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伟人】

丰碑奠忠魂

——毛泽东礼敬英烈史事回眸

文／赵志超

一代伟人毛泽东

引  言

1949年9月30日，北京，开国大典前夜，暮色笼罩天安门广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全体代表来到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周恩来代表主席团致辞：“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哀乐低回，全场肃立，脱帽默哀。

毛泽东缓步上前，庄严宣读亲笔撰写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读完碑文，他挥起铁锹铲下第一锹黄土，为这座民族丰碑奠基。这一铲泥土，既是为有形的不朽建筑奠基，更是为近代以来千千万万无名英烈铸就精神丰碑。

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

英雄与先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毛泽东一生崇尚英雄、缅怀先烈，既以国家名义祭奠万千为国捐躯的英烈，又以执绋送葬、撰文纪念、挥毫题词、接见英模、体恤烈属、关怀烈士遗孤等多种方式，礼敬革命战友、普通战士、战斗功臣与烈士遗属。他既重情义，又守原则，把对英烈的尊崇，化作实实在在的行动，彰显出革命领袖、共产党人厚重的家国情怀与价值追求。

一、执绋抬棺，以最高礼仪送别生死战友

1942年春，革命圣地延安，寒风凛凛，黄土地上狂沙漫卷，挟带着料峭寒意。一场肃穆的送葬仪式在宝塔山下隆重举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张浩（又名林育英）烈士执绋抬棺，护送灵柩安葬于桃花岭。

张浩烈士

张浩原名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一位信仰坚贞、富有斗争智慧的革命家。他早年即投身工人运动，领导多地反帝爱国斗争，被捕后，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坚贞不屈，一身铁骨淬炼出共产党人的英雄本色。长征时期，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电讯联系，张国焘在川西公然另立中央，大肆分裂红军、对抗中央，红一、四方面军陷入分裂危机，中国革命走到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

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委派张浩作为“钦差大臣”回国，肩负起恢复联系、制止分裂的重任。张浩穿越荒漠戈壁，历经艰险辗转抵达陕北瓦窑堡，第一时间与毛泽东率领的党中央对接。他不仅带回了共产国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指示，恢复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畅通联络，更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成为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裂的坚实后盾。

面对张国焘的顽固对抗与威逼利诱，张浩始终坚守原则、有理有节。他多次致电张国焘，严正申明共产国际完全拥护党中央的北上路线，勒令其立刻取消伪中央、率部北上会合；同时他耐心开导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团结朱德、刘伯承等同志，逐步瓦解分裂势力。在张浩的斡旋与斗争下，张国焘彻底陷入孤立，被迫放弃分裂计划，带领红四方面军北上，为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扫清了最大障碍，保住了红军的革命火种，挽救了濒临分裂覆灭的党和红军。

此后，张浩不居功不自傲，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谦逊本色。他主动向中央放弃特殊身份，甘愿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八路军第129师首任政治委员，与刘伯承搭档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早年狱中受刑留下的旧伤，加上长期高强度的革命工作，彻底拖垮了他的身体；即使重病缠身，他依旧坚守岗位，直至1942年3月在延安病逝，终年55岁。

在毛泽东的心中，张浩从来不是普通同事，而是在革命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革命功臣。倘若没有张浩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红军极有可能在内耗分裂中走向覆灭，中国革命的历史或将改写。张浩以忠诚维护党的团结，以智慧化解灭顶危机，用一生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毛泽东满怀深情，亲笔为他题写了挽词“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及墓碑“张浩同志之墓”。

3月9日，在延安万人公祭大会上，毛泽东提议：“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们党的一大损失，我心里非常难过。为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和怀念之情，我提议，他的灵柩由我们几个主要领导人亲自抬到桃花岭。”

公祭结束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执绋，抬起灵柩步行送葬，将张浩安葬于桃花岭，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战友执绋抬棺，这份非同寻常的礼遇，承载的是领袖对生死战友的深切感念，更是对革命功臣的最高致敬。

