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乡贤鹿童生平考

文/孙治民

    元代的终南古镇，地处京兆府东部，渭水南岸，土地平旷，物产丰饶。这里自汉唐以来便是京畿要地，烟火繁盛，人文荟萃。终南成就乡窦村，即今天周至县终南镇豆村，村落临近渭水，田野阡陌纵横，是关中平原上一处普通却又承载厚重历史的村落。在元代中后期，这里居住着一位身份特殊的朝廷大员，他便是蒙古雍吉剌氏的鹿童。

     有元一代，疆域辽阔，四海一统。大量蒙古勋贵、色目功臣，因军功食邑、官职调任，离开漠北草原，迁居中原各地。他们不再回归北方故地，扎根州县，慢慢接受中原的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与汉族百姓杂居共处，共同生产生活，书写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篇章。鹿童，便是这一时代浪潮之中极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出身蒙古军功豪门，却生长于关中渭水河畔；他身负朝廷重任，远赴长江中游执掌一方军政，心中却始终牵挂渭水之滨的桑梓故土。

    鹿童家族，是蒙元赫赫有名的军功世家，祖孙三代，皆效力于元廷，为大元王朝的建立与稳固立下汗马功劳。曾祖父曲其术当，是元世祖忽必烈潜邸时期的旧部扈从。早在忽必烈尚未登基之时，曲其术当便追随左右，伴随其南征北战。在元王朝平定天下的宏大进程当中，他随军征战，屡历艰险，不仅有沙场作战之功，还深度参与宗室分封制度的谋划，诸多建言献策多被朝廷采纳，属于元初开国重要的扈从之臣。正是凭借世代累积下的功勋，这个家族得以跻身勋贵行列，获得朝廷的丰厚赏赐。

    鹿童的祖父建德哥，更是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他弓马娴熟，作战勇猛，每逢战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屡建战功。凭借累累军功，建德哥官授管军元帅、轻车都尉，受封京兆郡侯。也正是从建德哥这一代开始，家族获赐关中的食邑与宅邸，正式安家京兆地区。京兆，也就是今天的关中腹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足，历来是王朝的腹心重地。受封于此，足以见得元朝廷对这个军功家族的信任与恩宠。鹿童的祖母因丈夫功勋受封诰命，母亲亦受封京兆郡夫人，一门荣宠，光耀乡里。

    家族定居之后，便择地安家于终南成就乡窦村。窦村临近渭水，水土优厚，既远离都市的喧嚣，又交通便利。自此，这片渭水之滨的乡土，就成为雍吉剌氏家族的故里。鹿童便是在这里长大成人，他属于扎根关中的第二代蒙古世家子弟，并非出生于漠北草原。少年时代的鹿童，生长于关中民间，耳濡目染关中大地的耕读风俗。虽出身勋贵门第，家中享有朝廷赐予的爵禄田产，但他长期和关中百姓同处一方水土，目睹普通民众耕作劳作，饱尝稼穑之艰难，这也为他后来为官体恤民情埋下了思想根基。

    元朝选官制度之中，世家子弟可以凭借祖辈功勋，以荫叙的途径进入官场，不必完全依靠科举。鹿童依靠家族世代积累的功勋，受朝廷选拔，步入仕途，一路升迁，最终官拜朝请大夫、武昌路达鲁花赤。达鲁花赤，蒙古语译为“镇守者”，是元代路一级建制当中最高的监治长官，总揽一路之内的军政管理、官吏监察、刑狱司法等各项大权。按照元代制度惯例，达鲁花赤一职大多由蒙古人担任，足以体现朝廷对此岗位的重视。

    武昌路隶属于湖广行省，地处长江中游，江汉平原腹地，长江穿境而过，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商贾云集，人口稠密，既是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同时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能够将如此冲要的地方交付鹿童治理，充分说明元廷对他的器重与信赖。朝请大夫，属于元代从四品的文散官，代表官员的官阶品级。身居如此要职，鹿童自此告别渭水故土，千里南下，远赴江汉大地，开启自己主政一方的仕途生涯。

    抵达武昌之后，鹿童所面对的，是复杂的地方治理局面。武昌滨江滨湖，水网密布，江水泛滥乃是常年频发的灾害。每到汛期，江水漫过堤岸，淹没沿江大片农田房舍，无数农户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与此同时，地方赋役名目繁多，赋税徭役层层摊派，部分地方官吏借机钻营，鱼肉乡里，盘剥百姓，民间负担沉重，民生困苦。目睹民间种种艰难，自幼浸染关中乡土风气的鹿童，内心深有感触。

