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有思》
文/庄木
迟子建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她写了本《额尔古纳河右岸》，读后是触动了我的心的。至于她获不获茅盾文学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能深入大兴安岭山区，与鄂温克人共同生活，听他们的故事，体验他们的生活，让鄂温克人的故事在时空里流传。
这部书以散文的形式布局，以最后一个部落酋长女人妮浩的口吻讲述其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所听到的奇闻轶事，以辽阔的森林为叙事空间，把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写得淋漓尽至。
迟子建是描写细节的高手。跟着她的笔触往下读，就跟鄂温克人一样住着希棱柱，一样在看星星、烤篝火、摘野果、闻野花，一样在吃狍子肉、喝驯鹿奶，一样扛着猎枪在森林里追逐猎物，甚至听虫鸣鸟唱、雷电交加，一样参加人与驯鹿的葬礼。冬日里，那只猎犬呼出的热气温暖了我的手，也温暖了我的心；瘟疫时，那些倒下的驯鹿戳伤了我的心，也戳出了我的泪。
迟子建的语言十分生动，像山间溪水，带着温度、带着柔性，涓涓地流入读者心田。她的比喻富有想象力和情感，每当我读到这里，就停下来回味其妙，感叹其美。像“炭的脸是红的”“太阳总是红着脸升起，黄着脸落下”“雷公咳嗽了几声”“眼神软得像刚化的雪水”这样的比喻，不胜枚举。她还把月亮比喻成驯鹿，把驯鹿比喻成月亮，呈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些比喻看似是在不经意间写出，实则是作家文字功底的体现。
迟子建写出了鄂温克人的“韧”。游猎是鄂温克人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苦也是它，甜也是它。在自然灾害面前，在动物瘟疫面前，在人类传染病面前，在黑熊面前，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度过每一天。自己的驯鹿死了，再到其他部落用自己的猎物交换新的；打不到猎物，他们宁可两三天不吃饭。
迟子建写出了鄂温克人的“善”。他们是靠天吃饭的，所以知道善待周围的一切，不过度饲养驯鹿，不过度打猎，即便是剥桦树皮，也是在树干的中间段剥，确保桦树能够尽快长出新皮。他们把善意一代代传递，维持着部落的稳定。家庭成员之间各有分工，男人们从事放牧、打猎、伐树、搭希棱柱之类的重体力活儿，女人们则从事揉狍皮、晒肉干、缝衣、煮驯鹿奶、酿果酱之类的轻体力活儿，就这样互相依存着度过一年又一年。
迟子建还写出了鄂温克人的“怨”。尽管鄂温克人早就适应了游猎生活，对伐木过多也有报怨。林地的减少，必然导致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驯鹿赖以生存的苔藓、地衣正在减少；狍子、驼鹿、松鸡数量也在减少。游猎生活是在靠天吃饭，没有驯鹿足够的食物，没有游猎人足够的猎物，定居下来就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定居生活又少了些野性，少了与自然斗争的乐趣，少了都柿的花香，少了越桔的果甜。他们在失望中新的希望，又在希望中留恋曾经的快乐。
迟子建还多次写到鄂温克人跳神的情节。跳神的萨满是带着族人的期望、使出浑身解数来跳的，族人们则是带着虔诚来看的。神鼓的敲击声让人振奋，让人欢呼，同时也让人垂泪。面对不幸，他们把希望寄托于神，这种寄托是虚幻的，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神是跳了，人该死照样死，驯鹿该得疫病照样得疫病，日本侵略者该抢驯鹿照样抢驯鹿。人们在听天由命中过日子，这既是游猎生活的弊处，又是游猎者的无奈。每次萨满跳神，都会牺牲自己的孩子，以换取别人的幸福或族人的平安，这是付出，也是无奈，更是大爱，也是掩盖在大爱之下的盲目为之。每次跳完，萨满都会痛苦不堪，她却认为自己做了自己应该做的，让读者为之惋惜。
在池子建的笔下，鄂温克人的形象是鲜活的，没有刻意美化。当鄂温克人定居下来，他们开始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便利，也留恋游猎生活的自在。作家没去评判他们的选择，只是尊重他们的选择。
倘若没有城市，就没了汽车、高楼大厦，没了山林草地、河湖江海，也就没了优美的自然环境，生态就会失衡，人类依然不会幸福。
国家倡导生态发展，相关法律日臻完善。依法游猎、游牧、捕鱼、采伐林木，将为传统生活与现代文明找到最佳结合点。过于偏颇，都算不上明智选择！
这部书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由于故事跳动性大，加上没有故事主线，新出现的人物又缺乏铺垫，读起来需花些气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