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荒唐事

 文/巩钊

岁月翻过，生产队那段集体劳作的日子，已经渐渐埋进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建国之后，集体经济把一村一庄的人拧到一起，大家上地劳动，凭工分换取口粮，有福同享，有活同干，硬是凭着坚强的信念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生产队办的红红火火，从五八年到七八年这二十年时间是生产队各项发展的最好时间。可生产队到了后期，特别是七八年以后，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原来的制度慢慢显出弊病，人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本该齐心搞生产的集体，渐渐的变了味道，滋生出不少啼笑皆非，又透着几分悲凉的荒唐事。

那时候生产队的队长，手握全队的管理权，地里种什么、活怎么分派、工分怎么记，大多由他说了算。到了后期，有些队长私心杂念越来越重，贪欲膨胀，处处想着为自己捞好处。平日里借着队上的事由，大吃大喝，集体的粮食、财产，动不动就拿来招待应酬，花销都算在生产队的头上。不光如此，给自己记起工分更是毫不手软，不用出大力下地干活，拿到手的工分却高得吓人，远远超过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社员。人们那个时候说的“褂褂一披，工份几百”就是说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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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长不光爱挣工份还爱吃。当年我在邻村搞四清，一个生产队光是犁了一天地，搭灶花费三百元。当时的三百元可能娶个媳妇了，因为当时的猪肉一斤七八毛钱，三百块钱要买四百斤猪肉，犁一天地这四百斤猪肉咋地吃完了呢？经过召开社员群众会，才知道吃饭的不仅仅是两个司机，除了正副队长会计出纳保管员大队干部私队上的能行人以外，还有三个队长的一家老小亲戚朋友、和队长同村的岳父岳母小舅子二妗子红吃海喝了三天。

我们队上的队长是个穷人家出身，因为子女众多，日子一直过的紧巴巴，从来没有抽烟的习惯。可自从当了队长，有了招待烟，便慢慢的学会了抽烟。这人的坏毛病一旦得下是很难改变的，可队上的招待烟是有事才买，没有事就不买，老汉一天不抽烟心里就像是猫抓一样的难受。就没事了硬安顿个事，想方设法用官钱买烟，买的多了时间长了就被社员发现了，最后按每天一盒宝成烟退赔了队上的钱，烟瘾却惯下了，以后没少挨老婆的破口大骂。

对于队长的胡作非为，社员们看在眼里，心里憋着一肚子怨气。同样日出下地，日落收工，队长轻轻松松拿高工分，还占集体的便宜。我们村有一个队长，在干活时喜欢以记多少分工包出去。他先开口“把这堆粪拉了记五十分工，谁拉？"，有点少，无人应声，他又大声喊到："一百分工有人拉没有？没人拉了我拉”。嘿！不等别人答话，这一百分工就是他的了，社员们只有摇头叹气却毫无办法。普通老百姓累死累活，到头来分到手里的粮食依旧紧巴巴。公道看不见，人心便散了。既然老实干活得不到应有的对待，大伙也就不再实心实意出力，纷纷琢磨出各式各样的法子，消极应付，糊弄差事。干活出工不出力，成了地里司空见惯的光景。

田地里头第一件滑稽事，便是借屙尿偷懒。

下地干活，人总有内急的时候，这本是寻常事。可不少社员就瞅准这个由头，借机躲到地埂、坟堆后边歇口气。又怕队长远远瞅见，发现自己躲着偷懒挨训斥，便想出一个歪点子，兜里悄悄塞上一支干瘪的谷穗。远远望过去，人蹲在庄稼地边，屁股后边耷拉着谷穗，朦朦胧胧，看着就像蹲在那里解手。队长站在地头远远瞭望，也不会过来盘问。就靠着这么一支干谷穗，不少人躲在庄稼阴影底下，喘口气，抽袋旱烟，缓够了精神，才慢悠悠回到地里接着干活。这小小的伎俩，在当年的田间，不少人都用过。说起来好笑，细想之下，却是社员心里无奈的反抗。

