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老刘

文/巩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关中村落，黄土漫野，田畴连片，生产队的钟声晨昏起落，丈量着全村人的劳作日常。那时的乡村，绝大多数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能写个自己的名字就算是识字人。老刘的出现，便成了村里一道特别的风景。他是解放前上过西安中学的读书人，家底旧日尚可，柜子里藏着一摞摞泛黄的旧书籍，边角被岁月磨得发软，是全村孩子眼里稀罕又神秘的物件。他能写会算，眼睛盯着报表，一只手把个算盘打得能飞起来。凭着这一手旁人没有的独门绝技，他坐上了生产队会计的位置，一坐便是几十年，邻里的红白喜事，写对联作祭文收礼记帐他全包了，在队里也算得上个风云人物。

乡村的会计，管着全队的工分、粮食、物资分配，手里握着细碎的权力，天和集体的钱粮打交道。物资紧缺的年代，白糖是难得的稀罕物，逢年过节队里偶尔分发一点，便是家家户户眼里的稀罕物品。每次队上分白糖，老刘负责看砰，多了用少刨下一点，少了用手抓上一点，这样老刘的指尖上总会沾上糖粒，他便不自觉地把指头塞到嘴里，细细吮吸那甜意，并把糖粒嚼得吧吧响。指头沾上了唾液湿了，再抓糖时又粘上了白糖。一下午老刘就这样不停的沾着唾液，不停的吮着手指，大家看在眼里却没有人说他一句，只是惹得不懂事的蕞娃们眼睛盯得直直的。

老刘身上，带着旧式读书人特有的几分计较与阴诈。他烟瘾不算小，可随身的烟布袋永远是空的，从不舍得自己去集市称二斤旱烟。下地干活、村口闲聊，遇见哪个社员烟袋别在腰间，他便笑着上前讨要装上一锅烟，再对着别人正在燃烧的烟锅上，狠狠地抽上几口，这样不但节省了旱烟还节省了火柴。久而久之，村里人都摸清了他的习惯，不等他走进，便弹了烟锅，后腰带上一挂，他自知无趣，便悻悻的走开了。他家的日子本来就过得比其他人舒坦些，却总爱占些旁人的小便宜，那份精明，和他读书人的身份格格不入。

乡间的人情宴席，最能照见一个人的脾性。农家待客本就拮据，一盘炒粉条上面苫着几片肥肉，肉片寥寥无几，便是招待亲友的体面。按照乡里的老规矩，宴席上要等长辈落座、众人到齐之后再动筷子。可老刘每次去走亲戚家，不等旁人坐定，目光先落在盘子里的几片肉上，眠露馋光哈水直流。看着瞅着就控制不住了，抢先拿起筷子，来个横穿糖葫芦式的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部夹走，全然不顾周遭人的神色。他上过高级学堂读过书，本该懂得礼数周全，可骨子里的贫穷与自私，在口腹之欲面前，便轻易露了出来。他不在意邻里的眼光，只顺着自己的心意行事，那点读书人的体面，在烟火俗世的小利面前，丢失得一干二净。

每次分粮分油分菜时，老刘手里都抱的帐本本。轮到谁家了谁在户主姓名后面捺自纹，遇到了认识自己家长姓名的人，蘸上印泥轻轻一按。遇到了不认识或者不知道自己家长姓名的新媳妇，不好意思上前，老刘这时分外热情，会攥着人家新媳妇白嫩光滑的手，在几张表册上到处寻找，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当时的花名册是按照住房顺序排列的，做为当了几十年会计的老刘，闭上眼睛也知道谁家在第几页的什么地方，可他拉着人家的手找前找后总是找不到户主的姓名，在众人卑夷视的目光中总算找到了，才依依不舍的放下新媳妇那被攥麻了的手。

笔墨是老刘安身立命的本钱。村里分家立契、买卖房屋、邻里约定的字据，全都要找他落笔。他字写得工整，懂乡间的规矩，各类契约文书在他手里，都能写得滴水不漏。可乡村的家事，大多是隐秘的私事，分家牵扯家产、儿女纠葛，各家都守着自己的秘密，最怕闲话外传。老刘知晓全村各家的内情，本应当守口如瓶，可他偏偏管不住自己的嘴，把一户人家分家的隐秘内情说了出去，导致了这家人少分了一年的小麦。那时候的二百斤麦子，可是一个人全年的口粮，争执冲动间，他被人抽了嘴巴，硬生生打掉了两颗门牙。这件事成了村里一段流传许久的旧事，人人都唏嘘，读书人本该明事理、守分寸，却因为口风不严，为自己招来祸事。

漫长的岁月里，老刘就这么矛盾地活着。他有读书人的见识，能提笔写字，打理全队繁杂的账目，让生产队的往来事务井井有条，在村务运转上，有着旁人替代不了的作用；可他又脱不开底层小知识分子的局限，眼界窄、心眼小，爱占小便宜，不懂收敛私心，守不住该有的分寸。他既靠着学识获得了村里的认可，又因为自身的狭隘，落下不少旁人私下的议论。

他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没有家国情怀，半生困在村落的方寸之间，把一身学识用在记账、写文书这些细碎琐事上。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他守着生产队的一方小天地，在清贫的日子里，一边靠着知识立足，一边被自身的私心裹挟。他算不上恶人，只是一个被时代局限的普通人，旧式教育赋予他文字的能力，贫瘠的生活又催生了他计较得失的本性。

唉！可怜巴巴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