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3）
流浪的青春
文/刘乙苏
回味青春，让人有种情丝悠长的感觉，似乎冠以天底下所有美誉，都无法道尽豆蔻之羡。然而，我的青春像个幽灵，飘忽不定，夹着淡淡的苦涩四处流浪，那是一场以命运抗争为主页的奋斗历程，也是我终其一生的底色。
高中毕业后，我回村务农，除了帮母亲干家务，要担水砍柴。我们家人多，每天得两担水，奶奶吃水也由我来担。两个哥哥是劳动力，要干活挣工分。我偶尔也会去生产队干活，是季节性的，比如五月收麦子，秋天掐谷子掰玉米等，大部分时间上山打柴。夜里看书一如既往，那是我的所爱。
沸腾的青春无法安分守己，我不甘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围在锅前灶后，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必须为生存的意义找到出口。不敢奢望有个什么工作，因而想到自学中医。
没钱买书，借来村里中强叔的“国医指南”。为长期翻看，我打算将这本书抄下来。得到山上抄去，要避开父母才行。在山上打够一担柴便开始抄书，共500页，整整抄了一个月，来回走路就背诵药性四百味。这种生活虽然有些枯燥，却也略以自慰。
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打破原有的平静，我要离家出走。
这得从我和弟弟说起。
母亲常说，我和弟弟是前世的冤家对头。一点没错，我们俩相差三岁，不能碰面，只要一见不是打架就是吵嘴，常把家搞得鸡犬不宁。
一个雨季的早晨，我们俩又开始干架，弟弟打了败仗要耍赖，拿了一条大绳进了屋，然后“咔嚓”将门插上，这可吓坏了一旁的母亲，弟弟最小，平时本就深得母亲偏爱，我怕极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匆匆收拾好行李，找了六双旧布鞋塞进铺盖卷儿，顺便带了日记本，像要云游四海的苦行僧，背起行囊一跺脚走出家门，临行父亲塞给我9角钱。
没有目标，没有目的地，不知要到哪里。幸亏日记本上有几位亲人的电话号码：县煤机厂的二哥，北京工作的表哥和定居内蒙的表姐，我边走边盘算行走路线。
村前的大河白浪滔天，只有沿着河边的沙滩绕道25里，那儿有座跨河大桥，我可过桥到朱庄村坐车。计划先找到二哥再说，实在不行，就让二哥给我买车票到北京找表哥，表哥那儿不行就去内蒙投奔表姐，那里人烟稀少，落户很容易的。有六双鞋，走也走到内蒙去。
背着重重的铺盖卷儿一刻不停地走，肩膀勒出血印，脚上起了泡，脸上的汗道道像个小花猫狼狈至极。到了朱庄村已是下午三点，我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到邢台。车票不多不少，正好9角，我掏光了身上仅有的9角钱。
第一次出远门，邢台繁华的景象让人目不暇接，可我哪有心思看景，坐在铺盖卷儿上发愁。汽车站有公用电话，打一次2分钱，可我身无分文，无法与二哥联系。只有硬着头皮试着拦住打扫卫生的大妈，求她帮我打个电话。“世上还是好人多”，大妈真的帮了我。电话那头传来二哥惊讶地声音：“苏妮，你没出过门，千万别动，就在汽车站门口等着，看把你丢了，我马上去接你！”顿时，我的泪扑簌簌往下掉，肚里饥肠辘辘，这才想起，还一天没吃饭呢。二哥来了，先给我买了烧饼，铺盖卷儿有些重，二哥用自行车带着我歪歪扭扭到了县煤机厂。当天晚上二哥去菜厂长家为我求工作，直到半夜厂长才松了口，第二天我在县煤机厂上了班，分在支农车间，师傅姓梁，我给他当钳工学徒。师妹郭菊梅开刨床，我们俩一个车间，她是我今生遇到的第一位贵人，我们情同手足。以后50多年的岁月里，每遇大事都由她帮我一起度过。
做梦都没想到我会成为一名工人。女工宿舍是原来的旧车间，没有床，是用好多木板凳起的拐弯儿大通铺，住着29位女工，我和菊梅挨着睡，我们俩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吃饭的饭票也在一起，冬天俩人钻一被窝。有节奏感的八小时工作制，车间机器的轰鸣，快乐的星期天，我和菊梅骑车去市里疯玩的样子，还有二哥的照顾关心等，一股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遗憾的是，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上班九个月后厂里清理临时工，我和71名同事一起被清退回家。
好在我在家并未待多久，公社卫生院的王院长突然找到我，让我去公社卫生院上班。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世间哪有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呢！后来才知道，卫生院通过公社去学校找一个会写材料的人，班主任郝守林老师推荐了我，心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原来就有学医的打算，曾抄书背药性，看来真是天遂人愿。
