东西，太齐了，就死了。你替它定规矩可以，但别把所有的路都堵死。"

周扬点了点头。他站起来告辞的时候伸出手，鲁迅握了。两只手握得不长不短。周扬走后，鲁迅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许久。他看着那扇合上的门，没有立刻移开目光。他刚才读的那本杂志还在桌面上摊着，但他已经好一会儿没看它了。他坐了一会儿，拿起笔来，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一句话——写完又划掉了，揉成团，扔进了字纸篓。许广平后来收拾书房的时候捡起来展开看了看，那上面写着："年轻人有了主义，就很容易忘了人。"她把那张纸重新揉好，扔回了字纸篓。没有告诉鲁迅她看过。

但那个纸团没有被扔掉。它混在一堆废纸里，后来被冯雪峰翻出来过一次。他展开看了，又折好，放回原处。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周扬回来之后，左联的工作节奏变快了。他组织了更多的读书会、街头宣讲、作品讨论，开会的时间从每周一次变成两次，再从两次变成不定期——有时三天两头就开一次，一开就是大半天。他像是要把在苏区耽误掉的两年时间一口气补回来。

四月的一天，周扬在一个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口号："国防文学"。

他站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背后墙上贴着一张手抄的标语，他说："现在的大局变了。日本人打进来了，民族危亡。我们的文学不能再只是揭露、批判、喊口号。得有一条更大的战线——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进来。这就叫'国防文学'。"

底下有人交头接耳。有人点头，有人沉默，有人记笔记。周扬讲完之后，冯雪峰站起来提了一个问题："这个口号，跟鲁迅先生商量过吗？"

周扬说："还没有。但这不矛盾。先生的方向和我们是一致的。"

冯雪峰没有再说话。他坐下了。但那天晚上他去了鲁迅家，把"国防文学"这四个字告诉鲁迅的时候，鲁迅正在吃药。他把药丸咽下去之后问了一句："谁提的？"

"周扬。"

鲁迅把药瓶的盖子旋紧了。"国防文学。"他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像试一颗新牙，"格局大。路子宽。没什么问题。"他顿了一顿，"但有一个问题——谁来定义'国防'？"

冯雪峰说："您觉得……"

"我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四个字喊出来之后，谁在里面，谁在外面，谁说了算。"他把药瓶放回抽屉里，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你去告诉他，口号喊出去可以，但要给人留说话的余地。"

冯雪峰把那句话带到了。周扬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有些事情，不等人。"

那天晚上周扬在左联办公室坐到很晚。他一个人坐在煤油灯底下，面前摊着一本空白的笔记本。他没有写任何字，只是坐在那里，灯芯燃下去了一截，他又把灯芯挑高了一些。他看着那团火焰，想着鲁迅说的"留余地"——他想，余地留给谁呢？留给那些已经不在的人吗？留给这个越来越紧的时代吗？他已经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资格留余地了。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把灯吹灭。

窗口有一缕夜风钻进来。上海的春天在抽条，嫩叶子的气息渗进关不严的窗缝。他站在那里闻了一会儿，然后穿好外套，锁上门，走进夜里去了。

在他身后，那扇锁上的门后面，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孤零零地躺在桌面上。明天还会有人来翻开它，在上面填满字。一条新的路正在被踩出来。那条路将和鲁迅走的路渐渐分开，像两条河从同一个山坳里出发，朝着不同的方向流去。它们也许最终会汇入同一片海，但在此之前，它们各自要在自己的河床上走很远很远的路。

周扬不知道那条路有多远。鲁迅也不知道。他们都只是站在一九三四年上海的春天里，各自往各自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那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收不回来了。

第三卷 第一章 完

第二章 两个口号

"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喊出去之后，反响比周扬预想的要大。

第一个响应的不是左联内部的人，而是《申报·自由谈》上的一篇短评。那篇文章的署名是一个不认识的笔名，但文章的口气很热，说"国防文学是现阶段中国文学的唯一出路"——这句话被周扬看到了，他拿着那天的报纸看了一会儿，眉头微微蹙了一下。"唯一"这两个字让他觉得不太舒服。但他没有说什么。

接下来响应的就多了。北平的左联支部有人在报纸上写了长文呼应，广州也有文艺团体公开表态支持。到了夏天，"国防文学"这个词在文化圈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了，有人赞成，有人观望，有人不表态——但没有谁公开反对。至少那时候还没有。

鲁迅一直沉默着。从四月份周扬提出口号到六月底，他一个字都没有写过关于"国防文学"的文章。他在《自由谈》上的专栏还是照常发，一篇接一篇，写的都是别的——谈世态、谈读书、谈社会上的怪现象。有人写信问他怎么看"国防文学"，他没有回。冯雪峰去问过他两回，他只说了一句"我在想"。

他在想什么，冯雪峰不知道。但冯雪峰能感觉到，鲁迅最近抽烟更厉害了，晚饭后一个人在书房里坐着的时间也更长了。桌上的稿纸经常是空白的，烟灰缸倒是满的。八月初的一天，胡风来了。

胡风比周扬大一岁，比鲁迅小二十四岁，是鲁迅晚年的学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他长相不突出——中等个子，圆脸，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笑起来有点憨。但他有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他能把鲁迅不说出来的话，用自己的嘴说出来——而且说得不偏不倚。这一年夏天，他从日本回来不久，刚在上海住下来。他来看鲁迅的时候带了一包日本的抹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椅子里等着。

鲁迅从书房里走出来，看见那包抹茶，说："你倒是会送东西。"他拆开了泡了一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忽然说："'国防文学'那个口号，你听说了？"

胡风说："听说了。到处都是。"

"你觉得怎么样？"

胡风想了想，说："大方向没错。但'国防'这个词，太宽了。宽到谁都能往里装。装进去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

鲁迅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有某种东西——像是找到了一把合适的钥匙。他说："我想了一个词，你看看行不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胡风把那十个字在心里过了一遍。然后他又过了一遍。他抬起头来说："先生，这个比'国防'长。"

"长就长。长的东西不容易被人往里塞乱七八糟的。"

"那您打算……"

鲁迅把茶杯放下，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来点上。烟雾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表情。他说："我不打算自己发。你替我发。"

胡风愣了一下。他看着鲁迅，想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先生——'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您想的，您不亲自写，让我……"

"你替我发。"鲁迅又说了一遍，语气和第一遍一样平。"我发了，就是我跟'国防文学'对立。你发了，还是讨论的范围。"

胡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他说："好，我写。"

当天晚上胡风回到自己住处，坐在桌前铺开稿纸开始写。他写得不快，写了一夜，天亮的时候改了两遍，最后定了一个题目：《"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

那篇文章后来发表在左联内部的一个刊物上。字数不多，措辞很克制，没有"反对"两个字，只是把两个口号放在一起做了对照——一个宽、一个窄；一个重在"联合"、一个重在"阶级"。文章最后一句话写的是："二者不妨并存，但须明其区别。"

文章出来之后，周扬没有立刻表态。他等了十天才在一份内部通报上写了一句话回应："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提法，有可取之处，但与国防文学并不矛盾。"——他用"可取"来定调，用"并不矛盾"来给文章做了定位。看似没有争，实际上已经定了一个高下。

但鲁迅那边没有停。胡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又写了第二篇、第三篇。他的笔调一篇比一篇硬，到第三篇的时候他已经不再避讳了——直接说"国防文学在实践中有抛弃阶级立场的危险"。周扬那边也派了徐懋庸出来回应，徐懋庸是左联里最年轻的骨干之一，二十五岁，笔头快，一天能写三千字。他在文章里说胡风"恶意曲解""制造分裂"——每个词都用得很重。

两个人就这么隔空打起来了。文章一篇接一篇，报刊一本接一本，读者两边都看，有人站在胡风这边，有人站在徐懋庸那边。但更多的人——包括左联内部许多老成员——站在中间，看着这场争吵从温和的讨论变成带刺的论战，心里不踏实。他们的不踏实不是因为听不明白双方在争什么。他们听得太明白了。他们听明白的是：这两个人争的不是"哪个口号更好"——他们争的是"谁说了算"。

十一月中旬，鲁迅终于自己动笔了。他没有直接参与胡风和徐懋庸的论战，而是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在这篇文章里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语气也一如既往地淡。但读到第三段的时候，懂的人就懂了。他写的是：

"我是不赞成'国防文学'这个提法的。但我也不赞成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唯一的提法。好的提法，应该能容人。容不下人的提法，喊得再响，也是虚的。"

他写完之后把稿子拿给冯雪峰看。冯雪峰看完了，抬头看了鲁迅一眼。鲁迅正在剪指甲——在窗边，低着头，剪刀夹着指甲面发出细碎的咔嚓声。他说："你觉得怎么样？"

冯雪峰说："先生，您这一写，两边都不满意。"

鲁迅把剪刀放下，吹了吹指甲缝里的碎屑："两边都不满意，那就对了。"

文章发出来之后，左联内部悄悄传递着。有几个人用油印机印了十几份，分头递到各个小组里去。拿到文章的人在灯下看完，有人叹气，有人点头，有人把报纸折好压在枕下。没有人再公开回这篇文章。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从此分成了两条路，各走各的。交汇的那一天也许还会来——但一九三五年的冬天，它们之间的距离比一年前远了不止一倍。

腊月里的一个晚上，胡风去鲁迅家送稿子。鲁迅正在吃晚饭——一碗粥，一碟咸菜。他看见胡风进来，把碗往旁边推了推，说："你还没吃吧？让广平给你盛一碗。"胡风说不饿，但鲁迅已经站起来自己去厨房了。他端了另一碗粥出来，放在胡风面前。

两个人喝着粥，谁也没有说话。窗外的风从梧桐树的光枝上刮过去，带着哨音。鲁迅喝完了碗里的粥，把碗放下，忽然说："风，你说我们争来争去，争的是什么？"

胡风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他看着鲁迅——灯影里鲁迅的脸比春天更瘦了，颧骨的轮廓清清楚楚地凸出来。他想了想，说："争的是一条路怎么走。"

"路怎么走。"鲁迅重复了一遍这句话，像在品一粒米的味道。"路怎么走——比'去哪里'更难。去哪里你知道。怎么走，你不知道。所以才争。"

胡风说："那先生觉得——这条路最后会怎么走？"

鲁迅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玻璃上结了薄薄的霜花。他用手指在霜花上画了一道——透明的，像一条细细的线，从窗框的这头通到那头。然后他说："不知道。但两条路走到尽头，大概会汇成一条。"他转身回来坐下，把那碗粥的碗底剩的一口喝完了，"只是不知道那时候，我们还在不在。"他站起身来，走到书架前，从最上面一层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那是《故事新编》的一部分手稿，他翻到其中一页，看了一眼，又放了回去。他没有告诉胡风他看了哪一页。

那天晚上胡风走的时候，鲁迅送他到弄堂口。风很大，鲁迅的围巾被吹得翻起来，他伸手按住了。胡风走出几步回头看了一眼——鲁迅还站在路灯底下，旧棉袍被风吹得贴着身体，显出消瘦的轮廓。胡风没有招手，转身走了。他走了一段路，心里一直在想那句"两条路走到尽头，大概会汇成一条"——他在想，先生说的是左联的路，还是他自己和周扬的路，还是别的什么。

他走到自己住处的门口时，楼上那户人家的灯已经灭了。他推门进去，坐在桌前，把鲁迅那篇文章又翻出来读了一遍。读完了，他合上刊物，没有开灯，在黑暗里坐了很久。

那本刊物最后一页有一行油印的字："本刊欢迎各种不同意见的来稿，但要求措辞平和。"——那行字是夏衍用油印机印上去的，字很小，嵌在页脚，不仔细看都注意不到。

胡风后来把那行小字指给夏衍看，夏衍说："你注意它干什么？"