二、烛照平凡，萃取英烈不朽精神

毛泽东一生心中装着千千万万普通战士，深知新中国红色江山，是无数普通士兵拿血肉之躯拼出来的。为国拼过命的人，不该被时代遗忘。对于泥土之中成长的平民英雄，只要一心为国为民，都会得到公允评价与由衷尊重。烽火岁月里，他尤其善于发掘平凡岗位革命者的崇高价值，把普通战士的牺牲升华为全党全社会的精神标杆。

张思德在烧炭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烧炭，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毛泽东敬献花圈，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并亲赴追悼会，发表《为人民服务》，引用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阐明生死大义：“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他指出：“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一篇讲演，将一名普通勤务兵的为国捐躯，树立为共产党人的精神标尺。

1939年11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晋察冀抗日前线救治伤员不幸殉职。他曾在1939年4月的齐会战斗中，连续奋战‌69个小时‌，成功为‌115名‌伤员实施手术，创造了战地医疗史上的奇迹。白求恩逝世后，毛泽东为其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并写下著名的《纪念白求恩》，盛赞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格，号召全党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奇袭白虎团》剧照，剧中主人公严伟才原型为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关怀活着的战斗英雄。

1964年8月，北戴河剧场演出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演出落幕，毛泽东评价这出戏“声情并茂”，还亲切接见全体演职人员，并问身边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戏中捣毁敌王牌团部的侦察排长严伟才原型是谁，现在身在何处，境遇如何。萧华立刻致电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紧急查找英雄的下落。经多方核查，严伟才原型便是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

金城战役中，杨育才曾率领十二人侦察小分队，化装潜入敌纵深，十三分钟捣毁南朝鲜“白虎团”团部，创造了特种作战奇迹。战后，志愿军总部为杨育才记特等功，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金星奖章与一级国旗勋章，一身勋章见证着铁血荣光。 

硝烟散尽，英雄回到祖国，淡泊功名，长期扎根基层连队，和普通战士一同出操、训练、执勤，从不对外夸耀自己的战功，从不向组织伸手索要待遇。受早年经历、文化程度等多重客观因素影响，从1953年到1964年，整整11年时间，他的职务一直停留在副连长岗位上。即使如此，他毫无怨言，依旧踏实带兵练兵，默默坚守本职岗位。

一台戏曲，牵出一位被埋没的英雄。领袖从一出舞台剧目，留意到一名普通战士的命运，这份惦记，不是特殊优待，而是对流血建功将士的敬重，是崇尚英雄、善待功臣的公道之心。在毛泽东的关怀下，杨育才受部培养重用，历任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师长，先后当选为中共九大、十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身居领导岗位，他不改农家子弟质朴本色，不摆官架子，始终扎根军营，潜心钻研侦察战术，整理战场实战经验，编写训练教材，把一身本领留给后辈官兵。

三、挥毫题词，深情褒扬英烈气节

对于为国赴死的英烈，毛泽东始终常怀追念。为昭示后人、弘扬正气，毛泽东时常挥毫写诗、题词、写书信，为英烈留下不朽的精神印记。

毛泽东亲笔为刘胡兰烈士题词

1947年1月12日，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面对敌人的铡刀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年仅15岁。毛泽东先后两次为刘胡兰亲笔题词，高度评价和赞扬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1947年3月，毛泽东在带领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途中，得知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便问前来汇报的任弼时：“她是党员吗？”在得知少年刘胡兰已是一名中共候补党员后，毛泽东十分悲痛而感动，轻声念着：“刘胡兰，刘胡兰……”随即挥笔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颂扬少年刘胡兰宁死不屈的凛然气节。然而，因战争关系，这份珍贵的题词在送达文水县时不慎被遗失。1957年1月9日，毛主席再次按原文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镌刻于烈士陵园碑石。

