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在广州大学桂花岗旧铁轨留影（摄于2026年9月1日）

引子

广州师范学院桂花岗校区在解放北路，紧挨着一条通往机场的铁路，白天车辆很少经过，经常深夜才过。铁轨的表面依然光滑，轨枕的石头已经泛黄。那条铁轨很硬——石子硌过每一个人的脚底，轨枕上的铁钉蹭破过谁的鞋跟，晚自习后散步不小心绊一跤，膝盖上留下的疤至今还在。铁轨也很远——我们总在傍晚三三两两踩着轨枕数步子，从这头走到那头，从来走不到尽头。铁轨很深——深到多年以后，每一个从桂花岗走出去的人，梦里还能听见火车的轰隆声，还能看见落日把铁轨染成金色，一列通向远方的影子。

一条不跑的铁路，比一条还在跑的铁路，承载了更多出发。那些年，铁轨上什么都有。黄昏时分，青年教师和他的恋人并肩走着，步子慢，话不多，走到轨枕那头又折回来，再走一遍，像要把一段路走成一辈子。失意的年轻人独低头站立在铁轨上，铁轨风凉，轨枕沉默，但站久了，走一走，心里好像就有了一点底。还有人捧着诗集边走边念——念惠特曼，念聂鲁达，念北岛，声音落在铁轨上，铁轨旁边的野草跟着晃。也有人什么也不干，只是散步，看落日把铁轨一寸一寸地吞掉，再看着月光把它一寸一寸地还回来。同一条铁轨，有人走成了爱情，有人走成了心事，有人走成了诗。

火车早就不开了，可人们走在上面的样子，像是要去很远的地方。

那时，我的早晨从太极拳开始。桂花岗的清晨很安静，六点多钟，鸟刚醒。我在足球场的草地上起势，露水打湿鞋面，慢慢云手。不知道从哪天起，身后开始有人跟着。先是几个学生，远远地站着看，后来走近了，跟着比划。再后来，同事也来了，教科所的冯文吕老师是最勤的一个，只要不下雨，准到。雨天我们就移到饭堂门前的回廊里，窄窄的一条廊子，刚好站开几个人。雨打在廊外的顶棚上，滴滴答答的，我们在廊下慢慢推手。冯文吕说：“打太极的时候，脑子特别静，心情特别爽。”我说对，太极的道理不在手上，在精气神上——看着慢，其实意领气行；看着不动，其实都在动，道者，反之动。

广州师范学院，就在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挤着一群从五湖四海汇来的年轻人，生活和工作都很艰苦。冯文吕偶尔唱起80年代学校里流行的英文歌《Donna Donna》，他嗓子充满磁性，低沉沙哑：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

歌声里有种说不清的忧郁，像铁轨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这首歌会在往后几十年里，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密码——每一次响起，都是回望，都是确认，都是提醒：无论身处何种际遇，都不要放弃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那只被捆绑的小牛与天上自由飞翔的燕子，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在逼仄的现实中仰望天空，在困顿的日子里依然相信远方。

一、群星闪耀时

罗宏走进教室，把烟盒搁在讲台上，教案放在桌上，抬眼扫了一圈——座位满了，窗台上也靠着人。他清了清嗓子：“对不起，我先要抽根烟。”同学们笑了。那个年代，上课能不能抽烟，似乎没有明确规定。

一开口，声音从一楼漫到二楼，教室外的学生被牵过来，聚在门口，贴在窗边。中西文论信手拈来，经典作品烂熟于心，见解随口道出，手势跟着走。转身在黑板上写，或疾或缓，轻重有度，字迹飘逸，板书也像是有脾气的。下课铃响了，没人起身。他愣了一下，看看台下几十双不舍的眼睛，把烟捻灭：“下节再讲。”拿起教案，刚走下讲台，几个学生已经围上来，递本子、递问题，挤在讲台边上。

有一回课间，一个女生递上一张纸条：“罗老师，您的课我们特别爱听。可是您能不能……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他烟衔在嘴里，手悬在半空，愣了两秒：“好，少抽。”后来当然没少抽，但每次点烟之前，都会顿一顿。

学生也翻过他发表的评论和小说，文字利落，故事也好看。有人问他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摆摆手：“那些不重要。你们听得进、听得懂、入得心、学得牢——才算数。”

