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指血染衣线（原创）
朱厚宽（江苏）
母亲已逝世十多年了，可她为八个儿女逢衣的情形，我还历历在目。
那些年寒冬腊月的风，从老屋墙缝里钻进来，母亲坐在煤油灯下，低头做着针线。八个孩子的衣裳鞋袜，加上父亲和奶奶的，全压在她一人肩上。未进腊月她就忙开了，布料按人头分好，老大、老二、老三……每人一身新衣、一双新鞋。母亲剪裁不用纸样，一把木尺、一块画粉，剪刀下去，前襟后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可我知道，这本事是熬了多少个夜晚换来的。
那些年家里人多生活困难，有句顺口溜叫“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旧老三”。我不服，常对母亲说：“我不要做新老大，咱家要有新老二、新老三。”母亲笑着摇头：“哪来那么多布料？”我说不过她，心里却打定了主意。
我十岁生日，外婆送了一块藏青色棉布，母亲连夜给我做了件小棉袄，领口镶黑条绒，盘扣一颗颗编得结结实实。我欢喜得直转圈，可心里想：这么好的布，给弟弟妹妹做多好啊。连续几年，母亲买布回来为我做新棉袄，我都说服母亲给弟弟妹妹做新的，我那件小棉袄都舍不得丢，到了十四岁还在穿。
十四岁那年冬天，公社组织民工挖河，我去“送河工”，往工地送粮食。两位邻居大爷照顾我个子小，让我坐在船上掌舵。可那件十岁做的小棉袄只齐肚脐，西北风从河面直灌过来，风从下摆、袖口、领口一齐钻进去，冷得我骨头都在抖。手很快冻麻了，握不住舵柄，船头一会儿撞东岸，一会儿撞西岸。杨大爷喊：“你把稳了！”可我六神无主，终于哭着求饶。杨大爷上船换下我，让我上岸拉纤。那天晚上在窝棚里，杨大爷看我冻成那样，摇摇头说：“你妈也不给你做件大的？”我说：“我妈做了八个兄弟姐妹的，还没轮到她自己的。”杨大爷愣了愣，没再说话。
我十八岁光荣地加入了东台市武装民兵独立团，要去东台集训。我跑回家报喜，母亲脸上绽开笑容，低头看了看我身上洗得发白的罩衫，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当天夜里，我迷迷糊糊醒来，听见外屋有动静。撩开门帘，看见煤油灯下，母亲正对着一块军绿色卡其布比划，不知她什么时候从供销社买回来的。“妈，你怎么不睡？”“你明天就要去集训，我给你赶一身新衣裳。”
我知道拗不过她，只好回到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第二天醒来，我匆匆走到外屋，愣住了，母亲还坐在那里，一夜没睡。那件军绿色列宁装样式的罩衫基本成型。母亲的眼睛红得像兔子，手里还在缝着：“快了快了，你等等。”我这才注意到她的手，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着好几层布条，布条已被血浸透，变成了暗红色。针扎的伤口不止一处，有的还在往外渗血。每缝一针，她的眉头就轻轻皱一下，那是手指磨破的地方被针尾顶得生疼。
我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妈！别缝了！手指都出血了！”
母亲看了看自己的手，像才发现似的笑了笑：“不碍事，这卡其布太硬，针不好穿，磨了几下就了。”她说着要站起来，可坐太久了腿发麻，扶着桌沿才站稳，我看了，心像被谁攥住了一样疼。
母亲换了新布条，又坐下来拿起了针。“你是去当民兵，穿得破破烂烂不像样子。“那年你十四岁去送河工，穿着那件小棉袄，回来手冻得跟胡萝卜似的，我心里难受了好几天。所以这回，这身衣裳一定要做好。”
我不敢再拦，搬了小凳子坐在旁边陪着她。煤油灯添了两次油，火苗“噼啪”地响着。卡其布又厚又硬，针从这边扎进去从那边穿出来，每一下都带着轻的“噗”声。母亲的手指在布面上来回移动，血痕在灯光下格外分明。有时针穿不过去，她用力一顶，顶在磨破的指肚上，疼得她轻轻“嘶”了一声。
我再也忍不住，伸手握住她的手。那双粗糙的手，骨节粗大，掌心老茧厚得像树皮，就是这双手，多少个腊月为八个儿女赶制新衣；就是这双手，此刻被针扎得血肉模糊，还在固执地为我缝着新衣。
终于，最后一针落下。母亲咬断线头，拎起新衣裳抖了抖，往我身上一套，前后拉扯平整，退后两步看了看，又上前理了理领子。“嗯，好看。”她满意地点点头，眼角绽开笑意，那笑容，我记了一辈子。
那天早上，我穿着母亲一夜未眠赶出来的新衣裳，背着背包走出村口。走了很远回头一看，母亲还站在老槐树下，晨风吹着她的头发，手指上还缠着带血的胶布。那年集训，我在操场上跑步、打靶，冬天的风吹过来，一点儿也不觉得冷，因为衣裳里缝着母亲的血，缝着她一夜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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