1948年5月25日，在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中，解放军战士董存瑞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暗堡，前进中左腿负伤，坚持冲至桥下，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用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导火索，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敌人碉堡被炸毁，董存瑞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前进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1954年，当隆化县修建烈士陵园时，毛泽东嘱托朱德总司令为烈士题词，朱德写下“舍身为国，永垂不朽”，让世人铭记英雄壮举。

1962年8月15日，沈阳军区某部战士雷锋因公殉职，年仅22岁。他舍己为公、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翌年3月5日，毛主席亲笔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平凡英雄的奉献品格。雷锋精神由此传遍神州大地。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为多位革命烈士题写过挽词、挽联、悼文，字字饱含痛惜与追念。

1935年2月21日，西北革命根据地奠基人、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因病情恶化，与世长辞，时年38岁。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为纪念他，决定将安定县更名为子长县。1939年，烈士遗骸移葬其家乡枣树坪，毛泽东先后两次为其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1946年，在瓦窑堡为谢子长烈士修建了陵墓，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和公葬仪式，毛泽东第三次为烈士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

1936年4月，陕甘革命根据地主要缔造者之一、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在东征作战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毛泽东挥毫题写“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对烈士的短暂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1928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优秀指挥员、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在江西省崇义县追劝叛徒时，不幸牺牲，年仅25岁。得知王尔琢牺牲的消息，毛泽东十分悲痛，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王尔琢的牺牲，换回了两个连，稳定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在王尔琢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起草、陈毅书写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对于为国牺牲的高级将领，毛泽东更是深感痛惜，铭记在心。

1931年9月15日，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率部向瑞金转移，在江西东固遭敌机空袭，中弹牺牲，时年33岁。得知这一消息，毛泽东悲痛万分，亲自主持黄公略追悼大会，并亲撰挽联：“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1931年11月，为纪念黄公略，毛泽东连续作出三项决定：在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公略亭，将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公略县。

黄公略烈士

1933年1月，江西宁都起义将领、红五军团参谋长兼红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奉命率领3个团据守抚州南城县长源庙一带山脉，配合主力在黄狮渡一带消灭敌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6岁。“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成为赵博生烈士的精神内核。毛泽东高度评价赵博生是“坚决革命的同志”，并指出“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采纳毛泽东提议，将宁都县改名为博生县，并在瑞金叶坪广场上建立“博生堡”，永久纪念英烈。

赵博生烈士

赵尚志烈士

赵尚志（1908—1942），热河朝阳（今辽宁省朝阳市）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被任命为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历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等职，在白山黑水中浴血苦战。1938年，毛泽东延安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时曾说：“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虽与赵尚志虽未曾谋面，却高度肯定东北抗联牵制日寇的重大战略价值。1942年2月12日，赵尚志在率部与敌人作战时身负重伤被俘，誓死不降。敌人割下他的头颅，运到长春庆功，把他的躯体扔进松花江的冰窟中。

四、怀念战友，体侐烈属和烈士遗孤

对于早年牺牲的战友，毛泽东亦以诗词、书信等方式，寄托哀思，表达怀念之情。

柳直荀是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战友，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和中央军委特派员，1932年9月在洪湖根据地蒙难。1950年1月17日，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祝贺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旋转乾坤的胜利，并告知杨开慧牺牲的情景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区20多年痛苦生活的情况。毛泽东在结束两个多月的访问苏联之行于3月4日回到北京，4月18日亲笔复信李淑一：“来信收到。直荀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

柳直荀与李淑一

1957年2月7日，李淑一致信毛泽东，寄去怀念亡夫的词作《菩萨蛮》。毛泽东感怀万千，写下《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词中既悼念杨开慧，也缅怀柳直荀。信中嘱托李淑一：“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1959年6月，毛泽东在长沙蓉园接见李淑一，向在座客人介绍：“她就是李淑一，开慧的好朋友。”