胡风说："因为这行字底下，有一间屋子。"夏衍没有说话。他当然知道那间屋子指的是什么——一间正在被撕裂、但又有人拼命想把它黏住的屋子。

那间屋子叫左联。

第三卷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小说之夜

一九三五年深秋，《子夜》出版了。

茅盾写这部小说写了四年——从一九三一年动笔，写到一九三五年才收尾。中间停了两次，一次是因为生病，一次是因为左联的事务太忙，他有一整年几乎没动过笔。但最终还是写完了。全书三十多万字，讲的是一个叫吴荪甫的民族资本家在上海的兴衰史——他在金融、实业、政治三张网里越陷越深，最后被绞缠住了，挣不脱，也没人拉他。

书一出来，左联内部就传开了。夏衍先拿到了一本样书，连夜看完，第二天早上逢人就说"茅盾写了一部大东西"。冯雪峰拿了第二本，看了一半就把书合上了，说"这个人把上海写透了"。消息传到鲁迅那里的时候，他正感冒咳嗽，裹着棉被在床上躺着。他让许广平去书店买一本，许广平跑了两家才买到——前一家已经卖完了。

鲁迅拿到书的那天晚上，坐起来靠在床头，从第一页开始看。他看得很慢，中间停了两次喝水，一次咳嗽，一次把书放下闭了一会儿眼睛。他看到第三十三章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翻了翻剩下的页数，把书合上，放枕头旁边。许广平进来送粥的时候看见他在闭目养神，以为他睡着了，轻手轻脚退出去。但其实他没有睡。他在想吴荪甫。

第二天下午，胡风来了。胡风也刚看完《子夜》，进门的时候手里还夹着那本书，书页翻得有点卷了。他还没坐下就开始说："先生，您看了吗？"

鲁迅说："看了。"

"怎么样？"

鲁迅靠在椅背上想了想，说："吴荪甫是真实的。"

胡风等着他说更多。但鲁迅只说了这一句，就拿起桌上的茶杯喝水。胡风过了一会儿才接话："我觉得也是。茅盾写这个人，不是站在外面写他，是站在里面写的。吴荪甫的每一个选择，茅盾都替他走过一遍。"

鲁迅放下茶杯，说："这就是小说的本事。写坏人也好，写好人也好，要走进去。走不进去的，都是纸片人。"他顿了一下，"你注意到写他破产的那一段没有？他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外面有人敲门，他不开。他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上海。"

胡风说："注意到了。那段最长，但一个字都不多余。"

"因为茅盾也坐在那间办公室里过。只不过他姓沈，不姓吴。"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胡风把书翻到自己做了记号的那一页，看了两眼，又合上了。他说："先生，周扬那边的人也在看这本书。我听说是徐懋庸先拿到手的，看完之后说'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力作'。"

鲁迅点了一根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词太大了。茅盾写的时候大概没想过贴这么个标签。"

胡风说："那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评《子夜》，您用什么？"

鲁迅吐了一口烟，烟雾慢慢散了。他说："我用'中国的'三个字。中国的小说，能写到这个份上的，不多。"他把烟灰弹进缸里，又说，"你去告诉徐懋庸，'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六个字，等这本书再活五十年再说。五十年后，如果还有人读它，那就说明它写对了。"

胡风后来把这段话转述给了徐懋庸。徐懋庸听完之后没有反驳，只是说了一句"先生对文学的要求太高了"——他把这句话记在了当天的笔记本上，旁边画了一个问号。那个问号是什么意思，他自己后来也说不清了。

同一天夜里，周扬也在读《子夜》。

他读的地方是左联办公室——那间没有暖气的屋子，煤油灯的光只有巴掌大的一圈，他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他把书摊在桌上，从开头一直看到结尾，中间只停了一次——起来倒水的时候把灯碰了一下，灯罩歪了，他扶着正了，又坐回去继续看。他看到天亮的时候正好翻完最后一页。他把书合上，靠到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在想：这本书，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激灵。上海的冬天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带着煤烟和昨夜霜的气味。他伸手把那扇窗又推开了一些——他想让自己清醒。这本书确实写得好。吴荪甫这个人写得准，连那些口音、那些手势都准。但最准的不是这些——最准的是他做事的方式：他总是想得比做得快，做了又怕做错，怕做错又不敢停，不停又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往哪儿走。这种人他在苏区见过。在上海也见过。在镜子前面也见过。他以前不敢承认，但吴荪甫让他不得不承认了——他曾经以为自己跟吴荪甫是对着干的，一个在左，一个在右。现在他模模糊糊地觉得，可能没有他想得那么清楚。

他把窗关上，回到桌前，把那本书拿起来掂了掂——三十多万字的重量压在手心里，沉甸甸的。他在想：如果胡风来写这本书，会怎么写？如果鲁迅来写，会怎么写？——他不是在比较谁高谁低，他是在想一件事：左联的文学，到底应该有几种写法。一种？还是很多种？

他没有想出答案。但那天晚上之后，他开始在左联的会议上越来越多地提到"文学性"这个词了。

过了两天，冯雪峰在鲁迅家里提到了这件事——说周扬最近在开会的时候总说"文学性""艺术性"这些老词，左联的年轻成员有点意外，因为周扬以前很少讲这些。鲁迅听完之后没有接话。他从桌上拿起《子夜》，翻到自己折了角的那一页看了一会儿，说："茅盾写了四年。周扬读了一夜。四年和一夜之间隔着的，不止是时间。"

冯雪峰说："那隔的是什么？"

鲁迅把书放下，手指按在书的封面上，轻轻拍了一下。他说："隔着一个人坐在书桌前，跟自己较劲的那些夜晚。"他想了想又说，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他读了一夜就看完了的，那个人写了四年。四年里他改了多少遍，推倒重来了多少次——那个过程，一夜是看不见的。"

冯雪峰没有追问。他大概懂了。

那天晚上从鲁迅家回去的路上，他经过一家还没关门的小书店，橱窗里摆着《子夜》的新书——一摞摞叠着，封面上"子夜"两个字在路灯光里微微反着光。他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看着那摞书。他想，一本书从一个人脑子里长出来，长到能够印在纸上、摆进橱窗、被陌生人拿回家在煤油灯底下看完，这条路得走多长？他想起茅盾那四年改稿子改到天亮的日子、想起柔石在亭子间里用冻裂的手指改《二月》的那个冬天、想起殷夫在练习本上抄到第三本的诗。他们都是同一条路上的人。只不过有的人走得远一些，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停下了。但他们在同一条路上。

冯雪峰转身离开那家书店。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橱窗里的灯还亮着，照着那排《子夜》的封脊，一个一个，整齐地立着，像一排站在路边的哨兵。

他继续走。冬天的风从黄浦江方向吹过来，灌进领口，冷得他缩了一下脖子。但他没有加快脚步。他走在上海的夜里，走得不快不慢，心里装着《子夜》的最后一页——吴荪甫破产之后，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外面下着雨，他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坐着。他想，茅盾没有写吴荪甫后来怎么样了。这大概就是最好的写法。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人后来怎么样——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有的既没死也没活，就那么悬在那里。茅盾不想告诉他们结局。因为本来就是没有结局的。

冯雪峰走完了这条弄堂，拐上大路。路灯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又拉长。

在他身后，那家书店的灯熄了。但《子夜》还在橱窗里，在黑暗里立着，像一排安安静静的士兵。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会有人推开门走进去，买走其中一本，带回家，在灯下翻开第一页。

那个人会成为又一个在夜里跟吴荪甫共处过的人。他会把书合上，抬起头来，看见自己窗外的上海。上海的夜色是沉沉的，但在某一个极深的角落，隐约还有一层薄薄的光。像天还没亮透的时候，那一线从地平线底下渗上来的灰白。那层光不亮，但够你看清楚脚下的路。

冯雪峰看不见那层光。但他知道它在那里。

第三卷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公开信

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上海，晴。

那天鲁迅没有起床。他的肺病加重了，体重降到了不到八十斤，躺在床上翻身都要许广平搭一把手。医生来过两次，说"绝对静养"，开了药，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床头，上面用钢笔写着"勿多言，勿劳神，勿动怒"。许广平把那张纸条看了两遍，把最后两个字划掉了——她了解鲁迅，她不指望他不动怒，只希望他动怒的时候，身边有人。

那天上午胡风来了，带了一本书和几张稿纸。他把书放在床头柜上，没有多说，准备放下就走。鲁迅叫住他："风，你坐。"

胡风坐下了。鲁迅靠在叠起来的枕头上面，脸色蜡黄，两个颧骨凸出来，把皮肤绷得紧。他的眼睛还是亮的，但那亮光瘦了，像一盏油快尽的灯，火苗虽然还在，但跳得很吃力。

"外面有什么消息？"鲁迅问。

胡风犹豫了一下。他不想说。但鲁迅看着他，那眼神让他知道瞒不过去。他低头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不是报纸，是手抄的。他递给鲁迅，说："徐懋庸今天早上在左联内部发了一封信。手抄，印了十几份。我已经拿到一份了。"

鲁迅接过来，展开。那是薄薄一页纸，钢笔抄写，字迹工整。标题写着：《致鲁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鲁迅把目光落在第一行上，开始读。他的表情没有变。读到第二段的时候，他的手指轻轻按了一下纸边。读到第四段的时候他把信放下了，休息了大约十秒，又拿起来继续看。他读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没有立刻把信放下，而是把整张纸折好，恢复成原样，放在被子上。

"写得好。"他说。声音很轻，但听得出来那三个字里有别的意思。

胡风说："先生……"

鲁迅抬起一只手，示意他不要说。他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放下来，搭在那封信上。他看着窗外，窗外是八月上海的晴空，蓝得很高。他说："徐懋庸写这封信，用了三个晚上。他是认真的。认真的人写的信，就算说错了话，也得认真回。"

胡风站起来："先生，您现在这个身体——"

"我会回。"鲁迅的声音不大，但没有商量余地。"你帮我做一件事。我说，你记。记完让许广平抄一遍。"

胡风站在那里没有动。他想说"您不能动气"——但看着鲁迅的表情，他忽然觉得"动气"这个词对鲁迅已经不适用了。鲁迅不是被这封信气着了。他是在用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去回应一件他不能装作没看见的事。

胡风坐下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笔记本，翻开新的一页，等。鲁迅把枕头调整了一下，让自己坐直了一些。他闭上眼睛，像在把一句话从很深的地方往上捞。然后他开口了。

"题目：《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胡风开始记。鲁迅说得很慢。有时候一句话说到一半会停十秒、二十秒，闭着眼睛，像是在那截停顿里把后半段重新过一遍，确认没有说错。他说："我即使被关在铁笼子里，也要呐喊。"——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像在说给自己听，但胡风把它记下来了，一字不差。他后来又说了很长的一段话，关于统一战线、关于团结、关于"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他的声音在中间几度低下去，胡风要侧着身子才能听清。但他没有停下。从上午说到中午，中间停下来喝了两口水，下午又继续说。

到了傍晚，他说完了最后一句话。胡风合上笔记本的时候，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冷的，是别的什么。他看着那十几页密密麻麻的笔记，每一行都记着鲁迅在病床上说出的字句。那些字句从一具不足八十斤的身体里出来，沉甸甸的，压得纸面都像厚了几分。

