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象牙塔里的霓虹
火车是第四天傍晚到的省城。
林知意扛着木箱走出车站,热浪扑面而来。九月的南方,空气又潮又黏,像有人把块湿毛巾捂在她脸上。她裹着蓝布棉袄,里头套着秋衣和贴身布衫。汗从脖子根往下淌,顺着脊背一路浸到腰上。棉袄领子湿得透透的,贴在皮肤上,又痒又闷。
她站在车站广场上,被满眼的人、车、颜色撞得一愣。
三轮车、公共汽车、自行车,挤成一条流动的河。喇叭声、铃铛声、人的叫喊声,混成一片嗡嗡的响,像一万只蜂在头顶盘旋。楼是三四层的,灰墙红瓦,窗户一扇挨着一扇。电线从楼与楼之间横过去,像蜘蛛网似的把天切成许多小块。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姑娘从她身边走过,裙摆扫了她一下,留下一股香皂味。那裙子是碎花的,蓝底白花,腰里系着条白色细皮带。林知意看了一眼就低下头去。
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手上还有伐木磨出的茧。虎口处两道淡褐色的旧疤,是冻疮好了以后留下的。她悄悄把手缩进袖子里。
接站的学长举着牌子,满头大汗地跑过来。他穿着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弯,手腕上一块亮晶晶的机械表,在夕阳里反着光。“南方师范大学!南方师范大学的新生到这边来!”他喊得嗓子都劈了,脸上还堆着笑。看见林知意,跑过来一把提起她的木箱:“你是新生?什么系的?”
“中文系。”
“中文系好!走,上车。”
学校派了辆老旧的客车。她坐在最后一排,脸贴着车窗看外面。城市从车窗外流过去,像一条发光的河。街边的梧桐树一列一列地后退,叶子还是绿的,一片都没落。有女人在路边支着竹竿晾衣服,五颜六色的,像彩旗。有老人坐在竹椅上看孩子。有男人蹬着自行车,后座上的搪瓷脸盆不知装了些什么,哐啷哐啷响。
这世界太满了。满得她没有地方下脚。
到了学校,天色已经暗了。
校园里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照着两排高大的梧桐树。树影叠在地上,摇摇晃晃的,像一片黑的水。她拖着木箱走到中文系的报到点。一张长桌后面坐着两个学生,一个低头写东西,一个打哈欠。她把录取通知书递过去,手心里全是汗。
“林知意?”那学生抬头看了她一眼,又瞟了眼通知书上的照片。照片是初中时候拍的,黑白,她梳着两条辫子,脸圆圆的。“这照片上的人比你现在小好多啊。”
“嗯。好多年了。”
那学生笑了笑,把一叠东西递给她:“宿舍钥匙,饭票,新生指南。明天开学典礼,别迟到。”
她接过来,钥匙上贴着一小截白胶布,写着“6栋303”。
六号楼是一栋三层红砖楼。她的宿舍在三楼最西头。门开着,里面已经有人在铺床。一个短发女生叉着腰站在床上,头都快顶到天花板了,正把一床蓝格子床单往棉褥子上套。看见林知意进来,她跳下来,拍了拍手,伸过来:“周敏。上海的。你也是303的?”
林知意点点头:“林知意。”
“林知意?这名字好听。”周敏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条缝。她拉过林知意的手,往她手心里塞了颗奶糖。白底蓝字的糖纸,裹着一块大白兔。“我妈寄来的。你尝尝,上海糖,甜死了。”
糖在掌心慢慢地软了。林知意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奶味很浓,浓得发腻,那股甜味从舌尖化开,一直淌到喉咙深处。她在北大荒十年,没吃过这样的糖。糖纸她没扔,叠成个小方块,揣进衣兜里。
陈秀兰来得比她还晚。她进门的时候,屋里已经熄灯了。林知意躺在铺了草席的床板上,听见门轴吱呀一声,接着是极轻的脚步声。她没睁眼。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对面铺上多了个人——瘦小的女生,黑黑的脸,两条粗辫子盘在脑后,被子叠成了豆腐块,方方正正的。她坐在床沿上,低着头看书。
周敏后来跟林知意说:“陈秀兰是江西农村考出来的。你们俩挺像,都是苦地方来的。”
林知意没接话。她看着陈秀兰在桌前写字的背影,忽然想:我和她不一样。她心里装着的那个地方,不是苦。苦不是那地方最让她记挂的东西。
开学第一周,林知意几乎每天都在接“新”。
教室里有日光灯。白亮亮的,照得人脸上一点阴影都没有。她第一次抬头看见那些灯管时,想起林场食堂只有一盏煤油灯,光从黄豆大的火苗里挤出来,把人照得大半个身子都黑着。
食堂里有三十几个菜。红烧肉、糖醋鱼、炒青菜、蛋花汤,热的,冒着气。她端着搪瓷缸子站在队伍里,不知道要什么。后面的人催,她随便指了两个。坐下吃第一口红烧肉的时候,肉在嘴里化开来,肥得像要顺着嗓子滑下去。她嚼着嚼着,喉咙忽然顶了一下。她放下筷子,把饭盒盖轻轻合上,站起身走到水槽边。水龙头里的水白花花地冲出来,凉得扎手。她接了半缸水,喝了一口。水从喉咙里淌下去,把那股顶在喉咙里的东西慢慢压下去了。
