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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触三江文脉 (四章)
文/姚勇
引言:也许命中注定，我与重庆合川有缘。重庆的合川，就像是我的又一个文学的梦源，让我思绪万千，心存挂恋。合川的润泽的青山、涌动的三江水、爽舒的空气、细细的雨丝、宽敞雅洁的城市街道、古朴与华丽相融合的文峰街、钓鱼城、涞滩古镇、刘文学母校及墓园、古圣寺(育才学校旧址)、陶行知纪念馆，等等等等，无不时时触动着我的文学灵魂。嘉陵江、涪江、渠江，这三条交汇于合川市区的文脉，需要心贴心的静静地感触，感触其文墨涌思的远古穿越，感触其与时俱进的恒久的欢畅的流动。悠久永恒之脉、文明创新之脉、勇敢智慧之脉。
月亮河灯文峰街
月亮映在江中，河灯漂在江中，游船托着彩灯在江中航行……江边的吊脚楼里灯火通明，有酒香、茶香，有琴声、歌声。夜的文峰街告诉我，合川城，自古就是一个听着三江歌谣思考生活的不夜城。
文峰街，是合川城区内的一条古街，位于涪江右岸，临涪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据说，文峰街也是古代巴国故都巴子城的遗址所在地。这条街，石板铺路，周围建筑古风古韵，像画像诗，街中参天的老黄桷树树龄难估，其粗壮的根须都是露在岩石外，向人们展示历史的沧桑与悠久。
古朴华美、别致大气的文峰街，夜间华丽、白昼繁荣，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有各种店铺、酒楼茶楼，还有好几家古玩字画店，合川的经济与文化都能从这条街里突显出来。
六月的文峰街最迷人。一时阳光、一时落雨，街上的彩伞花伞，一时是太阳伞，一时又是雨伞，一把伞就是一朵飘动的花，而最美的花，是伞下行走的合川的少男少女们，他们使古街处处都似花。远远就能看见的文峰塔，是白色的塔，据说是整个重庆市区内最高的风水塔。关于文峰塔，唐代著名诗人岑参曾有诗曰:“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
如果说白天的文峰街是一幅幅的画，一幅幅油画、一幅幅水彩画、一幅幅彩墨画，我更喜欢它在雨雾中的水墨画的意境；如果说夜间的文峰街是一首首诗，一首首古诗、一首首民谣、一首首新诗，我更喜欢它是一首首在月光下望着河灯在江面漂动般的朦胧的诗意。
壮美风骨钓鱼城
我永远赞叹爱国主义的壮美，我永远歌颂爱国主义的风骨。钓鱼城，应该赞叹、应该歌颂。
据说，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古代战争馆里，有钓鱼城遗址模型。我没进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但我却已有两次走访钓鱼城的经历。一次是2013年10月间，一次是2015年6月间，两次都感触到了三江文脉有力的跳动，两次都感受到了钓鱼城古战场防御体系在三江水大智大慧的滋润下，依然那么坚固与壮美。
钓鱼城筑在钓鱼山上，位于合川东城半岛，屹立在嘉陵江、涪江、渠江的汇合处，山体南、西、北三面据江，悬崖耸立，是国内目前保持最完好的古战场遗址。
从山下沿着古石阶向上攀登，穿过一棵棵古树和一片片竹林，石阶上有光滑的青苔，崖壁上和古城墙上也长着厚厚的青苔，有的石阶且高且陡，雨天打着伞向上攀登时，若不小心就会滑倒。小心稳重的攀登，是探访古钓鱼城的安全必须。这也说明了钓鱼城在古代作为易守难攻的山城防御体系的险要所在。
三江文脉汇聚的钓鱼城，给予钓鱼城抗战军民智慧勇敢，使钓鱼城成为战争史上以少胜多战例中一个重要典范。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今合川)之战，先由宋蒙之战，到宋元之战，从宋蒙淳祐三年(1243年)筑城至元十六年(1279年)，历经大小10多次战役，200多场战斗，历时36年之久，是南宋时期的最后一块宋朝的疆土。在钓鱼城这块疆土上的南宋军民的英勇抗击中，亲战钓鱼城的蒙古帝国大汗蒙哥，被钓鱼城守军的炮石击中，退至30里外的温泉寺，不治身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战死沙场的皇帝。蒙哥汗死后，使进攻四川的蒙古大军被迫撤退，使进攻湖北的忽必烈也北还争守汗位，使南宋政权延续20多年。蒙哥之死，还使负责征讨阿拉伯半岛的旭烈兀东还争夺汗位，使蒙古军队第三次西征停滞，缓解了蒙古势力对欧、亚、非等国的威胁，使蒙古国的大规模扩张从此走向低潮。
弹丸之地的钓鱼城，因这里的英雄风骨所致，蒙哥汗之死，终结了蒙古帝国的辉煌，改变了世界版图的格局，使钓鱼城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英雄之城。
无论什么时候，卫国守土都是英雄。他们坚守的是信念、是责任、是正义、是气节，是超越了生命、财富和权力的一种传统而忠贞的爱国主义情怀。
我永远为屈原、岳飞而赞美而歌唱，也永远为钓鱼城而赞美而歌唱。
重温刘文学的故事
记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读小学时，似乎读过一篇关于学习少年英雄刘文学的课文，还看过一本讲刘文学事迹的连环画书，那是我们那一代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课程。几十年过去了，对少年英雄刘文学的热爱集体、热爱劳动和敢于同坏人坏事做斗争而不怕牺牲的光辉形象仍记忆犹新。
2015年6月的第二次重庆合川之行，使我又一次重温了刘文学的故事，并使我第一次知道刘文学是合川区双江村人，生前是合川县双江完全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该校少先队中队长，牺牲时年仅14岁。
那是1959年11月12日晚上，刘文学与村里生产队社员一道出夜工，抢收生产队集体的海椒(辣椒)。到深夜11点多时，社员们考虑到他第二天还要上学，就叫他一个人先回家睡觉。回家路上，他发现同村的原地主王荣学正在偷摘集体的海椒，打算带到城里去卖。刘文学毫不犹豫地冲上去阻止，他上前拉住王荣学，要向生产队报告。王荣学情急无奈，掏出一元钱递给刘文学，还假称和刘文学家有亲戚关系，希望放自己一马。但王荣学的收买和威胁，丝毫没有动摇刘文学保护集体利益的决心，他坚决拒绝了。气急败坏的王荣学顿时起了歹心，想要置刘文学于死地。刘文学不顾个人安危不畏强敌，与王荣学在地里进行了殊死博斗。最后，刘文学终因年幼力薄，被37岁的王荣学用背篼绳子勒死在地里。集体的利益得以维护，正义得以光大，刘文学却永远地躺在了冰冷的山间。刘文学牺牲后，双江小学50多年来，坚持在教室内设“刘文学烈士座位"；把每年评选上的“刘文学班级"安排在这个教室学习；坚持“入学第一课”，每年新生入学，都先到刘文学生前的教室上第一课，听刘文学的母亲讲刘文学的童年，听刘文学的老师讲刘文学的故事。
