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叶红于二月花

——读郭妙灵女士诗词集有感

         田彬

我和郭妙灵女士，是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从小，她天资聪颖，灵珑活泼，我们从十几岁同窗，到七十多岁沧桑，相知相助，友谊绵长。双方有什么幸事，总是言不由衷庆贺一番。今闻老同学又一部文学著作问世，真是欣喜若狂。为先睹为快，我先一步索取了文稿。一触到她的文字，就看见了她真率诚挚，心直口快的性格。字里行间的烟火，更把我淹没在了生话的海洋。原本只是想欣赏，可作品的艺朮眛力催生我产生一种力量：我一定要给她写一篇公公道道的评论文章。

首先，这是一部热气腾腾的生活史诗

拿到《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部诗词集的书稿，最先打动我的，不是某一句惊艳的警句，也不是某一首浑然天成的佳作，而是一种贯穿全书的、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在这部作品里，诗词不再是书斋里孤芳自赏的雅玩，不再是文人墨客抒发闲愁的载体，而是一个古稀老人拥抱世界的体温，是她与时代、与家庭、与故乡深情对话的方式。

郭妙灵女士的身份是多重的：她是一位退休教师，是一位母亲、祖母，是一个从内蒙古小山村走出来的游子，更是一位年过古稀仍笔耕不辍的诗人。这些身份在她的诗词中交织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气质——既有古典诗词的格律之美，又有当代生活的烟火之气；既有对家国天下的深切关怀，又有对柴米油盐的细腻体察。

全书分为二十七大类，从春韵夏景到秋果冬诗，从家庭文化到厨房雅趣，从悼念祭奠到旅游采风，几乎涵盖了作者晚年生活的所有面向。读罢全书，我们仿佛跟随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走过了一年四季的轮回，见证了一个家庭的和美，感受到了一段时代的变迁。

有图说这是一部诗集，不如说是一份珍贵的家族记忆

这部诗词集最动人的部分，莫过于作者对家庭的书写。在“家庭文化”一辑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温厚和睦的现代家庭的全景图。作者用诗词记录了大儿子取得博士学位的喜悦——“倍怜孺子读书累，心喜娇孩获重荣”；记录了两个儿子成家立业的欣慰；更以大量篇幅书写了对四个孙辈的疼爱。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并非简单地对孙辈进行夸赞，而是用具体的细节赋予诗词以生命力。如描写二孙安安在儿童节的表现：“对奕轻松能取胜，泳池娴熟贯为王。常和老外聊闲话，满口英文不隔行。”四句诗，将一个聪明活泼、多才多艺的少年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再如记录大孙女六岁考取乐理证书的场景：“曾记入场惊客众，常思落坐审题明。前边肃穆多师姐，左右低眉尽后生。”考场上的小不点与满屋初中生形成鲜明对比，画面感极强，读来令人莞尔。

这种用诗词记录家庭历史的方式，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源远流长——杜甫的《月夜忆舍弟》、苏轼的《洗儿诗》，都是写亲情的典范。郭妙灵女士接续了这一传统，同时又赋予它鲜明的时代印记：她用手机与亲友通信，用微信传递消息，用电脑打字创作——这些现代生活的细节，自然和谐地流淌在古典格律之中，让传统的诗词形式焕发出了新的生命能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记录了家庭的荣光与喜悦，也用真挚的笔触书写了离别与哀伤。在“悼念与祭奠”一辑中，作者悼念父母、大弟、大姐，字字血泣，令人动容。如《清明千里祭父母》一诗：

问爹驾鹤游何处，思母归天走哪方？

泪目难聆呼女急，纠心不见倦躯忙。

这种直白的追问，看似朴素，却因情感的真挚而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父母离世后那种“无处寻觅”的茫然与痛楚，被这四句诗表达得淋漓尽致。当代诗评家王楼先生评价此诗“从形声色三方面把春光描写得栩栩如生”，其实更准确地说，作者是把生命最深沉的悲伤，用最简洁的文字刻在了纸上。

把厨房与诗联姻，这真是一个独特的创作发明。

如果说家庭书写是这部作品的情感基石，那么“厨房诗韵香”一辑，则是这部作品最具独创性的艺术贡献。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写厨房、写烹饪的作品凤毛麟角。苏轼写过“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但那更像是一个美食家的闲笔；袁枚的《随园食单》虽有名，却属散文而非诗词。郭妙灵女士却将厨房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创作现场，将锅碗瓢盆的碰撞听作“优美的律动”，将煎炸蒸煮的过程读作“音韵起伏平仄有序”。

如她的《七律·厨房诗韵香》：

朔方老太恋厨房，一日三餐做饭忙。

岂信瓢盆敲雅韵，孰知荤素饱诗囊。

馒头烩菜烹佳味，莜面凉汤拌律香。

驼背躬身研顿挫，拙诗淡饭一同尝。

诗中，“荤素饱诗囊”一句，将物质与精神、生活与艺术完美打通；“拙诗淡饭一同尝”更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诗与饭同出同入，相互滋养，这是何等通透的人生活法？

