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第十四中学建校70周年纪念抒怀
黄鸿河
白驹踏雾光阴迫，蓦然回首十四中。
校建郊野寻古貌，面向沟壑觅旧踪。
原始操场铺绿毯，新兴校舍筑紫耸。
几回徘徊过门前，三缄无语望星空。
曾获羽翼鸿雁后，常思翱翔彩霞彤。
韶华未度书斋弃，流年学农兼学工。
掌上风云立壮志，胸中墨痕抑豪情。
楷书纠偏拓继往，杏坛实习不放松。
山间植树育青翠，岭前横干绿葱葱。
半世春秋雕泥塑，一片冰心琢玉功。
师生情怀今犹在，健康依然笑东风。
附旧文：
徘徊在十四中学门前
济南第十四中学是我的母校，我是1974年夏天从英雄山小学毕业后分到这所学校的，学校地址在经十路南侧，东边是建设路，西边是中光明街，路对面是岔路街，南墙外原是国营济南水泵厂，现在已经变成一座洗浴中心和一片高档住宅楼了。
解放前，这里还是一片沟壑纵横，坑洼不平的荒野，到处是浓烟滚滚的砖瓦窑坑，间有狼犬出没，有玉丰、玉记、大兴、永和四家窑场。1955年全国掀起公私合营高潮，根据济南市政府统一规划，几家窑场先后迁到了梁家庄，合并成立了国营济南砖瓦一厂，就是现在的济南南郊热电厂。1956年秋天，在这片遍地窑坑的废墟上建起了济南第十四中学，并于当年9月1招收了第一批学生，今年是建校70周年。
1978年夏天，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最多掌握着小学五年级的文化水平，懵懵懂懂中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书，离开了这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学校，到今天整整48年了。
也是在1978年的春天，著名文史学家、诗人郭沫若先生用激情洋溢的笔调写就了一篇优美的散文《科学的春天》，他大声疾呼，科学的春天来了，文化的春天也来了。但是，我们这届毕业生中的大多数同学春天没有来，因为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正是万马战犹酣的关键时刻，600多万人备战高考的日子，我们这届毕业生绝大多数却掉入了被遗忘的角落。10个班近500名学生，只有三十几位精英同学受到了学校的青睐，给他们开“快班”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在这同时，我们这届同学正在学校的安排下轮流挖防空洞或学工学农，参加社会实践，或在混乱的分班过程中等待着命运的安排。有人或许会说，这是时代造成的。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是学校急功近利造成的，或许那些年绝大多数学校的领导都是这样做的。据说，今天的学校也有人仍然在这样做，急功近利，沽名钓誉，为了培养精英，有意识无意识中轻视了大批普通同学的学习。他们想的是在极少数精英同学中博得一个彩头，争取出几位高考状元，为学校脸上增光添彩。这种只顾少数精英，放弃绝大多数同学普及受教育的教学措施，冷了师生间的感情，打击了多数同学的自尊，令他们失去了求知的欲望。
时过境迁，近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现在回忆当年，当然不是埋怨，只是为了记录一下这代人人生道路上的一段曲折。今天社会对“老三届” 兄长们的遭遇己经颇多了解，而且充满了惋惜和同情，但对我们这批1961年出生的“小三届”学生的遭遇却所知甚少。其实我们这代“丑牛”也是命运多舛，与老三届的经历没有多少不同，可能是济南十四中学70届学生中坎坷最多的一届。幼年在母腹中本就营养不良，少年时跟着父母过贫穷的日子暂且不说，上学后又遇到文革10年。这届学生文化水平普遍比“老三届” 差则是不争的实事。如果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作为标志：我们1978年这届高中毕业生应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届高中毕业学生。
论其理由：一是因为当年“老三届” 初高中毕业生当时无法离校，我们这届学生只能延期半年入学，本身就耽误了学习；二是这届学生是共和国历史上学制最短的一届毕业生，小学五年，中学四年，学期总共只有9年；三是因为当时教育走极端，这届学生踏进学校便被取消了汉语拼音学习，致使这批人如今对网胳操作异常困难，但低一级学弟又恢复了汉语拼音学习；四是频繁的学工学农学军活动，严重冲击正常教学，四年中学实际只读了两年，部分同学文化知识达不到现在初中学生水平；五是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是共和国16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最后一批。
我们这届学生学校生涯贯穿整个文/革，进入初中应该每学期学费2·5元，20块钱上完四年中学，学费确实不高，但学习环境不好，在后来人生道路上付出的学费可是太高了。进校报道后教室不够用，每个班“爆棚”，竟然塞进70名学生，呜呜呀呀如群羊一般，打架斗殴斯空见惯。直到现在我还纳闷，1961年不是新中国最困难的一年吗？父母怎么还生了这么多孩子？而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好了，但不愿意生孩子。我们这批同学个头普遍不高，人送绰号“一刀切。”
