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论当代文学的日益庸常化和低俗化
李千树
摘要
当代文学在数量上呈爆炸式增长，但在精神品质上却呈现出日益庸常化和低俗化的趋势。本文从当下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时令写作、博物炫耀、琐碎叙事、滥情书写、自我沉溺及低俗趣味等六个方面入手，剖析其具体表现，进而探究消费主义侵蚀、作家主体退缩、批评监督失语等深层成因，最后指出文学回归诗性、重拾社会关怀的可能路径。文学一旦丧失了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与对崇高的内在追求，便注定要在平庸的泥淖中沉沦。
一、引言：繁荣表象下的精神危机
中国当代文学在数量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每年创作或生产数千部长篇小说、数百部电影、数万集电视剧。然而，数量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品质的隐忧。综观中国当代小说的创作现状，诗性的缺失正使其“在背离葆有更高艺术含量的'纯文学'轨道上渐行渐远，而堕入了通俗性、庸俗化的平庸之境”。当代文学的审美品质和艺术品位的低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种庸常化与低俗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渗透在当下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从题材选择到价值取向，从叙事方式到精神底色，无不显露出令人忧虑的症候。
二、庸常化与低俗化的六种面相
（一）时令写作：二十四节气的“文字批发”
每逢节气将至，各类节气诗文便纷至沓来——春节、元宵、端午、中秋，往往还差十来天，社交平台上的相关文字就已刷屏。有论者尖锐地指出，二十四节气“成了他们创作的避风港，成了掩盖创作无能的遮羞布”。这种写作看似风雅，实则是一种精神上的偷懒——以时令的更替替代思想的运动，以季节的轮回掩盖心灵的停滞。年年如此，人人如此，徒增厌烦，“于己，是浪费光阴，消磨心志；于文坛，是堆砌糟粕，污浊风气”。
（二）博物炫耀：花花草草的“知识表演”
另一类常见的写作，是将笔触局限于花鸟鱼虫、草木山水。作家们俨然成了植物学家或博物学家，以炫耀对花草树木的认知为能事，却忘记了文学的根本关怀是人，是人的精神处境与命运遭际。这类文字“堆砌意象，生拼硬凑”，只顾“堆砌漂亮的字眼，显得花枝招展，绚烂夺目，不管它对于思想情感是否有绝对的必要”。咏物而不及人，写景而不关情，文学由此退化为一种精致的无聊。
（三）琐碎叙事：鸡零狗碎的“生活流水”
从“新写实”小说对“一地鸡毛”式日常困顿的书写，到当下泛滥的宠物文学、家庭琐记，当代文学日益沉迷于生活流、细节流的铺陈。谢有顺指出，这种写作“走的都是极端写实的路子”，“精神意蕴上飞腾不起来”。“小猫文学”刷屏，“为赋新词强说愁”，“牵强附会、粗制滥造”。有评论者直言，某些作品“集中体现为拖沓病、琐碎化和无目的性”。文学被简化为日常经验的流水账，失去了对生活“下面那个坚硬的核心”的解析能力。
（四）滥情书写：男欢女爱的“感官贩卖”
情欲叙事本无可厚非，但当它成为唯一的叙事动力和全部的审美追求，文学便堕入了庸俗。一些擅长描写床笫之欢的作家被捧为文学明星，懂得挑动读者欲望的作品被奉为当代经典。更有甚者，将“浅薄的情欲叙事美化为'身体解放'，将庸俗的感官描写升华成'生命礼赞'”。这类写作以性为噱头，以滥情为魅力，对青少年的情感观、价值观形成致命误导。当畅销书用整章篇幅描摹肉体交易，当文学沦为“裤裆里的营生”，创作的神圣性便荡然无存。
（五）自我沉溺：小确幸里的“精神蜗居”
极端个人化的写作，必然拒斥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当代不少写作者选择“回退”“蛰居”，在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甚至一间房间里挖掘生活的点滴。这种“私人化写作”将文学变成了“展个性”“秀自我”的舞台，“缺乏对现实的剖析、反讽和批判”，无异于“作茧自缚，走进了窄胡同”。迷恋经验、小事的写作潮流，“伴随而生的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没有社会视野，没有公共关怀，文学沦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
（六）低俗趣味：以丑为美的“审美逆行”
