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标   

引言

      马年夏月，入伏时节。天气甚热，我心更热。心热，源于杨文轩先生《惟真惟实 惟善惟德——杨文轩先生教育实践与学术思想》专著的学术思想火花与灿烂教育之果。

杨文轩先生新近出版的专著《惟真惟实  惟善惟德》

       这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付梓的‘’教育诗”煌煌四十余万言，汇集了杨文轩先生在体育科研方面的主要学术成果，记录了他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的理论探索与教育实践，更收录了其门下硕博士对恩师的感念之文。全书以“自序”开篇，由先生亲笔撰写，篇幅虽不称巨，却是全书的精神纲领与灵魂所在。这篇自序，与其说是对个人生涯的回顾，不如说是一份关于“何为教育者”、“何为学人”的自我剖白。

      杨文轩先生从普通体育教师成为重点高校党政领导的履历，可谓投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缩影。他同时是一位卓有建树的顶尖体育学者，长期从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较早提出体育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前沿课题，在体育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透过“自序”走进这位长者的精神世界，看到的不是一个学者的著书立说，不是一个官员的宦海升迁，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如何“正己”，进而如何“正人”；如何坚守“惟真惟实”的学术品格，又如何将“惟善惟德”的人生信条融入治校育人的全过程。本文谨拟聚焦于这篇珍贵的“自序”，试图从中勾勒杨文轩先生作为学者、领导者与教育家的精神肖像。

惟善惟德：一位教育者的人格根基

      杨文轩先生“自序”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于它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修身”之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个人的品德修养视为一切事业的根基。他虽为体育学人，其教育实践却深植于这一文化传统。书中“惟善惟德”四字，不仅是对他个人品格的概括，更是他一以贯之的立身准则。

      “善”与“德”在杨文轩先生的身上，不是抽象的道德教条，而是一种浸润于待人接物、处世立身之中的生命底色。杨文轩出生于广东普宁延长埔村一个典型的积善农家。父亲是泥瓦匠出身、后成为县里唯一的建筑工程师，母亲是童养媳且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这个“民主、安静且带有浓重农耕文明色彩的传统大家庭”，给他打上了“善良的底色”。他“来广州上大学时，母亲硬要他带上一小块糖，嘱咐他放到井里，让每个人都能尝尝甜味，大家融洽”。自来水放不进糖，母亲却执意要他将糖放在水龙头旁。“每每想起母亲的这块糖，就会想到，与人方便，与己方便，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朴素的家庭教育，竟与孔子对“仁”德诠释——“恭、宽、信、敏、惠”——不谋而合。生长的元点，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海拔高度。

      据学生们在书中的感言所述，杨文轩先生在治学育人过程中，“虽内容不一，却形散神聚”，所聚焦的核心正是“立德树人、教书育人”。这意味着，在杨文轩先生看来，教育的本质首先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人格的陶铸。他自己首先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后才能以人育人、以心印心。

      作为“自传式的序言”，其中必然涉及杨文轩先生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回顾。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高校领导者，如何在各种诱惑与考验面前保持定力？如何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始终恪守“善”与“德”的底线？1947年生于广东普宁，1973年毕业于华南师大体育系，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光，他与华南师范大学紧密相连——从体育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到总务长、副校长，1999年至2008年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卸任后又受聘为广州商学院院长。这些问题的答案，虽不能从简短的介绍中完全窥见，但杨文轩先生的学术志向与人生选择本身即是注脚。他长期致力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关注“体育与人的现代化”，关注体育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将学术目光投向“人”的全面发展、投向精神文明建设的学术取向，本身即是“惟善惟德”价值观的学术表达——体育不只是强身健体之术，更是育人立德之道。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杨文轩先生在自序中并未刻意标榜自己的道德文章，而是以平实、谦抑的笔触记述自己的求索历程。这种“述而不作”的姿态，恰恰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德辉形于外，而内不自有其德”的境界。他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回答了体育手段、方法、过程的科学化问题，回应了“全球体育现代化的大趋势”，这种回应本身即是一种“大德”：对学术发展与教书育人的责任。

惟真惟实：体育学术的思想脊梁

      如果说“惟善惟德”是杨文轩先生教育实践的价值根基，那么“惟真惟实”便是他学术思想的精神脊梁。在自序所引出的学术成果部分，本书按“体育基本理论”“体育热点研究”“综合类研究”排列，收录了杨文轩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真实反映了杨文轩先生在各个年代的理论思考和学术思想”。这种编排本身就体现了“真”与“实”的精神——不删削、不遮蔽、不饰非，将思想的历程完整呈现。

      杨文轩先生的学术贡献，首要体现在体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上。在中国体育学术发展史上，他是一位具有“立言”之功的标杆人物。1970年，作为广东省首届工农兵大学生，杨文轩被“替补”进入广东师范学院军体系。彼时他心中郁结：“上大学，走对了路；进师范，进错了门；学体育，入错了房间。”这位67届高中文化课名列前茅的学子，因时代大潮而与理想专业失之交臂。然而，正是这种“错位”，造就了一位造诣深厚、卓有建树的体育理论大家。

