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锅炒虾米  铁勺炒鸡蛋

——灶台前后烟火气

◎潘  枫

小时候的日子是从灶房里两口锅之间流过去的。

从我记事起，故乡禅定我家的灶房“格局”好像就没变过——大铁锅嵌在灶台右边，连着烟囱，小铁锅偎在左边，不言不语，像一对沉默的母子，守着方寸之地。

大锅笃定地蒸腾，满屋子都是日子的气息——早晚熬稀饭，包谷糁在沸水里翻着花，红豆稀饭咕嘟咕嘟冒泡；母亲蹲在灶前添柴，火光映着她的脸。蒸馍的时候雾气最大，满屋子都白了。中午煮面条，水开了，面条下锅，母亲用长筷子搅散，然后捞进碗里，动作快而稳，像重复过一万遍，已经不必再用眼睛看，只用手的记忆，就能把一瓢水、一撮盐，都递的恰到好处。

日子是精打细算的，连火焰也不肯浪费一丝。母亲每一把柴火都掐得准——多一根太旺，少一根太弱。那不是技巧，是日子久了，人和灶台之间长出的默契——她知道火苗的脾气，知道铁锅的秉性，知道风从窗口挤进来时，该护住哪一处火。

烟从烟囱出去，味道却留在屋里，钻进头发和衣服里。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那口小锅总是清冷的时候多。平日里它静静搁着，只有到了七月初十过会，或者是过年煮肉时，才被郑重其事地唤醒，铲子一碰，叮当作响，香气短暂弥漫开来，最后只剩一缕余味留在灶台边，随后又沉入长久的静默。

小时候老家禅定被河围着。北边的河浅，西边的也浅。夏天一到，水就亮晃晃的，很清，招人。我和妹妹拿了筛子，就是那种网眼细密的淘麦筛，蹚进河边浅水。水淹过脚踝，凉丝丝的。我们把筛子往水草底下猛地一抄，提起来时，水珠嘀嗒，一些透明的小虾在筛底蹦跶，弓着身子，像活过来的米。我们当地人叫“麻虾”。

逮个半笼，就回家。母亲用余火让大锅再次热闹起来，只用筷头蘸一点油，在锅底划一个圆。小虾倒进去，母亲拿锅铲轻轻拨弄，锅底发出细碎的声响，那声音很轻，很像蚕在吃桑叶。

虾身慢慢蜷成橘红，像是晚霞一寸一寸地漫上来，沾了油星子的红，亮莹莹的。

整个灶房都香，香的直往人鼻子里钻。

熟了。母亲捏一只，吹吹，递到妹妹嘴里。此刻，我总是急着去抓，被烫得直吹手指，眼睛还是盯着锅沿。

小时候的虾外壳酥，虾肉嫩，咸淡正好。咬下去，满口都是河水的鲜。

我那时不懂，只晓得家里的大锅里的粥是管饱的，小锅里的肉和臊子面是解馋的。

如今看来，大锅煮实在的粮食，小锅炒些许的滋味。这是时间的两种形态——一种用来容留万物，熬煮着生米与清水，让它们慢慢地、绵绵地化作一家的温饱；另一种，却要急火猛攻，在油与盐的碰撞里，争出一瞬间的香。

说了这么多，这都不是我的最爱。

我小时候最惦记的——是家里灶火口砖头上斜靠的一把长柄铁勺，勺头浅浅的，柄子长长的，黑铁打就，被烟火熏得乌亮。平日里它闲着，与铁铲和箸笼作伴，毫不起眼。

小时候家里的后院是另一番天地——东墙角是鸡舍，春天养鸡雏，黄绒毛，挤在竹筐里叫；夏天鸡大了，满后院跑；西墙根垒着猪圈，猪在圈里哼哼；中间的空地上，母亲种了几垄韭菜和葱。

母亲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就是去后院，有时端一瓢碎玉米撒给鸡，有时喂它们麸皮拌的食，有时将一桶洗锅水伴着糠倒进猪槽，那些鸡和猪是一年油盐酱醋的来处，也是我零碎念想的去处。