罗哲（19021928），湘潭马家河（今属株洲市天元区）人，早期农民运动骨干，曾担任全国农民协会筹委会秘书，协助毛泽东开展农运工作，1926年由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他回乡恢复党组织，组织武装暴动，1928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9月英勇就义，年仅26岁。

毛泽东为罗哲烈士题写的墓碑（赵志超摄）

罗哲烈士墓（赵志超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方寻访罗哲遗属，终于在贵阳找到其遗孀曹云芳。1956年8月11日，毛泽东复信曹云芳：“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他亲笔题写“罗哲烈士之墓”墓碑，寄去三百元，用于修葺烈士坟墓，并且叮嘱：“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以笔墨与资助，告慰牺牲战友的英灵。

陈昌烈士之女陈文新

陈昌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窗，新民学会骨干，杰出的革命宣传家，1930年2月英勇就义，时年36岁。新中国成立后，陈昌烈士之女陈文新给毛泽东写信。1951年4月29日，毛泽东亲笔回信勉励：“希望你们姊妹们努力学习或工作，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同时寄去300元资助烈士遗孀毛秉琴。后来，陈文新到北京实习，毛泽东专门接见她，和她畅谈土壤改良、农业生产，教导她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临别时合影留念，嘱咐她把照片带给母亲，慰藉烈士遗属。陈文新长期从事土壤微生物学与细菌分类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后成为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原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1942年5月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反“扫荡”战斗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噩耗传来，毛泽东万分痛惜，并将这份对英烈的深切怀念，化作对其爱女左太北的殷切关怀。

左太北1940年5月出生于太行山根据地——武乡八路军总部，那时，父亲左权正忙于筹备轰动一时的“百团大战”，无暇顾及新生的女儿。左太北自幼寄养在延安保育院，缺失父亲的陪伴。左权牺牲时，她仅仅两周岁。毛泽东到保育院看望战时烈士子女时，常常特意询问：“左权的女儿在哪里？”见到年幼的左太北，便上前握住她的小手，俯下身询问饮食起居与学习情况，叮嘱保育院工作人员务必悉心照料，不能让烈士的女儿受半点委屈，遇到困难要及时向组织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左太北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1951年六一儿童节前夕，她作为七名少先队员代表之一，走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受到毛主席接见。主席听闻她的名字，牵着她的小手，饶有兴致地询问名字由来，听她讲述因生于太行山以北而得名，又关切追问其母亲刘志兰近况，语气充满温和慈爱。 

毛泽东与左太北合影

1952年六一儿童节，12岁的左太北再次作为少先队员代表，赴中南海向毛泽东献花。当得知献花的小姑娘正是左权的女儿，原本笑意融融的毛泽东神色骤然凝重，伸手把她拉到自己身旁，细致地询问她的学习与生活，又关切地问及母亲近况、周末居所等现实细节。拍摄合影时，毛泽东特意将左太北安置在身前醒目的位置，拍下一张意义特殊的照片。拍完照，他谆谆嘱咐左太北，要勤奋读书，继承父亲的革命意志，长大报效祖国。接见结束后，毛泽东专门交代工作人员，务必关照好烈士遗孤的生活。

左太北不负领袖期许，刻苦求学，后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系，毕生投身国防军工事业，把父亲的报国之志付诸实践；曾任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对未来的研判上作出了有益贡献。直到晚年，那张中南海的合影依旧被她珍藏，成为毕生珍贵的记忆。

领袖对烈士遗属遗孤的关怀，不只是个人情感的流露，更是对千千万万为国捐躯革命先烈的崇高致敬。

1952年10月20日，抗美援朝战场，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黄继光舍身堵枪眼，壮烈牺牲，年仅21岁。1953年4月，黄继光母亲邓芳芝出席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特意邀请她到中南海做客，表达一个烈士的父亲对另一位英雄母亲的敬意。他紧紧握住老人的手：“黄妈妈，你好哦，多亏你把黄继光教育的好，教育他为人民服务。”他共情烈士母亲的丧子之痛，动情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