最令人忧虑的，是当代文学中“以丑为美、流于低俗的创作倾向”。一些作品过度聚焦人性的阴暗角落，将自私、贪婪、暴力、色情等丑陋元素当作创作的噱头与卖点。从贾平凹《废都》中对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肉体化处理，到网络文学中将权钱交易包装成“职场生存智慧”；从贾浅浅“低俗脏诗引发全民公愤”，到某些作品将校园暴力、堕胎等话题当作卖点——低俗不仅未被唾弃，反而被层层抬举、刻意神化。“浮躁之风四起，功利之心横行，虚伪矫情充斥纸面，低俗媚俗登堂入室”。
三、成因探析：谁在推动文学的堕落？
庸常化与低俗化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力量合谋的结果。
其一，消费主义的全面侵蚀。 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部分作家过于追求商业利益，“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获取高额版税，不惜放弃文学的操守”。过度商业化的氛围造成了作家心态的浮躁和对利益的追逐，“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的通俗性和庸俗化，使其几乎成了'快餐文化'的一分子”。文学从精神的创造沦为市场的奴隶，从灵魂的工程降格为感官的消费品。
其二，作家主体的精神退缩。 “导致文学品位滑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作家的主观退缩无疑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因素”。一些作家迫于市场压力，“正在不断地向'物性'退守”。有导演公开宣称“对作品的要求，首先要有'意思'，而后才说意义”——这里的“意思”是经济效益，“意义”是社会效益。当“矮化理想和思想”成为一种时尚，当“消解思想，解构理想”成为一种时髦，文学的精神高度便不可避免地坍塌了。
其三，批评监督的集体失语。 文学批评本应成为抵御庸俗的堤坝，但现实中，“创作界以及批评界对于'当代文学叙事伦理'问题的审视与反思仍然是不够的”。一些批评家“竞相发明各种华丽辞藻来为这种堕落正名”。当批评沦为吹捧，当反思让位于站台，低俗便获得了通行证，庸常便披上了合法外衣。
四、纠正之道：文学如何重返崇高？
面对庸常化与低俗化的浪潮，文学并非无路可走。纠正之道，至少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重建诗性品质。 文学的终极旨归应为“诗”。作家要艺术化地处置现实，“提升小说作为故事性文本的艺术含量，从而使其抵达更高层次的诗性彼岸”。诗性的缺席，正是庸常化的根源。文学需要在琐碎的日常之上，建构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精神高度的诗意世界。
重拾社会关怀。 “狂波巨澜远胜于杯水风波，鼓角争鸣远重于风花雪月”。文学不能永远蜷缩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指出，当前长篇小说“与当下生活的关联度降低、创新活力不足、社会影响力弱化”。作家必须走出书斋，“用脚步丈量生活”，在深入现实中获得“灵魂冲击”。文学需要从密室走向旷野，从个人走向大众。
坚守价值底线。 作家应当“坚守文学的底线与良知，树立正确的创作观念，以积极的态度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挖掘人性的闪光点”。文学批评家也“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对这类低俗作品进行严厉批判，引导文学创作回归正轨”。拒绝向“物性”退守，拒绝向低俗妥协，文学才能在浊流中保持清澈。
五、小结
当代文学的庸常化与低俗化，本质上是一场精神品质的溃退。当文学不再追问意义，不再关怀众生，不再仰望星空，它便沦为茶余饭后的消遣、感官刺激的工具、个人情绪的垃圾场。然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正在于它有能力在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不庸常，在琐碎的生存经验中提炼出普遍的人性，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依然相信光明。
正如仕永波所言，中国当代小说中“不乏富有诗性、艺术水准颇高的佳作”，只是“这类作品似乎正在日益被庸俗性的潮流冲刷、侵蚀”。文学的出路，不在于迎合潮流，而在于逆流而上；不在于降低标准，而在于坚守高度。唯有如此，文学才能从庸常化与低俗化的泥淖中挣脱出来，重新成为照亮人心的火炬。
2026年8月25日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