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谁在害怕“大众写”？——评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改革遭遇的杂音
李千树
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率先以“大文学观”打破圈层壁垒，将评审视野拓展至民间原创、网络文学和一线劳动者叙事。外卖骑手王计兵凭诗集《低处飞行》获诗歌奖，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凭《我愿埋首人间》同获殊荣，理论评论著作《劳者歌其事——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斩获文论奖。茅盾文学奖亦在积极酝酿面向大众创作者的评价体系改革。
然而，当文学奖的聚光灯从少数“专业作家”身上移开，照向车间、田野、街巷和送餐路上的普通人时，某些人坐不住了。“诗歌的葬礼”“廉价的鲁迅文学奖”“身份置换荣誉”——种种奇谈怪论纷至沓来。有人断言“素人作家”获奖是“流量加持”而非文学实力，有人讥讽“初中辍学的外卖员”不配站在中国最高文学荣誉的领奖台上。这些言论看似在捍卫“艺术标准”，实则暴露出更深层的问题。
一、谁在定义“艺术标准”？
反对者最响亮的旗号是“艺术性”与“专业性”。他们把“精致的修辞”“玄奥的隐喻”“反复品味的语言张力”奉为诗歌的永恒尺度。但试问：这套标准由谁制定？为何长期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的基层创作者，一旦获奖就被指为“不够格”？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之所以被反复讨论，是因为它“点到了某个穴位上”——触及了长期固化的文学生产与评价体制的痛处。
事实是，过去相当长时期内，文学评奖高度集中于专业作家群体。部分文学期刊和评奖被少数人把持，甚至出现“本届做评委、下届获大奖”的现象。当王计兵们打破这个闭环，某些人感受到的不是文学多样性的欣喜，而是“奶酪被动”的焦虑。他们口中的“艺术标准”，不过是维护自身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的盾牌。
二、从“为大众”到“大众写”的历史跨越
反对者似乎忘记了，文学的源头从来不在象牙塔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梳理了一条清晰的线索：五四新文学写大众，但并未指望大众来读；延安时期的大众文艺，才真正要求大众既是描写的对象、也是接受的对象；而今天，互联网让“全民都是写作者”成为现实。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这一趋势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
这不是哪个领导、哪个机构的强制要求——数字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自媒体和数字出版平台让普通人无需依托传统纸质刊物便可传播作品。新大众文艺的本质，是让亿万普通人重新获得书写自我、表达自我、发表评价的资格。那些将基层创作者获奖污蔑为“政治正确”或“身份标签”的人，恰恰是在否定人民作为文艺主人的基本权利——这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根本背离。
三、动机何在？
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些抵制究竟是动了谁的奶酪？
其一，话语权的失落。 长期以来，一小部分人把持着“什么是好文学”的定义权。当外卖员、地质工、菜场摊贩的作品获得国家级奖项认可，这套垄断性的评价体系便面临根本性挑战。
其二，利益格局的震动。 文学奖项关联着出版资源、学术地位、社会声望乃至经济利益。当更多基层创作者涌入这个场域，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必然被打破。
其三，文化路线的焦虑。 某些人长期以西方文学标准作为唯一尺度，对植根本土、源于人民的创作持居高临下的姿态。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文学正在摆脱亦步亦趋的依附状态，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独立道路——这恰恰触动了那些将中国文学视为西方文化“桥头堡”的人的根本利益。
四、新大众文艺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拓宽视野
需要郑重澄清：拥抱新大众文艺，绝不意味着放弃艺术追求。
新大众文艺让文学的“高原”更加辽阔，让“繁星满天”取代“一轮皓月独放光芒”。评论家来颖燕指出，素人写作的可贵在于“未受污损的感官”和“未受规训的表达”，但真正的写作必须“不落俗套”。中国作协也明确强调，专业作家仍然要承担引领和示范的作用。“高原”与“高峰”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
王计兵在送餐路上写下数千首诗，走访140余名同行；张二棍一年八九个月驻守荒野深山；陈慧在菜场方寸之间观察社会。这些来自生活最前沿的创作，为文学注入了书斋里永远无法复刻的生命质感。那些以“艺术性”为名全盘否定的人，恰恰暴露了他们脱离生活、闭门造车的根本缺陷。
鲁迅先生百年前倡导“文艺大众化”，今天“新大众文艺”正将这个理想变为现实。某些势力的攻击和诋毁，丝毫无损于这一历史进程的正当性与必然性。相反，他们的焦虑和失态，恰恰证明改革击中了要害、走对了方向。
文学是人学。文学属于人民。文学的评判权终将回归人民。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任何试图阻挡这一潮流的人，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2026年9月3日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