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写作】烧纸的人间

                               ◉程双红

      中元节的纸灰被风卷起来的时候，像一群正在找路的蛾子。街上十字路口陆续有人画个大半个圆圈开始烧纸钱，香烛纸钱的气味在傍晚的空气里散开，混着尘土和尾气，形成一种这个季节特有的气味，像一条被反复烧过、反复熄灭的引信，在熄灭的间隙里留下一道泛白的痕迹。纸灰烧尽后，地上留下一圈焦黑的印子。香烛烧透了，纸灰还带着余温，被晚风一掀，贴着地皮打旋，像地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往外吐气。人蹲在地上，把纸一叠一叠地掀进火里，火苗舔着黄纸的边，纸灰就从火里挣脱出来，一团一团的往天上浮。纸灰飘浮到一人那么高时，风改了主意，它们就又栽下来，落在柏油路面上，落在人的鞋面上，落在刚画出来的那个半圆缺口上，那个缺口朝着坟地的方向，给回来的人留着一道门。鬼在这几天会被放出来，从地府的门里走出来，回到他们活着时住过的地方，看看家里还有没有人记得他们。

       我蹲在街角看那些灰看了很久。灰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层，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张旧地图，画着一些谁也没走过、可谁都在走的路线。母亲要是还在的话，她一定会说，这是引信，香烛纸钱的气味就是引信，每年七月十五点一次，点着了，那边的人就知道该动身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坐在灶屋的门槛上，膝盖上摊着一摞黄纸，手指头粗短，翻纸的时候却轻得像在摸一个熟睡的婴儿。她叠元宝，我趴在旁边看，她叠一个，我数一个，数到一百个她就停下来，说够了，再多你爸扛不动。我问她我爸在那边还扛麻袋不。她说不知道，也许扛，也许不扛，那边的事说不准，但咱烧过去的纸钱他得收着，收着了就不那么累了。

       母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故乡，她以前是个小学教师，喜欢初一和十五在家里给观音菩萨、财神爷和关帝烧香磕头，虽然她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可她讲中元节的时候，像个念过经的先生。她说七月十五这一天，地官大帝过生日，地官是管地府的，他高兴了就把门打开，把鬼放出来透风。她说的地官长着一张大红脸，胡子从下巴一直长到胸口，手里拄着一根黑漆漆的拐杖，拐杖往地上一顿，阎王殿的砖缝里就冒出一道一道的青烟，鬼顺着那烟往上爬，爬出来就是人间。我问她鬼怕啥。她说鬼怕钟馗。钟馗是专门抓鬼的，长得比鬼还凶，脸是紫的，眉毛是竖的，眼睛瞪起来像两盏探照灯，手里提着一把铁打的扇子，扇子一摇，鬼就被吸进去了。可中元节这天钟馗不打鬼，这天他放假，坐在奈何桥头喝酒，鬼们排着队从他跟前过，他眯着眼装没看见。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带着笑，笑里有点坏，像在替那些鬼高兴。我问她钟馗喝什么酒。她说喝的是黄酒，坛子口上封着红布，他喝一碗往桥下倒一碗，倒给那些过不了桥的孤魂。

       母亲对我说，咱们中国中元节的日子是农历七月十五。在道教里，它被称为中元节，与正月十五的上元节、十月十五的下元节并称为“三元”。上元是天官赐福，中元是地官赦罪，下元是水官解厄。七月十五是地官的生日，他在这一天会打开地府的大门，赦免罪魂。那些被关押的鬼魂在这一天可以出来透一口气，接受阳间亲人的供奉。这个说法来自道教的《太上三官经》，经里说天官、地官、水官分别掌管人间祸福，每年固定时间下凡考察。七月十五地官巡视，是他赦罪的日子，也是阴阳两界最薄的一道缝隙。佛教的盂兰盆节也在七月十五。它的源头是“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是佛陀的弟子，他用神通看见母亲堕入饿鬼道，喉咙细如针尖，吃不下任何东西。他求佛陀救度，佛陀让他于七月十五僧众自恣之日，设盂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僧众，借助僧众的修行力，超度母亲脱离饿鬼道。这个故事传到中国之后，和道教的中元节逐渐融合，盂兰盆的供僧仪式和道教的赦罪超度开始交叉，分不清是哪一家的了。目连救母的故事，把孝道的精神植入中元节，让这个节日不仅是超度孤魂，也是提醒生者不要忘记已经死去的人。后来，民间信仰在这个基础上加了一层自己的理解——七月十五鬼门开。据说在七月十五这一天，地府的大门会敞开，所有的鬼魂都可以回到阳间。有的鬼是回家，有的鬼是无处可去的孤魂，它们在路边游荡，等着有人给它们烧一点纸、点一盏灯。那些纸灰被风吹起来的时候，像一群正在找路的蛾子，飞得不高也不远，在原地打着转，转够了，落下来贴在地面上，像一个还没有完全落定的念头。