沈金浩讲古诗词，一口江浙腔，不疾不徐。《春江花月夜》从头背到尾，“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一字不落，满堂屏息，背完了掌声猛地起来。课间学生围着他问，他一一答了，末了总补一句：“其实没那么玄，回去翻翻原著。”李启文教汉语，端庄，明净，黑发如瀑，声音像清唱，念一段古文，满屋子只听得见她。多年后同学聚会，还有人学她的调子，一桌人笑得前仰后合。罗嘉慧讲唐宋词，学生觉得像回了宋朝；彭康一讲鲁迅、张爱玲就两眼放光，课堂热气腾腾；谢炜如讲外国文学，从古希腊悲剧到托尔斯泰，一扇窗一扇窗地推开。

崔干行教语文教学法，中高个，偏瘦，说话温和，从不急。学生哪里没听懂，他换一种说法再讲一遍，再没懂，再换一种，不急不躁，总能让人跟得上。有一回念《教育的诗篇》——“教师的心是火，点燃学生的心”——念到这儿，停了停，才又往下念。课后一个女生说：“崔老师让我觉得，当老师是可以当一辈子的。”

班马讲儿童文学，诗人模样，讲安徒生，讲着讲着自己先笑起来，学生也跟着笑。谭元亨教写作，一口湘音，板书天马行空。学生递上一篇习作，他接过去，扫几眼，刷刷几行批注递回来——全班静了。走廊里还走着苏新春、陈晖、钟东、李军、赵小琪等，各有各的光。下了课，讲台前永远挤着人，水泄不通。

出了课堂，也一样热闹。学校运动会，足球场上彩旗翻飞，中文系方阵一入场，看台上就炸了。刘老师——中文系毕业留校，英俊潇洒，体格壮实，平日里口若悬河——站上跑道，竟也是飞人。百米冲刺，他弓着身子撞过线，看台上的学生齐刷刷站起来，尖叫声、呐喊声搅在一起，有人喊“刘老师”，有人喊“中文系”，几个女生跺着脚跳，栏杆跟着晃。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就是一群年轻人守着一方讲台，各怀气象，各自发光，也彼此照亮。

二、桂花岗的苦与暖

舞台上的光芒背后，是真实的日子。

条件是真苦。我到师院短短几年搬了几次家——先是培正小区与厨师合住，后来搬到中文系阴暗潮湿的地下资料室，在古巴楼八平方的斗室结婚，再搬到桂花岗旧图书馆楼下的隔房，上厕所要绕几十米上图书馆二楼，路灯定时全关，晚上要陪家人上楼解手。再后来又搬到教工宿舍6号楼上，楼下是车库，小客厅西晒，阳台东望满山的坟头。入夜，虫鸣从山上漫下来，密密的，细细的，像草叶在互相摩擦，分不清远近。大热天停电，太太抱着孩子坐在厅里喂奶，风从铁轨那边吹来。有时火车一过，小孩伸开双臂马上要抱到阳台看火车。夏天晚上电表常常超负荷跳闸，大家站到楼道里，借着路灯聊天，蚊子多，拍着腿说笑。深夜里常被楼下经过的火车的轰隆声惊醒——那声音穿过桂花岗的夜色，落在枕边，提醒我们这条铁轨还在，火车还在开往远方。每一个广师人都听过那声音，都知道那铁轨在解放北路旁边卧着，硬硬的、长长的，通向看不见的尽头。

那声音后来成为我们共同的心跳。听见它，就知道自己还在桂花岗；听不见的时候，已经离开了。而离开之后，它又会在梦里响起来——一模一样的节奏，一模一样的远方。

苦日子里，总有一些人让你觉得日子还能过下去。

冯文吕的家是一间窄小的隔房，老少三代挤在一起，转身都困难。可他从不抱怨，走廊里放一张矮凳，就是他的第二间书房。常看见他坐在那儿教学生英语，一篇课文一段一段地讲，讲得满头大汗，一手拿扇子扇风，一手在纸上写音标。学生坐在小马扎上，膝盖当桌子，记得认真。有时路过，听见他在纠正发音，一遍又一遍，不急不躁。

