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故地行

     —天水：八千年与一抹微笑

鄂继德

我们是初秋到达天水的。

从兰州一路往东，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先是黄土高原那熟悉的苍黄、干涸、寸草不生的塬与峁，像一张被岁月揉皱了的旧纸；渐渐地，塬上有了星星点点的绿，再到成片的绿、漫山遍野的绿——等到列车驶入天水境内时，窗外已经是一片蓊蓊郁郁的浓荫了。同行的南方朋友说：“这比我们那儿还南方。”我笑了笑，心里却在想，这绿里头，藏着多少故事，多少双看过沧海的眼睛。

到天水的第一夜，我们歇在麦积山温泉里。水是温热的，软软地贴着皮肤，像一层薄而暖的旧绸子。头顶是密密匝匝的树冠，漏下的月光被剪得碎碎的，洒在水面上，亮晶晶地晃。我仰面躺着，水汽袅袅地升起来，模糊了头顶的枝叶。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八千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八千年前的大地湾人，大概也曾这样仰面躺着，看过同一轮月亮。他们那时仰望的，是一颗没有被任何灯火稀释过的、纯粹的月亮。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在温泉的氤氲中，忽然生出些莫名的欢喜与惆怅？

温泉水声潺潺，像一位老者在讲述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我闭上眼睛，让那个故事从水波中渗进耳朵里。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天水市博物馆。

博物馆设在伏羲庙东侧。灰白色的墙体，简洁的线条，低调得几乎让人忽略。可走进去之后，满目皆是时光的重量。

最先看到的是伏羲文化陈列。展柜里陈列着历代祭祀伏羲的礼器、铭文、碑刻拓片，以及全国各地出土的伏羲女娲交尾图复制品。那些画像石的拓片上，伏羲和女娲人首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一个持规，一个执矩——规画圆，矩画方。“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老话原来就藏在这样古老的图像里。展厅的墙上，详细介绍了伏羲文化的传播路线：从古成纪出发，一支沿渭水向东，影响至黄河中下游；一支沿西汉水向南，远及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展厅末尾，有一面巨大的电子地图，伏羲文化传播的轨迹像一张光的网，从陇西这一小点开始，渐渐地、渐渐地铺满整个中国。我站在那张地图前，忽然觉得脚下这片土地沉甸甸的——原来我们站着的，是一张巨网的源头。

博物馆的二楼，陈列着大地湾遗址的出土文物。那件著名的“人首蛇身鲵鱼纹彩陶瓶”就静静地立在展柜中央。彩陶瓶上，人面、蛇身、鱼鳞——学者们说，这是“龙的雏形”，是伏羲传世形象最早的蓝本。八千年前，远古先民在泥坯上勾画下这第一道纹饰时，文明的种子便已悄然埋下。而那一刻他们并不知道，这道纹饰会穿越八千年，让今天的我站在它面前，屏住呼吸，久久不肯离去。

旁边展柜里还有另一样东西——一粒黍。炭化的、黝黑的、干瘪的黍，小得几乎看不见，却被小心翼翼地封在透明的方盒里，打着一束孤独的光。八千年前，某个大地湾先民将这粒黍埋进土里，等待雨水、等待阳光，等待它从一变成千、千变成万。他或许没能等到收获，但他的子孙等到了。而今天，这粒黍就静静地躺在我的手边——隔着玻璃，隔着时间。它比我身上流淌的任何一个细胞都要年长。我们的文明史，竟然是从这样一粒卑微的、干瘪的种子开始的。

从博物馆出来，天已近午。阳光正好，透过古柏的枝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下午去伏羲庙。我深吸一口气。那个在文献中、在碑刻中、在传说中反复出现的地方，终于要亲眼见到了。

午后的伏羲庙比想象中要安静得多。

庙在秦州西关，伏羲路的最深处。一道门，隔开了闹市的喧嚣。走进宫门，迎面就是仪门，仪门之后是先天殿，再之后是太极殿——四进六院，坐北朝南，层层推进，像一首结构严谨的七律。最先迎接我的，是庙中那森森的古柏。