     上任伊始，他便首先整顿僚属官吏，严明法度，严饬手下大小官员，严禁官吏借公务之名骚扰民间，苛索百姓财物。一改部分官员高居官衙，闭门理政的习气，鹿童常常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侍从，巡行下属各个州县，深入市井街巷，走到乡间村落，近距离接触底层百姓，倾听民间的真实呼声，了解地方的利弊疾苦。遇到水患爆发，洪水毁坏田园，百姓流离失所之时，他一方面严明军令，严格约束驻防的军队士兵，严禁兵卒趁乱侵扰百姓家宅，抢夺民间财物，维护地方秩序；另一方面督促各属县官吏打开官仓，赈济流离失所的灾民，安置逃难百姓，劝导流民回乡恢复农耕生产。针对地方繁杂重叠的徭役摊派，他仔细核对官府簿册，酌情裁汰一部分苛重无益的杂役，减轻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

    为官一方，鹿童坚守清廉的操守。面对地方乡绅豪强送来的馈赠财物，他一概拒绝，分毫不取。官府之中日常一应开销，全部取自朝廷发放的官俸，绝不向民间摊派索取，不加重百姓的额外负担。在他的治理之下，当地吏治得到整肃，灾荒时期的民生有所安抚，江汉之地留下了他宽厚为政的治政印记。

    虽然身在千里之外的江汉大地，公务繁忙，鹿童心中始终挂念远在关中渭水之滨的故土窦村。家族当中不少亲属族人依旧居住在终南故里，手握勋贵门第，族人很容易依仗家世权势横行乡里。为此，鹿童特意写信回乡，郑重训诫家中族人，告诫后辈，万万不可凭借家族的勋贵权势欺凌乡邻，不可依仗势力强占抢夺普通乡民的田地产业。乡里邻里倘若遇到灾荒困厄，生活难以为继，家族应当伸出援手，接济乡邻，扶危济困。

    在鹿童的严格约束之下，定居窦村的雍吉剌氏家族安分守礼，不恃强凌弱，和当地汉族百姓和睦相处。蒙汉民众比邻而居，耕田劳作，互通往来，少了隔阂冲突，多了包容友善，在渭水南岸的这片乡土之上，实实在在推动了多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融。身居南方大吏，却不忘训诫故里族人善待乡邦，这份家国情怀，也让后世乡人为之感念。

    元顺帝四年（1336），长年奔波操劳政务的鹿童积劳成疾，最终卒于武昌路的任上。按照家族的安排，他的灵柩并没有千里迢迢运回遥远的漠北草原，而是顺着长江、溯黄河，跨越千山万水，千里护送回到关中故土。同年五月初二，由他的侄子柏，时任洋章府判，主持全套丧葬礼仪，将鹿童安葬于京兆府终南成就乡窦村的家族墓园之内。这是一处家族公共墓地，鹿童的长子寄僧，此前受封上原县达鲁花赤，后调任甘州路达鲁花赤，还未赴任便早早离世，同样归葬于此，父子同眠于渭水南岸的故土之下。

    古地名窦村，历经数百年口耳相传，语音发生演变，就成为今天终南镇的豆村。清代乾隆版《周至县志》里明确记载：“窦村里，县东二十五里”，其地理位置，与今天豆村的方位完全吻合。岁月流转，朝代更迭，数百年风雨侵蚀，当年规模可观的家族墓园，封土坟冢、碑碣石刻、石像生等地上遗存，已经全部湮没于田野泥土之中。后世也没有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关于鹿童的相关史实，仅仅依靠墓志的转录文字得以保存，原始的墓志碑石早已不知所踪。

    放在整个元代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来看，鹿童家族的经历，拥有独特的历史样本价值。蒙元大一统时代，大批蒙古、色目勋贵与朝廷官员，因为食邑封赏、官职调动，离开草原大漠，落籍中原内地。他们不再返回北方故土，长久定居州县，慢慢学习接纳中原地区的风俗礼教，和本地百姓杂居共生。鹿童正是这一历史浪潮当中的典型人物。他一身横跨南北，在长江中游执掌一方政务，家族根脉却深深扎在渭水之滨的终南古镇。他的人生轨迹，既是一个蒙古勋贵家族的起落缩影，也见证了大一统王朝之下，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终南古镇人文厚重，历代人才辈出，既有大量汉族本土乡贤名士，而鹿童的存在，为古镇的元代历史增添了与众不同的色彩。一位蒙古世家子弟，生长关中，出仕南国，居官体恤民生，居家训诫族人善待乡邻，把自己生命的终点交付给渭水之畔的豆村。

    当然，我们也应当客观看待现存史料的局限。如今流传下来的墓志转录文本，只记录鹿童的家世谱系、官职品级、去世安葬的相关信息，并没有原文记载赈灾、宽徭等具体治政事件。文中关于爱民惠政的相关叙述，是结合元代达鲁花赤的职权范围，结合时代背景所作的乡土文学演绎。如果正式刊印于地方志书，需要加以标注说明。他确切的出生年份已经无从考证，早年完整的历任官职链条也存在缺失，原始志石遗失，很多历史细节，只能留待未来新出土文物加以补充考证。纵然史料存有缺憾，依旧不能掩盖鹿童这个历史人物的独特意义。渭水汤汤，岁月悠悠，千年之后，回望终南豆村这片土地，我们依然能够透过有限的文字，看见元代多民族共处的那段过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