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初夏，西安市委办公楼里。
一场关于城市发展规划的会议开到一半，市委书记何承华突然打断了正在发言的同志：“西安车站东面那片低洼地，下雨天老百姓怎么办？我们在会上谈规划谈指标，可老百姓眼下泡在水里，这个事谁管？”
会议室里忽然安静了。在场的人面面相觑，有人想解释，他摆摆手没让说。第二天一早，他没通知任何部门，只带了秘书就往车站东边去了。
那天下着大雨，低洼处的积水已经齐腰深。六十三岁的何承华把裤腿卷到大腿根，脱了鞋，踩着泥水一步步往前走。齐腰深的水漫上来，他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去推被淹住户的门。一位老太太认出了他，当场掉下眼泪：“何书记，你怎么亲自来了？”他扶着老人说：“我不来，怎么知道你们受了多大罪？”
挨家挨户看完，他在水边上站了很久。回来的路上他对秘书说了一句话：“当官的自己坐在干处，让老百姓泡在水里，这个官当得有什么意思？”当天下午，他就在市委办公会上拍了桌子，要求立即启动低洼地改造工程。这项工程后来持续了好几年，那片区域的老百姓终于不用再年年防水、年年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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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华是陕西长安人，1919年出生。十六岁那年，正是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参加了革命。十七岁入党。从西安学联宣传部长到西北局统战部秘书，从兰州军管会秘书长到西安市委委员，他在西北大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走了大半辈子。他是那种在战争年代入了党、在建设年代当了官、一辈子没离开过老百姓的人。
建国后，他去了甘肃。省委秘书长、常委、书记处书记，一干就是十几年。1965年调任黑龙江牡丹江地委常委。西北、东北、西北，兜了一大圈，但他身上那股子西北人特有的执拗和实在，一直没变过。
真正让一批人记住何承华这个名字的，是1973年那件事。
那一年，国家决定组建石油工业部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这项任务极其艰难：中国当时几乎没有长距离油气管道，一切要从零开始。何承华被任命为党委书记。说是党委书记，其实就是个光杆司令。创业初期，只有几个人，一部车，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住的是活动板房。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十多度，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他和工人们一起啃冷馒头、睡工棚，手上全是冻裂的口子。有一次大雪封路，给养送不上来，他们连吃了三天咸菜疙瘩。管道一寸一寸往前铺，中国的石油动脉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多年后，当年和他一起创业的老工人说起那段日子，还会红着眼圈说一句：“何书记是跟我们一块吃苦的人，他没把自己当官。”
1979年，何承华回到陕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1982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他任中共西安市委第一书记。这一年他六十三岁，人生走过了一个甲子，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上任那天，他没搞什么仪式。有人后来回忆，他进了办公室就把门关上，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长时间。桌上摆着一份西安地图，他戴着老花镜看了又看，偶尔用红笔在某个地方圈一下。那个下午，他一句话没说。
1983年8月，根据中央通知，西安市委取消第一书记称谓，何承华改任市委书记。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做事只有一个标准：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他在西安做得最让老百姓叫好的，是几件看似琐碎却实实在在的事。
那时候西安城里的公厕又少又脏，外地游客来了抱怨，本地人更是苦不堪言。何承华在市容检查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即要求有关部门限期整改。后来西安市新建和改造了一大批公厕，这件在今天看来不算什么的小事，在当时却让无数市民拍手称快。
还有一件事。1983年前后，西安部分区域出现了生活用水供应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夏季高峰期，一些住在高楼层的居民连着几天用不上水。何承华收到群众来信后，亲自跑到几个小区去看。七月的西安热得像蒸笼，他爬上六楼，敲开一家人的门，拧开水龙头，一滴水都没有。他当时脸就沉了。回去之后，市里紧急协调，增加供水设施，调整供水调度方案。那一年夏天，西安城再没出现大面积断水。
何承华主政西安的这两年多，正是这座城市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在他的主持下，西安市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力调整国民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自主权起步，逐步深入。那时候阻力很大，有人担心步子迈大了出问题。何承华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话：“改错了是我的责任，不改错过了机会是西安人民共同的损失。”这句话后来被不少人引用。
在他的推动下，西安市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逐渐走上了快车道。国有企业开始松绑，市场活力逐步释放。到199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突破百亿大关，工业总产值是1980年的3.3倍。一座内陆古城，就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一步步活了过来。但西安人记住何承华，不单是因为这些数字，更是因为他做决策的时候，心里始终装着那些最普通的人。
他还做过一件今天看来极有远见的事——对西安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文物古迹多如牛毛。
1984年11月，何承华离任。此后他担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顾问委员会常委，1991年离休。退下来的他，把更多心思放在了下一代身上。他常说一句话：“我这一辈子，组织上给的够多了，省下来的，应该还给老百姓。”
1995年，他拿出自己和子女省吃俭用积攒的6万元人民币，在家乡长安区第十一中学设立了何承华奖助学基金。那时候6万元不是小数目，是他一分一分从退休工资里攒出来的。有人劝他留一点养老用，他摆摆手：“我有退休金够花，孩子们读书等不了。”离开省扶贫基金会时，他又把多年来未领的工作补贴连同利息1.7万元，全部捐给了长安区大兆乡西井小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留给子女，他还是那句话：“孩子们都有手有脚，自己能挣。”
他去世前一年，还专门回了一趟长安区第十一中学，坐在教室里听了一堂课，又去看了看获奖学生的名单。临走时跟校长说：“钱不够了跟我讲，我再想办法。”校长后来回忆说，那天老人走的时候，步子很慢，在校门口回头看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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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日11时，何承华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遗体在西安三兆殡仪馆火化那天，很多老百姓自发来送他最后一程。队伍排了很长，有人捧着花，有人就只是站着，红着眼眶。人群中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是二十多年前他在齐腰深的水里扶过的那位。她说：“何书记走了，我来送送他。”
那个十六岁参加革命、六十三岁回到故乡主政、八十六岁长眠于这片黄土地的老人，走了十九年了。
他蹚着齐腰深的水查看灾情的那条路，如今早已不再积水，宽敞的街道两旁盖起了新楼。他捐出6万元设立奖学金的那所学校，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走出了乡村，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成了工程师、教师、医生。他亲手参与组建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局，如今已是纵横全国、绵延万里的能源大动脉，把油气送到了千家万户。他主政期间推开的城市改造和体制改革，让西安这座千年古都重新站到了时代的前沿，GDP早已迈过万亿门槛。
何承华走了。但西安人没有忘记他。
那个在八十年代初带着西安蹚过转型深水区的老人，那个蹚着齐腰深的水去看老百姓房子的老人，那个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捐给了家乡学校的老人——他的名字，和这座城市紧紧连在一起。他不曾在任何地方留下名字命名的道路或广场，但他留下的东西比这些更长久：那些实实在在办成的事，和那些实实在在记着他的人。
就冲这些，西安人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