许广平把那篇答文用毛笔抄了一份。字迹工整，一笔一画，像在抄一件要紧的文书。鲁迅看了一遍，说"可以了"。许广平把它折好，放进信封，让人送了出去。

那篇答文后来被印在《作家》杂志上。发出来的时候署了鲁迅的名字，后面缀着一行小字："病中口述，由胡风记录。"很多人读完那篇文章之后沉默了。鲁迅没有骂徐懋庸。他一个字都没有骂。他只是把他要说的话说完了，像一个人站在一条路的岔口，把路牌扶正了，然后转身走了。至于走哪条路，看路牌的人自己决定。

徐懋庸在杂志上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正在左联办公室里。他一个人坐着，屋里没有别人。他把那篇文章从头看到尾，看完一遍又看了一遍。第三遍的时候他把杂志放下，靠着椅背，看着天花板。他在想，自己那封信里写"鲁迅先生一贯不服从组织安排"——这句话是不是太重了？他当时写的时候没有觉得重。现在它印在纸上了，白纸黑字，收不回来了。他想了一会儿，把杂志合上，放进抽屉，站起来走了。他走出去的时候锁了门。那天之后，他好几天没有出现在左联的办公室里。

八月中旬，那篇答文的抄件辗转到了周扬手里。他看了。看完之后把抄件放在桌上，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了很久。窗口正对着一堵灰墙，墙根底下长了一丛杂草，绿得发黑。他想起去年春天，他刚回上海的时候去见鲁迅。鲁迅说的那番话，他当时觉得是"老人的经验之谈"，现在再想，觉得那些话比他当时听出来的要重得多。他不是后悔。他不后悔提出"国防文学"。他只是忽然觉得自己走得太快了，快到没来得及回头看鲁迅还跟没跟着。他转回身，拿起那封抄件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看到的是最后一段。鲁迅说："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

周扬看着这一段，心里有一个念头浮上来，像一片叶子从水底慢悠悠地翻到水面上。他想，这段话，吴荪甫说不出，胡风说不出，徐懋庸也说不出。只有鲁迅说得出来。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真的想清楚了什么叫"活"。

那天晚上，周扬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很短。信上说："先生，答文我读过了。其中有些话，我还在想。但对您的用心，我是明白的。"他把信折好，没有加封套，放在桌上。第二天早上他想了想，还是没有寄出去。他把那封信收进了抽屉里。后来那封信一直待在那里，搬了三次家都没有扔，但也没有寄。那封信的信封上有一个小小的折角，是周扬折信的时候指尖压出来的。后来每次搬家，他都能看见那个折角，好像在说：你还没寄出去。他一直没有寄。

一九三六年八月底，上海的秋意渐渐爬上来了。法租界的梧桐树开始落叶，一片一片往下掉，掉在人行道上被人踩碎，发出干燥的咔嚓声。鲁迅还在养病。他每天看报纸，看杂志，看信件。他把回完徐懋庸的那篇文章之后收到的读者来信看了很多封。有人骂他，有人支持他，有人问他"您病好了没有"。他回了几封短的，大部分没有回。

九月的一天傍晚，许广平端药进来的时候，看见鲁迅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期登了他的答文的杂志。他没有在看，只是把它放在手里，像拿着一件旧物。许广平把药放在床头，问他："想什么呢？"

鲁迅把杂志放下，拿起药碗喝了。喝完他擦了擦嘴角，说："想那四个字——'病中口述'。等我不在了，人家看到这四个字，会觉得我是在病床上跟人吵架。"

许广平没有说话。她把空碗接过来，准备出去。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鲁迅在后面轻声说了一句："其实不是吵架。我只是把该说的话，在走之前说完了。"

许广平站住了。她没有回头。她握着那只空碗，在门口站了好几秒，然后推门出去了。走廊里传来她脚步声走远的声音，轻轻的，小心翼翼的，像怕惊动了什么。

那天晚上鲁迅睡得很早。他睡着的时候那本杂志还放在枕头边上，翻到"答徐懋庸"那一页。窗外的梧桐叶还在落，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铺满了窗台。上海的秋天不等人。

第三卷 第四章 完

第五章 病榻论争

九月之后，鲁迅几乎不再出门了。

他的肺病在秋凉里又重了一层。医生换了一种药，说是日本新进口的，很贵，许广平托了人才买到。药是粉色的，泡在水里像一杯淡了的桃花汁。鲁迅每天早晚各喝一次，喝完就靠在枕头上看东西。他的眼睛也差了，看小字要凑到离纸面不到十公分的位置。许广平把书和杂志都换成了大字本——找不到大字本的，她就用毛笔把重要的段落抄在纸上，字写得大一些，让他看得省力。

胡风来得更勤了。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隔两三天就来一次。他不一定每次都有事要说，有时候就是过来坐着，翻翻鲁迅书架上的书，等鲁迅想说话了再说。鲁迅说话也越来越省力气了——有时候胡风待了一下午，他只说了三五句话。但那三五句话每一句都像石头上凿出来的，凿完了就搁在那里，等着胡风自己拿起来琢磨。

九月十号那天，胡风来的时候鲁迅正在看一封信。信是北平左联支部寄来的，用钢笔写在薄薄的信笺上，三页纸，写的是那边的成员"对'国防文学'有不同看法，但不敢公开说"——鲁迅看完那封信没有评价，只是把它递给胡风。胡风看了，说："北平那边的人也在观望。"

鲁迅说："观望是对的。站队太快的人，往往不知道自己站的是什么队。"他顿了一下，拿起那杯粉色的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又说，"风，你觉不觉得，我们现在争的那些东西——口号也好、立场也好、团结不团结也好——在十年后还有人记得吗？"

胡风想了想，说："口号可能会被忘掉。但写下来的作品，不会忘。"

鲁迅点了点头。他靠在枕头上，目光越过胡风的肩膀，落在对面墙壁的一幅字上。那是一幅很小的横幅，上面写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自己的句子，他自己写的，落款是"鲁迅自题"，旁边还有一方小小的朱印。他看着那幅字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你说得对。作品不会忘。但作品是由人写的。人没了，作品还在。所以我们争来争去，争的不是口号本身，是那些还没被写出来的作品该长成什么样。"

胡风把这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他说："先生觉得，它们该长成什么样？"

鲁迅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从枕头底下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故事新编》的样书，刚印好，纸边还没裁齐。他翻到《补天》那一篇，把书摊开，指着其中一段。胡风凑过去看，那一段写的是女娲补天补到最后，体力用尽了，腰酸背痛，但还是硬撑着把最后一小块天补上了。补完之后她倒下来，睡在天地之间。鲁迅说："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自己。但现在再读，觉得不单是我。每一个在做事的人，到了最后都是女娲。"

胡风没有说话。他看着那页纸上的字，油墨还带着新鲜印刷的气味。他想，这大概就是鲁迅最后一次跟他说这样的话了——关于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要不要继续走下去。

九月下旬，冯雪峰来了一次。他刚从陕北回来不久，带着一身的黄土气息。他的脸色比走的时候好了一些——陕北的太阳把他的皮肤晒成了赭褐色，但眼睛底下那层青灰褪了。他走进鲁迅的房间的时候先站在门口，看着床上的人，愣了大约两秒钟。鲁迅瘦得太多了。冯雪峰上次走的时候他还勉强能坐起来，现在他已经不靠枕头就坐不直了。

"回来了？"鲁迅说。

"回来了。"冯雪峰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解开，里面是一小包红枣。"陕北的。那边的同志让我带给您。"他把红枣放在床头柜上。

鲁迅伸手摸了摸那包红枣，笑了一下——那是一个很淡的笑，嘴角只牵动了一点点，但冯雪峰看见了。"替我谢谢他们。"他说完这句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雪峰，你走了一圈，看到了什么？"

冯雪峰想了想。他说："看到了很多人在做事。吃的穿的都不够，但都在做事。"

"做事。"鲁迅把这两个字又念了一遍。他的声音很轻，但那个"事"字拖了一拍，像是在用声带的振动去掂它的重量。"做事——比说话难多了。说话张嘴就来。做事要伸手。伸了手，就有可能被砍掉。"

冯雪峰说："但该伸还是得伸。"

鲁迅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像是对这句话的赞同，倒像是一个人在关上门之前，最后看了看门外站着的那些人。确认他们还站在那儿。

那天冯雪峰走的时候，鲁迅叫住他。鲁迅的手从被子底下伸出来，指了指床头柜上那包红枣，说："你带一半走。你也在外面做事的人，你也该补补。"

冯雪峰站在那里没有动。他想说什么，但喉咙里有东西堵着。他低下头，打开那包红枣，分了一半，重新包好，揣进怀里。他说："先生，我过几天再来看您。"

鲁迅摆了摆手。冯雪峰出去了。走到弄堂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把那包红枣掏出来看了看——陕北的红枣，个儿不大，但很红，红得像深秋里最后一颗没落下来的果子。他重新放回怀里，按着那包红枣继续走，按得很紧，像怕丢了。

十月初，鲁迅已经不太能长时间说话了。他的气息短，说半句就要歇一歇。但他还在看东西。他在床头垒了一摞杂志和样书，每天靠在那儿翻，有时候翻着翻着就睡着了，书从手里滑下去，啪地掉在被子上，他又醒了，把书捡起来，继续翻。

有一天下午，他翻了翻《作家》杂志新的一期，上面有一篇年轻的左联成员写的短篇小说，写一个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下了夜班在路上走，走了一整夜才走回家。鲁迅看完之后，把杂志放在旁边，对许广平说："这个人会写。你记下来，下次胡风来的时候，让他去找一找这个作者。"

许广平记下来了。她后来把这件事告诉胡风的时候，胡风正在整理鲁迅最后一批未发表的稿子。他听了这句话，停下手里的活，说："先生还能看出谁会写。"

许广平说："他躺在那儿，一天只能看几百字。但看过的每一个字，他都记得。"

胡风没有说什么。他把那批稿子重新码好，分门别类放进几个牛皮纸信封里。他在其中一封信封上用铅笔写了"未定稿——待改"几个字，然后想了想，又在那行字下面加了一行小字："先生看过，但没来得及改。"

那个信封后来一直放在胡风的箱子里，搬了三次家都没有打开过。他知道里面装的是一篇没来得及改完的文章。他每次看到那行小字，都会想起一九三六年秋天鲁迅病床上的样子——瘦得像一根用旧了的笔杆，但还在用那根笔杆写下去，写到握不住为止。

十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胡风在鲁迅家待到了很晚。那天鲁迅的精神比前些天好一些，喝药的时候没有皱眉，还跟胡风聊了几句关于《故事新编》的出版事宜。胡风准备走的时候，鲁迅忽然从枕头底下抽出一个信封，递给胡风。信封没有封口，里面是几张叠好的稿纸。

胡风接过来，想问是什么。鲁迅说："你回去再看。"

胡风把信封收好，站起来告辞。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鲁迅靠在枕头上，手里拿着那本《故事新编》，翻到了《补天》那一页，正借着床头的灯光在看。

胡风轻轻带上了门。他在弄堂里走了一段路之后，站在路灯底下拆开了那个信封。里面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文章，只有几百字，钢笔写的，笔迹比平时潦草了一些，看得出是在床上写的。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我这一生，写了很多不该写的话，也少写了很多该写的话。但我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真想说的。"

胡风站在路灯底下，把那篇文章看了两遍。然后他折好，放回信封，贴胸收好。他继续走。上海的十月深了，夜风带着凉意，把他外套的下摆吹得翻起来。他走在法租界的梧桐树下，路灯的光被枝叶剪碎了，洒一地碎金。他的脚步不快，但很稳，每一步都踩在实处。