她回到桌前,重新打开饭盒,一口一口,把红烧肉全部吃完了。一口都没剩。
图书馆的穹顶高得让人眩晕。她第一次走进去,仰头看那层层叠叠的穹顶,阳光从高处的窗户斜斜射进来,把空气里的浮尘照成一道道银色的柱子。书架一排一排,看不到头。她站在书架中间,觉得心口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变轻,像要飘起来。这是她梦里的地方。她从来没见过,但她一直知道它存在。
校园广播里放着一首曲子。她不知道名字,只觉得那声音又软又绵,像块绒布在风里飘。后来周敏告诉她,那是邓丽君。“台湾的歌,”周敏神秘地说,“偷偷放的。”
操场上,有男生在弹吉他。几个女生围成一圈跟着哼。哼的什么她听不懂,但曲调很好听。有人踩着拍子在草坪上转圈,那是在跳舞。跳舞的人面对面,手拉手。她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那动作有点羞,又有点羡慕。
宿舍夜聊的时候,上铺的本地女生叶小敏说她以后想当记者。周敏说她想出国。陈秀兰说她想留校。轮到林知意,她想了想,说:“我想当老师。”
“老师?”周敏翻了个身,“你考中文系就是为了当老师?”
“我娘是小学老师。以前是。”她顿了顿,没有再说。
那些夜里,女生们躺在床上,聊弗洛伊德,聊尼采,聊《青春之歌》,聊谁谁在追谁谁。林知意大多数时候不说话,只是听。有些词她听都没听过。弗洛伊德是个外国人。尼采也是。她不确定“尼采”是哪两个字。她把这些疑问存在心里,白天去图书馆一查,才知道原来是“尼采”,不是“泥土的泥”。
女学生们从楼下走过,的确良衬衫,塑料凉鞋,头发上别着彩色发卡。她们笑得很大声,笑着笑着前仰后合。林知意从窗口往下看,想起阿芳。阿芳也有那样大的笑声,但阿芳笑的时候,手里总在缝补一双坏了的手套。这里的人笑的时候,手里什么也没有。
有一回,她翻行李,在箱子底翻出那件红绸外套。红绸抖开来,像一片着了火的晚霞。周敏刚好从水房回来,一眼看见,叫起来:“天哪,林知意,这个颜色太好看了!你娘做的?”
林知意把外套折好:“嗯。我娘做的。”
“你娘手真巧。你怎么不穿?”
“太扎眼。”
“扎什么眼?红色就是给你这种皮肤白的人穿的。南方姑娘想穿还穿不了,一穿就显黑。”
林知意没接话。她心说,这红颜色在北大荒的雪地里才扎眼。那里什么都是白的。白桦树是白的,雪是白的,天有时候也是白的。只有这件红外套,像雪地上的一滴血,也像炉膛里的一簇火。
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
她第一次在课堂上听到“普希金”三个字,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外国文学课。教室很大,是那种老式的阶梯教室,木椅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讲台上站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领扣扣到最上面一颗。他说话很慢,像在念一本非常旧的书。
“今天讲普希金。”他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干燥的声响。
林知意整个人僵住了。
“普希金,俄国诗人。俄罗斯文学的太阳。”老教授转过身,背对着学生,像是在对那三个字说话,“他的诗歌照亮了整个十九世纪。他一生都在追求自由、爱情和公正。他死于决斗,三十七岁。”
教室里很静。只有头顶日光灯嗡嗡的响,像一只极细的蜂。
“现在,我为大家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老教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望着窗外。窗外是一棵巨大的香樟树,叶子绿得发黑。他停了一下,然后用俄文念了出来。
那发音很标准,很圆润。每一个音节都像被含在嘴里温过,再轻轻吐出来。那声音和她在林场库房里听到的完全不同。
更标准。更学术。更遥远。
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缝里漏进来,照在她的课本上。课本上的字一行行浮起来。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那天的炉火,那天的搪瓷缸和斧子,那天窗外落着的大雪——所有画面一起涌上来,把眼前这座阳光充沛的阶梯教室冲得摇摇晃晃。
她忽然觉得脸上凉丝丝的。
周敏坐在她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她:“你怎么了?”
