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丁爱笛

         王侠

今年《延安文学》第5期上，有我的文章，排在我前面的是丁爱笛，有人便问我：此人何许人也？！

要说北京知青里谁最会"算账"，丁爱笛绝对排得上号。这位1947年出生的清华附中"老三届"高材生，祖籍山东、生于重庆，最后却把自己的人生账本牢牢地记在了陕北延川的黄土地上。在延川插队的许多人中有路遥，史铁生，孙立哲，梅绍静，陶正等等，他们都是名人，也和陕北大作家曹谷溪老师很熟悉。1969年1月，他热血沸腾地离开北京，大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结果这一去就是十年——不是他不想回，是陕北的老乡们死活不让他走。

六块五毛钱引发的"政变"

丁爱笛刚到陕北时，也是个埋头苦干的好青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挣了三千多工分，全队第一！到了年底分红那天，他攥着票子一数——六块五毛钱。他当场就急了，以为队长发错了。队长淡定地说："没错，一个工分二分七厘，扣了口粮就剩这些。"丁爱笛一听，心算了一下：按这个算法，自己干到退休也买不起一双回力鞋啊！

于是他当场"逼宫"："你把队长让给我，干一年如果工分还是二分七厘，不用赶我自己下台！"老队长当了十四五年，估计也是累了，顺水推舟就把位置交了。丁爱笛当晚就拉着"长老级"社员和陈小悦（后来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谋划了半宿，搞起了"生产队改革"。你别说，这清华附中出来的娃就是不一样，几年工夫，愣是把村子折腾出了新农村的雏形。

煤窑里的"拖拉机基金"

要说丁爱笛最硬核的操作，还得是为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当时一台拖拉机三千多块，全队砸锅卖铁也凑不齐。丁爱笛一咬牙，带着几个壮后生跑到十五里外的煤窑当起了"炭毛子"。那煤窑八十多米深，没有矿灯，只有布帽上挂个麻油灯壶；巷道只有八九十公分高，人得爬进去，躺在掌子面下用屁股扭动着挖煤，细皮嫩肉磨得血肉模糊；运煤更惨，几百斤的煤拖子套在肩膀上，靠手掌、膝盖、脚趾配合，像一只硕大的蜗牛奋力爬行。

就这样，他们咬着牙苦干了十几天，愣是挣够了买拖拉机的全款！有个叫王汉生的女知青也要去，丁爱笛说："煤窑里不准女人进去。"王汉生偷偷跑去看了一眼，回来哭得稀里哗啦——那场面，搁谁身上都得哭三天三夜。后来王汉生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估计那三天的眼泪，是她人生中最震撼的一课。

窑洞里的"爱情兵法"

丁爱笛在陕北待了十年，从队长干到大队书记兼公社副书记，成了远近闻名的"铁杆扎根派"。但扎根归扎根，"生活问题"总得解决吧？村里的老大娘们比他还急，明着暗着给他说了好几回媳妇，他都没动心。

转机出现在大队党支部会议上。窑洞里一群老爷们儿卷着老炮筒吞云吐雾，开上个把小时会，就把丁爱笛和妇女主任张海娥这两个不抽烟的"异类"给熏出去了。俩人跑到外面透透气，看看月亮聊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玉米地里去了。丁爱笛比张海娥大十岁，求婚时人家姑娘还说得问问父母——这流程走得，比现在的相亲还正规。1976年5月，丁爱笛正式成了陕北羊倌的女婿，完成了从"北京娃"到"陕北汉"的华丽转身。

胃痛？自己扎一针！

当书记的日子可不是坐在窑洞里喝茶看报。丁爱笛工作起来没日没夜，饮食毫无规律，硬是把胃给折腾坏了。动不动就痛得冒虚汗怎么办？这位硬核书记背个小军用背包，里面放着针管和阿托品，胃痛了就在自己的足三里来一针——这操作，搁现在得算"乡村版硬核自救指南"。

从黄土地到商海

1978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丁爱笛考上了上海工业大学。离开那片深爱的黄土地时，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传奇——在老乡眼里，他是那个带着大家打坝造田、买拖拉机的好书记；在知青圈里，他是那个娶了陕北媳妇、把自己扎成刺猬的狠人。

大学毕业后，丁爱笛又一头扎进了商海。下海经商多次被骗，血本无归，但人家愣是屡败屡战，最后成了天伦度假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有人问他怎么扛过来的，他咧嘴一笑："有在延川插队时吃过的苦垫底，这辈子没有迈不过的坎！"

这就是丁爱笛——一个为了六块五毛钱敢当队长、为了拖拉机敢下煤窑、为了爱情敢娶羊倌女儿、为了事业敢给自己扎针的北京知青。他用十年青春证明了一件事：黄土地虽然贫瘠，但只要你肯把根扎下去，照样能长出参天大树。

对比一下，我比丁爱笛们幸运，我分在甘泉县川道上，也离县城极近，条件也比他们好十倍不止，一年下来，除了千斤粮食，还分有73块钱，也是他们的十倍。丁爱笛在农村十年，我在农村一年多点，是他的十分之一。还有人管留在了西安而没回到北京的北京知青称为流落西安的，的确没有错，他们最多也只是正局级、副局长或区级，有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晓安，有省纪委副书记的张毅民，有省委副秘书长的梁和平，等等，官都是不太大，凑合着马马虎虎过日子。

臧平立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