站在刘文学的墓碑前，听着刘文学当年的同班同学、现在的双江村党支部书记李天益的回忆讲述，我这个年过五十的汉子落下了眼泪。李天益说:“我记得和刘文学同学时，每天打扫卫生清洁教室，刘文学都会爬上屋顶横梁，将梁上的灰清除。他做事总是一丝不苟。他在同学中威望很高，不仅时常组织同学们劳动，在老师有事不在时，他还会组织同学们进行早读或默写，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刘文学影响了我的一生。我原名叫李天一，刘文学为维护集体利益遇害后，为了表明自己要像刘文学一样，做一个对社会有用有益的人，我将“一″字改为“益″字。作为刘文学的同班同学，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自己有义务为广泛宣传刘文学精神尽一些微薄的力量，让刘文学的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是的，刘文学的精神在当今仍具有很高的社会意义，与当下“见义勇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一脉相承，保护集体和国家利益永远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们不能忘记，共和国也没有忘记，刘文学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少年英雄，1982年4月和1983年10月，先后由合川县人民政府、国家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选出的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刘文学名列其中。
刘文学的事迹曾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国外也曾掀起了学习刘文学的热潮。1964年，一位阿尔巴尼亚小学校长给刘文学母校校长来信说:“我是阿尔巴尼亚一名小学校长，从地拉那广播电台消息中得知贵校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文学，为保卫集体的财产，被敌人残酷杀害的消息。我对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极为敬佩。中国出现这样杰出的小英雄，这是贵校教育的成功。我仅表示对少年英雄刘文学的哀悼！并向贵校成功的教育表示祝贺！”集体主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同样也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社会价值观。
如今，风光秀丽的刘文学墓园坐落于双江小学西面，依山而建。时任四川省省长李大章亲笔题写的"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一词携刻在刘文学塑像的基座上。墓碑上刻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亲笔提写的“刘文学之墓"。
合川的三江文脉滋润了双江村这块土地，滋润出刘文学精神。这种精神，永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正能量。
万世师表陶行知
走在全国各地，各地似乎都有“陶行知学校"或“陶行知研究会"的牌子。这使我思索，这是为什么？“陶行知"早已是我很想读的一部书。
没想到重庆合川有陶行知纪念馆，有陶行知办学讲学的地方——古圣寺(育才学校旧址)，我终于第一次看到了“陶行知"这部书。
“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陶行知的格言。他说的大事是什么？那就是教育，如何办教育，认认真真办教育。他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是我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之一，是民族主义战士和诗人，也是我国最早身体力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教育家。他年轻时，推崇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认为什么事情都应先知而后行，他读大学期间还改名为"知行"。陶行知43岁时，认识到“行才是知之始，知才是行之成"，于是他在《生活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行知行》，并改名字为陶行知。
传统教育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陶行知对这种观点深恶痛绝，他认为好的教育应该是“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1939年7月20日，经卢作孚先生大力支持，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由陶行知创办的一所收容和教育战时难童为主的特殊学校——育才学校在合川凤凰山麓的古圣寺开学了。在办学中，陶行知从中国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并把"生活教育"理论运用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他根据学生兴趣和特长，将课程分为文学、社会、自然、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等十余种，并将民主教学、生产生活劳动、勤工俭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生活教育"中树信念、出真知、长才干，为抗日救国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原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少年时曾在此就读。据说，李鹏是周恩来的一个战友、一位烈士的后代，是邓颖超亲自把少年李鹏送进育才学校读书的。陶行知聘请田汉、艾青、戴爱莲、贺绿汀、何其芳等文化名流在此执教。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中共南方局的领导，都分别先后来到古圣寺育才学校慰问师生们，并向师生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诚，把育才学校办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内的一所新型学校，被称为大后方的“小延安″。
