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一头骡子
—— 记一个真实的故事
文/思到迟暮（甘肃）
1978年，我们村还挂着"农业生产队"的牌子，父亲是队里的车夫兼饲养员。他一辈子没离开过牲口棚。
父亲是个忠厚善良、勤劳寡言的老实人，可对饲养牲口，他有着使不完的劲儿和热情。他从不打骂它们，每天天没亮就摸黑去铡草，铡刀起落间，草香混着晨雾漫过牲口棚。他总说，牲口不会说话，可饿不饿、疼不疼，全写在它们的眼睛里。
那年春天，队里的一头母驴怀了驹。父亲对它格外操心。分娩那夜，他披着一个破皮袄，在驴圈守了一宿。天快亮时，母驴生下双胞胎骡驹，可一个刚落地就断了气，另一个也只剩一丝游气，浑身冰凉，连吮吸的力气都没有。父亲把它用棉袄包起来，灌汤、加温、掐穴位，直到天光大亮，小家伙才算活了过来。
可父亲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发现骡驹左前腿根处有个黄豆大的洞，往外渗着黄水和血丝。村里会瞧牲口的人看了都摇头，年长的老人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父亲没辙，每天清晨拿个鸡蛋，滤出蛋清和上碾碎的消炎药，一点点往洞里涂。他的动作轻得像碰刚出壳的雏鸟，看上去，他比骡驹身上还疼。
说来也怪，那伤口竟真的一天天收了口，最后在愈合的皮毛外留下一个细细的、像耳环一样的毛皮圈，食指可以紧紧穿过。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骡驹长成了，毛色油亮，跑起来四蹄生风，体格格外精神。只要父亲迈进驴圈，它就把脑袋从栅栏缝里伸出来，热气喷在父亲手背上；父亲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像条甩不掉的大狗。直到父亲添完草、关上栅栏门，它才恋恋不舍地回过头，去蹭母驴的身子。
那群牲口里，父亲最疼的就是它。
198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春雷滚过大地，牲畜、农具、田地都要分到各家各户。队里决定依抓阄的形式公平分割。那头两岁的骡驹已是队里最拔尖的牲口，谁看了都眼馋。我家姊妹六个，二姐手气最好，抓阄的事自然落在她头上。
第一轮，二姐摸出纸团，展开——"枣红骡"。那四户人家当场炸了锅，嚷着二姐手快有猫腻。父亲站在人群外，搓着布满老茧的手，动了动嘴唇，终究没说出一句话。
第二轮，二姐最后一个抓，从底摸出纸团——又是"枣红骡"。那四户人家吵得唾沫星子乱飞，说二姐袖子里藏了鬼。父亲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突突地跳，可他争吵不过别人，半晌，才低声说："那就……再来一次吧。"
第三轮，连二姐第几个抓，都由那四户说了算。她被人推到中间，全场鸦雀无声。她很自然地捏起一个纸团，层层展开——"枣红骡"。
场院里死一般寂静。那四户的男人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还想张嘴，村里的妇女主任张兰芳"噌"地站起来，指着他们鼻子骂："你们还要不要脸？是不是觉得老实人就这么好欺负？老天爷都看着呢！要点脸行不行？"几句话像耳光，扇得那几人臊眉耷眼，再也没了声息。就这样，几经波折，这头与父亲有着生死交情的骡驹，终于成了我们家的一份子。
可风波刚过，愁事又来了。地分了，却没有牲口耕地。骡驹才两岁，骨架还没长硬，拉犁都费劲。可一家人要吃饭，地不能荒着。无奈的父亲给它套上小号犁，只让它拉轻活。
起初，骡驹像个愣头青，听不懂口令，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有时候还会极度反抗。可父亲从不抽它，只是站在田埂上，一遍又一遍地喊："来来来——""喔——""喔喔——"声音温柔。日子久了，骡驹竟像通了灵气，父亲一声指令，它就知道该往哪拐；父亲一个手势，它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烈日下，父亲扶着犁，它低着头，一步一步，在黄土里深深耕耘着我们一家的生活。
父亲对它，比对儿女还上心。草料要铡得细碎，一次不能添多，怕它撑着。一日里三番五次地添草，父亲从来不厌烦。只要得闲，他就蹲在槽边，看着它吃，眼神像是在看自家孩子扒饭。农忙时节，骡驹要出大力，父亲就给它开"小灶"——煮豌豆。豌豆硬，父亲怕硌了它的牙，将豌豆用石磨细细地过一遍。磨过的豌豆碎粒倒在槽里，招得麻雀"扑棱棱"地落下来抢食。父亲怎么赶也赶不尽，一扬手，麻雀没吓跑，倒把骡驹惊得直跺蹄子。
为此，父亲一针一线缝了个帆布包，装上豌豆，牢牢套在骡驹嘴上。这下，麻雀只能在旁边干瞪眼了，父亲也为这麻雀抢食的事松了一口气。
父亲从没骑过它一次。哪怕套着车出门，十几里山路，父亲也几乎全程跟着走，脚底板磨出的茧子比鞋底还厚。偶尔实在累了，才在车上坐一小会儿，可只要看见骡驹身上渗出汗珠，他就赶紧叫停："歇会儿，慢慢再走。"
每一次歇车，父亲都会从怀里掏出那把木梳，细细地梳理它的鬃毛，牵它在路边转几个小圈，让它舒活一下筋骨。
从1980年到1993年，整整十三年，它陪着父亲犁遍了家里每一块薄田，拉过了数不清的粮食和粪土。那些年，是父亲和它形影不离的岁月，也是我们家最艰难的十三年。父亲走后第二年春天，它无病无灾，却卧倒不起，药石无灵，直到生命终结。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一片模糊。在那个贫瘠的年代里，一个老实巴交的车夫和一头通人性的骡子，用十三年的相守，演绎了世间人与动物最默契的深情。让我终身难以忘怀。
今天写他们的故事，仿佛，他们就在我的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