原有六十四株，象征伏羲六十四卦。如今只剩三十七株了，另有六株枯死，只剩光秃秃的树干，依然倔强地站着，像六根巨大的手指，指着天空。剩下的三十七株，郁郁葱葱地绿着，每一株都粗得合抱不拢。其中一株最为奇异——它半伏在先天殿的殿檐上，半指向天空，树身已经扭曲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像一匹将要腾空而起的龙，又像一个即将倒下的巨人，被时间凝固在了半途。导游说，这树有一千年了。我伸手去触它的树皮——粗粝的，皴裂的，温热的。一千年，十次百年的轮回，都渗进这沟壑纵横的纹理里了。树皮下，汁液还在静静地流动，像一条看不见的、古老的河流。

我在那株古柏下站了很久。忽然想，这些柏树，从唐代栽下，经过宋、元、明、清、民国，直到今天，一千多年来，它们就这样默默地站在这院子里，看过多少次日出日落，听过多少场风雨雷电，见证过多少人来人往。它们比任何一本书都更懂得什么叫“历史”。历史不是写在纸上的，是长在年轮里的。

先天殿是伏羲庙的主体建筑。重檐歇山顶，绿瓦红柱，通高二十六米有余。殿门大开，阳光从外面斜斜地射进来，在殿内青砖地上铺成一片长方形的光。伏羲的圣像就端坐在这片光的中央。他手托八卦盘，目光平视，既不仰望，也不俯瞰——他就那样平平静静地看着前方，仿佛看着世间的一切，又仿佛什么都没看。那目光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静，不悲不喜，不惊不怖，只是那样安详地、持久地注视着。

我仰头看殿顶的藻井。六十四卦的图案，排列成一幅完整的先天八卦图，灿若星河，密密麻麻地嵌在殿顶的木构之间。每一卦都画得极精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基本的符号，两两相重，便生出了六十四种变化。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了。一根阳爻，一根阴爻，一长一短，一刚一柔，一阳一阴。最简单的符号，却蕴含着最复杂的宇宙。伏羲当年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终于画出了这八个符号。这八个符号，比文字更古老，比语言更精炼，却表达了中国先民对世界最初的理解——世界不是混乱的，是有秩序的；秩序不是外在的，是可以被认知的。

正殿两壁，绘着伏羲的十四大功绩：画八卦、造书契、结网罟、养牺牲、制嫁娶、定姓氏、作甲历、兴礼乐……一幅一幅看过去，像在读一部图像版的《三皇本纪》。其中一幅画的是“结网罟以教佃渔”——伏羲站在水边，手里举着一张网，身后的先民们有的在织网，有的在撒网，有的已经捕到了鱼，正高高地举着，一脸欢喜。那欢喜是朴素的、原始的，是收获的喜悦，是生存得以延续的感激。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伏羲被尊为“人文始祖”——因为他教给先民的不是玄奥的道理，而是最朴素的东西：怎么捕到鱼，怎么养牛羊，怎么和另一个人结成家庭。

最让我驻足不忍离去的，是碑廊。

伏羲庙的碑廊建于明嘉靖二年，几经迁建，1990年在东西两侧重修。现存古今碑刻共三十六通，大多是明清两代重修伏羲庙的记事碑和捐资功德碑。这些碑刻，是研究伏羲庙古建筑群修建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读懂天水八千年文脉的钥匙。

康海撰文的《重修伏羲庙记》碑，立于明嘉靖十一年，距今已近五百年。碑额二龙戏珠，高浮雕的龙纹依然清晰可辨。碑文开篇便是一段对伏羲的极尽赞美之辞：“夫伏羲氏，群圣之元始也。德开邃古，迹寓西维。”——八个字，说尽了伏羲在中国文明史上的位置。他写道：“今之秦州，即古之成纪也。帝实生于斯……上古之世，太始初分，典彝未备……自帝太昊伏羲氏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于一身，始作八卦。”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康海就站在我身边——一个五百年前的文人，和我站在这同一座庙里，看着同一尊圣像，写下同样充满敬意的文字。时间和文字，在这一刻重叠了。