再看《炸油糕》一诗：

每忆珍肴口水藏，后山熟黍好民粮。

黄金米粉新春喜，红枣凉盘端午香。

常盼年终佳节到，更迎除夕大厨忙。

名餐美誉人人赞，现炸油糕撒白糖。

诗中不仅有“口水藏”这样充满生活气息的口语化表达，更有“黄金米粉”“红枣凉盘”这样色彩明艳的视觉意象。一种普通的北方民间食品，在作者笔下被赋予了浓浓的乡愁和节日的仪式感。

这种将日常生活全面诗化的创作取向，与近年来学术界倡导的“日常生活诗学”不谋而合。它打破了“诗言志”的传统藩篱，将诗歌的触角伸向了最平凡、最琐碎的日常。对于一位古稀老人而言，这不仅是创作风格的自觉选择，更是一种生命态度的体现：她相信，美并不遥远，美就在身边；诗并不高深，诗就在厨房。

诗词告诉谈者，人的根到底在何处？那就是一种深沉的故乡情结

作为一名从内蒙古小山村走出来的游子，郭妙灵女士的诗词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情感线索——对故乡的眷恋。即便定居北京多年，她的笔下依然反复出现武川的山、武川的水、武川的莜面和武川的人。

这种故乡情结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具有三重层次的文化表达：

其一，是对故乡风物的反复吟咏。从《种莜麦》《锄莜麦》《割莜麦》《吃莜麦》到《梦莜麦》《夸莜麦》《思莜麦》，作者以莜麦为线索，串联起了一部微型的地方风物志。这种对一个特定物产进行系列化书写的做法，在当代诗词创作中实属罕见，体现了作者对故乡文化的深度挖掘和自觉传承。

其二，是对故乡变化的欣慰与感慨。作者多次写到回乡所见的新面貌：“红墙黛瓦看时康”“亮瓦明窗气派房”。她欣喜于故乡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对那种“马叫鸡啼成远忆，青烟不再伴炊香”的变迁保持着敏锐的感知。这种复杂的乡愁，既有对过去的留恋，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其三，是对故乡亲友的深切牵挂。即便身在千里之外，作者依然通过微信、电话与家乡的诗友保持密切联系。诗集“诗友互动”一辑中，收录了大量与家乡诗友唱和、酬答的作品，这种跨越时空的诗意联络，构成了一个流动的、精神性的“故乡”。

作者的故乡书写，与内蒙古悠久的地域文化传统相呼应。从南北朝《敕勒歌》的“天苍苍，野茫茫”，到当代内蒙古诗人的边塞新咏，这片土地上的文人始终保持着对苍茫大地和淳朴民风的深情咏唱。郭妙灵女士以其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为这一传统注入了新的内涵——她写故乡，不只有辽阔壮美，更有厨房里的烟火、农田里的汗水、家庭中的温情。

其次，诗词集字里行间充益滿了老有所为的信念，这真是一种中国进入老年社会后值得推广的生命范本。

作者年逾古稀，但精神状态之饱满、创作热情之高涨，远超许多年轻人。她在《岁末陈情》中写道：“常观网络消长昼，提笔吟诗脑未痴。”在《戏谑自题》中自嘲：“夕阳晚景望前川，驼背银丝步履颠。……饭后睡前平仄诵，附庸风雅写诗篇。”这种对衰老的坦然而对创作的不懈，构成了一种令人敬佩的生命姿态。

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并非关起门来自娱自乐，而是积极融入诗词社群。她参与武川诗词学会，加入内蒙古诗词学会和中华诗词学会，组建北京大众文学社，与天南海北的诗友唱和往来。在她的诗集中，有大量与诗友酬答、互动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拓展了她的创作视野，也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晚年社交网络。

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妙灵女士的创作实践，为当代老龄化社会提供了一个文化养老的成功案例。她用诗词对抗孤独，用写作延长青春，用交流保持开放。她的经历告诉我们：老去的不应是心灵，衰退的不应是志趣；只要有热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开花结果。

结束语：

郭妙灵女士以“霜叶红于二月花”作为诗集的名字，取自杜牧的名句，别有深意。霜叶之所以红于春花，是因为它经历了风霜的洗礼——正如一位古稀老人的人生，历经岁月的磨砺，反而绽放出更醇厚、更深沉的光彩。

这部诗词集，就是作者人生的“霜叶”——它不似春花之娇嫩，却有秋叶之绚烂；它不追求一时的惊艳，却留下了持久的余香。在那些看似平淡的诗句中，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家庭的温暖、一个生命的丰盈。

郭妙灵女士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诗词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不是专业作家的领地。它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愿意表达的人。只要心中有诗，厨房亦可为诗坛；只要笔下有情，日常皆可成佳句。

在此，向这部作品的问世表示诚挚的祝贺，也向作者这种持之以恒的创作精神致以深深的敬意。愿霜叶更红，愿诗心不老。

2026.9.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