我常蹲在鸡窝边，屏着呼吸，看那只芦花母鸡涨红了脸使劲。等它终于起身“咯咯哒”地邀功去时，便悄悄探进手去，蛋还温温的，圆润光洁，像一个小小的秘密。  

对于70后、80后来说，小时候“过生”唯一的仪式，就是母亲清早煮一个鸡蛋，我们当地管过生日叫“过生”。鸡蛋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响，我趴在炕沿上等着，看母亲用笊篱把鸡蛋捞出来，在凉水里浸一下，递到我手里，我一点点剥开，露出白生生的蛋白。那是我一年里最郑重的一枚鸡蛋。

可那年，我多大，记不准了，总归是换牙的年纪。醒来时枕边空着，院子里也不见母亲。我坐在院子的石头上，低着头，心里空落落的，像被谁掏走了一样。

过了许久，忽然一阵香味从灶房飘出来，丝丝缕缕，勾着人的魂。我趿着鞋跑进灶房，只见母亲蹲在灶膛前，火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她手里握着一把长柄铁勺，勺底汪着一汪油，正“滋滋”地响着。见我来了，她头也不抬，只轻声说：“地里活多，今你过生，忘了给你煮鸡蛋，攀峰，吃这个”。

我接过筷子，就着那柄铁勺吃。勺子还是烫的，我吃得急，烫得直哈气，却觉得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鸡蛋。油汪汪的，咸淡正好，炒得焦香。母亲在一旁看我吃，不说一句话，只用围裙擦着手上的柴灰。

那是我吃过最好的一口炒鸡蛋。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从地里回家后临时起的意。

记得有一回，我馋得厉害，趁母亲下地，偷偷从鸡窝里摸了一枚鸡蛋。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把铁勺架在灶火上，可那铁勺拿在手里，却不像在母亲手里时那么听话。油热了，蛋液倒下去，“哗”地一声，腾起的烟熏得我直咳嗽。我手忙脚乱地翻着，待蛋液凝住，便急急地盛出来。

但炒出来寡淡无味，怎么吃都不香。我想了很久才明白——忘了搁盐。没有盐，鸡蛋不香，满嘴都是一股空荡荡的腥气。

灶灰也扑了我一脸，铁勺被我烧出了新的黑渍。

可香味这东西，一旦入了记忆，便再也散不去了。它藏在一个极深的地方，平常不露面，只在你以为忘了的时候，忽然从某个黄昏钻出来，像小时候那样，拽着母亲的衣角，往灶房走。

有了上次的失败经验，我便开始了尝试第二次铁勺炒鸡蛋。

有次趁母亲在小河边洗衣，我溜进灶房，从瓦罐里摸出一枚尚温的蛋。灶火里柴火未熄，拨一拨，添两片干苞谷芯，火苗又蹿上来。铁勺伸进灶口，淋一丁点菜油，油热了，将鸡蛋在勺沿一磕，蛋液“噗”地落进油里，边缘翘起焦黄的裙边，中间颤巍巍地晃。我一直觉得，铁勺的好处在于专一，蛋液在勺里聚成一团，不会漫得到处都是，我拿着勺柄在火上轻轻转，让每一处受热均匀，撒一点点盐，蛋香霸道地钻出来，混着柴火的味道，直往鼻子里扑。咬下去的第一口，外层焦香酥脆，内里软嫩滑润，那滋味是偷来的，带着冒险的刺激和得逞的满足。吃完了舔舔嘴唇，把铁勺在水盆里涮干净，不留一丝痕迹。

母亲从未问过鸡蛋为何少了，我也从未说起过铁勺的秘密——那是我们母子之间默契的沉默，如同大锅小锅养出来的，终究是同一个胃，同一颗心。

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其实知道我偷吃过。有次我正吃着，听见母亲脚步声，慌忙把铁勺藏到水缸后面，嘴唇上的油渍却怎么也抹不净。母亲只从馍笼里摸出蒸馍，掰了一小块让我放进勺里：“光吃蛋，你不咸。”说完转身去喂猪。那天蛋与馍“二合一”的结合，是我吃过最香的。

