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摧隔海同相照——《万叶集》与《游仙窟》的跨文类共鸣

作者：金晓明

摊开泛黄的万叶集古抄本影印件，指尖触到“村肝之 情摧而”六个万叶假名的墨痕时，我忽然就想了前日在东京神保町淘得的《游仙窟》残卷的那个下午。窗外的长安旧日光影，和千年前日本奈良的海风气息，隔着一衣带水的茫茫鲸波，在这张薄薄的稿纸上撞在了一起。我前后三稿打磨这首《万叶集》卷四720号和歌的译文，从最初的“我心已破碎，深陷苦恋情。情海中，你怎能，无动于衷”，到最终落定的“身落情海心已碎，苦苦思慕岂不知”，字句之间藏着的，从来都不只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越了千年时光、横跨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文心重逢。

这首和歌的作者大伴宿弥家持，是日本奈良时代最负盛名的歌人，他一生留下473首作品收录进《万叶集》，占全集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更是这部日本最早和歌集的实际编纂者。他出身于世代执掌军权的大伴氏豪门，少年时由姑母、著名女歌人大伴坂上郎女亲自教养，二十岁前就写下了大量浪漫情诗，这首和歌正是他青年时代情诗的代表。我反复吟诵它的古日语，文中没有后世和歌惯用的华丽枕词，没有贵族文学刻意雕琢的含蓄，开篇“むらきもの”直指人最内里的脏腑，“こころくだけて”五个音节落下来，像碎冰砸在青石上，每一声都带着脆生生的痛感。

我在注释里特意点明，万叶假名原文中“恋良苦”的“苦”字，除了表意恋慕的痛苦之外，还承担着表音的功能，这种音义双关的用法，在《万叶集》244、419、704等多处歌篇中都能找到印证。很多初读万叶集的读者会把这当成歌人用字的疏漏，可我在反复比对《游仙窟》的俗字用法时才恍然明白，这哪里是疏漏，这是两种民间文学共通的“深情逻辑”：他们不肯把情爱之苦包装成精致的文字游戏，偏要把最直白的痛感，用音义叠加的方式砸进读者的感官里。

而这份直白的深情，早在八世纪上半叶就已经顺着遣唐使的船，从大唐的土地渡海传到了日本。史料明确记载，唐代文人张鷟（字文成）创作的《游仙窟》，成书于678-684年之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唐传奇，它以第一人称自叙的方式，记录主人公奉使河源时夜宿“神仙窟”，与十娘、五嫂宴饮赋诗、一夕欢好的经历。

先让我们看看游仙窟下半部分的一段描述张文成、五嫂、十娘在遊仙窟中经历了什么，以助我们理解其中之“苦”：“於時夜久更深、情急意密。魚燈四麵照、蠟燭両邊明。十娘即喚桂心、並呼芍藥、與少府脱靴履、疊袍衣、閣襆頭、掛腰帶。然後自與十娘施綾被、解羅裙、脱紅衫、去綠襪。花容満麵、香風裂鼻。心去無人製、情来不自禁。插手紅褌、交脚翠被。両唇對口、一臂支頭。拍搦奶房間、摩挲髀子上。一齧一快意、一勒一傷心、鼻裏酸庳、心中結繚。少時眼華耳熱、脈脹筋舒。始知難逢難見、可貴可重。俄頃中間、數回相接。誰知可憎病鵲、夜半驚人、薄媚狂雞、三更唱曉。遂則被衣對坐、泣涙相看。

《沈痾自哀文》中直接化用了《游仙窟》“九泉下人，一钱不值”的原句，足以证明这部传奇在当时日本文坛的普及程度。作为山上忆良的晚辈、主导编纂《万叶集》的核心人物，大伴家持不可能没有读过这部风靡整个东亚汉文化圈的唐传奇，他收录在卷四里的15首《赠坂上大娘歌》，更是直接点化《游仙窟》的情节与意境入和歌，早已是中日比较文学界公认的定论。我译这首短歌时，无数次在字句缝隙里撞见《游仙窟》里那些滚烫的对话。张文成初见十娘，被她的容光晃得失神，半晌说不出话，旁边的五嫂瞧出了端倪，凑过来打趣他：“张郎莫要呆望，十娘从来怜才，你这般满腹诗才，何不递上一首短章，表表心意？”张文成红着脸拱手，指尖都在抖：“我自入仙窟以来，魂灵早已飘在云里，方才见十娘一眼，只觉腹内如烧，肠中似割，半分文思都不剩了。”你看，这一句“腹内如烧，肠中似割”，和大伴家持写的“心摧けて”根本就是同一种感受——没有任何修饰，把心动到破碎的狼狈，直接摊开在人前。后来酒过三巡，张文成握着十娘的手腕不肯放，醉意里半是委屈半是执拗地问：“我今夜千里而来，把整颗心都掏给了你，你难道半分都察觉不到我的心意吗？”十娘红了脸，指尖捻着裙角不说话，旁边的五嫂笑着打圆场：“张郎这一片痴心，便是石头人听了也要动心，哪里会有人不知道呢？”我读到这段对话时忽然怔住，这不就是大伴家持这首和歌的完整注脚吗？“身落情海心已碎，苦苦思慕岂不知”，千年前大唐士子攥着心上人手腕的那句追问，隔着茫茫东海，被奈良的歌人用三十一个音，完完整整复刻进了和歌的节律里。