初一上半学期，虽说“人多瞎胡乱”，但在班主任孙年华老师的精心辅导下，学习还算正常。孙老师是我中学期间印象最深的老师，为人师表，教学敬业，我能记住的几篇课文都是她教的。1篇是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1篇是西汉刘向的《叶公好龙》，荀子的《劝学》。另外4篇是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孔乙己》《祥林嫂》《一件小事》。还学习了毛主席诗词好几篇《沁园春·雪》《采桑子·重阳》《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等。我清楚记得孙老师在讲台上背诵：“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长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众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 陈涉太息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当年孙老师那声情并茂的声音用“晴空一鹤排云上，便领诗情到碧霄”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孙老师个不太高，微胖，比我们大10多岁，扎两条短辫，事业心超奋，责任心极强。当时频繁的社会实践活动冲击教学，把孙老师急的不行，她便利用业余时间义务为同学补习功课，把我们这些心已经玩野的同学拢回学校，而且还掏出自己的工资为学生添置笔墨纸张，尽管很多“熊孩子”嫌她管得宽，搞她点恶作剧，但彼此间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孙老师最令我感动的是1984年春天，那时她已经离开学校调到政法系统，我也从农村插队回济南参加了工作，有一天她突然来到我家，从自行车上搬下很厚一摞书对我说：“你爱读书，我给你找了一些高考材料，你一定要参加高考，不然你会留下终身遗憾的”。
我1985年报考了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可以说“电大”三年学习改变了我的人生。孙老师后来被评为济南市首届10大律师，是其中唯一的女性。
我们上初中从下半学期开始，就被频繁的学工学农学军所代替，直到高中毕业，其间1978年赶上恢复高考，这对极少数同学是一片佳音，但对90%的同学则是一声变频。学校变相放弃了对绝大部分普通同学的学习，把主要精力放在了30余名班干部身上，给他们开小灶，派最好的老师，提供最好的教学服务，为他们高考打基础做准备，为学校争取荣誉。但这30余名精英同学没有一位考上大学，这确实是一种遗憾。
回忆一下我们同学间的四年中学经历吧：
1975年5月，我们身背被褥，步行20公里到南郊九曲村参加夏收，学农半个月。任务是捆绑麦秸，捡麦穗，当时最难忘的是社员和下乡知青拔麦子抢收，手上拉出一道道血口。有人或许疑问，为什么不用镰刀割呢？因为山地缺水，拔小麦可以把麦根一起拔起，这样能减少小麦根对水的吸收；8月暑假去省新华印刷厂学工一个月；10月中旬去梁庄果园学农一个月，任务是挖沟填埋土杂肥。据果园师傅讲，这样能增加苹果糖分含量，增加产量，来年邀请我们吃苹果。不过来年师傅还真没邀请，同学们空喜欢一场。
1976年5月，学军一个月，任务是到济南军区后勤农场军训兼麦收，难忘的事是少数同学情蔻初开，朦朦胧胧谈起了小情调，这把尚未谈过恋爱的老师紧张的如临大敌，夜不能寐。老师尚未结婚，学生到先谈起了恋受，成何体统？经过三令五申，才把这股暖流截断，但这段经历已成为老同学们聚会时的笑谈。初中毕业后经历了第1次分班，同年9月，升入高中第一学期就去济南水泵厂学工两个月，干翻砂工，学开机床，跟着工人师傅白班中班两班倒。工厂给同学发手套、发肥皂、发洗衣膏，最难忘的是能免费洗澡，同学们增长了见识，干的还很开心。同时，借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投降派宋江，我看完了一套《水浒传》，把梁山好汉108将，人名加绰号背的滚瓜烂熟。
1977年3月，学农半个月，是去历城县北康大队烧地瓜炕，栽地瓜秧。最难忘的是当地水坑中的饮用水绿成稠汤，里面鱼虫子、赖蛤蟆特多，知道了农民比我们更辛苦。9月在校内学工两个月，任务是挖防空洞，据说雇农民挖一天要1.25元工资，用学生不用花一分钱。我们这一组负责搞运输，是去黄岗拉沙、去狼猫山拉石头。记得战前动员者是一位背后都喊他大老吴的老师，在学校分管保卫，复员军人出身，文化估计比我们也高不了多少，他的战前演讲挖防空洞伟大意义没记住，但他最后一句话到现在还清楚记的，“如果苏修、美帝胆敢侵略，我们就把它消灭在十四中学门前。”说完还斩钉截铁的挥了一下手臂。