在他身后，大陆新村九号的窗口还亮着灯。那是一盏床头灯，黄黄的，光不大，从窗子里透出来，像秋天最后一个没有落尽的果子，挂在夜色深处。胡风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一眼——灯还亮着。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那个念头没有说出口，但很清晰：那盏灯灭之前，他要把他应拿的东西都拿稳了。他转身继续走了。

这一次他没有再回头。

第三卷 第五章 完

第六章 分裂的前夜

一九三六年十月，左联解散的消息传到了鲁迅的病房里。

消息是冯雪峰带来的。他那天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对，进门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在床边坐下，而是先站在窗口，背对着床，站了好一会儿。鲁迅靠在枕头上，看着他那个站姿，心里已经猜到了七八分。他等冯雪峰转过身来，才开口说："怎么了？"

冯雪峰走到床边坐下。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把一句话咽回去，但没有咽住。他说："先生，组织上决定解散左联。统一战线的需要，把各领域的文艺团体整合成一个更大的组织。左联……可能要结束了。"

鲁迅听完这句话，没有立刻出声。他的两只手搭在被子上，手指微微动了动，像是在数什么东西。过了大概有半分钟，他开口了："什么时候决定的？"

"上个月。"

"谁同意的？"

冯雪峰犹豫了一下。他说："周扬同志传达了上面的精神。莫斯科那边的指示。文委开会研究过了。大部分同志都同意。"

"大部分同志。"鲁迅把这四个字轻声重复了一遍。他的语气里没有愤怒，但有一种比愤怒更沉的东西——像是一艘船在靠岸的时候，看见了岸上的人已经在拆码头了。"他们通知我了吗？"

冯雪峰低下头。他的下巴绷得很紧，下颌骨的线条在皮肤底下清晰可见。他说："还没有正式通知。先生，我是来提前告诉您的。"

鲁迅没有接话。他把目光从冯雪峰脸上移开，看着窗外。十月的上海天色已经短了，下午四点多钟，光线就开始变薄，灰蒙蒙地铺在窗玻璃上。他能看见窗外那棵梧桐树——叶子已经黄了大半，稀疏地挂在枝头，风一吹，就落几片下来。

他说："左联成立的时候，是六个年头以前。那时候你也在。潘汉年在，夏衍在，田汉在。死了的也都在。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他们也在。现在这个组织要散了。那些用命换来的东西，说收就收了。"

冯雪峰说："先生，不是收。是转化——"

"转化。"鲁迅把这两个字截住了。他没有提高声音，只是比刚才用力了一些，像把一颗钉子往木板上摁了一下。"你告诉我，那些死了的人，怎么转化？柔石写了一半的稿子，转化不转化？冯铿织了一半的毛背心，转化不转化？"

屋子里安静下来。冯雪峰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交握着，指节泛白。他张了张嘴，想说"这是时代的需要"——但这句话他没能说出来。他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在鲁迅面前说这种话。因为这个屋里，鲁迅失去的人最多。他失去的学生、朋友、同志，一只手数不完。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声音重新响起来——比刚才低了一些，也缓了一些，像一个人在收一件摊得太开的东西。"我没有拦你们。你们有你们的理由。但我有我的想法。左联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自己人'的组织。自己人在一起，就算吵架、打架，吵完了还是自己人。现在你们要把这个'自己人'拆散，放进一个更大的框子里去。那个框子里的'自己人'，不一定是写东西的。不一定是半夜起来改稿子的。不一定知道吴荪甫是谁。"他停了一下，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冯雪峰的脸。"雪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告诉我——柔石如果活着，他会同意解散吗？"

冯雪峰没有回答。他回答不了。他坐在那里，能感觉到自己眼眶在发酸，但不能让眼泪掉下来。他用力咬了一下后槽牙，把那股酸涩压下去。然后他站起来，说："先生，我改天再来看您。"

鲁迅没有留他。他靠在枕头上，看着冯雪峰走到门口，看着他把门拉开，看着他走出去的背影。门合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走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了。

鲁迅把目光收回来。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包冯雪峰带来的陕北红枣——只剩几颗了。他捻了一颗放在手心里，没有吃，就那么攥着，攥了很久。

那天晚上周扬也知道了冯雪峰去过鲁迅那里的消息。他没有问冯雪峰去说了什么，但他大致猜得到。他在左联办公室里坐到很晚，桌上摊着一份筹备新组织的草案，他已经看了三遍了，还是没有签上名字。

他在想鲁迅——那个已经瘦得只剩八十斤的人，那个每天靠在床头看杂志的人，那个用"病中口述"四个字回了一封信的人。他在想鲁迅说的"自己人"——那个词让他心里什么地方被碰了一下。他想起五年前他在苏区的谷仓里冻得整夜睡不着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一本鲁迅的杂文集。那本书是从上海带过去的，封皮都磨白了，里面的字他看了不止三遍。他那时候觉得鲁迅是"自己人"。现在他觉得鲁迅还是。只不过他们理解的"自己人"不一样了。

他拿起笔，在那份草案上签了字。然后他把笔放下，将草案折好，装进信封，封了口。他把信封放在桌子中央，站起来，把煤油灯吹熄。办公室里暗下来。他站在黑暗中，没有立刻走。他在听——窗外的风刮过弄堂口的声音，远处黄浦江上的汽笛声。那些声音和十年前一样，二十年前也一样。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些声音没有变。

他推门走出办公室。锁门的时候他稍微停了一下——那扇木门关上的时候发出"咔嗒"一声轻响。左联的最后一任党团书记，在十月的一个夜里，锁上了那间办公室的门。

三天后，左联解散的正式通知发到了每一个成员手里。纸很短，油印的，行文简洁，大意是"为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经研究决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日起停止活动"。落款是"左联执委会"。拿到通知的人反应不一。有人沉默，有人叹气，有人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抽屉最深处。没有人公开反对。也没有人公开庆祝。一个存在了六年、最多时拥有四百多名成员的组织，就这样安静地走到了尽头。

但鲁迅没有收到那份通知。许广平在门口截住了送来通知的人，说了句"先生身体不好，我替他收着"，就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自己的抽屉里。她后来对鲁迅说这事的时候，鲁迅只说了一句："他们连通知都不给我寄一份正式的。"

他的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许广平看见了——他放在被子上的那只手，手指慢慢地收紧，捏住了被角。没有用力，只是收拢了。像握住一把已经漏空的沙。

十月十六日，鲁迅在病床上对胡风说了最后一通话。他说的话不长，声音很轻，胡风要凑到枕头边才能听清。他说："左联散了。散了就散了吧。当年成立它的时候，我们就没指望它活到一百岁。但它活着的这六年，替一些人挡了一些风、遮了一些雨。这就不算白活。"他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跟那些人说——不管他们以后在哪个组织里，写东西的时候，别忘了自己是谁。"

胡风点头。他握着鲁迅的手，那只手几乎没有重量，骨节突出，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的青色血管。胡风握得很轻，怕捏碎了。

那天晚上胡风离开大陆新村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他走在闸北的弄堂里，冷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得路边的枯叶贴着地面跑。他想起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的那天，也是三月，也是傍晚，也有风。那天的风是暖的。今天的风是凉的。他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加快了一些脚步。他口袋里装着鲁迅最后说的那几句话——"替一些人挡了一些风、遮了一些雨。这就不算白活。"

他走着走着，忽然停下来。他站在一条空荡荡的弄堂中间，抬头看了一眼夜空。上海的夜空看不见星星，只有稀稀拉拉的灯光在天际线边缘泛着暗红色的晕。他看了片刻，然后低下头继续走。他的脚步比刚才慢了，但方向没变。

在他身后，大陆新村九号的窗口还亮着一盏灯。床头灯，黄黄的，透过窗帘的缝隙渗出来，在夜色里像一道细长的金色划痕。那道光很弱，但足够让走夜路的人看见自己的影子。

六年前，也是在三月，也是在弄堂里，几百个年轻人在中华艺术大学门口站成一排，拍了一张合影。冯雪峰站在第三排，柔石站第一排，殷夫蹲在最前面，冯铿靠在他旁边，胡也频抱着胳膊笑。那张照片后来成了历史文件，被收进档案馆里，玻璃纸下面压着。玻璃纸反光，看不清人脸。但如果在晴天走进那间档案室，让光从侧面斜斜地照进来，就能看见照片上每一个人的表情——年轻的、热的、带一点慌的、站在春天风里努力把腰挺直的那种表情。

六年后，那些人散了大半。亭子间的灯灭了一盏又一盏。但那间屋子的门关上的时候，没有人哭。因为哭出来就散了。不哭，它还在。

胡风回到住处，没有开灯。他在黑暗中坐下，把口袋里鲁迅说的话摸出来——其实是一张空白的纸，他只凭记忆把那几句话重写了一遍，然后叠好，夹进一本《故事新编》里。那本《故事新编》是鲁迅题过字的，扉页上写着"为胡风存念"，落款日期是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个月过去了。那本书还新着，纸边没有翻卷过的痕迹。

胡风合上那本书，把它放回书架最上一层。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灌进来，冷而新鲜，带着枯草和泥土的味道。秋天就要过完了。冬天在前面等着。但冬天过去了，还有下一个春天。春天还会有花开。龙华塔下的桃花也许不会记得冯铿，但桃花年年都会开。

他把窗户重新关上。屋里暗了下去。但书架最上层那本书的封皮上，还残存着一点窗外渗进来的微光。

第三卷 第六章 完

第四卷 民族魂

第一章 病中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上海，晴。

鲁迅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被面上画了一道细细的金线。他侧着头，看着那道金线，看了好一会儿。许广平进来的时候他还没有动，只是把目光从金线上移开，转向她。

许广平端着一碗粥，里面放了几颗红枣——陕北带回来的那包只剩最后几颗了。她舀了一勺吹了吹，递到鲁迅嘴边。鲁迅张嘴吃了。咽下去之后他说："今天天气好。你把窗帘拉开，让我看一会儿。"

许广平放下粥碗，走过去拉开了窗帘。十月的阳光从窗户铺进来，暖洋洋地裹住了整张床。窗外的梧桐叶已经黄透了，一片一片，镶着太阳的光边，像无数枚薄薄的金箔在风里轻轻地翻动。鲁迅看着那些叶子，看了很长时间。

他忽然说："海婴呢？"

"在楼下玩。我让他别上来吵你。"

"让他上来。"

许广平犹豫了一下，还是下楼去了。过了一会儿，七岁的周海婴被领到床边。他穿着蓝色的小褂子，站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身前，有点紧张地看着躺在那儿的父亲。鲁迅伸手摸了摸他的头。那只手几乎没有肉，骨节分明，像一架瘦小的梯子。他说："你看窗外的树，叶子黄了。过几天就会落下来。落下来之后，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你记住了没有？"

海婴点头。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说这个，但他记住了。多年以后，他二十七岁那年，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翻到一本日记，里面有一页写着："十月十七日，晴。海婴来看我，我指窗外的树给他看。不知他懂不懂。"

海婴那天并不懂。他只是看着父亲的手，那只手搭在他头顶上的时候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他的头发上。

下午胡风来了。他带了一本新出的杂志，翻开其中一页给鲁迅看。上面是一篇论高尔基的文章，作者署名"许遐"——那是胡风的笔名。鲁迅看了几段，说："这篇写得扎实。高尔基的东西，你读进去了。"胡风坐在床边，把杂志合上放在膝头。他本来还想说些别的，比如左联解散之后新组织的筹备情况，比如徐懋庸那边最近又写了什么——但他看了看鲁迅的脸色，把这些话都咽下去了。