窗外日头亮亮的，院子里鸡在叫、猪在哼，一切都照常过着。我那时觉得脸上的笑意也是铁勺里煨出来的——温热、踏实，带着恰到好处的焦香。

后来我才明白，那灶房里藏着的远不止一日三餐，大锅熬煮的是日子，小锅翻炒的是生活，火焰烧出的是对食物的虔诚与敬重，是对日子的耐心，是对家人的爱意。

对于70后、80后都应该有“铁勺炒鸡蛋”的经历——铁勺比小锅更小，小到只容得下一枚鸡蛋的乾坤，只够盛一个人的馋，却盛放了我整个童年的渴望与温暖，让我在那个匮乏的年代中尝到了丰盛，在铁勺里读懂了亲情，这也是最奢侈的温柔。

如今，我再去想，那大锅里熬煮着的，竟不止是稀饭和面条了，还有一家人的光阴。从清晨的鸡叫，到黄昏的鸟归，锅里的热气从未断过，就像母亲养鸡，鸡生蛋，蛋有时进了我的铁勺；母亲养猪，猪卖钱，钱变成了我和妹妹的学费。

而母亲在年复一年的那一日三餐，承担了关于一家人温饱的记忆。这些都是从她手中那柄铁铲底下流出来，流成一条记忆的河流——那些细碎的瞬间，被火苗舔过，被铁锅盛过，最后都落进碗底，成为全家人的定力——往后走到哪里，只要闭上眼睛，还能听见大锅的咕嘟，闻到小锅的呛香，就觉得脚下的地是实的，日子是热的。

所谓烟火气，说到底不是浪漫，这是一点点被火喂大的生命，让我们在岁月里慢慢学会了，如何把自己也变成一截硬柴，安静地，耐心地，把该暖的暖透。

暖透之后，人反倒安静下来。有人说如今的重返故乡，文学要写这些——写年轻人的离开，写留守老人在茶余饭后说着手机视频里的新鲜事，写回不去的故乡。但我在故乡赤峪河边走着，觉得也不全是这样。地还在那儿种着，虽然换了“赛道”，改种猕猴桃、李子、豆角等经济作物；晚上还能听见狗叫、早上也能听见鸡叫，但没有儿时的“密集”声了。

儿时的故乡不是一样东西，碎了就没了。它更像河，水走了，河道还在，下一次雨，又有了新的流法。

近的不再近，远的不再远。我忽然觉得，所谓重返故乡的文学，也许就是这种说不清楚的东西。它不是土地的形状，不是房子的新旧，甚至不是那些走远的人。它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声音、气味和触感——儿时炒鸡蛋的记忆，腊月里蒸馍的热气，清明前柳树发的嫩芽，巷子深处传来的木匠刨花的香味。这些东西太日常了，日常到没人专门去记，但它们都在，像赤峪河底年年长出新的野芦苇。

文艺评论里有个词叫“祛魅”。如今的土地不再有农历和节气之外的秘密。可我觉得，土里还有一层“魅”是永远祛不掉——那种抓一把土就能辨认墒情的触觉，那种雨后闻到土腥气时的安心，那种“根”的直觉。

这些，将长在肌肉里，留在嗅觉里，写在儿时记忆里。

潘枫，本名张攀峰，现为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兼任陕西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导演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曾在全国主流媒体和文学期刊发表文艺评论、小小说、散文、歌词、诗歌、楹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800篇（首），获奖多次。曾担任0702工程纪念馆核心创意兼总撰稿、陕西音画颂歌《孝行三秦・感动中华》总编剧兼执行总导演。

歌曲代表作有《家风》《天下》《乡恋》《重任》《绽放》《方向》《旗帜》《冷暖在心》《邻里乡亲》《星韵之歌》《爱的歌谣》《剑扫长空》《孝行天下》《光荣与梦想》《醉了一个秋》《守护大秦岭》《父母恩情比天大》《孝敬老人代代传》等50首，其中有3首歌曲收录沙莎《孝行天下》MV专辑，有6首歌曲入选全国KTV歌库，原创歌曲《守护大秦岭》曾被《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刊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