另一块碑是胡缵宗的《太昊庙乐记》，立于明嘉靖十八年。胡缵宗是天水本地人，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是明代天水籍官员中官阶最高、文名最著的一位。碑文记载了伏羲庙祭祀乐章的制定过程，并附有他亲撰的迎神曲和送神曲。读着那两首诗，我仿佛听到了五百年前的钟鼓之声。那声音穿堂过院，绕过古柏，越过宫墙，一直传到天上去。神来了，神又走了。人在人间，举着香火，目送神的归去——那是一种温存的、依依不舍的眷恋。

还有一块碑，是清嘉庆十二年的《重修伏羲庙碑记》。碑文详细记载了秦州知州王赐均在兵燹饥荒之际重修伏羲庙的事迹。碑文的最后写道：“夫庙社城郭之兴废，足以觇都邑之盛衰、政俗之隆替。公能不鄙夷吾民而养之教之，安危祸福与民共之，饥不忍独饱，寒不忍独温，而又以其余力与民修残补废……”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三百年前的一个官员，在战乱和饥荒的夹缝中，一边救人活命，一边修庙祭祀。在旁人看来，修庙或许是不急之务，可王公明白——一个城市的灵魂，就藏在那座庙里。庙在，人心就在；人心在，城就在。

走出伏羲庙时，暮色四合。先天殿的脊兽蹲踞在渐暗的天幕上，像一只正在打盹的巨鸟。

可我来的不是时候。或者说，我来得太早了，又太晚了。关于伏羲庙，有一个日期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记忆里——6月21日，夏至日。每年这一天，公祭伏羲大典在伏羲广场举行。2026年，是丙午年，大典的主题是“赓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励后人”。上午9时50分，钟鼓齐鸣，34通鼓响，承载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中华儿女的赤诚敬仰；9响钟鸣，代表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恭读祭文，鞠躬敬祭，乐舞告祭，敬献花篮，谒庙拜祖——六项仪程之后，海内外代表会依次进入伏羲庙。同一时刻，台湾新北市也举行海峡两岸共祭典礼。那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祭祀伏羲。

而我此刻站在这座庙里，是初秋，距离下一个夏至还有九个月。庙里空荡荡的，没有旌旗，没有礼乐，没有34通鼓声，没有9响钟鸣。只有我和那些古柏，和那些碑刻，和那尊沉默的圣像。一种说不清的遗憾漫上来，像是错过了一场持续了千年的约会。

可转念一想，我又觉得，或许“错过”本身就是一种遇见。如果我赶上了公祭大典，看到的将是仪式、盛典、人潮、鼓乐——那当然是壮观的。可正是因为没有赶上，我才看到了伏羲庙日常的样子：安静的，空寂的，只有古柏和碑刻相伴的样子。仪式是文明的表达，而日常是文明的底色。公祭大典一年只有一天，而伏羲庙的沉默，已经持续了五百多年。我来的这个初秋，才是它最真实的样子——不为人知的，不被注视的，只是静静地存在着。仪式终将散去，鼓乐终将停歇，而那些古柏还会继续站着，那些碑刻还会继续沉默。公祭大典是伏羲文化的“高音”，而我听到的，是伏羲文化漫长的、低沉的、持续不断的“低音”。高音震撼人心，低音滋养灵魂。我需要听到高音，可我更需要在这低音中，静静地坐一会儿。

第三日，我往东北方向去大地湾。车行一个多小时，路越来越窄，山越来越深。到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时，眼前豁然开朗——清水河蜿蜒而过，两阶台地缓缓升起，一片黄土地静静铺展。这就是大地湾了。距今八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遗址博物馆建在坡上，灰扑扑的，低调得像一个仓库。可它里面藏着的，是八千年。