周末到了，几个年轻老师跨上单车，结伴出门——去电大、夜大“炒更”，挣几块钱补贴家用。那时助教一个月工资才百来块，一罐奶粉、一包纸尿裤，就是几堂课的心血。骑在解放北路上，车铃叮当响，前后招呼着。经过那段铁轨，车轱辘在枕木间颠几下，有人喊一声“慢点”，有人在后面追上来，笑着超过。下了课再一同骑车回来，夜风灌进衣领，铁轨在月光下泛着暗光，像一条白线从脚下一直铺到天边。那时候我们不知道，那白线铺向的不只是夜色，还有我们各自后来的路。

冯文吕打太极最勤，也琢磨得最深。收了势，他总爱问一句：“今天那个‘单鞭’，气走到哪儿了？”我们便在草地上站着，比划着，争论着——太极的“松”到底怎么松，“静”怎么静，“自然”到底怎么自然。说着说着，又说到做人上去了。他说：“太极的道理跟过日子一样——看着不动，其实都在动；看着退，其实在蓄力。道者，反之动”。那些傍晚，风从铁轨那边吹来，吹干汗湿的衬衫，我们站在那里，像一群把自己也当成了拳法来打磨的人。

还有一件小事。苏老师有一次出差开学术研讨会，家里只剩太太和孩子。那时候家家烧煤气罐，一罐几十斤，要从车库搬到几百米的再从楼下扛上三楼。一位年轻助教听说了，下班后帮忙把煤气罐从一楼扛到三楼，扛完就走了。苏老师回来后，太太说起这事，苏老师感慨了很久。那会儿大家都不容易，但谁有了难处，总有人搭把手——不说谢，也不图什么，就是觉得该去。

串门是日常。你敲我的门，我敲你的门，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班老师写了新诗站在屋子中央吟诵；谁从研讨会回来，一屋子人围着追问。十平米的小客厅，坐着的、站着的、靠门框的，满满当当。每个人都有观点，抢着说，急着辩。谁也不教谁，谁都需要谁，谁都在影响谁。《Donna Donna》是我们共同的背景音。

还有一件暖事。系里新来一位年轻助教，湖北人，二十六七，单身。老教师宋婕看他成天埋头备课，书堆里一坐就是半宿，便替他操心起来。有一天晚上，宋老师敲开他宿舍的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倒出六张照片——是六个姑娘，不同的模样，不同的年纪，不同职业。宋老师一张一张摆在桌上，这边是广州的，那边是湖南的，这个是护士，那个是老师，还有这个是警察，你看着挑。助教一时愣住了，脸涨得通红。宋老师说：“先把备课放下，解决个人问题也是大事。六张照片你留着，慢慢看。”她走后，助教把照片一张一张收好，压在笔记本里。后来听说他相了几个，没成，但那些照片在他本子里压了很久。很多年后他提起这件事，说：“刚来广州，一个人也不认识，宋老师那六张照片让我觉得，这个系像个家。”

苦中作乐的事也不少。罗宏刚调来，人生地不熟，谭老师是最早招呼他的湖南老乡。有一天傍晚，谭老师买了两个鸡腿，兴冲冲叫罗宏过来，说改善改善。可宿舍里没有锅，只有一个电热杯——口径还不如一个饭碗大。谭老师把鸡腿塞进去，加水通电。水开了，这一头烫熟了，那一头还生着。捞出来，掉个头，再煮。翻来覆去，鸡腿在杯子里竖着不是，横着也不是。罗宏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实在看不下去了，站起来拍拍裤子：“谭老师，我先走了。”那只鸡腿罗宏到底没吃上，但那个电热杯里翻来覆去煮鸡腿的影子，他记了好一阵子。

病也是苦的一种。系里一位年轻老师带学生实习累倒了，住在军区总医院。消息传开，几个中文系的年轻老师一合计——走，看看去。公交不顺，转来转去不如走路快，再说那时没人想到打的——一个月工资才百来块，那是奢侈。于是大家说就当散步，看看广州夜景。从桂花岗出发，穿过解放北路，经过火车站。经过火车站广场时，正逢一班列车到站，扛着蛇皮袋、提着塑料桶脸盆衣架的民工潮水般涌出，几个人被冲散，挤在人群里踮着脚喊彼此的名字。到了医院门口才一个一个重新聚拢，有人鞋被踩了，有人背包带歪了，相视哈哈大笑。进了病房，水果往桌上一放，椅子不够，有人坐床沿，有人靠窗台，病房顿时热闹起来。病倒的老师靠在床头，脸还是白的，精神却来了，开口就说学生——谁第一次上台腿发软，声音像踩了弹簧；谁的普通话还不过关，谁讲了二十分钟忽然没词了，全班看着他，他看着天花板，最后自己笑出声；谁天生老道，一上台就压得住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说得兴起，护士推门探进半个身子，手指竖在嘴边轻轻“嘘”了一声。大家互相看看，捂嘴笑，压低声音继续聊。那一刻我们觉得——做老师的病，好像也病不彻底，只要学生的事还在嘴边，人就不会真正倒下去。