附：跨文本意象考据小注

注1：“村肝”与“肠结”的脏腑共情。大伴家持以万叶假名“村肝之”（むらきもの）起句，以“村”喻纷乱翻涌之态，以“肝”锚定情思的生理痛感，完全跳脱了后世和歌以“心”代指情思的泛化表达。此写法与《游仙窟》中五嫂调侃张文成“眼悬万缕，肠结千重”的意象完全同构：二者均拒绝以抽象的“相思”二字带过情绪，直接把恋慕的焦灼钉在人的血肉脏腑之上，让看不见摸不着的痴念，瞬间有了可触可感的重量。

注2：“かくばかり”与“千般万种”的叠意铺陈。大伴家持在歌中以“かくばかり”（这般如此）反复叠加重申思念的浓度，无任何华丽修饰，仅以朴素的程度副词层层堆叠情绪。《游仙窟》中张文成与十娘临别时连呼“千般忆念，万种思量”，同样不肯用典故托物言志，以最直白的叠词把思念的厚度拉满。二者的创作逻辑高度契合：越是掏心掏肺的真情，越不需要精巧的修辞包装，最朴素的重复，恰恰是最赤诚的告白。

注3：“しらずかあるらむ”与“岂不见我心”的反问语态。歌末以不确定的推量反问收束，没有直白的怨怼，只带着一丝忐忑的试探，把陷在苦恋里的人既委屈又怕唐突心上人的微妙心态写得入木三分。《游仙窟》里张文成拽着十娘衣袖追问“娘子岂不见我一片真心”，用的正是完全一致的语态：他们都不肯把“你定是知晓”的笃定说出口，偏要留半分柔软的余地，把自己的忐忑与脆弱，完完整整递到对方眼前。

附：东亚汉文化圈传播路径梳理

公元702年，日本第八次遣唐使使团渡海入唐，使团中的文人官员在长安书肆重金购得《游仙窟》全本，随船带回奈良平城京，首先在皇室与上层贵族圈层中传抄，这是目前可考的《游仙窟》传入日本的最早明确时间节点。此后不到二十年，山上忆良作为遣唐少录入唐，在长安期间便已熟读《游仙窟》，归国后将其文思融入自己的汉诗文创作中，直接影响了大伴家持等一批奈良时代核心歌人的创作取向。

此后的两百年间，《游仙窟》在日本先后出现了和训注本、古活字本等多个版本，甚至衍生出了以它为底本的物语类文学作品，而这首大伴家持的短歌，也随着《万叶集》的辗转传抄，和《游仙窟》的文本形成了互文共生的传播脉络。反观中国本土，《游仙窟》在中唐之后便逐渐散佚，直到清末才由学者杨守敬从日本访得古抄本，重新传回国内，这场跨越千年的文学旅行，最终以双向回流的方式完成了闭环。

大伴家持写“心摧而”的破碎感，和张鷟笔下这段对话里的焦灼，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心跳频率。《游仙窟》里写痴念，是“未曾饮炭，腹热如烧，不忆吞刃，肠穿似割”，把相思的灼痛写得直白又狠绝；大伴家持写苦恋，是“かくばかり我が恋ふらくを”，把“我这般苦苦恋慕”的直白袒露，直接砸在读者面前。他们都不肯用“衣带渐宽”这类陈腐的典故，不肯把爱意藏在层层叠叠的委婉修辞背后，就那样敞亮地把心掏出来，把陷在情爱里的狼狈与赤诚，原原本本地铺在纸面上。

我曾在日本奈良的万叶文化馆的资料里，见过复刻的大伴家持手写歌稿残片，字迹潦草，有好几处涂改的痕迹，能看出来他写下最后一句“不知香安類良武”时，反复斟酌了很久。这句古日语翻译成现代语就是“你难道不知道我这般苦恋着你吗”，没有丝毫贵族的矜持，带着近乎孩童般的执拗，像极了《游仙窟》里张文成拉着十娘的衣袖不肯放，直白地问“何故许人归去”的憨态。很多后世的日本评论家说大伴家持的和歌是“贵族的哀情”，可我从这首短歌里，读不到半分贵族的疏离，只读到了一个陷在爱里的普通人，把整颗心揉碎了摊开，对着心上人发出的最笨拙的叩问。

我做中日古典文学翻译译多年，见过太多把万叶和歌译得过度雅致化、鲁迅把《游仙窟》简单贴上“艳情传奇”标签，可我觉得，文学的生命力从来都不在精致的修饰里，而在那些跨越千年依然能戳中人心的共通情绪里。八世纪的日本歌人站在濑户内海的风里，把自己的恋慕揉进五七五七七的短歌节律里；同一时期的大唐文人站在长安的月光下，把自己的痴念写进骈散交织的传奇对话里，他们隔着茫茫大海，却都在写同一件事：当你爱上一个人时，那颗被思念揉碎的心，是不分国籍、不分语言、不分身份的。

译完这首和歌的那个深夜，我把《万叶集》的古抄本和《游仙窟》并排放在桌上，窗外的月光落在两本古书上，把相隔千年的墨痕照得连成了一片。我忽然明白，我写下的那两句译诗，从来都不是我自己的创作，我只是做了一个摆渡人，把千年前从大唐渡海到日本的那份世俗深情，重新顺着原路飞了回来。大伴家持当年写下的那颗破碎的恋心，和张鷟笔下张文成攥着十娘衣袖的那份滚烫痴心，在我的译笔里终于越过了时间的藩篱，撞在了一起。而这份跨越山海的共鸣，大概就是古典文学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千年前的人受过的情伤，我们今天依然会懂；千年前人捧出来的真心，我们今天依然能接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