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一头骡子
—— 记一个真实的故事
文/思到迟暮(甘肃)

1978年,我们村还挂着"农业生产队"的牌子,父亲是队里的车夫兼饲养员。他一辈子没离开过牲口棚。
父亲是个忠厚善良、勤劳寡言的老实人,可对饲养牲口,他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和热情。他从不打骂它们,每天天没亮就摸黑去铡草,铡刀起落间,草香混着晨雾漫过牲口棚。他总说,牲口不会说话,可饿不饿、疼不疼,全写在它们的眼睛里。
那年春天,队里的一头母驴怀了驹。父亲对它格外操心。分娩那夜,他披着一个破皮袄,在驴圈守了一宿。天快亮时,母驴生下双胞胎骡驹,可一个刚落地就断了气,另一个也只剩一丝游气,浑身冰凉,连吮吸的力气都没有。父亲把它用棉袄包起来,灌汤、加温、掐穴位,直到天光大亮,小家伙才算活了过来。
可父亲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发现骡驹左前腿根处有个黄豆大的洞,往外渗着黄水和血丝。村里会瞧牲口的人看了都摇头,年长的老人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父亲没辙,每天清晨拿个鸡蛋,滤出蛋清和上碾碎的消炎药,一点点往洞里涂。他的动作轻得像碰刚出壳的雏鸟,看上去,他比骡驹身上还疼。
说来也怪,那伤口竟真的一天天收了口,最后在愈合的皮毛外留下一个细细的、像耳环一样的毛皮圈,食指可以紧紧穿过。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骡驹长成了,毛色油亮,跑起来四蹄生风,体格格外精神。只要父亲迈进驴圈,它就把脑袋从栅栏缝里伸出来,热气喷在父亲手背上;父亲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像条甩不掉的大狗。直到父亲添完草、关上栅栏门,它才恋恋不舍地回过头,去蹭母驴的身子。
那群牲口里,父亲最疼的就是它。

198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春雷滚过大地,牲畜、农具、田地都要分到各家各户。队里决定依抓阄的形式公平分割。那头两岁的骡驹已是队里最拔尖的牲口,谁看了都眼馋。我家姊妹六个,二姐手气最好,抓阄的事自然落在她头上。
第一轮,二姐摸出纸团,展开——"枣红骡"。那四户人家当场炸了锅,嚷着二姐手快有猫腻。父亲站在人群外,搓着布满老茧的手,动了动嘴唇,终究没说出一句话。
第二轮,二姐最后一个抓,从底摸出纸团——又是"枣红骡"。那四户人家吵得唾沫星子乱飞,说二姐袖子里藏了鬼。父亲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突突地跳,可他争吵不过别人,半晌,才低声说:"那就……再来一次吧。"
第三轮,连二姐第几个抓,都由那四户说了算。她被人推到中间,全场鸦雀无声。她很自然地捏起一个纸团,层层展开——"枣红骡"。
场院里死一般寂静。那四户的男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还想张嘴,村里的妇女主任张兰芳"噌"地站起来,指着他们鼻子骂:"你们还要不要脸?是不是觉得老实人就这么好欺负?老天爷都看着呢!要点脸行不行?"几句话像耳光,扇得那几人臊眉耷眼,再也没了声息。就这样,几经波折,这头与父亲有着生死交情的骡驹,终于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
可风波刚过,愁事又来了。地分了,却没有牲口耕地。骡驹才两岁,骨架还没长硬,拉犁都费劲。可一家人要吃饭,地不能荒着。无奈的父亲给它套上小号犁,只让它拉轻活。

起初,骡驹像个愣头青,听不懂口令,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有时候还会极度反抗。可父亲从不抽它,只是站在田埂上,一遍又一遍地喊:"来来来——""喔——""喔喔——"声音温柔。日子久了,骡驹竟像通了灵气,父亲一声指令,它就知道该往哪拐;父亲一个手势,它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烈日下,父亲扶着犁,它低着头,一步一步,在黄土里深深耕耘着我们一家的生活。
父亲对它,比对儿女还上心。草料要铡得细碎,一次不能添多,怕它撑着。一日里三番五次地添草,父亲从来不厌烦。只要得闲,他就蹲在槽边,看着它吃,眼神像是在看自家孩子扒饭。农忙时节,骡驹要出大力,父亲就给它开"小灶"——煮豌豆。豌豆硬,父亲怕硌了它的牙,将豌豆用石磨细细地过一遍。磨过的豌豆碎粒倒在槽里,招得麻雀"扑棱棱"地落下来抢食。父亲怎么赶也赶不尽,一扬手,麻雀没吓跑,倒把骡驹惊得直跺蹄子。
为此,父亲一针一线缝了个帆布包,装上豌豆,牢牢套在骡驹嘴上。这下,麻雀只能在旁边干瞪眼了,父亲也为这麻雀抢食的事松了一口气。
父亲从没骑过它一次。哪怕套着车出门,十几里山路,父亲也几乎全程跟着走,脚底板磨出的茧子比鞋底还厚。偶尔实在累了,才在车上坐一小会儿,可只要看见骡驹身上渗出汗珠,他就赶紧叫停:"歇会儿,慢慢再走。"
每一次歇车,父亲都会从怀里掏出那把木梳,细细地梳理它的鬃毛,牵它在路边转几个小圈,让它舒活一下筋骨。
从1980年到1993年,整整十三年,它陪着父亲犁遍了家里每一块薄田,拉过了数不清的粮食和粪土。那些年,是父亲和它形影不离的岁月,也是我们家最艰难的十三年。父亲走后第二年春天,它无病无灾,却卧倒不起,药石无灵,直到生命终结。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一个老实巴交的车夫和一头通人性的骡子,用十三年的相守,演绎了世间人与动物最默契的深情。让我终身难以忘怀。
今天写他们的故事,仿佛,他们就在我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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