他换了个话题："先生，您那篇《女吊》我读了三遍。"

鲁迅说："《女吊》——我写它的时候想起小时候在绍兴看过的戏。那个女鬼在台上翻跟头，翻完了笑一声，就下台了。"他停了一下，嘴角牵动了一丝几乎看不出来的弧度，"写完了我才想明白——我写过那么多文章，真正让我觉得写得痛快的，是这一篇。因为它不用讲道理。"

胡风想说什么，鲁迅抬起手轻轻地摆了摆。那只手放下来的时候没有落在被子上，而是停在半空，像想抓住什么东西但没够着。胡风伸手接住了。鲁迅的手在他手心里停了几秒，温度很低，像一块被冷水泡透了的石头。然后鲁迅把手抽回去，放进被子里，说："你坐。不用急着走。"

胡风那天坐到天黑才走。他走的时候鲁迅已经睡着了。呼吸很浅，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出。胡风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窗外——梧桐叶又落了一层，铺在窗台上，厚厚的，像一层褐色的绒布。

他轻声出去了。走出去的时候带门的声音比平时更轻。

第二天，十月十八日。鲁迅没有醒。

许广平早上进来的时候发现他还在睡，呼吸比昨天更浅了。她站在床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出去，把胡风和冯雪峰都叫来了。两个人在客厅里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客厅里的挂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声音大得不正常。

中午的时候，鲁迅醒了一次。他睁开眼睛，看见许广平坐在床头，嘴唇动了动。许广平凑过去，听见他说的是一句话——很轻，几乎只有气声："……别让他们来太多人。"

许广平握着他的手，点了点头。鲁迅又闭上了眼睛。那一下之后，没有再睁开过。

那天下午，消息传出去了。夏衍来了，站在客厅里没有进去。茅盾来了，也站在客厅里。周扬来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隔着走廊看着那扇半掩的门。门里面有药味、有呼吸机的声音、有许广平低低的说话声。周扬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他走的时候外套扣子没有扣好，在秋风里敞着，边走边飞。

十月十九日凌晨五点二十五分，鲁迅停止了呼吸。

许广平是在床边陪着最后一刻的。她握着他的手，感觉到那只手的温度一点一点变凉。她没有哭。她把那只手轻轻地放回被子里，把被角掖好，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把窗帘拉开。天还是黑的，但东边的天边已经开始泛白，一线灰蓝色的光从地平线的边缘渗透出来，像墨汁滴进了清水里，慢慢洇开。

她转过身，看着床上的人。窗帘掀开的微光落在他的脸上，让那张瘦削的脸显得格外平静。她忽然想起他写过的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她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这是在说"责任"。现在她觉得不止。这句话也是在说——他走了以后，远方和人们还会继续和他有关。他写的字还在，印在纸上，不会因为他的呼吸停止而消失。

她走过去，把他枕边那本《故事新编》拿起来，翻开《补天》那一页。纸面上有他用铅笔写的批注，字小得像蚂蚁，歪歪斜斜的，在"女娲倒下了"这几个字旁边画了一条波浪线。

她合上书，放回原处。然后她走到门口，对客厅里站着的人们说了一句："先生走了。"

没有人说话。胡风站在那里，靠着墙壁，手里还攥着一本杂志——那是昨天他带来给鲁迅看的那本，他还没来得及拿回去。夏衍站在窗口，背对着所有人。茅盾坐在椅子上，两只手平放在膝盖上。

秋天早晨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枯叶的气味。上海的清晨正在醒来。远处的弄堂里已经有了人声——谁家的收音机在播天气，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孩子起床，卖豆浆的推车从巷口经过，发出骨碌骨碌的轮子声。这个城市不知道，在它醒来的时候，有一个睡了很久的人刚刚睡过去了。它照常醒着。

但有些东西变了。变了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等天再亮一些的时候，推开门走出去的人会感觉到——风的方向好像偏了一丝，脚下的路好像硬了一些，空气里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少了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声音。

但那些字还在纸上。它们还在。它们会继续被读，被传，被抄在练习本上，被刻进石碑里。它们比人的寿命长。它们知道的，写它们的人早就知道了。

许广平走到窗前，把窗帘完全拉开。天已经全亮了。十月十九日的太阳从东边升起来，把梧桐树的金色叶子照得通明。一片叶子从枝头脱落，打着旋儿，落到了窗台上。它在那里停住了，像一页被合上的书。

许广平伸手把那片叶子捡起来，放在手心看了看，然后轻轻地放在了鲁迅的枕边。

第四卷 第一章 完

第二章 解散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鲁迅去世的第二天。

左联办公室的门最后一次敞开了。周扬站在那间屋子里，面前坐了二十来个人——有夏衍、田汉、钱杏邨，有从北平赶来的几个代表，还有十几个年轻的左联成员。屋里的气氛很沉，没有人说话。那台油印机还盖着灰布靠在墙角，桌上的煤油灯里还存着半盏油，灯芯剪得齐整，是昨天刚换过的。

周扬站在桌子的这头。他没有坐下。他看着屋子里的人，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今天叫大家来，两件事。第一，鲁迅先生走了。第二，左联……也要走了。"

底下有人吸了一口气。但没有人出声。

周扬继续说："鲁迅先生的事，我们改天专门开追悼会。今天先说左联。组织上的决定你们都知道。从现在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文件归档，油印机、刊物存稿、盟员名单——统一移交新筹备的文艺协会。"

他说完之后停了一下，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去。"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说，现在说。"

沉默了一会儿。夏衍开口了。他没有站起来，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声音不大："名单移交之后，那些已经不在了的人——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他们的名字，也会在新协会的名册里吗？"

周扬说："会的。他们是左联的人，也就是新协会的人。"

夏衍没有再说话。他把目光转向窗外——窗外是上海十月灰蒙蒙的天，梧桐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光枝交错着伸向天空，像一张用手指画出来的网。

田汉坐在另一头，把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他本来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一下之后没有说出来。他的身体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坐久了背部会疼，但他一直挺着背。他看着那台盖着灰布的油印机，想起六年前左联成立那天，这台机器还没有，第一期刊物是用手刻蜡纸一张一张滚出来的。那时候他负责刻字，刻到半夜手指头磨出了血泡。现在那台油印机要移交了。他不知道新协会用什么机器。他只知道他手指上那个血泡结的疤，到现在还没有褪干净。

钱杏邨站起来说话了。他的语速不快，每说一句都像在掂量字的重量："左联散了，我没意见。但散之前，得有人把它从头到尾整理一遍。六年的东西，不能就这么一页一页散着。编一份完整的目录。刊物的期数、成员的名字、重要的会议记录——都收齐。收齐了，放进档案里。将来有人想了解这段历史，拿得出来。"

周扬说："这件事你来做。"

钱杏邨点了点头，坐下了。他坐下的时候顺手把面前的茶杯扶正了一下——那个搪瓷缸子还是六年前成立大会上用过的那只，边上的缺瓷还在。他不知道为什么今天这只缸子会在这张桌上，但他把它扶正的时候，觉得应该有人记得这件事。

会议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散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没有人说"再见"。人们陆续站起来往外走，有人把椅子推回桌下，有人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扔进纸篓。夏衍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屋里——周扬还站在桌子那头，面前摊着一本名册，正在翻。他翻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像在核对什么。夏衍没有叫他，自己走了。

那本名册是最后一版左联盟员名单，上面有四百多个名字。有的名字旁边画了圈，表示"已离沪"；有的名字旁边画了叉，表示"已故"；有的是空白的，干干净净，像刚写上去的。周扬翻到第三页的时候，手指停在了一个名字上——"柔石"。旁边画着叉。他看了那两个字，翻过去了。又翻了几页，停在了"冯铿"上。也画着叉。他没有再看，把名册合上，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封了口。

他封口的时候，手指在信封的折边上来回压了两遍。很仔细的，像在包一件不该被弄皱的东西。

同一天，北京。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北平左联支部。

那天下午几个年轻人聚在一间租来的教室里，没有人说话。他们在那面空墙上贴了一张手抄的挽联，上联写"民族魂"，下联写"文学心"，中间是鲁迅的画像——从一个旧杂志的封面上剪下来的，用米糊贴在墙上，四角都贴了，贴得很牢。一个叫曹禺的年轻人坐在角落里，手里捏着一张报纸，报上登着鲁迅逝世的消息，三行字，夹在电影广告和股票行情中间。他把那段消息看了好几遍，然后抬起头说了一句："他走了以后，我们写的东西，该往哪里送？"没有人回答他。过了一会儿，另一个年轻人说："往自己心里送。该写的，他还是会写出来。"

同一天，广州。鲁迅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有人在树下贴了一张白纸，上面只有四个字："先生走了。"路过的人看到那张白纸，有人停下脚步看了一会儿，有人低头继续走。一个穿着灰布长衫的老教授站在树下看了那张白纸很久，然后转过身慢慢走开了。他走到教务处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住，想起二十年前——那是民国六年，他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第一次听鲁迅讲课。鲁迅那天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讲了一个多钟头，期间只喝了一口水。他坐在第五排靠窗的位置，看着那个穿长衫的、瘦瘦的先生站在讲台上说"小说的好处，在于它不说教"——那句话他记了二十年。现在那个说这句话的人，不会再说了。

同一天，延安。鲁迅逝世的消息是第二天才传到的。

那天晚上，一块黑板上用粉笔写着"鲁迅先生逝世"几个字，竖在窑洞门口。有人从窑洞里走出来，看到那块黑板，站住了。又有人走出来，也站住了。窑洞前面的空地上慢慢聚集了二十多个人，没有人组织，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们站在那面黑板前面，夜风从塬上吹下来，把粉笔字上的粉末吹落了一些。一个红军干部站在人群前面，说："鲁迅先生是我们这支队伍里最远的同志。"——他用"同志"这个词说鲁迅。在延安，这个词是最重的。

远处有哨兵在换岗，脚步声在干硬的土地上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更多的人从窑洞里走出来，站到空地上。风把黑板上"鲁迅"两个字旁边的粉笔灰吹散了，但字还在，一笔一画的，像刻进去的。他们站了很久，没有人说话。然后有人开始低声唱一首歌——不是《义勇军进行曲》，是另一首，调子很慢的，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唱着唱着，更多人加入进来。歌声在陕北的夜风里散开，飘过山谷，飘过土塬，飘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在上海，左联办公室的那间屋子被彻底清空了。钱杏邨把所有的刊物和文件分门别类装了四个纸箱，封好，贴上标签。那台油印机被一块更大的灰布重新盖住，抬上了三轮车——它要去新协会的仓库里待着了。桌子被挪到墙角，椅子叠起来码在门边。搪瓷缸子最后一次被冲洗干净，倒扣在窗台上，等着下一个来用的人把它翻过来。

周扬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站在那间空荡荡的屋子里，看着窗户外面。十月的上海在慢慢暗下去，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黄色的光在梧桐树的瘦枝间穿行。他站了一会儿，伸手把灯拉灭了。屋子里黑下来，只有路灯的光从窗户外透进来，在地板上铺了一道窄窄的长方形。他走出门去，把门带上。锁芯发出咔嗒一声轻响，然后就没有声音了。

他从那条弄堂走出去，走到大路上。街边的馄饨摊还开着，热气从锅里升起来，白蒙蒙的。他走过去买了一碗。摊主把馄饨端给他的时候看了他一眼——那年冬天冷，周扬穿得单薄，鼻尖冻得发红。但他的手是稳的，端着那只碗，找了条凳子坐下来，慢慢地吃完了。他吃完之后在碗底放了钱，站起来走了。