左图：冯文吕与他的女儿（摄于多伦多大学） 右图上：冯文吕2023年摄于桂花岗校区当年打太极的足球场  右图下：冯文吕在多伦多打太极（摄于2026年）

三、那些学生，太极与远方

那些年，桂花岗的学生不少来自广州各县农村。他们背着行李箱或蛇皮袋来报到，眼睛里有一种近乎虔诚的光——那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的神情，是整个家族用稻谷和零工换来的希望。他们跨越的第一条"远方"，就是校门口那条铁轨。那铁轨的轨枕间距，对他们来说，恰好等于从田埂到讲台的距离——一步跨过去，人生的刻度就变了。

一个姓陈的女生，暑假留校复习考研，桌旁搁着一箱最便宜的方片面，吃了整整一个暑假，瘦了几斤。再见到她，留校了，远远喊我一声老师，笑得很踏实。一个花都农村的女生，开学回来脸蛋黑红，手腕上是黑白分明的界线，回家帮割禾晒了一个月。她在作文里写："太阳晒在背上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父母把我送进大学用了多大的力气。"一个男生寒假回来，从老家带了一包红薯干悄悄塞给我，受潮长了一层白霉。太太把纸包重新叠好："老远带来的，也是心意。"

有个女生上课迟到了十几分钟，我当着全班批评了她。她站在门口，低着头，没解释。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家人从外地来，在火车站等了很久，她去见了一面又赶回来上课。她宁可自己扛着。这件事让我记了很多年。一个学生来家里借五十块钱急用，太太毫不犹豫："学生开口，不容易。"学生鞠了一躬，后来还了。

辅导员小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带学生参加辩论赛，准备了一个多月，输了。散场后他站在走廊尽头，面对墙壁。我走过去，看见他眼睛湿了。"周老师，对不起，我没带好……"他攥紧拳头："下回一定要赢回来！"后来他带新一届学生拿了名次。但我始终记得的，是走廊尽头那个红着眼、拳头攥紧的年轻辅导员。

正是这些学生，让桂花岗有了温度。而在那些安静的清晨，草地上还有另一番光景——我打太极，身后渐渐跟了一群师生。有个特殊的学生，不是中国人，却学得最认真。他叫Biu先生，从加拿大来的外教，矮矮胖胖，一头卷发，眼睛大大。他看了好几天，走过来问能不能学。要收费吗？不用！他高兴得连连点头。他学得很认真，可动作硬邦邦的。我用英语说："Pretend you're holding a cloud."他眼睛一亮，好像忽然懂了。从那以后，他脸上总带着虔诚的表情，好像真的在托着一朵云。我们互教互学，他教我英语，我教他太极。他说，这是最纯粹的交换。

学期快结束，他要回国了。临走那天早上，他掏出十块钱，卷成细卷，两手合掌，弯腰递给我。我推回去，拍着他的肩膀："Keep it, for memory."他收回口袋，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拥抱。

他回了加拿大，再没见过。但每次我在晨光里起势，偶尔会想起那个笨拙地学着"托住一朵云"的身影。学生走了一届又一届，沿着铁轨的方向，走向各自的远方。铁轨不说话，但它见过每一个人的出发。

四、岳麓书院的讲台

后来，桂花岗的日子慢慢远了。我离开师院，去了更远的地方，站上过许多讲台，但有一个讲台是不一样的。

接到岳麓书院邀请函那天，兴奋与忐忑交织。岳麓书院——北宋开宝九年创立，朱熹、张栻曾在此会讲，王阳明讲"致良知"，曾国藩、左宗棠研读经世之学，青年毛泽东在"实事求是"匾额下寻路。千年弦歌，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传统。