陶行知不光是个教育家，还是一位有眼光的政治家。1945年10月1日，中国民主同盟成立时，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还负责主编《民主》星期刊。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多次拜会毛泽东主席。10月11日，毛泽东由重庆返回延安时，陶行知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1945年1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专门培养民主建国人才，但创办不到14个月便被国民党当局武装查封了。
自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陶行知到重庆，他就一直在努力兑现他从国外留学回国前的三个愿望。创办育才学校就是他的一个愿望。办学初期只有70多名学生，后来不断增多，最多时达到600多人，学生来自15个省，主要是难童。育才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教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陶行知把赤诚救国的信念，融进了他教育为国，办学为国的素质教育的理念中。
陶行知先前还在南京城外劳山脚下办过晓庄师范学校。那时，他告诫晓庄师范的学生们必须要有:“健康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如果说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告别旧传统教育、改造社会、实施生活教育理论的起点，那么育才学校则是陶行知全面实践生活教育或素质教育的重要阶段。在那战争时期，办学条件异常艰苦简陋的情况下，育才学校的学生特别注重生活能力的培养。陶行知要求，一个合格的育才学生不但要具备烧饭、种园等十六种初级常能，同时还应具备开车、打字、速记、翻译、领导等七种高级常能。育才学校的“二十三常能"，体现了陶行知最基本的人才培养观。
育才学校还是一座革命的熔炉，在600多名育才学生中，有300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43人参加了川东地区武装起义。四支华蓥山游击队中的三支队伍是育才学生创建和领导的。有200多名师生成为革命烈士，无一叛变革命的。中共南方局也曾在育才学校设立分部。
育才学校不是公办学校，办学经费及几百师生的衣食住行，全靠陶行知一分一分地募集，在学校陷入困难时，陶行知受延安南泥湾军民垦荒种地的启发，发表了著名的《创造宣言》:"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爱神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古圣寺与陶行知纪念馆，坐落于合川区草街镇的凤凰山上，濒临风景秀美的嘉陵江小山峡。这里葱绿润泽，古房古树，诗情画意浓浓，处处有哲学，有思想。
育才学校在古圣寺办学7年，是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最长的地方。在这里，陶行知提升和完善了他的生活教育观，成为世界知名的文化名人，世界知名的教育家，古圣寺也因此成为生活教育的圣地。“万世师表"是宋庆龄对陶行知的评价。
陶行知这部书很厚重，我只读懂了一小部分，还需再深入些细读细读。三江文脉的营养，同样滋润着古圣寺，也同样滋润了陶行知的教育观和人生理想，也同样滋润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教育之花、爱国之花、文明之花开遍三江两岸，也开在全国各地的校园内。
(创作完成于2015年7月12日)
作者简介:姚勇，1962年3月生于河北内丘，祖籍河北平山，国家二级作家(副高级职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系河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邢台市第十三届与第十四届人大代表，现任邢台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邢台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邢台市诗人协会顾问、内丘县作家协会主席。曾任河北省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教育教学指导专家、《散文百家》杂志社特约编辑、内丘县文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人生境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诗歌集《少年儿童朗诵诗选》(华艺出版社出版)。其中，诗歌集《少年儿童朗诵诗选》荣获国家文化部“全国第三届‘蒲公英奖’少儿读物类优秀奖”、散文集《人生境界》荣获河北省散文学会“新世纪10年河北省散文创作成果奖"创新贡献奖、散文《偶见一只鹰》荣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诗歌《中国信仰毛泽东》荣获诗刊社与河北省作家协会“首届中国西柏坡端阳诗歌奖"三等奖、散文《重逢陌生的山》荣获河北省作家协会(1997.7_1999.10)优秀作品奖、散文《寻找心灵的财富与伴侣》荣获第七届冰心儿童图书新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