那条路上空荡荡的，只有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然后缩短，又拉长。他走着走着，忽然想起一九三〇年春天，左联成立的那个下午——他站在中华艺术大学门口迎客，看着那些年轻的人一个一个走进去，脸上有一种混合着紧张和兴奋的表情，像一群站在起跑线上的马。那些马跑了六年。有的跑得很远，有的跑到一半就倒下了。现在起跑线被卷起来了，收进了一个牛皮纸信封里。

但他知道，跑过的人，不会因为起跑线被收走就忘记怎么跑。他继续走。路灯一盏一盏地在他身后暗下去，又在前方亮起来。上海的深秋像一页被翻过去的纸，正面写着"左联"两个大字，背面是空白的，等着新的人来写。

周扬走着走着，步子慢了一拍。他想，背面的空白上，终归会有人落笔的。那些人里，会有左联的旧人，也会有全然新鲜的名字。字会不一样，气息会不一样，但写字的姿态——那种把脊背挺直了、把笔握紧了、把想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刻进纸里的姿态——大概不会变太多。他把领口拢了一下，继续往前走。

馄饨摊上的热气还在向上冒着，在路灯底下轻轻散开。摊主把周扬用过的碗收了，在围裙上擦了擦水，搁回碗架上。又一锅水烧开了，白腾腾的蒸汽模糊了路灯的光。

那条弄堂的尽头，左联办公室的灯再也不会亮了。但那间屋子的门，已经为别的灯留好了位置。

第四卷 第二章 完

第三章 最后的写作

一九三六年夏天，鲁迅在病床上完成了《故事新编》的最后几篇。

这本书他从一九二二年就开始写了，断断续续写了十四年。中间停了很多次——有时是写别的东西去了，有时是病了，有时是写不下去了。他把古代的神话和传说重新讲了一遍：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嫦娥奔月、老子出关、墨子止楚攻宋。他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用的是一种奇怪的笔法——文言和白话混在一起，严肃和玩笑搅成一团，读着读着就笑出来，笑着笑着又觉得心里沉甸甸的。他自己说这是"油滑"，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但他还是这样写了。因为他觉得，古人那些正襟危坐的讲法，离普通人的心太远了。远到让人够不着。

五月的一天，胡风来看他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翻《补天》的稿子。那篇是整本书里最早写的，一九二二年就写了初稿，这十几年间改了四遍。但最近他又拿出来翻了翻，把最后一段重新写了一次。胡风凑过去看，稿纸的最后几行字比前面的新一些，墨色略深，显然是刚写上去不久的。他写的是：

"女娲忽然醒来了。她看见自己造的人，站在地上，远远近近的，都在看她。她想说什么，但已经说不出来了。她的力气用完了。她躺下去，睡在大地的中间，像一座山。"

胡风看完了这一段，抬起头来。鲁迅正看着他，目光平静，像在等他的反应。胡风说："先生，这一段的结尾，跟以前不一样。"

鲁迅说："以前我写她补完天就走了，像做完了一件事。现在觉得不对。做完一件事的人，不会就这么走掉。她会躺下来，看一看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还在不在。"他顿了顿，把稿纸从胡风手里接回来，折好，放回枕头底下。"人也是一样。写完了，累倒了。但只要写出来的东西还在，就不算白活。"

七月中旬，《采薇》定稿了。那是《故事新编》里的第三篇，写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上的故事。鲁迅写这两个人的时候带了一点嘲弄——觉得他们"不知变通"，但也带了一层他极少对人提起的东西。那是一种类似羡慕的情绪。他在写到叔齐对伯夷说"我们这一生，没有对不起任何人"这一句时，搁了笔，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许广平端药进来的时候，看见他望着窗外发呆，没有打扰他，把药放在床头柜上就退出去了。他过了一会儿才回过神来，端起药碗喝了，然后继续写下去。他没有把那个走神的瞬间告诉任何人。

八月底，《起死》写完了。那篇讲的是庄子在荒野里遇到一个骷髅，一番对话之后让骷髅复活了。结果骷髅复活之后并不感谢庄子，反而埋怨他："我本来是死透了的，干干净净的，你把我弄回来干嘛？又要重新过一遍苦日子。"鲁迅写到这里的时候自己笑了一声，笑得呛了一下，咳嗽了好一阵才缓过来。

胡风那天在场，等他不咳了才说："先生，这个骷髅是您自己吧？"

鲁迅没有回答。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然后说："谁是庄子，谁是骷髅，谁说得清呢。只觉得那个骷髅说'把我弄回来干嘛'，倒是一句真话。"他放下水杯，靠回枕头上，脸上的表情比刚才轻了一些，像卸掉了半件东西。

九月初，鲁迅把《故事新编》的全部手稿整理了一遍，让胡风和许广平分头抄了一份清样。他自己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他看到《补天》最后一段的时候，手指在"像一座山"那几个字下面停了片刻，然后翻过去了。他把整本稿子合上，用手掌心按了按封面，说："就这些了。能写的，都写了。"

胡风把那摞稿子接过来，一本一本地码好。他问："先生，书名还叫《故事新编》？"

鲁迅说："还叫。故事是旧的，讲法是新的。这就够了。"

九月中旬，许广平把《故事新编》的清样寄给了出版社。邮寄之前她拿给鲁迅又看了一遍最后校样。鲁迅靠在床头，用铅笔在扉页上的"鲁迅著"三个字旁边加了一行小字："病中最后一次校阅"——六个字，写得很轻，铅笔尖几乎没怎么用力。

寄出去的那天下午天气很好，窗外有鸽子落在晾衣竿上，咕咕叫了几声又飞走了。许广平回来的时候鲁迅已经靠在枕头上睡着了。书稿已经不在床头了，桌上是空的。那本旧稿放进了抽屉最深处，跟几封旧信放在一起。

那天下午的阳光从那扇朝南的窗子里照进来，落在被面上，暖暖的。鲁迅睡着的时候脸上很平静，手搭在被子上，手指微微蜷着，像在握着什么东西。但他的手心是空的。

他握了一辈子的笔，现在放在桌上了。那支笔就搁在桌上，笔帽拧紧了，墨水还没有干透。他随时可以再拿起来。但他没有再拿起来——不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人到了某一个时刻，会知道自己已经把想写的话写完了。剩下的事，是让别人去写。

《故事新编》后来印出来了。封面是淡黄色的，书名是鲁迅自己题的，两个字一左一右，隔得有点开，像两个站远了一点的人，相互看着。拿到样书的那天，胡风把书带给鲁迅看。鲁迅翻了翻，看了看印刷质量，翻了翻纸张，然后合上书，放在枕头边上，说："行了。可以了。"

他说的"可以了"，不知道是指书，还是指别的。胡风没有问。他把那本样书放在床头柜上，跟那包快要吃完的红枣放在一起。

那天晚上鲁迅睡着之后，许广平把那本样书拿起来翻了翻。翻到《补天》最后一段的时候，她的手指停在了"像一座山"那几个字上。她把那段话默读了一遍，然后合上书，放回原处。

窗外，上海的夜色正在合拢。梧桐叶还在往下落，一片一片的。秋天正在收尾。她想起他写过的另一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她以前觉得这句话说的是他活着的时候。现在她觉得，这句话说的也是他走了之后。那本《故事新编》会去无穷的远方。那些远方的人们会翻开它，读到"像一座山"四个字。他们未必知道这行字是在什么样的病床上、用什么样的手指写出来的。但他们读了，这句话就在他们心里待下来了。它可能会待很久，久到比写它的人还要久。

许广平把灯调暗了一些。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安安静静的，像另一个陪在床边的人。

第四卷 第三章 完

第四章 送别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鲁迅出殡的那天，上海下了一场薄薄的雨。雨不大，雾似的，飘在空气里，落在人脸上痒痒的，像谁用极细的刷子轻轻刷过。天是灰的，云压得很低，压在高楼的屋顶上面，压得人胸口有点闷。

出殡的队伍从万国殡仪馆出发。灵柩被抬出来的时候，门口的街上已经站满了人。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维持秩序，大家就那么站着，密密匝匝的，从殡仪馆门口一直排到街口，又从街口拐上了另一条街。站在前面的人穿着长衫、西装、工装，站在后面的人踮着脚尖往前面看，有人带着孩子，有人手里拿着花——菊花、百合、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被雨浸湿了，花瓣上挂着水珠。

送葬的队伍里有左联的旧人。夏衍站在队伍的前半段，穿着一件旧西装，领带系得端正。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他旁边站着田汉，田汉的左手拄着一根拐杖——腿伤还没好透，站久了疼。但他没有坐下，一直站着。再往后几排，钱杏邨站在人群里，不靠前不靠后，像一个普通的送行者。

茅盾站在另一侧。他戴着一顶礼帽，帽檐压得很低，雨水从帽檐的边缘一滴一滴往下落。他的目光一直停在灵柩上，没有挪开过。棺材是深褐色的，木纹清晰，在灰色的天光里显得格外沉。他想起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那天，鲁迅讲完话走下台来，经过他身边的时候点了一下头——很轻的一下，像是认出了他的位置。那时他觉得来日方长。他后来才慢慢明白，方长的从来不是"来日"，是鲁迅留下来的文字。那些文字会一直往前，比任何一个人的寿命都要走得更远。

冯雪峰走在灵柩的右侧。他今天穿着一件黑色的旧棉袍，是临时跟人借的，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他觉得太素了。他扶着灵柩的一角，步子走得很慢，像怕走快了会把棺材里的人颠醒。他扶着那截木头的表面，能摸到木头的纹理，一根一根的，冰凉，雨水打在上面变成了深黑色。他想起一九二九年冬天他第一次走进鲁迅书房的那个下午——鲁迅坐在桌后面看他，没说"坐"，只是把桌上的书往旁边挪了挪，腾出一小块桌面。他在那块桌面上坐了六年。现在那张桌面空着了。

胡风走在队伍的前列，离灵柩最近。他的外套没有扣，雨雾落在衣襟上，留下一片细密的水痕。他怀里揣着一本书——那本《故事新编》的样书，昨天他从床头柜上拿走的，走的时候没跟许广平说。他揣着它，觉得像揣着一件还有温度的东西。鲁迅最后一次翻这本书的时候手指在哪里停过，他还记得。那页的边角微微翘起，像被人反复摩挲过。

队伍缓缓地往前移动。沿路有人从弄堂口走出来，加入了送葬的队伍。起初只是几个人，后来越来越多，像一条河在流动中不断吸纳支流的水。有工人、有学生、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穿着校服的年轻人、有推着自行车的邮差——他们把车停在路边，然后走进行列里。没有人问前面是谁在送葬。他们知道了，来送。就这么简单。

队伍后面，一个拉黄包车的车夫远远地看见了送葬的人流。他把车停在路边，擦了一把汗。有人问他："你不拉车了？"他说："拉了一辈子，今天歇半天，送送人。"他空着手跟在队伍最后面，走了很远。他不认识鲁迅，但他跟着走了一整个上午。有人问他"你送谁"，他说"不知道。这么多人送，我也送送"。

经过霞飞路的时候，一个女学生从路边跑出来，手里攥着一把白色的小花，她踮着脚尖想把花放到灵柩上，但够不着。旁边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接过去，轻轻搁在了棺材的尾端。花搁上去的时候颤了一下，然后稳住了。女学生站在路边，看着那朵花随灵柩慢慢远去，一直看到看不见了，才转身走开。她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雨还在下着，薄薄的，像谁在天上筛着一把极细的银粉。