最先看到的是那只人首蛇身鲵鱼纹彩陶瓶。在博物馆里我已经见过它了，可那时它是展柜里的文物，隔着玻璃，隔着灯光，隔着距离。此刻再次走近它，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同的感觉——它不是一件“展品”，它是八千年前某个人用双手捏出来的器物。那个人曾在窑火前守候，看着火苗舔舐陶坯，等着它变硬、变结实、变成可以使用的器皿。他（她）在陶瓶的颈部刻下那张人面时，心里在想什么？在祈雨？在求子？在纪念某个死去的人？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可那张脸还在，那双向下的、微微闭着的眼睛还在。八千年了，它还在看着什么。

旁边展柜里，十几片陶器残片上刻着符号。一个“十”字，一个“↑”箭头，一个类似“目”的图案，还有一个像“S”形的曲线。学者们说，这是中国原始文字的雏形之一。我俯身看那些符号，忽然觉得它们比甲骨文更动人——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了，有语法，有结构，有系统。而这些符号，是文字的胚胎。一个先民，在泥坯还没有干透的时候，用尖利的工具刻下了一个“十”字。他也许是想记录什么，也许只是想试试这根尖棍好不好用，也许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本能地划了一下。可就是这一划，让人类从口语进入了书写。文字不是突然出现的，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在一万次无意识的刻划之后，才变得有了意义。

博物馆最深处，最幽暗的展柜里，有一幅用白灰描成的画。讲解员说，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独立绘画作品，距今约五千年，被编号为F411地画。画面中央是一个埋在地下的陶罐，陶罐左右，各有一具人形的身躯，身躯之上，是模糊的、几乎分辨不清的头。画面的上方，还有一只不知是兽还是鸟的图案。讲解员说，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一幅与祖神崇拜或原始宗教有关的绘画，描绘的是某个祭祀仪式中“以陶罐象征地母、以人形象征祖灵”的场景。

我站在那幅地画面前，感到一种奇异的震颤。五千年前，有人伏在尚未干透的地面上，用手指或兽骨蘸着白灰浆，一笔一笔地画下这些形象。他（她）不是为了装饰，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了某种重要的、关乎生死存亡的仪式。他（她）跪在地上，小心地描绘，仿佛稍有不慎就会触怒神灵。画完之后，人们围坐在这幅画周围，开始祭祀、祈祷、舞蹈、歌唱。那场祭祀结束了。可这地面留了下来，被后来的土层覆盖，被时间封存。五千年后，考古学家把它挖了出来，它依然清晰可辨。

我在F411地画的复制品前站了很久。导游在身后轻声催促，我充耳不闻。我在想的是，这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史前绘画很不一样。西方的洞穴壁画，画的是狩猎的场景——野牛、猛犸象、奔跑的人，那是生存的记录。大地湾的地画，画的却是看不见的东西——神灵、祭祀、灵魂。五千年前，这里的人已经开始思考“看不见的世界”了。他们不再只关心明天能不能捕到猎物，他们开始关心死亡之后的事，关心土地之下的事，关心那些没有形状、没有声音、却让他们感到敬畏的存在。这，或许就是文明的真正起点：当人开始为看不见的东西耗费心血时，他就从动物变成了人。

从博物馆出来，往南走一段路，是F901原始宫殿遗址。这是一座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建筑，距今约五千年，面积达四百二十平方米，坐北朝南，前堂后室，左右有厢房，前面有宽阔的广场。建筑专家说，这是中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已经具备了“宫殿”的雏形。

最让我震惊的是它的地面。那地面是用料礓石和砂石混合后反复夯实而成的，平整光滑，坚如磐石。五千年了，地面依然平整。讲解员说，这种材料的硬度堪比现代水泥，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我小心翼翼地踩上去，脚步放得极轻，极慢。五千年了，这地面还在承接人的重量。先民的脚印早已被磨平，可那些印痕仿佛还在。我能感觉到它，像感觉到已故亲人留在椅子上的温度。五千年——五千年前，当这个宫殿还完好无损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走在这地面上？是首领？是祭司？还是那些建造它的工匠？他们走过的脚步，和我此刻的脚步，隔着五千年的光阴，落在这同一片地面上。

