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苕子

文/罗名君

       前几日，我和村里几位长者闲谈，无意间聊起离世三十多年的老吴叔。旧事翻涌心头，儿时一段偷苕子的窘迫往事，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苕子是乡间常见的草本植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化肥极度短缺。我们渭河沿岸的村子基本都会种苕子，一来可以翻耕入土当作绿肥，滋养田地、改良土壤；二来鲜嫩的苕子茎叶，是猪羊牛马最好的青饲料。

       那是缺衣少食的饥荒年月，村里粮食常年不够吃。乡亲们便就地取材，把苕子、各类野菜当成口粮。最常做的就是蒸麦饭、腌浆水菜，或是煮一锅稀寡的玉米粥，撒上一把苕子茎叶调味饱腹。清晨蒸上一锅苕子麦饭，搭配清淡的玉米稀粥，就着酸爽的浆水菜，便是农家最好的早餐。若是能吃上一口掺了糖精的玉米面黄馒头，便是难得的美味，足以让人满心欢喜。于是，放学之后撅苕子、挖野菜，便成了我们乡下孩子每日必不可少的活儿。

       生产队那几片苕子地，专门交给老吴叔看管。老吴叔四十来岁，个子不高，走路脚下带风，腰上总别着个旱烟袋。他脾气硬，认死理，村里的孩子见了他都绕着走。每天放学后，我们提着小竹篮，在苕子地外头的麦田埂上晃荡，一边慢悠悠挖着野菜，一边悄悄观察老吴叔的动静。只要他稍一转身、稍有疏忽，我们便趁机冲进地里，飞快撅上几把苕子，赶紧揣进篮子里。

       我大姐家在相邻的清河大队，那边的收成比我们村还要差得多。当年人均每年只能分到五六十斤小麦，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过得格外艰难。

       记得我八岁那年春天，青黄不接，粮食最是紧缺。大姐突然匆匆来到我家，父母一看便知，她家里定然是断粮了。母亲心疼大姐，便叮嘱我：“你陪着你大姐，去河滩地撅点苕子回来。”

       说是撅苕子，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就是去偷生产队的苕子。那时候乡下穷苦，偷苕子早已是人人默认的事，孩童白天偷，大人夜里偷，大家都是为了糊口活命，彼此心照不宣，从没人过多计较。

       我跟着大姐来到河滩苕子地边，远远就看见老吴叔在地埂上来回巡查。看着近在眼前的苕子，却不敢靠近，心里又急又躁，年幼不懂事的我，当着大姐的面小声嘟囔抱怨。大姐急忙捂住我的嘴，低声制止我，让我切莫乱说话。

       我们姐弟俩悄悄商量好对策，先蹲在田边的河渠里慢慢剜野菜，假装无事。我时不时趴在渠岸边上，像侦察兵一样偷偷张望，盯着不远处的茅草庵，等候时机。终于看见老吴叔走进庵里歇息，我们立刻快步冲进苕子地，手脚麻利地使劲撅着鲜嫩的茎叶，一边忙活，一边时不时扭头盯着茅草庵，生怕被发现。

       正当我们撅得投入之时，意外猝不及防地发生了。老吴叔突然从茅草庵旁冲了出来，怒气冲冲地呵斥着朝我们快步跑来。我和大姐瞬间慌了神，一心只想逃跑，越是心急，手脚越是笨拙慌乱。

       大姐反应快，转身迅速跑开躲过了，可我却没能躲开。老吴叔几步上前抓住了我，一手攥着我的胳膊，一手拎走了我快要装满苕子的竹篮，嘴里不停数落着。我又怕又委屈，当场吓得大哭起来。许是看我年纪太小，哭得可怜，老吴叔最终松开了我的手，只是没收了我的竹篮。万幸的是，他没有把我交到生产队队长手里，免去了一番当众责罚。

       后来，父亲特意上门说好话、赔人情，老吴叔才把我的竹篮还给了父亲。

        五十余年岁月匆匆而过，往事早已随风远去。可每当我路过老吴叔曾经的家门，童年这段偷苕子的窘迫旧事，总会如期涌上心头，久久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