罗盛教，湖南新化人，志愿军第四十七军一四一师侦察连文书。1952年1月2日，他在朝鲜平安南道成川郡石田里，为营救坠入冰窟的朝鲜少年崔莹，数次潜入冰水，拼尽全部气力将少年托出冰面，自己却壮烈牺牲，年仅21岁。志愿军总部追授其“特等功臣”“一级爱民模范”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一级战士荣誉勋章，其舍己为人的国际主义精神传遍中朝两国。罗盛教的父亲罗迭开，是一位普通农民，自1956年起先后八次赴北京，七次受到毛泽东接见，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观礼，这是党和人民对英烈家属极高的礼遇。

平民教育家周方（左）与罗盛教烈士之父罗迭开合影

每逢会议、观礼见面之时，毛泽东总会主动招呼这位痛失长子的老农，关切地拉过罗迭开的手，细致询问一家老小的身体、家庭生产生活境况，体谅一位父亲丧子的悲痛，高度肯定罗盛教舍己救人、大爱无疆的崇高品格，勉励罗迭开化悲痛为力量，把烈士的精神传承下去，教育好家中子女，不负英雄荣光。罗迭开每次见到毛主席，都心情激动，他反复表示，儿子为国牺牲，死得光荣，自己一定教育后辈以罗盛教为榜样，报效祖国。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感召下，罗迭开思想不断进步，1959年10月1日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选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积极为基层群众发声；还曾两次应邀出访朝鲜，亲临儿子牺牲的石田里，与获救少年崔莹相见，见证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

领袖对烈属的关怀，不只是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抚慰，更是对千千万万舍生赴死的志愿军将士的郑重告慰。

五、一体抚恤，有情有义亦有原则

缅怀烈士，不能只纪念逝者，更要关怀他们的家人。毛泽东对待烈属，坚持“一体抚恤”的原则：烈士家属的抚恤救济，应当依靠人民政府统筹安排，面向全国几百万户烈属一视同仁，不搞地方、亲属特殊优待；同时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以个人稿费力所能及接济困难烈属，做到公私分明，情理兼顾。

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在收到杨开慧的舅父向明卿关于其侄子‌向钧‌烈士抚恤问题的来信后，亲笔复信，高度评价向钧，称其为“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曾任衡山县委书记，是个忠实的能干的同志”，为了革命光荣殉难。在‌确认烈士身份的同时‌，强调必须统一政策，明确指出，“惟抚恤一事，须统一行之，不能只顾少数，如省委未能即办，先生宜予以体谅。”

1950年5月8日，毛泽东复信王基永烈士遗孀龙亦飞：“王基永同志殉难，极为痛惜。兹幸遗孤成立，业已就学，为之喜慰。抚恤及帮助令郎等工作或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向当地党政陈明情形听候处理。”信中体现了毛泽东坚持原则、不搞特殊的清廉作风。

同一天，即1950年5月8日，湘潭县第三区宣传委员毛逸民（韶山乡韶光村人，毛泽东的族叔）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对湘潭本地烈属予以重点照顾。毛泽东在回信中明确写道：“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充分体现出革命领袖胸怀坦荡、大公无私的高尚品格。

在坚持制度抚恤的前提下，毛泽东始终记挂家乡烈士遗属。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园韶山，专门接见毛福轩、毛新梅烈士的遗孀贺菊英、沈绍华，还有毛泽建烈士胞弟毛泽连等。毛福轩是韶山特别支部首任书记，农民出身，勤学奋进，成长为省委委员，1933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毛泽东高度评价：“一个农民出身的同志，学习和工作那样努力，一直到担任党的省委委员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毛福轩同志为革命牺牲是光荣的。”毛新梅是韶山早期党员，出身郎中，1927年惨遭杀害。毛泽东关切询问两位老人家庭境况，叮嘱地方政府妥善照料烈属生活。