      1979年，他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全国青年体育理论研讨班——号称体育界“黄埔一期”的培训，结识了林笑峰、卢元镇等一批体育理论知名学者。此后，他们提出“真义体育”理念，以“健康第一”为内核，与当时举国体制下“争金夺银”的竞技体育观形成理论对峙。在那个“女排精神”成为时代强音的年代，他们的主张被戏称为“体质派”，却被“欣然接受”。20世纪90年代末，“健康第一”终被确立为中国学校体育的指导思想。真理有时像种子，埋得越深，破土时便越有力量！

       2009年，杨文轩先生在《天津体育学院学报》发表《体育学科体系重新构建刍议》，首次呼吁体育应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而非教育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一主张源于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体育学科体系研究》。课题组认为，从体育实践的主体——“人”的价值需要出发，可将体育实践归纳为身体教育、运动竞技和健身休闲三种形态，对应三个一级学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他的学术自觉，也是中国体育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标。

      20世纪80年代，体育理论学科发生裂变，《体育理论》一分为三，体育学术界关于“真义体育”的争论影响深远。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杨文轩先生与同仁一道，在华南师范大学集中力量进行体育学科建设，开展了一系列原创性的学科建构研究和实践，使华南师大成为当时国内公认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高地，并于2009年首次呼吁体育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门类。

        这一学术历程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的“求真”品格。杨文轩先生曾说，“体育缺乏自己的理论范式没有关系，可以通过构建新的学科解决问题”。这种直面学科困境、以建设性态度解决问题的学术精神，正是“惟真惟实”的体现。他不满足于在既有框架内做修补性的研究，而是敢于追问“体育的学科体系应该如何重新构建”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他主持完成多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内的国家级项目；特别是他作为体育类马工程教材首席教授，所编著的首部《体育概论》，具有基础性、统领性的重大意义，实际上构建了现代体育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毫无疑义，他在体育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杨文轩先生的“求真”不是书斋式的概念推演，而是立足于“实”的实践关切。他所主编的《体育原理》《体育概论》《学校体育学》等教材，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仅服务了高校体育专业的人才培养，也为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他还担任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修订组召集人，参与国家教材委员会的工作。这种将理论研究转化为教材建设、课程标准、政策咨询的实践路径，使得“真”有了现实的落点，“实”有了理论的根基。他在自序中回顾的，正是一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学术道路。

正己正人：桃李不言的教育之果

      “正己”而后方能“正人”。杨文轩先生的教育成果，最直接的体现在他所培养的学生身上。本书的第三部分“学生对先生的感言”，“记录了先生治学育人的点点滴滴”。学生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表达对先生的培养之恩，“是学生们对先生的由衷爱意和内心感激”。这数十篇感言，构成了一幅生动的教育画卷，也是检验一位教育者“成色”的最直观尺度。

     杨文轩先生作为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带头人，2000年受聘为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大批体育学领域的优秀人才。在他的主持下，华南师范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形成了全国公认的体育基本理论研究高地”。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本是一体两面。一个学科的繁荣，归根结底要体现在人才的成长上。

      “一切成功是做人的成功，一切失败是做人的失败。”杨文轩将这句话视为圭臬。在华南师大70周年校庆筹备中，他重新设计校徽、建设文化广场、树立孔子三人行雕像，将“立德树人”从理念转化为可见的校园文化符号。

      “陶园”的命名尤为意味深长。他取陶朱公范蠡之名，意在后勤社会化、专业化，却也被解读为陶行知的“陶”、教育的“陶”、快乐的“陶”。一个名字容纳多重解读，正是教育者胸襟的折射。

      而杨文轩先生教育理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正人”置于更加宏阔的视野之中。他关注“体育与人的现代化”，关注体育在人的文化转型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在他眼中，体育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单一的“体育人”，而是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完整的人”。这种教育理念，与他长期担任高校领导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他不仅是一位体育学者，更是一位教育思想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从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休后，杨文轩先生于2011年受聘担任广州商学院院长，将教育实践的版图从公办高等教育拓展到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在他的主导下，广州商学院从独立学院转设为广东省首所民办普通本科高校，推动了“应用型、国际化、开放式”的发展战略。这种“退而不休”、继续在教育一线耕耘的精神，本身就是对“正人”使命的坚守。无论身在何处，他始终以教育者的身份要求自己，以“正己”为前提，以“正人”为己任。

治教治校：一以贯之的至伟之道

      杨文轩先生的教育实践，可归结为两个维度：“治教”与“治校”。前者关乎教育理念的阐发与贯彻，后者关乎学校管理的运筹与实践。两者在先生的生涯中相互融通、彼此成就，共同构成了他的“至伟丰功”。