她才发现自己在哭。眼泪一滴一滴落在课本上,把“普希金”三个字洇成模糊的一团。她赶紧去擦,越擦越多。她小声说:“没事。眼睛进东西了。”
老教授还在念。那俄文词在空气里像一串串透明的珠子,清亮、漂亮。但她耳朵里响着的是另一个声音。那声音低沉,粗糙,带着东北口音,念得磕磕绊绊。没有这个俄文好。可她就是听见了。那声音从几千里外的雪地里传来,穿过白桦林,穿过大烟泡,穿过一整个中国,落在她耳朵里。
下课后,她坐在座位上没动。等人都走了,她翻开笔记本,在最上面写下那首诗。写的是中文: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写完了,她低头看。笔迹在纸上跳,像那首诗自己在动。她在诗的最后面加了一句:
“但我听见的是另一个人的声音。”
她给宋远山写的第一封信,是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天。
那天下午宿舍里就她一个人。周敏和叶小敏去逛百货大楼了,陈秀兰去图书馆自习。她坐在桌前,铺开信纸。信纸是从学校门口小卖部买的,白底红格,带着一点极淡的香精味。她不喜欢那味道,可她实在没有别的纸。
她开始写。
写图书馆的穹顶。写食堂有三十几个菜,红烧肉做得真好。写校园里的桂花开了,香得人头晕。写她在课堂上听到了普希金,老教授用俄文念的,念得非常好。写室友周敏家里寄来的大白兔奶糖,甜得嗓子眼疼。写她上英语课完全听不懂,老师让做自我介绍,她站在讲台上憋了十秒钟,说了一句“My name is Lin Zhiyi”,下面的人鼓掌,她脸红到脖子根。
她写了很多。写了三四页。她写得很快,像憋了一个月的雨终于找到了一道口子,哗哗地往下倒。她要把这一个月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全部塞进信封里,寄给他。让他知道,她看到的世界有多大,有多亮,有多满。
信写完了。
她从头读了一遍。
读到“图书馆的穹顶”的时候,她忽然停下了。
他见过图书馆吗?青林林场最高的建筑,是那座木头搭的瞭望塔。塔顶有个铁皮敲的避雷针,锈得发红。她写“穹顶”,他怎么想?想不出来。他只知道房顶、棚顶、树顶。
她又看到“红烧肉”。他在林场吃什么?冻白菜炖粉条,窝头,高粱粥。夏天有野菜,秋天有蘑菇。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荤腥。她写“三十几个菜”,他会怎么想?他只有一口锅,常年炖着那些从地里刨出来的东西。
还有普希金。她写“老教授用俄文念的”。他听了,会高兴吗?还是会在油灯底下,抿着嘴,把“俄文”那两个字看很久,像在看一颗永远摘不到的星星。
她把信纸从信封里抽出来,搁在桌上。笔在手里捏着,捏得指节发白。信纸上的字很密,密得像从她心里飞出来的一群鸟。
她把最后两页撕了。
撕了重写。只写了两页。她写南方的天很热,食堂有红烧肉,但太甜了,不如林场的炖粉条香。她写课堂上有念诗的课,念的外国诗,挺好听的,但不如他念的有味道。她写宿舍里有个上海姑娘,人很好,给了她一颗糖,甜得发腻。她还写,她去图书馆看书了,书很多,但总想看点旧的。
写完了。她把信折好,撕了第三次。
第三次撕完,她把纸团往桌上一推。纸团在桌面上滚出去,散成一堆。她抬头,看见陈秀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正坐在她对面,从书包里往外掏东西。一瓶浆糊。一叠旧信。
陈秀兰没有看她。她用火柴棍蘸了浆糊,在信纸背面抹开,然后小心地把信纸贴在另一张纸上。那些信是家里来的,断的断,破的破,还有一张被雨水浸得字迹晕成一团。她一张一张地粘,动作很慢,像在把什么碎了的东西重新拼起来。
林知意看着她。看着她的时候,她忽然想,给宋远山写信,就像把一棵白桦硬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叶子折了,枝子断了。最后塞进去的,只剩下一点压扁的、变了形的东西。那东西到了他手上,还带着南方的潮气。
“写不出来,就先搁搁。”陈秀兰忽然说,头也没抬,手里的火柴棍还沾着浆糊。
林知意没说话。她把手里那张折了两折的信纸展开。折痕在灯下像一道很浅的伤。
最后寄出去的那封信,只有一页半。她写南方天热,写食堂的红烧肉太甜,写课堂上有念外国诗的课,写她在图书馆看了很多书,但总想看点旧的。信的末尾,她写了一句:
“你手上的冻疮,今年还犯吗?”