令人难忘的是大家挖防空洞，学校组织从各班中挑出的30几位“精英”同学温习功课，为参加高考做准备。我个人感觉此行为甚不公平，但又不敢说，我们这些“熊孩子”那里知道这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大机遇，当时我们的父母也不清楚，只是为我们准备好了上山下乡用的被褥。等到了高考关键时刻，别人进了考场，我们这些小哥们却在英雄山上玩起了抓特务的游戏，哪里懂得这是决定人生的最重要一课。
时光荏苒，四年中学寒暑假占了10个月，节假日占了7个月，学工学农学军及挖防孔洞占了8个月，常常是教室里屁股还没坐热，就又去社会实践，加上多数同学“快慢班”频繁分班后雪上加霜，“论堆”不再学习。这样的学习境遇，这样的教育安排，十几岁的孩子还能学到多少知识呢？
现在再回首看“学工、学农、学军”似乎也不无道理，确实锻炼了身体，增长了一些工农业知识，开拓了视野，甚少“骄、娇”二气和“小眼镜” 出现，不象现在的学生娇嫩易折，大半戴上了隐型眼镜。只是学工学农学军的时间太长了，本末倒置，忘记了毛主席说的是：“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十四中学的老师们，是他们抓紧时间，面对不正常的教学环境，苦口婆心为同学们义务补课，其情其景现在想起来还倍感亲切。不知孔方兄横行的今天，是否还有“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自觉追忆。到现在我也不理解，学校为什么安排我们这届学生那么多社会活动，在国家文件中也没有类似规定啊。真把我们这届学生当成不好培育的一代放弃了吗？我倒是觉得当今的学生应该每年抽出一点时间去学工学农学军，接接地气，锻炼一下自己，别再把麦苗当韭菜，别再五谷不分。
1977年寒假后，防空洞不挖了，为了应对1978年的高考，我们七四级10个毕业班，其中9个班进行了第三次分班，分出重点快班一个，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师资力量，调集重点复习科目，加班加点开小灶，其他8个班作为普通班，说白了就是破罐子破摔班，班主任老师走马灯般轮流调换，学生爱学不学随便玩，只要不捣乱干啥都行，度过了一学期“兵荒马乱”丧失自尊的日子，这对多数同学的心灵打击很大，让许多同学丢掉了仅有的一点学习欲望，丢掉了对学校的好感，也让少数“精英”同学与大多数同学的感情距离拉大，直到今天交流时还若隐若现。
学校当初分班，当然是为了培养几个大学生为学校争得荣誉，但10个班级中考取的两名大学生均不是“精英班”出身，其中一位是我的同位，极老实且不善言谈的郭世香同学，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另一位是74级一班的李媛媛，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
田老师受到了同学们的普遍爱戴，后来他调到了济南市教师进修学院，成为教老师的高级教师，他虽然没有教过我，但我从心里佩服这位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老先生，这么一位敬业的好老师。
高中阶段，经过三轮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老师不知道学生，学生不知道老师的分班活动。我的最后一位班主任是董秋圃老师，那时候董老师40多岁，爱吸烟，人很精干，有个别同学大胆给他敬烟，他也一边接烟，一边批评一句“熊孩子别学吸烟。”他说话幽默风趣，也是教数学。他对校领导分快、慢班决策颇有意见，和几位有同感的老师守着全班同学也照样议论，他经常爱说的一句话是“赖蛤蟆爬到脚面上，不咬人也恶心人。”我记得他有一项绝技，如果那位同学交头接耳不听讲课，他会随手掰一块粉笔，隔数米准确砸到该同学的头顶上，其手段可媲美《水浒传》中的没羽箭张清，经常逗得大家一片欢笑。
高中分班后，我在校内唯一一次发自内心的高兴是他给的，我印象很深：记得那是1978年“五四” 青年节，我们这些信心全失根本无意高考的同学，在他的导演下，度过了一个离校前最欢快的节日。
四十八载春秋，掸指一挥间。虽然对过去的母校有“后母”的感觉，但师生间关系真的很好，没听说过“臭老九”这个词，教过我们的老师都温文尔雅，敬业本分，有一种浓浓的传统知识分子情结，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感觉十分亲切，如洋气十足的英语老师王破旧，文质彬彬的语文老师朱宏，亲切和霭的数学老师左玉柯、徐成才...... 追着赶着义务为学生补习功课的老师们，你们是共和国的良心，你们还好吗？
前些日子看《济南日报》，欣闻母校正在移植全国先进中学，北京十一中的教学经验，“选课走班，一生一课程；学科教室，师生零距离，打破边界，人人都是教育者，”变革崭新的理念。我突发奇想，回母校看看又当如何？后母也是母亲啊，毕竟在我们人生阶段中养过我们一段，何况我的小学母校英雄山小学现在已经是十四中学的附属小学。
隔墙望着欣欣向荣的校舍和朝气蓬勃的小学弟、小学妹，我真的很欣慰，祝福你们啊，赶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幸福时代。
2018年7月10日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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