走到外滩附近的时候，送葬的队伍已经铺满了整条街。两边的店铺有人站在门口看着，有人把门关了一半。一个报童站在路肩上，手里举着当天的《申报》，头版头条印着"鲁迅今晨出殡"六个大字。他不再叫卖，就只是举着那张报纸，看着人群从面前经过。他的目光追着那具深褐色的灵柩走了一段路，然后低下头，把报纸翻了一面，换成广告的那一页朝着外面。他说不上为什么这么做，只是觉得今天不应该叫卖。

周扬走在队伍的中间偏后。他没有穿黑衣服，只是把自己那件灰布短褂换成了深蓝色。他在队伍里走得不快也不慢，跟在几个不相识的人后面。前面的背影挡住了他的视线，他看不见那具灵柩，但他知道它在前方。他低头走着，雨水打在他的后颈上，凉凉的。他想起五年前柔石他们遇难之后，有一次左联开会，鲁迅坐在台上面，说了一句话："有些人走了，但我们还在。在的人，替走的人把路走完。"他当时坐在台下，觉得这句话是鲁迅对所有人说的。现在他在这支送葬的队伍里，忽然觉得那句话也是在说他。鲁迅替柔石他们走了五年，现在轮到别人替鲁迅走了。周扬不知道他能不能走好那条路。但他会走。

送葬的队伍继续往前。从殡仪馆到公墓，走了整整一个上午。有人从队伍的这头走到那头，走了五六个街区都没有掉队。没有人喊口号，没有人哭嚎，只有脚步踩在湿路面上的声音——沙沙的，沙沙的，像无数片叶子被风吹着在路面上移动。那声音不响，但很持续，绵密得连成一片，铺满了整条街。

灵柩被放在墓穴边上的时候，雨忽然停了。天还是灰的，但那一线从云缝里漏出来的光刚好落在棺材盖上，把深褐色的木板照成了暖金色。那道光停在那里，像谁把这个下午最亮的一刻专门留给了它。

许广平站在墓穴旁边。她的表情很平静，头发被雨雾润湿了，贴在鬓角上。她手里捏着一封信——是鲁迅生前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那封信很短，只有几行字，说"别哭。人总会有这一天"。她在口袋里把它攥了一路，一直没有展开。现在灵柩要落土了，她把那封信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看封皮上"广平亲启"四个字。那是他的笔迹，瘦而有力，最后一笔落得很稳，像钉子钉进了纸里。她没有拆开那封信，把它轻轻地放进了墓穴中，靠在了灵柩的侧面。然后退后一步，看着泥土被一铲一铲地填下去。她的肩膀没有抖，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指节微微泛白。

胡风在泥土填到一半的时候走上前去，把那本《故事新编》的样书也放了进去。他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弯腰把书搁在棺材的旁边，靠着一侧的木壁，然后直起身退了回去。那本书的淡黄色封皮在泥土里闪了一下，然后被覆上了一层褐色的土。

人群开始慢慢散去。三三两两的，有人结伴走，有人独自离开。夏衍和田汉一起走的，两个人在公墓门口站了一会儿，各自点了一根烟，谁也没有说话。抽完烟，他们分了手，朝两个不同的方向走了。冯雪峰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在墓前站了很久，久到周围已经没有别人了。他看着那块新立的墓碑——碑上刻着"鲁迅先生之墓"五个字。字是别人写的，不是鲁迅自己的字。他看着那五个字，忽然想起一九三〇年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讲的那段话："我们处在这么个时代。这个时代不会同情弱者。所以我们只能自己同情自己，自己护住自己，自己往前走。"

冯雪峰站在那里，把这段话在心里过了一遍。他忽然想：先生，你走了以后，那些被你自己护住过的人，该护住谁呢？——他没有想出答案。但他觉得，答案不必立刻就有。只要还有人记得这个问题，答案就迟早会浮出来。

他转身走了。他的背影在公墓的门口被午后的阳光拉得很长，落在新翻的泥土上面，像一个还没写上去的字。他走着走着，步子慢了一拍，又恢复了原速。身后那堆泥土上的花瓣还在。白的、黄的、粉的，被雨水浸透了，服服帖帖地伏在褐色的泥土上面。远远看去，像一小片还没开完的春天。

雨彻底停了。上海的深秋忽然亮了一下。黄浦江的风从东边吹过来，带着水的气味，穿过楼群和弄堂，吹过公墓新翻的泥土，吹动那些花瓣的边缘，微微地颤了颤，像有人在翻一篇还没读完的文章。

第四卷 第四章 完

第五章 各奔前程

一九三七年春天，上海还在冷着。但梧桐树已经开始抽芽了，新叶子嫩绿嫩绿的，从光秃秃的枝干上钻出来，像纸卷儿刚展开。二月到三月之间，上海的文化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左联散了，鲁迅走了。接下来该谁了？"没有人回答。但每个人都在用脚回答。

周扬是第一个走的。三月初，他收拾好了行李，一只旧皮箱，半箱书，半箱衣服。他在左联办公室清理完最后一堆文件之后，拎着那只箱子去了码头。他要去延安。船是下午开的，他上午就到了码头，在候船室里坐了几个小时。候船室里很空，长条木椅上坐着几个零散的旅客，有人在打盹，有人在啃烧饼。周扬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

他想起来一件事：五年前他从苏区回上海的时候，也是在这里下的船。那时候他带着满身的风尘和一种"我见到了真实"的确信。五年过去了，那份确信还在，但变厚了一些，也变皱了一些。皱的部分是从鲁迅身上学来的——那层"不肯把话说满"的审慎、那层"给将来留余地"的耐心。他那时候不懂得这些东西，现在才模模糊糊地觉得它们有用。

汽笛响了。他站起来拎起箱子，走向检票口。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上海。江风从水面上吹过来，把他的外套掀起来一角。他看见码头后面那些高高低低的楼顶、那些交错的弄堂口、那些梧桐树新发的叶子——他在这座城市住了九年。九年里他换了五个住处，认识了几百个人，失去了一多半。剩下的那一半分布在各地的房间里，有的在重庆，有的在北平，有的在路上。他看了最后一眼，转身上了船。

船开了。他站在甲板上，江风灌进领口，冷，但他没有进去。他靠着船舷站着，手里捏着一封信——那是鲁迅去世前一个月写给他的最后一件东西，很短，一共只有三句话。其中一句是："做事的人，总会被做事的人记住。"他把那封信折好放回口袋，手按在口袋外面，感受那封信隔着衣料贴着胸口，轻微的硬，像一片薄薄的、从旧木头上刮下来的木片，还带着温度。

茅盾走的时候是四月中旬。他走的方向跟周扬相反——他去重庆。他去重庆的文艺协会任职，名义上是整理抗战文艺的材料，实际上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他只是觉得，应该换一个地方。上海这座城里已经没有鲁迅了。鲁迅在的时候，他觉得这座城市有一根柱子撑着。现在柱子撤了，天花板还在，但总让人觉得不牢靠。

他走的时候夏衍去送他。两个人在十六铺码头对面的小馆子里吃了一碗面。茅盾吃着吃着把筷子放下了，说："你说，左联的人散了之后，还有没有再聚起来的一天？"夏衍想了想，说："不一定聚起来。但散开了的人，各在各的地方做事。这本身也是一种聚。"茅盾把筷子又拿起来，把碗里剩下的面吃完了。吃完了他站起来，伸手跟夏衍握了握。两只手握得跟平时一样，不松不紧。然后他拎着箱子上了船。夏衍站在码头上看他走远，直到那条船在江面上变成了一个小点，才转身走了。他走在路上，忽然发现自己今天的步子特别稳——不是慢，是有力。像是在走一条有底的路。

胡风没有走。他留在上海，留在鲁迅住过的那条弄堂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比原来大一些的屋子，把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编辑部。他在那里办了一份刊物，叫《七月》。刊名是他自己起的，取"七月流火"的意思——热，但不烧死人。他一个人编，一个人校，一个人跑印刷厂。稿子不够的时候他自己写，署不同的笔名，有时一期里有两三篇都是他的。他常常忙到深夜，坐在灯下拆信、看稿、回信。来信的人有他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有从战场边上寄来的，有用铅笔写在烟盒背面的。他都看，看完了挑出能用的，排进下一期里去。

有一天夜里他拆到一封从山西寄来的信，信纸皱巴巴的，像是被雨水淋过又晾干的。写信的人说："我是一个十六岁的兵，去年在太原的书店里买了您编的《七月》，读完了，觉得外面还有一个世界。我没有读过几年书，但我现在在学写字。我想将来也能写一点东西。"胡风把信看完，放在桌上，靠着椅背坐了一会儿。他想起十二年前自己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也写过这样的信。收信人是谁他已经忘了，但那封信寄出去之后他等了两个月，每天都去收发室看有没有回信。后来回信来了，只有三行字，但他在灯下看了不下二十遍。

他把那个兵的信重新折好，放进一个专门的抽屉里。然后他铺开一张新稿纸，给那个十六岁的兵回信。信很短，他写的是："你已经在写了。你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一步路。走着走着，就知道了。"他把信抄了两遍，觉得第一遍措辞太轻，第二遍又太重，第三遍才封了口。封口的时候他在信封背面加了一句："打仗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留着手才能写字。"

萧红是秋天走的。她走之前来看了胡风一次，带了一包花生米，放在桌上。她坐在胡风的编辑室里，四周堆满了书和稿纸，有几本摞成了歪歪斜斜的塔，顶上一本快要滑下来了。她伸手把那本书扶正了，说："我明天走。去武汉。"胡风给她倒了一杯水，说："路上小心。"萧红点了点头。她忽然说："去年这时候，我还常去先生家里。他靠在床上，让我坐近一点。我那时候觉得他还能坐起来，还能写。我没想到……"她的声音低下去，没有再说完。

胡风没有接话。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绍兴的乌篷船。那是鲁迅去世前两个月从绍兴寄给他的，背后写着："家乡的船还在。只是划船的人老了。"萧红接过那张明信片看了一会儿，翻过来，看见背面那行字。她把明信片还回去，站起来说："走吧。我明天还要赶路。"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说："你那个《七月》——我会在武汉订。"

胡风说："好。我给你寄。"

萧红走之后，那包花生米还放在桌上。胡风后来吃了一颗，发现是咸的。他把剩下的收进了抽屉，和那些读者来信放在一起。

那一年秋天，上海的弄堂里又响起了卖豆花的吆喝声。每天清晨照常从巷口经过，车轮压过潮湿的石板路，发出骨碌骨碌的轻响。路过的人停下来买一碗，端在手里，趁热喝完，把碗放回摊子上，继续走他自己的路。卖豆花的换了人——原来的老李去年走了，现在是他儿子接班。声音比老李细一些，调子还是一样的："豆花——热的——"

散落在各地的人各自在做各自的事。周扬在延安编教材，茅盾在重庆写散文，夏衍在上海继续写剧本，田汉在桂林排戏，钱杏邨在整理左联的档案，胡风在灯下拆读者的信。他们彼此隔着几百里几千里，写信要半个月才到，发电报贵得要命。但他们写。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写着，隔山隔水地写着，把各自看到的、想到的、等不及要说的东西变成字，变成句子，变成一篇一篇印在纸上的文章。那些文章被塞进信封，贴上邮票，经过战时的邮路，颠簸着去往另一个人的手里。收信的人拆开，在灯下读完，有时候嘴角动一下，有时候把信折好放进抽屉，然后拿起笔，回一封信。