第二种普遍现象，便是磨洋工。

地里的农活，本是有定量的活计，半天能够做完的活，偏偏拖拖拉拉干足一整天；一天就能收尾的差事，硬生生磨蹭成三天。大家手里的农具慢腾腾，锄头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刨土不肯使劲。拔草的时候挑挑拣拣，走走停停。没有人愿意争先出力。若是有谁实心实意埋头苦干，反倒会被旁人笑话“二”。反正干快干慢，大体工分差别不大，早干完也不会多给粮食，何苦白费力气。于是乎，地里常常看见一大群人，黑压压站一大片，真正的效率却低得可怜。日上三竿，活计才动了个头；眼看太阳落山，才勉强对付过去。集体的庄稼生产，就在这样你拖我磨之中，白白耗掉大把时光。

还有些社员，动起了物件上的心思。往地里拉粪送土，全靠架子车。拉粪是重体力活，装满一车粪，拉起来绊绳勒得肩膀发酸。有人就想出窍门，偷偷在架子车跨帮两边钉上一节木块，以减少装粪的容量。这个好办法很快被大家学习并推广，结果是大架子车钉木块，小架子车也钉，你钉我钉大家钉。有人一看这不行，干脆去集上买一辆小架子车，给自己干活时用大车，队上干活时用小车。队长远远一望，车子堆得冒尖，心里面明白，因为他也这样，也就不好意思说谁。就这样，一车车看起来分量十足的粪土，实则偷减了分量。地里施肥打了折扣，庄稼地受了亏，吃亏的到头来还是整个生产队。

最伤人心的，还是同工不同酬，干一样的活，工分却不一样。

同样一块地里锄草，同样从早熬到晚，同样的粮站上粮掂口袋，有的人能记十分工，有的人只记七八分，我当时只能记四分工。生产队的工份有个硬性规定：从十五岁开始干活，一天四分工，以后逐年上升，要到了二十一岁才能挣上十分工。那个时候十七八岁已经是好劳力了，扬场递摞无所无能。可干一样的活，挣的工不如一个蔫蔫巴巴的老汉，时间久了，谁心里都不平衡。因此各种各样的捣乱破坏甚至于殴打队长，气得队长三天两头撂担子，只要队长使了气，全队社员就休假了，管你是龙口夺食还是大旱当前呢。现在有人说，生产队的兴衰与我们这些末代农民有很大的关系，我要说是与当时的社会制度有关系。

慢慢就形成了“你混，我混，大家混”的局面。既然踏实苦干得不到公平对待，那干脆人人都混。你偷闲，我也偷懒；你磨洋工，我也不卖力。集体劳动，变成了一场互相糊弄。队长糊弄集体，多吃多占捞好处；社员糊弄队长，想方设法少出力。上工的时候人到得齐齐整整，人都在地里，心气却不在生产上。

这一桩桩一件件荒唐事，现在听来如同笑话。可放在那个年代，却是真实发生在关中乡间田垄之上的现实。生产队体制走到后期，管理制度松散，监督缺位，掌权者私心膨胀，公平一点点被消磨。当人心失衡之后，靠道德约束集体劳动，便很难维持下去。

队长贪图私利，挥霍集体财产；社员消极对抗，想方设法偷奸耍滑。人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集体的利益反倒被抛在了脑后。土地还是那片土地，社员还是那群勤劳的庄稼人，可制度的漏洞，造成了一幕幕令人叹息的闹剧。

后来时代更迭，生产队退出历史舞台，分田到户，土地归各家经营，种地收成好坏直接关乎自家日子，那些磨洋工、耍小聪明糊弄集体的怪事，也就渐渐销声匿迹。

回望那一段往事，不止是几句乡间趣谈。荒唐表象之下，藏着普通农民的生存无奈，也让后人明白，干事情倘若失去公平，光靠人的自觉，终究难以长久。那些发生在生产队田地地头的旧事，也成了时代留给我们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