      作为“治教”者，杨文轩先生对体育教育、高等教育有着系统的思考。他曾发表《构建和谐校园的进程中推进事业发展》《高师院校走向“社会的中心”的战略思考》等论文，对高校的发展战略、校园治理等议题提出了深刻见解。他主持完成的《高校体育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获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主持的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省部级课题多项。这些成果不仅是他个人学术思想的结晶，更是他“治教”理念的实证——教育的科学化、现代化，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作为“治校”者，杨文轩先生先后在华南师范大学和广州商学院两所高校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在华南师范大学，他历经总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等多个岗位的历练，熟悉高校管理的各个层面。他主政华南师大期间，正值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高师院校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是他着力思考的课题。在广州商学院，他主持了学院从独立学院向独立设置民办本科高校的转型，探索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

      1998年至2008年，杨文轩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担任综合性大学党委书记的体育学者。他说：“制度是刚性的，而学科是多种的，人是多样的。”这句朴素的判断，凝结着他十载治校的精髓——“给天才留空间，给中才立规矩，给平才找出路”。

       他力主“教师队伍博士化”，在广东引发争论，却坚决推进——为确有真才实学却无博士学位者、成果突出却超龄者留出入校通道。校级领导不取岗位津贴，而A、B、C三类岗位分别发放8万、5万、3万元津贴。短短几年，华南师大全国排名从第86位跃升至第56位，涌现出29岁的教授、30岁的博导。

        他提出干部队伍年轻化，每个部门配备30岁左右的副处级干部；容许犯错，不容许不做；每次重大活动启用20至30名年轻干部到核心组当助手——出彩、出经验、出成果、出人才。一批批青年干部脱颖而出，有的成为省级干部、大学书记校长、教育名家。

     他谋划华南师大进驻广州大学城，在仅有1天决策时间的情况下，与校长分头找省领导陈述理由，最终争取到近1600亩土地。“创造机遇，抓住机遇，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找准关键领导，解决关键问题”——这是决策者的眼光、格局、责任、担当和策略的综合体现。他担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十年，务实担当、惠泽长远，为建设“一 校三区”、进入“211大学”行列、营造人才辈出环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即便已经退休十几载，其在广大师生和校友中依然口碑卓著、好评如潮。

      住房制度改革中，他提出按职称年限为主、兼顾校龄工龄的新方案，初拟投票时遭99%反对。他亲赴校代会说明：“晋升教授有30岁的，工资已经体现，住房也应该体现。”最终方案通过，几千套住房分配“井然有序，没有发生过一例争论之事”。

      更值得深思的是，杨文轩先生“治教”与“治校”并非两个可以截然分开的领域。他在“治校”中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反过来丰富了他的“治教”思想——他对体育学科体系的思考，对体育现代化的论述，无不带有一种宏观的、制度性的视角；而他在“治教”中所形成的教育理念，又指导着他的“治校”实践——无论身处何种岗位，他始终以教育家的眼光审视管理，以学者的严谨对待教育。这种“知行合一”的境界，使得他的教育实践具有了超越一般管理者的思想深度。本书将他“在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期间的思考与探索”作为重要内容，正是对这种“知行合一”的充分肯定。

    杨文轩教授与笔者合影

 结语：立德树人，文如其人 

       通读杨文轩先生”自序”，不难发现其文风恰如其人：平实而不平淡，厚重而不沉重。他的文字没有炫目的修辞，却有直抵人心的真诚；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却有“一壶清茶论古今”的从容。他将个人经历嵌入时代洪流，以“生长的元点”“发展的支点”“精神的力量”等纲目，搭建起一个兼具个人叙事与公共关怀的文本结构，既有学术著作的严谨，又有回忆录的温度。

      “求真不必与人较真，允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种“认真而不较真，执着但不固执”的为人风格，渗透在字里行间。他用“母亲的那块糖”开篇，以“夫复何求”收束，首尾呼应之间，一个“心存感恩、平和低调、敢于担当”的教育家、领导者形象跃然纸上。文如其人，此言不虚。

       掩卷沉思，他的自序虽为其个人生涯之“小传”，实则折射出一代中国教育家的精神高度。杨文轩先生以其“正己”之德立身，以其“求真”之学立言，以其“正人”之功立业，真正实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士人理想。这篇自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一位长者的人生经验与后学的成长之路，连接着中国高等教育半个世纪的变迁史与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教育家，不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是那些在“正己”中涵养德性、在“求真”中砥砺学问、在“育人”中成就他人、在“治校”中践行理想的人。

       杨文轩先生用五十余年的治学、为师、从政之道，诠释了“惟真惟实、惟善惟德”的深刻内涵，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正己正人、治学治校”的精神标杆。这部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专著，不仅是对一位教育家学术思想的总结，更是对中国教育精神的一份珍贵记录。

  【作者简介】 

    黄桂标，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原党委书记、学校党委原统战部长，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原党委书记，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原秘书长兼副会长，广东省老子文化学会理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与文学创作，在高等教育与社会问题领域有深入研究，发表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特写、报告文学等作品与学术论文120余万字，编著出版《统战工作规律探微》、《立德树人之道》等专著，多篇学术论文获全国全省“优秀论文奖”，并获“广东省两新组织优秀党组织书记”等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