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王希季与杨南生的故事

作者：伏萍

注定2012年6月17日将成为一个难忘的历史时刻——“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将三名航天员送入太空！成功的瞬间，不仅让人想起百岁老人王希季，更让人想起那位带领他们前行的副院长杨南生。

在上海南汇老港的荒原上，一座纪念碑傲向苍穹，讲述着50多年前的壮举——1960年2月19日，我国第一枚探空火箭T-7M在此发射成功。石碑上赫然铭记着：“T-7M火箭由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副院长、王希季总工程师等百名科技人员自行设计、制造。”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征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距离毛泽东主席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仅过了短短21个月。

2013年9月16日，因撰写《杨南生传》，我有幸前往北京航天五院专访王希季院士。纪念碑上的两个人物，终于隔空对接，揭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

王希季院士爽快地接受了采访，他回忆道：“我和杨南生是西南联大机械系的同学，我比他高一级。我们在系里就认识，都是足球队的成员。他是守门员，我是右前锋。杨在学校是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做助教。后来他赴英国留学，我去了美国继续深造。再后来，我们两个又重逢于1958年。”

谈到1958年，那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奠基时期。8月，中科院筹建“1001”设计院，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力学所副所长郭永怀任院长，杨南生任副院长，杨南生主持技术工作。因郭永怀忙于其他任务且后来不幸遇难，多年间未再派院长，杨南生以副院长的身份挑起重担，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就在他的主持下完成。

作为技术负责人，杨南生全权负责保密工作。出入大楼的证件是他手写的一张小纸片；年轻人看《火箭技术导论》要包上《青春之歌》的书皮；通信地址只是“北京某某某信箱”。在杨南生的指挥下，一群从未搞过火箭的年轻人在西苑大旅社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随后，上级指示“1001”设计院迁至上海，组建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出任副院长，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而王希季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会见到昔日的学弟杨南生。当时王希季在上海交通大学任教，突然被调任上海机电设计院任总工程师。他回忆说：“去了才知道，这是开创性的保密工作。凑巧的是，副院长竟然是杨南生。见面后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王，你来了？太好了！’可见当时保密工作有多严格。”

王希季感慨万千。1950年，他在《纽约时报》上看到解放军露宿街头和新中国成立的图片，毅然放弃美国优渥条件，踏上归国轮船。如今，两位归国学子在1958年重新聚首，共同面对一穷二白的航天事业。王希季谦虚地说：“我对火箭知之甚少。杨南生在北京做了高能燃料火箭的方案，但步子太大。到了上海，我们重新考虑技术路线，决定放弃高能燃料，从最基础的探空火箭做起。”

他们一边学、一边教、一边设计，“摸着石头过河”。杨南生与王希季分工明确、密切合作：杨南生主要负责创造大工程系统的各方面条件，在3个月内建立整套工程系统；王希季主要负责抓火箭研制。两人携手开展了T-7两级探空火箭工程系统的建设。终于，1960年2月19日，T-7M发射成功。王希季回忆：“毛主席参观后激动地说：‘了不起呀，8公里也是很了不起呀！’并希望大家在此基础上搞上去，搞它个天翻地覆！”

后来，杨南生调往航天四院任技术副院长。但这两位同学加战友，在1965年又一次为发展我国运载火箭走到了一起。王希季制定出“长征一号”总体方案，采用两级液体导弹加一级固体火箭。为落实方案，他去找杨南生沟通，杨南生一口答应。为发射卫星，开创中国航天新时代，这对曾在上海艰苦奋斗四年的战友，再度携手，问鼎长天。

从西南联大的足球场到浩瀚苍穹，杨南生与王希季的友谊与合作，见证了中国航天从零起步的艰难与辉煌。他们用青春和智慧，铸就了通往太空的阶梯。

（刊发于《中国航天报》20260821日四版）

作者简介：

伏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航天四院文学协会会长。

作品在《诗刊》《散文选刊》《海外文摘》《天津文学》等发表，部分作品被国外译介。出版《夏天的微笑》《星空.脊梁》《生命的叶子》《杨南生传》等书籍，荣获全国散文年会征文大赛诗一等奖、十佳散文奖、全国丝路大赛诗歌创作金凤凰奖、第二届世界华文奖、钱钟书文学奖、中央企业“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