左联已经散了。但那些写信的人没有散。他们还在写。用不同的笔，在不同的纸上，写着同一条还没走完的路。

那条路的起点是中华艺术大学那间朝南的教室，是油印机吱吱呀呀转动的声响，是搪瓷缸子边沿缺了的那块瓷，是亭子间窗口那盆绿油油的葱，是龙华塔下的桃花，是鲁迅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我们所要的是坚强的、韧性的战斗。"

六年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底下坐了几十个人。现在那些人不在一处了。但"韧性的战斗"这五个字还跟着他们。他们在各自的路上走着，走得不快，但不停。

第四卷 第五章 完

第六章 尾声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

初夏的风从黄浦江上吹过来，带着水的气味，温温的，软软的。南京路上红旗招展，锣鼓声从早响到晚。那些在亭子间里写过字的人，有的回来了，有的没有回来。回来的站在人群里看游行，没有回来的，他们的名字被印在报纸上，用黑框框着，下面写着"烈士"两个字。

五月二十七日，冯雪峰回到了上海。他穿着解放军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军帽下面的两鬓已经花白。他站在外滩的码头上看着这座城市——十六年过去了，梧桐树还在，外滩的楼还在，黄浦江的水还在流。他看着那些熟悉的街角，脚步没有快起来。他在想：多少人走了，多少人留下了，多少人等到了今天。

他去了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那栋楼还在，外墙刷了新漆，门口挂着一块新的牌子。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黑漆大门。他想起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那天，他站在门口等鲁迅来的那个早晨。那天也是春天，太阳也是暖的。他记得鲁迅从弄堂那头走过来，穿着旧棉袍，围巾围了两圈。他当时迎上去说"先生来了"，鲁迅点了点头，从他身边走了进去。

他站在那扇门前面，把手伸出去摸了摸门框。门框的木头上有一道划痕，深浅正好，像被人用钥匙划过。他不知道那道划痕是谁留下的，也许是谁在散会之后随手刻的。他收回手，转身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门敞开着，有阳光照进去，落在门槛里面一小块地上，亮亮的。

同一天，夏衍去了闸北那条弄堂。左联最后一间办公室在那条弄堂里，他去找的时候发现那排房子已经被拆了，盖了新楼。新楼是米黄色的，窗明几净，一楼是一家文具店，卖钢笔和练习本。他站在文具店门口看了一会儿，没有进去。他想起那台油印机——每次用之前要摇手柄摇出墨来，摇得胳膊酸。那张灰布后来不知道收在哪里了。他转身走了，沿着那条弄堂慢慢往外走。路边的梧桐树还和十几年前一样，叶子在初夏的阳光里绿得发亮。

胡风也回来了。他住在原来那间编辑室不远的地方，继续办刊物，刊名换成了《文艺报》。他把办公室收拾出来那天，翻开一个旧箱子，里面是一些读者来信——有几封还是抗战时期从各个地方寄来的，信封已经发黄了。他把那些信拿出来整理了一遍，发现最底下压着一封信，是鲁迅去世前两个月写的，信封上写着"胡风同志亲启"。他拆开来看，里面的纸已经脆了，边缘一碰就掉渣。鲁迅写着："风，不管以后的路怎么走，记得把该写的东西写完。"

胡风把那封信折好，放回信封。他把信封夹进了那本《故事新编》的样书里，然后合上书，放回书架。他站在书架前，看着那本书的淡黄色封面，站了很久。

钱杏邨在整理档案。他把过去十六年收集的左联材料分门别类，装了八个纸箱。他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份手写的名单——是左联成立初期盟员登记表，上面有四百多个名字，钢笔字，有些已经模糊了。他对着那份名单一个一个地看，看到柔石的名字时停了一下，看到冯铿的名字时停了一下，看到殷夫、胡也频、李伟森的名字时都停了一下。他看完之后把名单折好，放进一个专门的夹子里，贴着标签："左联成员名录（1930—1936）"。他写标签的时候笔尖很稳，但写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流了一滴汗。一滴，在手背上，他不知道是热的还是什么别的。

五月三十日，上海的街头还在庆祝。那天下午，冯雪峰一个人去了龙华。他坐电车去的，下车之后走过那条去警备司令部旧址的路。那条路变宽了，路边的房子也换了模样。他走到那片空地的时候停住了。空地上修了一座纪念碑，灰白色的石柱，上面刻着几个名字：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碑前摆着一束鲜花，花瓣在下午的太阳底下微微卷着边。

他站在碑前面，没有弯腰，没有鞠躬，只是站着。他看了一会儿那五个名字，然后目光往下移，落在碑座上面刻的一行小字上："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五位青年作家在此就义。"他看了那行字一会儿，然后移开目光，望向远处。龙华塔还在。灰白色的塔身在午后的光里显得比以前矮了一些——也许是因为周围的楼房变高了。塔下那株野桃树还在，初夏的叶子密密匝匝的，绿得发沉，看不见花。花已经开过了。明年还会再开。

冯雪峰在碑前站了大约十分钟。然后他转身走了。他走得不快，经过那株桃树的时候停了一步，伸手碰了一下一片叶子。叶子在他的手指尖上抖了一下，又弹回去了。他收回手，继续走。

他走出龙华的时候，太阳正往西斜。他站在路口等电车，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小姑娘坐在路边画画——她画的是龙华塔，铅笔画，线条稚拙，塔尖歪了一点点。她画得很认真，头低着，额前的碎发垂下来，在风里一下一下地晃。冯雪峰看了她一会儿。他想，她的年纪跟冯铿死在龙华的时候差不多。他不认识她，以后大概也不会再见到。但她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画着龙华塔——这让他觉得，有些东西确实被留住了。留下来的方式不是被人记住名字，是有人在塔底下坐着，用铅笔画它的样子，画完了折好，放进兜里，站起来跑回家去。

电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车开了，窗外的街景慢慢往后退——弄堂、梧桐、穿军装的年轻人、抱孩子的女人、贴在电线杆上的红纸标语。上海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天里，像一本刚刚翻开的新书。

他靠着车窗坐了一会儿，在口袋里摸到一样东西。是一张旧照片——左联成立那天在中华艺术大学门口拍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影已经模糊了，但他还能认出那些位置：他站在第三排左边，柔石蹲在第一排中间，殷夫在他旁边，冯铿靠在殷夫肩膀上笑。他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回口袋。

电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梧桐叶子在风里翻转着，绿得发亮。

五月的上海在慢慢变长。天黑得比以前晚了，傍晚六点钟的时候，天还亮着。那些曾经亮在各个亭子间里的灯火，有一些已经熄灭了，有一些换到了新的窗口。那些写字的人，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还在写着。在他们身后，是六年。在他们前面，是一个新的时代正在铺开，像一张刚铺平的稿纸，等着新的人来落笔。

电车过了黄浦江。冯雪峰下了车，走进一条弄堂。弄堂口有人在乘凉，一把藤椅，一杯茶，收音机里放着沪剧。他穿过那条弄堂，走到自己住处的门口，掏出钥匙开门。门开了，他走进去，把门带上。

屋里暗了一下，又亮了——窗外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渗进来，在桌面上铺了一道细细的金线。他在桌前坐下来，把那张旧照片放在桌上，摊平了。他看着照片上那些模糊的轮廓，在渐渐暗下去的光线里，辨认着一个一个的名字。

窗外，上海正在入夜。城市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远远近近的，像有人在天黑之前点了一把星星，撒在屋顶和街道之间。那些光不大，但聚在一起，就让整座城市亮起来了。

他坐在桌前，在那些灯光慢慢亮起来的时间里，把那张照片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收进了抽屉里。

抽屉关上之前，他最后看了一眼照片上那些模糊的影子。

他们还在那儿。在泛黄的纸面上，在一九三〇年三月的阳光里，站着，笑着，看着镜头，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里去。

他们走过来了。

第四卷 第六章 完

后记：左联的历史价值与后续影响

左联只活了六年。

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一九三六年二月解散。六年，在历史的长河里短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就是这六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政治史上留下的痕迹，比许多活了六十年的组织都要深。

一、改变了国共博弈的文化格局

左联成立之前，国民党的舆论几乎是单方面的。北伐之后，南京政府控制了绝大部分报刊、出版社和教育机构，右翼的声音占据主流。左联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垄断。

左联创办了几十种刊物，从《萌芽》《北斗》到《文学》，从油印传单到公开发行的杂志，左翼的声音像草一样从石板缝里长出来。一九三三年以后，左联成员的文章不仅发在左翼刊物上，还挤进了《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等中右翼报纸的副刊。国民党惊呼共产党"把持着沿海各大城市的文化，浸淫青年人的思想"，遂在军事围剿之外，专门加了一道"文化剿匪"的命令。一种文化力量能逼得执政者专门为它下一道剿灭令，它有多大的影响力，不言自明。

二、培养了改变中国文学方向的一代人

左联四百多名成员中，走出了鲁迅后期杂文、《子夜》《包身工》《义勇军进行曲》、柔石与殷夫的诗与小说。这些作品至今仍在课本里、在舞台上、在人们能随口哼出的旋律里。左联还做了另一件事：让文学下沉到大众中去。文艺大众化运动、街头宣讲、左翼电影——它们把"文学"从书斋里拖出来，放进了工厂、农村和弄堂。

三、双重领导体制的成败

左联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同时接受两种力量的作用：鲁迅的精神领导和中共的组织领导。这种"双重领导体制"在前几年运行良好——冯雪峰、瞿秋白作为联络人在中间疏通。一九三四年冯雪峰和瞿秋白调离后，周扬等人接管左联，与鲁迅的关系迅速恶化。"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左联解散前对鲁迅意见的忽视，都源于这个结构性转变。左联的功绩是第一位，历史局限是第二位。

四、火种没有熄灭

左联解散后，它的成员散去了四面八方。周扬去了延安，茅盾去了重庆，胡风留在上海，夏衍继续写电影剧本，田汉在桂林排戏。他们各自在新的岗位上继续着同一种写作——那种"为大众而写"的信念，没有被解散令带走的信念。后来的一切——抗战文艺、延安文艺座谈会、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文学——都带着左联的印记。可以说，左联是"一棵倒下的树"。它倒了，但种子已经飞出去了。落在不同的土里，长成不同的树。那些树再分种子，再飞，再长。一代一代的，越来越远，越来越密。

五、今天为什么还记着它

左联走过的弯路、内部的分歧、解散时的遗憾，历史的账本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但更重要的是它留下了一种姿态——那种"在铁笼子里也要呐喊"的姿态。那种"写下来的每一个字都比命长"的信念。那种"替将来的人留一盏灯"的自觉。

九十五年后，左联成立大会会址还在上海多伦路上，门敞开着。走进去的人不一定都知道里面发生过什么，但他们会看见墙上的老照片——一群年轻人站成一排，在春天的风里努力把腰挺直。他们会觉得那个表情熟悉。每个时代写字的人，脸上都带着同一种表情：认真、固执，不太确定自己写得对不对，但还是要写下去。

这种表情不会消失。因为只要还有人愿意在灯下写字，它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不同的人脸上，出现在不同的窗口后面，出现在同一盏灯底下。

那盏灯亮过了。就一直是亮着的。

（全书完）

全书共计： 序 + 二十四章 + 后记

人物涉及（按出场先后）：

鲁迅、许广平、毕磊、冯雪峰、柔石、殷夫、冯铿、胡也频、李伟森、许峨、潘汉年、冯乃超、夏衍、钱杏邨、成仿吾、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丁玲、田汉、周扬、胡风、徐懋庸、茅盾、周海婴、萧红、张石川、蔡楚生、聂耳

作者：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