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唱文化与风土国情系列之73

作者：傅维敏

在汉语的浩瀚词海中，若要寻一个最富戏剧性、又最常被误解的词，“杜撰”必定是榜上有名。今日我们谈及“杜撰”，多半带着几分幽默，意指毫无根据的凭空捏造、信口开河。然而，若拂去历史的尘埃，追溯其源头，便会发现这个看似贬义的词汇，不仅承载着一段段文人轶事，更在无意间道破了文学创作中“合法虚构”的终极真相。

“杜撰”究竟因何姓“杜”？历来众说纷纭，宛如一桩千古悬案。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指向了唐末五代的传奇道士杜光庭。这位博学多才的道教学者，为了阐扬道教，在整理典籍时大量创作了神仙传记与灵验故事。从“八仙”张果老的完整事迹，到唐明皇游月宫的奇幻传说，皆出自他的手笔。因这些故事多属“没有古法依据的自创”，世人便以“杜光庭所撰”来戏称，久而久之，便缩略成了“杜撰”。

然而，历史的考证往往比传说更为复杂。有学者指出，早在杜光庭之前，汉代易学大师田何（号杜田生）讲授《周易》时，就因内容被质疑而遭人嘲讽为“杜田”或“杜园”，意指“杜氏自圆其说”。到了北宋，文人圈里更是为“杜撰”贡献了多位“代言人”。有人说是北宋官员盛度，在被问及碑文作者时，慌忙答了一句“度撰”，谐音“杜撰”引得满堂哄笑；也有人说是北宋诗人杜默，因他作诗不守格律，随性发挥，被欧阳修等文人戏称为“杜默所撰”。

无论是杜光庭的造神仙、田何的讲《周易》，还是杜默的写狂诗，这些典故在唐宋文人的口耳相传中逐渐交融。到了南宋，王楙在《野客丛书》中一锤定音：“杜之云者，犹言假耳。”至此，“杜”字彻底与“假”、“虚”、“自创”绑定，“杜撰”也完成了从具体人名到泛指“虚构臆造”的华丽转身。

如果说唐宋文人的轶事是“杜撰”的孕育期，那么到了明清时期，这个词便在古典小说中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褪去了最初的狭隘含义，化身为市井与庙堂通用的日常口语。

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杜撰”被用得极其生动且充满人情味。第三回中，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见她眉尖若蹙，便自作主张为她取字“颦颦”。当探春询问出处时，宝玉随口编造了一本《古今人物通考》。探春知根知底，当场戳穿：“只怕又是你的杜撰。”宝玉却毫不避讳，反而理直气壮地狡辩：“除《四书》外，杜撰的也太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这段兄妹间的亲昵调侃，展现了宝玉不拘泥于世俗经典的叛逆性格。

而在《水浒传》与《西游记》这样的世俗与神魔世界中，“杜撰”则化作了戳穿谎言、辨别真伪的利器。当江湖人对质、官员审案，或是孙悟空识破下凡坐骑的伪装时，一句“休要在此杜撰”、“皆是杜撰之词”，便将那些不合逻辑的证词与虚妄的谎言钉在了耻辱柱上。此时的“杜撰”，已完全融入了老百姓的骨血，成为表达“别瞎编了”的最有力词汇。

从北宋杜默的“个人标签”，到明清小说里的“大众词汇”，再到如今小沈阳小品中的“编！编！往下编！”，“杜撰”这个词的生命力不可谓不顽强。但当我们站在文学的高度重新审视它时，或许该为它平反几分。

艺术源于生活，但注定要高于生活。正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曾坦率承认的那样，散文随笔中“90%的作家已经这样做了（虚构），只是不愿承认而已”。范仲淹未曾亲临岳阳楼，却能凭一幅画“杜撰”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贾宝玉未曾读过《古今人物通考》，却能“杜撰”出对林妹妹最贴切的赞美。

然而，文学的宽容，并不能成为现实失序的借口。“杜撰”虽为艺术之翼，却不可沦为真相之敌。当虚构越过了创作的边界，侵入新闻、史实与公共认知的领地时，那便不再是美丽的重构，而是对理性的消解与对信任的透支。我们赞美“杜撰”在文学中的合法性，恰恰是为了在现实中更坚定地捍卫“非杜撰”的尊严。

因此，面对“杜撰”，我们当怀双重之心：于审美之境，容其翩跹；于事实之域，必求确证。理解调侃背后的情绪，但不被情绪裹挟；洞察虚构背后的深意，但不以深意掩盖真相。唯有在想象与真实之间划清界限，我们才既能欣赏“杜撰”开出的繁花，也不致在迷雾中迷失归途。

毕竟，姓杜没有错，错的是以杜之名，行伪之实。而真正的智慧，是在懂得何时可以“杜撰”的同时，永远敬畏那些不容“杜撰”的真实。

【作者简介】

       傅维敏：艺术院校毕业后，被沈阳军区特征入伍，先后任军师演出队演员、政治指导员、政治部文化干事、营教导员、政治文化教员等职，荣立三等功一次。转业后先后任大连市中山区文化馆馆长、区文化局副局长、区政府发改局调研员等职，中山区第12届人民代表，省先进文化馆长，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在党50年》纪念章，现已退休。多次参加军地书画展，文学作品擅长社会评论和曲艺小品，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多次发表时评文章。一生致力于群众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