我在F901遗址中央站了很久。四围是空旷的田野，风从清水河的河谷吹上来，带着黄土的气息。我闭上眼睛，想象五千年前这里的样子——头顶是同样的天空，脚下是同样的土地，远处是同样的群山。可那时，这地面上立着高大的木柱，撑着宽大的屋顶，人们在里面开会、祭祀、决策。那是中国最早的“朝堂”了。

大地湾遗址已经出土了数万件文物，可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面积没有发掘。讲解员说，按照现在的发掘速度，可能需要再挖两百年。我不禁想到，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八千年文明的一个细小的切面。那个面之下，还埋着无数先民的秘密、悲欢、创造、爱和死亡。他们和我们一样，生过，爱过，挣扎过，希望过。他们大部分已经永远地沉默在黄土之下，没有留下名字，没有留下容貌。可他们留下了彩陶瓶上的那道纹饰，留下了地画中的那具人形，留下了宫殿地面上那个被夯打了一万次的脚印。文明，原来就是这样一点点地、一层层地、一代代地积累起来的，像黄土高原上的地层，越往深处越古老，越往深处越厚重。

离开大地湾时，天正午。阳光炙烤着黄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干燥的、古老的、带着草木灰气息的味道。我回头望去，那座灰扑扑的博物馆还蹲在坡上，像一个沉默的仓库，储存着八千年的时间。我想起那粒黍，那只彩陶瓶，那幅地画。我突然明白了，文明最初的样子，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一些看似卑微的小事——一粒种子，一根陶笔，一笔白灰，一个夯实的脚印。这些小事重复了一万次，十万次，百万次，就成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那个庞然大物。

次日，终于要去麦积山了。

我是怀着一种复杂的、近乎忐忑的心情走向麦积山的。因为我知道，我要面对的不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是一部用石头、泥土和微笑写成的、长达一千六百年的艺术史。

车到山脚，麦积山便猝不及防地撞进了视野。山不高，一百四十二米，在秦岭的群峰中算不上什么。可它太独特了——孤零零地从丛林中拔地而起，底部收束，中部膨大，顶部又缓缓收尖，像一个巨大的、倒扣的麦垛。王仁裕在《玉堂闲话》中写道：“望之团团，如民间积麦之状。”这比喻朴素极了，准确极了。山是民间的，像农家院子里堆的粮食；可山壁上，却开着神的窟。这种“神”与“俗”并置的景象，本身就充满了张力。

远远望去，那些窟龛真的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地布满崖壁，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半空中。栈道凌空盘旋，如一条细长的腰带，缠绕在山体上。最高处，大约有十二层楼那么高。古人称“十二联架”，想起来都觉得腿软。可古人就是上去了。他们挑着泥，挑着木料，挑着一筐一筐的虔诚，在悬崖绝壁上凿窟、塑佛、画画。他们不怕高，因为他们心里有更高的事物。信仰，让他们超越了身体的局限。

我们沿着栈道缓缓上行。导游手中拿着我们之前递给她的那个小纸条，上面写着：3、4、5、43、133。她看了看，微笑着说：“3、4、5窟没问题，是普窟。但43窟和133窟是特级保护洞窟，需要另外收费，而且不一定能看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第43窟是“魏后墓”，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的寂陵。第133窟是“万佛洞”，藏着那尊被誉为“东方微笑”的小沙弥像。这两窟，是我此行最想看的两个地方。

“那就先看能看的吧。”我说。

第3窟是千佛廊，开凿于北周。六排罗汉，共二百五十八尊，排列在一条三十二米长的长廊上。我走进去，立刻被一种庄严的气场笼罩了。廊道两侧的墙壁上，罗汉们一尊挨一尊地坐着，姿态各异——有的双手合十，正在诵经；有的微微仰首，仿佛在聆听什么；有的垂目沉思，眉心微蹙；有的嘴角含笑，似有所悟。每一尊的表情都不一样，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安静的、专注的、向佛的群体。一千四百多年了，这些罗汉还在听法。听法的不是他们，是我们。