       那年我大概十一二岁，母亲知道我从小便胆子大不怕鬼。中元节的头一天下了一场大雨，土路被泡成了泥糊糊，一脚踩下去能没到脚脖子。母亲说咱们得上坟去，七月十五前头得把坟头的草拔了，不然你爸找不着门。她找出两件旧雨衣，大的她穿，小的给我。雨衣是军绿色的，橡胶味很冲，套在身上又硬又凉，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我们沿着麦地边上的土路往西北走，路是泥的，每走一步脚底都发出“噗嗤”一声，像大地在打嗝。母亲走在前头，她穿雨衣的样子像一只笨重的大鸟，两臂张着保持平衡，脚在泥里拔出来又陷进去。我跟在她后头，踩着她的脚印走，她的脚印大，我的脚小，一脚踩下去整个人晃一下，晃着晃着就到了那棵歪脖子榆树底下。

       父亲的坟比我想象的小。一堆土，坟头边上插着一根柳木招魂幡。一个被雨水冲得只剩半截的槐木桩当碑，槐木桩上用墨汁写着名字，墨汁洇开了一多半，只剩一个偏旁还能辨认。母亲蹲下去，用手薅坟头上的草。草是狗尾巴草，根扎得深，她薅一根要咬一下牙。雨还在下，不大，细细密密的，落在雨衣上沙沙地响，像有人在远处筛粮食。她薅完草，从怀里掏出叠好的元宝，一摞一摞码在坟前，又从兜里摸出火柴。火柴受了潮，划一根灭了，再划一根又灭了。她划到第七根的时候终于着了，火苗小得像一颗黄豆，她用手护着，慢慢凑到黄纸上。纸着了，烟被雨压住，起不来，贴着地面散，散成一个灰蒙蒙的圈。母亲对着那圈烟说话，说的还是那几句——孩子他爸，七月十五了，给你送钱来，别舍不得花。她说完那话，忽然停了停，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又说，娃儿又长高了，你看他一眼。她把我拽到坟前，让我蹲下。我蹲在湿泥地上，雨水顺着雨衣的帽檐淌下来，淌进脖子里，凉飕飕的。我看着那堆烧化的纸灰被雨打成黑泥，一点火色也没了。母亲说你爸看见你了，他在那边笑呢。我没看见他笑，可我相信她看见了。

       回家的路上我摔了一跤，整个人扑进泥里，雨衣撕了个口子，膝盖磕出血。母亲把我拎起来，没骂我，蹲下用袖子给我擦脸。她擦得很用力，粗布袖子磨得我脸疼，可我忍着没吭声。她擦了半天气呼呼地说，你爸说你是个笨孩子，走个路都能摔。我说爸说的？她说你爸说的，刚才在坟头跟我说的。那年以后我走路格外小心，我怕父亲在那边看着又说我笨。可后来我想明白了，他要是真能看见，说就说吧，四十年没听见他说话了，骂我一句也行。