毛泽建烈士的胞弟毛泽连，一生务农，受到毛泽东多年接济。

毛泽连既是毛泽东共曾祖父的堂弟，又是革命烈属，出身贫苦，一生务农，身体不佳，长期患有眼疾，生活困难。1949年10月，毛泽连与表弟李轲首次进京看望毛泽东，李轲说起毛泽连家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泽连的困难我晓得，也不光只泽连一个人困难。如果我只解决他个人的困难，那我这个主席就不好当了！当然，泽连的困难我会尽力资助点。”此后，他持续关注毛泽连情况，多次接他去北京治病，用自己的稿费通过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多次寄赠200到300元，接济他家生活，一直坚持了十多年。直到1962年，当地民政部门正式把毛泽连纳入烈属抚恤，毛泽东才停下这条私人“补给线”。

自韶山乡野走出的人民领袖，身居天下高位，始终没有割裂乡土赋予的精神底色。20世纪50年代，在与家乡父老的书信往来之中，毛泽东还多次表达对烈士的深切悼念。致烈士谭天民胞兄谭天佑：“天民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生命，深为悼念”；致烈士林蔚胞弟林谷生：“林蔚同志死事极可痛惜，将来自应与全国各地死难同志一同有所纪念”；致塾师李漱清：“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请持此往湘潭县府洽办为荷”。他以个人稿费接济不少烈士家属，但始终恪守底线：国家抚恤是主体，个人资助只是补充，绝不利用职权为烈属谋取特殊待遇。

五、崇尚英雄，重在精神传承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礼敬英烈，不只是停留在祭奠、题词、慰问的仪式层面，更在于把英雄精神转化为全社会的价值导向，教育后人铭记牺牲、接续奋斗。

在毛泽东看来，英雄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大人物。无论是力挽狂澜的革命战友，还是烧炭牺牲的普通战士；无论是舍身堵枪眼的战斗功臣，还是乡土之间奋起革命的农民党员；无论是异国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还是默默奉献的平凡普通人，只要为人民、为民族献出生命，都值得全社会尊崇。

毛泽东为志愿军归国女战士签名

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就是要让后人永远记住近代以来无数无名先烈；为张思德、白求恩专门撰文，就是要树立普通人也可以成就崇高的价值标尺；接见战斗英雄、慰问烈士亲属，就是告诉世人：为国流血牺牲的人，应当得到国家与人民的敬重。另一方面，他始终区分“缅怀先烈”与“特殊优待”。面对大量烈士遗属求助，他反复申明，抚恤要全国一体统筹，不能搞少数人特殊照顾，个人接济只能作为补充，体现出共产党人公而忘私的胸襟。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这句话出自毛泽东1945 年4 月24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始终寄望革命后代继承先烈遗志，沿着革命先贤开辟的道路前进。他勉励陈昌烈士之女陈文新“继承你父亲的遗志，为人民国家的建设服务”；对罗哲烈士的女儿，期盼她们继承先辈精神；接见杨育才等战斗英雄，勉励英雄戒骄戒躁，继续为国奉献。他不止于哀悼逝者，更寄望生者接过英雄的火炬，把先烈未竟的事业继续推进。

缅怀英烈，不是沉湎于过往的悲痛，而是汲取前行的力量。毛泽东以一生的实践，诠释了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深刻内涵。这份情怀，既是对牺牲者的告慰，更是对后人的砥砺，穿越岁月，历久弥新。

（写于2026年8月31日，改于9月2—3日）

2025年12月7日，作者（中）与友人前往罗哲烈士墓参观时留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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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志超，湖南湘潭人，曾任湘潭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市委副秘书长、二级巡视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原副会长、湘潭市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著有《毛泽东和他的父老乡亲》《毛泽东一家人》《走出丰泽园》《播种芳菲》《吃在湘潭》《味蕾上的湘潭》《云湖钩沉.故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