第4窟就在第3窟的上方，是“散花楼”，也叫“上七佛阁”，北周大都督李允信为其亡父所建。七间八柱，一字排开，单檐庑殿顶，是中国现存仿宫殿式佛窟中最宏大的一个。真正让我屏住呼吸的，是窟顶的“薄肉塑”飞天——飞天的脸和手臂用泥浅浅地塑出来，衣裙和飘带用画笔勾勒。塑与画，浮雕与平面，在同一幅画中实现了完美的融合。飞天仿佛正在挣脱墙壁——脸已经出来了，手臂已经伸展了，可衣裙还留在壁面上，半塑半画，似脱非脱，欲飞未飞。我看着那些飞天，忽然觉得她们真的会飞走——在一个我转身离开的瞬间，她们会从壁上轻轻地挣脱下来，飘向远方的天空。

第5窟是“牛儿堂”，隋代始凿，初唐完成。龛外右侧那尊天王像最吸引人——他身穿铠甲，两眼圆睁，一只脚踏在一头卧牛的背上。那牛昂首屈膝，挣扎欲起。这尊踏牛天王面容极具西域风情——高挺的鼻梁，圆睁的碧眼，卷曲分明的胡须。那不是中国本土的面孔，是丝路的面孔。天水和西域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可一个工匠，能用泥土塑造出一个来自远方的面孔。说明丝路不仅仅是商路，也是文化之路、人脸之路。

我背靠着第5窟的门柱，面向着前方。前方是一片苍茫的山野——群山在雾霭中层层退去，近处的树冠浓密如盖，远处的山峰淡如墨痕。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杜甫。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的秋天——和眼前这个季节一样，也是初秋——杜甫流寓到了秦州。他在秦州住了三个月，写下一百多首诗，其中一首就是写麦积山的《山寺》：

野寺残僧少，山园细路高。

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

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

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

杜甫来的时候，麦积山便已是“残僧少”了。佛寺荒凉，僧人寥寥。可“乱石通人过，悬崖置屋牢”——那些佛龛已经在崖壁上“牢”了四百年，如今又“牢”了一千二百多年。“上方重阁晚，百里见秋毫”——站在最高的崖阁上，黄昏时分，百里之内的秋毫都看得清清楚楚。一千二百多年前的那个秋日黄昏，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无意间走进这片山林，抬头看到了这满壁的佛、满壁的微笑。他一定也像我一样，在这沉静的微笑中找到了某种慰藉——无论人间的战火如何燃烧，总有一些东西是超越人世的、永恒存在的。

“43窟和133窟，”导游终于开口了，“你们确定要试试吗？”

“试试吧。”我说。

导游拿起手机打了一个电话。那几分钟的等待格外漫长。风从山谷间灌上来，掠过栈道的栏杆，发出低沉的、呜咽一样的声音。那风已经吹了一千六百年，吹过杜甫的衣襟，如今吹在我的脸上。

导游放下电话，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43窟今天有研究员在做病害勘察，不能进。133窟可以，二十分钟，不能拍照。”

我们几乎是同时松了一口气。二十分钟。虽然短，但够了。

第133窟到了。窟门不大，走进去之后，空间却豁然开朗。面阔十二米多，进深近十一米，是麦积山最大的洞窟之一。四壁密密麻麻地排满了影塑千佛——一龛一龛的，一排一排的，像一堵由佛像砌成的墙。一个凡俗的人走进来，被成千上万的佛像包围着，俯仰之间皆是佛，他便不再孤独了。