       父亲得的是肝癌。他歇了半个月又去地里干活了，照样扛麻袋，一天也没落下。肝疼了一年多，他一直扛着，疼得狠了就弯着腰在堂屋后墙根蹲一会儿，蹲完了起来接着扛。他不敢歇，七张嘴等着吃饭。到了后来人黄了，眼珠子黄得像熟透的杏，母亲逼着他去县医院查，查出来是肝癌晚期。从查出来到走，二十七天。那二十七天他躺在堂屋的凉席上，人瘦成了一把骨头，肚子却鼓得像扣了口锅。母亲坐在旁边给他擦汗，汗水是黄的，把毛巾染得洗不干净。他走的那天早晨突然清醒了，让母亲把我叫到跟前。我站在凉席边上，他用一根手指头勾住我的小拇指，勾了三下，松开了。母亲说那意思是让我好好长大。我那时候不懂，后来懂了，那三下勾了三十五年，到现在我的小拇指还留着那个力道，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头，被人拽了一下，又拽了一下，最后一松手，绳头就落在我掌心里，攥了半辈子也没攥出个结果。

      我长大以后，读书才知道中国各地对中元节的称呼不同。在福建叫“普度”，整个七月都在做；在潮汕叫“施孤”；在北方叫“七月半”，名字更直接更简朴。中元节在各地的称呼不太一样，但是像烧纸、上香、摆供品、放河灯等做的事情却很相似。放河灯的习俗在南方的水乡尤其盛行。人们用纸折成莲花灯，中间点上一根蜡烛，放在河面上让它顺流而下。莲花灯随着水流慢慢的远去，像一封封没有字的信，正被河流送往一个不需要回信的地方。小时候我蹲在河边看过一次放河灯，灯在水面上晃晃悠悠地漂着，烛光映在水面上碎成了一片。河灯越漂越远，光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夜色里看不见了。那些河灯没有回来过，可每年都有人放，像是只要灯还在漂，那些话就能被带到该去的地方。

       有的地方还在路口画圈烧纸，有的地方已经简化了，只点一炷香。可仪式被简化了，恐惧和敬意却没有被简化。人们还是会在七月十五晚上尽早回家，不在外头逗留，不吹口哨，不谈论刚去世的人。那些禁忌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松松地绕在每个人的手腕上，它不绑紧你，可你知道它在。它的松紧由风决定，风大了，绳就贴紧皮肤；风停了，它又垂下来，像一个被收回去的线，等着被重新拉直。

       鬼是有的。它不在我身后，也不在我前面。它在那个我不敢回头看的位置上，像一根被拉长的影子，始终跟着我，却从不开口。它可能只是一种古老的提醒——提醒我那条边界始终都在，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不愿意承认它就在那里，像一条被草盖住的小路，草深了，路就看不见了，可它还在等着有人走上去，把草踩倒把土露出来。人们怕鬼，是怕那条路真的存在，怕自己有一天也会走上去。可它一直在那里，在每一个中元节的纸灰里，明灭如灯，你踩过去了，它就灭了；你回头，它又亮了。

       母亲老了以后，中元节叠不动元宝了，就坐在院子里给我讲钟馗。她说钟馗本来是唐朝的读书人，考上了状元，皇上嫌他长得丑，把状元给了别人。他气不过，一头撞死在金殿的柱子上。死了以后到了地府，阎王看他有骨气，封他做了捉鬼的判官。他捉鬼不用刀，用一把铁扇子，扇子一扇，鬼就像纸片一样飞起来，被他收进袖子里。可每到七月十五他就放鬼，把袖子里攒了一年的鬼全放出来，让他们回家看看。母亲说钟馗是个好人，他自己死得冤，知道鬼也冤，所以七月十五这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鬼们留条活路。我问她钟馗的扇子什么样。她说扇子是用又重又沉铁打的，扇起来带着风声，哗哗地像秋天刮过的树叶。

       我活了四十多年才慢慢咂摸出母亲那些话的滋味。她讲的哪里是鬼，她讲的是活着的人——地官过生日放鬼，是活着的人给自己找个理由惦记那些回不来的人；盂兰盆供僧超度，是活着的人花钱买一份心安的假条；钟馗放鬼，是活着的人编出来哄自己的谎，骗自己说那些走远了的还能回来，哪怕一年就一回。可这谎扎扎实实地在人间生了根，生了一千多年，千千万万的人在七月十五蹲下去画半圆、烧纸、念叨，火灭了，灰落了一地，他们把灰扫起来倒进垃圾桶，第二天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那根引信埋着，明年的这时候还会被人重新划亮。