我和医院的安庆荣医生住一屋，她是个很不错的医生，负责计划生育工作。差不多每天和她一起下乡，晚上整理资料。我们俩很合得来，安医生比我大8岁，在屋里我喊她姐。
一个偶然的机会，邢台县计生局要招聘一批四术员，安医生很热情，从公社拿来表格，还帮我盖了章，我却犯了难。我是个思想很守旧的人，传统的封建意识早已刻进骨子里，觉得这份工作自己很难胜任，我拒绝了。安医生很生气，着急道：“多好的事啊，一下转成正式工，多少人想去还没机会呢，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辜负了她，医院领导对我也有看法，我不愿自讨没趣，便主动辞职离开卫生院。算起来我在公社卫生院只干了29天。
我没敢回家，直接背上铺盖卷儿找姐夫想办法。他通过熟人介绍，让我去西黄村社办石子厂上班，厂址在皇店村东的河滩。这份工作让我明白啥叫吃苦，啥叫受罪，啥叫千锤百炼。
说是石子厂，实际就是在一个漫无边际的沙滩搭一简易工棚，用鹅卵石垒起两间伙房，还有一大间办公室，仅此而已。
待遇很诱人，每天1块5角钱外加1斤玉米面。全厂150多人（包括管理人员），分11个班，每班12人，我在9班。
住的地方很简陋，是一大间皇店村农户家的柴房。没有床，屋地铺上麦秸，麦秸上铺两张苇席就是床，苇席边摆一溜石头算是炕边儿。我们7个姑娘的铺盖一个挨一个铺在苇席上，很挤，夜里翻身都难。
工作的地儿是陡峭的青石山，一个班占一片地方。主要流程：打炮眼、放炮、砸石头、排子车队将砸好的石头运往破碎机口、将石头进行破碎，掏灰面儿。
由于山太陡，打炮眼时得将脚尖勾住石缝，唯恐掉下悬崖。三个人一组，两个人抡12磅锤砸钢钎，一个人扶钎，炮眼深一米左右，差不多一个班半天要打20来个。打好炮眼装炸药，待到中午12点钟点炮。11个班统一时间。点炮不定人员，不分男女轮着来。
一天，轮到我点炮，我自小腿笨，心里犯嘀咕又不敢说，只有硬着头皮上。要点20多个炮眼，炮捻是纸的，仅一米长。为保证安全，我将每个炮捻上又接了一根炮捻。
中午要等放完炮工人才能开饭。炮响时都躲进伙房或更远的地方。每个班都数着自己的炮数，怕有瞎炮出危险。别班的炮都响完了，可我班的炮捻长响的迟，且有一炮没响，我估计肯定是第二根捻没接好。工人炸开了锅，干的都是体力活，肚子早饿了，迟迟不开饭，有的敲碗，有的敲盆儿，有的干脆在屋里猜拳起哄，乱糟糟的。班长批评了我，我无话可说。
石子厂的工作异常艰苦。天寒地冻，冷飕飕的风吹着，我们在高山顶上打炮眼，却浑身冒汗。每个人都把棉袄甩在一边，山上站满了人。大锤与石头的碰撞声，“嘿！嘿！”的号子声，“叮，当！叮，当！”的打钎声不绝于耳，连成一片，在山间弥漫回旋。连冻带震，我的手上布满了血口子，疼得呲牙咧嘴，得每天用白胶布贴上，手上打满了补丁。
当时，石子厂最吃力的当属排子车运石头。由于冬天是卖石子的淡季，石子在场地堆成了山，很陡，机口在最高处。要把排子车上的石头运到破碎机口，就得三个人拿出吃奶的劲儿才能推上去。一个个满头大汗，棉袄湿透了干，干了再湿透。冷风一吹，像穿着一块冰衣。
最轻松的活儿是掏灰面儿，机器一响，掏灰面儿不停。将脖子围上，头包严实，带着口罩，半天下来，人就成了灰色，远远望去。像一块会动的青石头，只有眼珠是白的。
在这地方干活，不管你穿啥样的棉衣，表面都画满了一圈儿一圈儿的白云，那是汗渍的印记。每样活儿都是轮着的，谁也别想逃避。
我在石子厂干了一冬一春，整整六个月。一天，有一女工从山顶掉下来，七窍出血。大卡车拉着一车工人去长征医院验血，要给摔成重伤的工友输血，一车人只有我和另外五个人的血可用，那时我才知道自己是O型血。女工友的伤势很重，我和其他人一样有些害怕，加上石子将我的眼打伤，厂领导让我暂时到建筑队上班。
找个合适的工作成了大姐的心病。她心疼我太苦又危险，不停地向姐夫念叨，要姐夫另想办法。姐和姐夫是我的亲人，也是我的贵人，只有他们能帮我。终于，姐夫费尽周折找到他认识的一位韩校长，让我到西上庄乡当代课教师。
一路漂泊，一路坎坷，历经艰辛，我终于破茧成蝶。这也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吃苦是走向成功的阶梯，是向上的基石，能吃苦方能立业。
作者简介：刘乙苏，爱好文学，和老伴著有《大山儿女》一书。在《老人世界》《河北农民报》《清风》《邢台日报》《牛城晚报》发表作品近百篇。散文《婆婆的心里话》获2015年全国报纸副刊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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