然后，我看到了它。

第九龛。那尊小沙弥像。

它被单独放置在一个小小的龛中。高不到一米，是一个少年的形象——光光的头，圆圆的脸，细细的眉眼。他微微俯着首，侧着耳，像是在聆听什么；双眼细眯着，嘴角弯弯地向上翘起——那是一个笑。不是开怀的大笑，也不是隐忍的苦笑，而是一个内敛的、会心的、恍然大悟的笑。那个笑里，有虔诚，有聪慧，有少年人的天真，还有一种超越年龄的通透。他仿佛刚刚听懂了佛法中某个深刻的道理，那个道理让他欢喜，让他释然，让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一千五百多年了。那个笑还在。没有任何衰减，没有任何磨损。

我在那尊小沙弥面前站了整整十分钟。那十分钟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看着它，看着那个微笑。然后自己的嘴角也不知不觉地翘了起来。我被一种说不清的力量牵引着、带动着，不自觉地笑了。那个小沙弥的微笑，像是一束光，穿越一千五百年，抵达我的嘴角，让我也成为了那个微笑的一部分。

十分钟后，管理人员轻声提醒我时间到了。我退出了第133窟，站在窟门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尊小沙弥的微笑，并不仅仅属于第133窟，它属于整座麦积山。它就在这山间飘浮着，在那些树梢之间，在那些云雾之间，在那些飞鸟的翅膀之间。你看不见它，可能感觉到它——感觉到有一种古老的、温柔的、充满善意的东西，正在注视着你。

从麦积山下来，已是黄昏。

回望那座孤峰，窟龛中的光线正次第暗下去。那些微笑却还在——在黑暗中，看不见了，却依然存在。就像大地湾那粒黍，伏羲庙那株古柏，它们以各自的方式，证明了时间的另一面：时间不只是流逝，它也在积累；不只是摧毁，它也在保存。

天水的三种文化，就这样在我的心里汇成了一条河。大地湾是这条河的源头——那一粒黍，那一只彩陶瓶，那一座宫殿的地面，那幅白灰描成的地画，八千年了，水还清澈。伏羲庙是中游——那些古柏、碑刻、乐章、公祭的鼓声——文明在这里从朴素的生存变成了自觉的哲学，从日常的低音升腾为仪式的高音。麦积山是下游——那些佛、菩萨、弟子、天王、飞天、小沙弥——信仰在这里从外来的宗教变成了本土的艺术，从坚硬的石雕变成了温润的泥塑。源头、中游、下游，汇成一条完整的、浩浩荡荡的文明之河。

那粒八千年前的黍，当初被埋进土里的时候，一定没有想过自己会穿越八千年。那些栽植古柏的唐人，也一定没有想过，他们种下的幼苗会在一千年后成为一座庙宇的灵魂。那些在悬崖上凿窟、塑佛的无名工匠，更不会想到，他们手中的泥土会在千年之后依然保持着微笑的温度。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播种，植树，塑佛。他们在时间的岸边，各自留下了一枚小小的印记。这些印记被后来的无数双手接住、传递、叠加，最终汇成了我们今天称之为“文明”的那条大河。

而我也在留下自己的印记。这篇文字，便是我递给时间的名片。它终将漫漶、风化、归于尘土，就像那些碑刻上的字迹一样。但那些微笑不会。种子不会。那道最初的、一画开天的线条，不会。

离开天水的那个清晨，我又一次经过伏羲庙。大门还关着，古柏的枝丫在晨曦中微微泛着金色。庙门上的匾额在晨光中依稀可辨——“开天明道”。四个字，是伏羲一生的概括，也是一座城市、一条文明之河的注脚。开天，明道——从混沌中开辟出秩序，从黑暗中引出光明。这八个字，便是天水的全部秘密了。

车开了，天水在身后渐渐远去。伏羲庙的飞檐、麦积山的孤峰、大地湾的黄土，先后从车窗中退去。可我知道，它们并没有真正远去。那粒黍还在，那道目光还在，那个微笑还在。

八千年，很长。长到足以让一座山变成另一座山，让一条河改道十次。可八千年又很短，短到一粒种子还能发芽，一道微笑还能温暖人心，一个文明的秘密，还没有被完全解开。

天水还在那里，等着下一个旅人。

作者简介：鄂继德，甘肃和政县人，金融工作者，和政县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