       鬼门开的晚上，我在街口烧完纸往回走。路灯底下蹲着一个人，是个中年男人，他穿着工装裤，膝盖上磨出了白印子。他烧纸烧得很慢，一张一张地往里送，送一张念叨一句。我走近了听见他说——爸，今天中元节了，我来给你送钱，别省着花。他手里那叠纸烧完了，他又从兜里掏出第二叠。第二叠烧到一半，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声音一下子变了，变得又平又紧，像换了个人——王总，报表我明天一早给您送过去，对，对，没问题。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揣回兜里，重新蹲下去对着那堆火说，爸，刚才是领导没办法，您别生气。那堆火烧干净了，他才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骑着电动车走了。电动车的尾灯在夜色里变成两个红点，一拐弯就不见了。地上剩一圈黑灰，和旁边其他的黑灰混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的。

       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久。那圈灰在路灯底下泛着暗光，像无数个活人在这天晚上替死人写的信，信纸是黄纸，墨是火，签名是灰。那些信烧完了也没人查收，可我不敢不写，因为不写就断了，断的不是鬼的路，断的是活人自己心里那根缆绳。绳一断，人就飘起来了，飘飘荡荡的，不知道往哪儿落。

       中元节的月亮圆得吓人，又大又白，挂在树梢上，把地上的纸灰照得像一地碎银子。我蹲下来用手拢了一捧灰，灰很凉，它轻得几乎没有重量，风一吹就从指缝里溜走了。可那股凉扎在我的掌心里扎得生疼。疼了好一阵我才明白，那不是凉，那是火走了以后留下圆圆深深的坑，像一口刚挖好的井，等着明年的这个时候再有人往里头扔一把火。火一下去，井底就亮了，亮起来的时候你往井里看，看不到底，可你知道底下有人也在往上看。目光在井中间碰上了，什么话也不用说，就知道了，自己知道了就行。知道了那些走了的还在，走了的还在，没走的就得好好活着，把他们的那一份也活出来。活出来就是给那边的回信，不用纸，不用火，用活着的每一天。

       我站起身往回走，月亮跟着我走。走到单元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街口那些灰被风整整齐齐地吹成了一道白白细细的线，从十字路口一直延伸出去，伸到看不见的地方。那线弯弯扭扭的，像一个人在地上走出来的路，又像一个人从地下走上来的路。路不长，据说一炷香的工夫就到了。可那炷香燃了四十一年还没燃尽，暖暖的香灰落了一地，厚厚地，踩上去软绵绵得像踩着一层盖住了所有答案的土。那土底下埋着什么我知道——埋着父亲勾我小拇指的三下，埋着母亲在泥地里给我擦脸的那把力气，埋着钟馗铁扇子一扇带起来的风，那风从唐朝吹过来，吹到中元节的晚上，吹进一堆一堆的纸灰里，灰就活了，活了就飞起来了。

       飞起来的是灯，是蛾子，是人往天上送的那些话。话落下来的时候，落进人的耳朵里，落进人的心里，心就满了，沉了，坠到肚脐眼底下，稳稳当当的。稳了就好。稳了就不怕了。鬼门开就开吧，来的就来了，该走的还会走，纸灰落定了，下一场火还会把它烧起来。烧起来的时候我还会蹲在那儿，画半圆烧纸看灰飞。灰飞到最高处停一停，停的那一瞬，我知道父亲在看，母亲在看，钟馗也在看。他们看着人间的火，看着火里的纸，看着纸灰落地，落地以后再等一年，再等一轮月亮，再等一次被风卷起来的机会。

       风又起了，地上的纸灰动了动像在翻身。我关上门，把它关在了外面。可我知道它明天还在，后天也在，一直在地上铺着，薄薄的，白白的，等着有个人蹲下来，划一根火柴，把它重新念成火苗。念一次，它就活一次。活一次，人间就又多了一盏灯。灯多了，夜就不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