受邀为岳麓书院专题演讲，解读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广州大学罗宏教授的大作《湖南为什么这样红》。站在千年讲坛上，我讲的是书，更是人——那个从桂花岗一路走来的湖南人，那个写骡子也是在写自己的赶路人。

演讲那天是春天，岳麓山的杜鹃花开得漫山遍野，殷红如火。我站上讲台，从朱张会讲讲起，讲到曾国藩、谭嗣同，讲到湖湘精神中"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底色。讲到湘西母亲缝在儿子衣襟里的五粒稻种，讲到一代代知识分子对脚下土地的回答。

临近结束，我望着"实事求是"的匾额，说出自己的话："每一代读书人都有自己要回答的问题。曾国藩回答'如何扶大厦之将倾'，毛泽东回答'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呢？我们的答案在哪里？岳麓山的枫叶年年红透，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在高谈阔论，而在脚踏实地；不在随波逐流，而在坚守本心。学问的尽头，是你对这片土地扛起了多少责任，交出了什么答卷。"

掌声响起来。那一刻我明白——岳麓书院千年传递的，不只是学问，而是一声追问：你，能为这个时代回答什么？

从桂花岗的铁轨到岳麓山的古道，我们这一代人，走着走着，真的去了远方。铁轨是硬的，古道是石的，但走在上面的人，心里都有一张用脚底板和时光织成的地图。

余音

那年中秋，老同事聚了一次。有人喊："给文吕教授打个视频！"那头是半夜的多伦多。屏幕里冯文吕头发掉了不少，笑起来还是当年那个样子。大家起哄让他唱歌，他凑近话筒：Donna Donna Donna Donna，Donna Donna Donna Don

一桌子人全安静了。隔着十二个小时的时差，隔着太平洋，歌声从多伦多的深秋传回广州的初秋，穿过屏幕，落进每个人心里。那些铁轨上的落日、楼道里的争论、背诗的声音、讲台上的身影、泛红的眼眶、刷刷的板书、草地上和回廊里的太极、托着云的外教、攥紧的拳头、岳麓书院的掌声——全回来了。只是这一次，嗓音比当年更沉了些，像走了很远的路，回望来处。

那条铁轨还在。听说不但没拆，如今竟成了城中有名的打卡点。年轻人穿着时髦的衣服，蹲在轨枕上拍照，摆出各种姿势。他们不知道几十年前，有一群年轻教师在这条铁轨上数过步子，走过心事。铁轨还是那条铁轨，只是看它的人不同了。

轨枕之间的道砟被岁月磨平了棱角，铁锈比当年更厚，轨枕缝里的野草枯了又青。道砟磨平了，像我们这些人的脾气；铁轨还在原地，像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每一个从桂花岗走出去的人，都跨过那条铁轨——它很硬，硌过我们的脚底；很远，通向看不见的远方；很深，深到几十年后还在梦里铺着，金黄金黄的，一列开往远方的火车正在经过。

铁轨的意义，不在于它还在不在，而在于每个走过它的人，后来都成了它的一部分。它是一条实际的路，也是一个时间的刻度——从这条铁轨上出发的人，有的走成了学者，有的走成了老师，有的走成了父亲母亲，有的走成了老人。铁轨记住了每一个脚印的重量。它也见过一些来不及走远的人——某个深夜的道口，一声急刹，然后安静下来。铁轨从不解释，只是继续卧在那里，等下一班车经过，等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我的早晨也已不在桂花岗。小区的广场上，几个大爷大妈跟着我打太极，偶尔也有年轻人加入。休息的间隙，会想起那些在天南海北的人。桂花岗的早晨还在——只要有人在那片草地上起势、推手，在回廊里慢慢移动脚步，桂花岗的早晨就没有结束。

中文系后来并入了广州大学。那些人，那些事，那股劲儿——精深而不偏狭，广博而不浮泛，坐得住冷板凳，也扛得起千斤担——已经成了广州大学精神的血肉。那个弹丸之地，装下了一代人的青春。

火车早就不开了。但走在上面的人，心里还带着当年的温度和远方。如今轨道上奔跑的是拍照的年轻人，他们的笑声顺着铁轨传出去，传得很远——像我们当年一样，以为能走到尽头。而真正的尽头，后来才知道，不是走不到，是走到的时候，已经不想再往前了——因为最好的路，已经在脚下走过。

（作者：周建平博士，文化学者，中国晚报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文化学会会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