就这一句,是她在撕掉的三页纸里,唯一舍不得丢掉的。那三页纸里所有的热闹、新鲜、眩晕,都比不上这一句离他更近。
她把信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下: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青林林场,宋远山收。
写名字的时候,她的笔在“山”字的最后一竖上停了一下,像一座山真的从纸上立了起来。
信寄出去以后,她开始等。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
她每天下午去收发室看。收发室的老头都认识她了,远远看见她就喊:“还没来!有你的信我送到楼底下去,你天天跑什么!”
她不说话,还是每天去。她说不清自己在等什么。等一句“收到”?等一句“好好学习”?还是等一个她从没见过、但能摸到的证明——证明在那片白桦林边,还有一个人活着。那个人会写歪歪扭扭的字,会在信封里塞满松脂味。
第四周的一个傍晚,信到了。
信封是牛皮纸的,四个角都磨得起毛了。上面贴着四张邮票,三张四分的,一张二分的,贴得歪歪斜斜。地址是别人代写的。字很端正,但“青林林场”的“青”字下面多了一横。她一眼看出,那地址是邮局的人帮他写的。或者,是老支书。他认字,但写不好。
她拿着信,没有当场拆。她走到操场边的一棵樟树底下,坐下来,把信封放在膝盖上。
她摸到信封里面硬硬的一片。像夹着什么东西。
她拆开来。
信很短。一张纸。纸是那种最便宜的白纸,一边用剪刀剪得不齐。字还是老样子,歪歪扭扭的,每一笔都用力到几乎戳破纸。
“信收到了。林场今年雪大。你的柴我替你劈好了,堆在老地方。好好读书。远山。”
她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没有“想你”。没有“等你”。没有“你走了以后我吃了什么”。没有那些她在信里写给他的细碎热闹。
只有雪大。只有柴劈好了。堆在老地方。
她把信放下,把信封口朝下倒了倒。一片极薄的树皮从信封里滑出来,落在她的掌心里。
白桦树皮。没有字,没有刻痕,就是一小片皮。薄得像一张蝉翼,边缘发脆。她把它捏起来,想凑近看看。她的手一抖,树皮碎了一个角。那角太轻了,轻得她来不及接住,就落到地上,不见了。
她把剩下的那片放回信封里,再也没敢动它。她忽然想,他怕她在南方忘了白桦树长什么样子,所以寄来一片。可他不知道,她每天夜里闭上眼睛,眼前都是那片林子。那些树干上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她。
她把信捧到鼻子下面。淡淡的松脂味。他把信和劈柴的手套放在一起了。或者,他写完信,手也没洗,直接叠了装进信封。那味道经过三千里路的颠簸,已经淡得几乎闻不出来了。但她还是闻到了。
她把信折好,夹进普希金诗集的扉页。和那张写着“等你回来”的扉页放在一起。
两封信。一封是他给她的。上面写着他母亲的俄文。一封还是他给她的。上面写着林场的雪大。两封信之间,夹着一段她不敢拿出来看的东西。
她开始继续写信。
但越写越不知道写什么。她写的书他没读过。她讨论的问题他听不懂。她吐槽的教授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她不想让他觉得她在炫耀,也不想让信变成她一个人自言自语。
于是她的信开始“缩水”。不写课堂上的内容了。只写日常:食堂今天有红烧带鱼,带鱼是咸的,没有林场的白鲢好吃。南方下了雨,不是雪,雨点子打在瓦片上响了一整夜,像有无数人在屋顶上走路。室友的男朋友从北京寄来了一件羽绒服,蓝色的,她说她要去看看。
他的回信也还是那些。林场的雪停了。伐木任务重了。她留下的搪瓷缸他还留着。她的那把斧子,他给她磨了,挂在老地方。
她慢慢觉出点不对。两样日子碰在纸上,总像隔了层东西。她心里的那些波澜、困惑、成长,没有对应的“日常”可以托出去。那些东西被留在信纸之外,一点一点积在沉默里。
她开始害怕坐在桌前写信的这一刻。害怕把那些东西从心里捞出来,发现它们已经变了形状,再也放不回去。
方知远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那天她在图书馆借书。一本普希金诗选的中译本,灰绿色的封面,边角磨得发白。她抱着书站在借阅台前,后面有人排队。她低着头,手在书脊上轻轻摸。
“你也喜欢普希金?”
声音从后面传来。她回头,看见一个男生。白衬衫,深蓝色毛背心,领子没有想象中那么挺括,左边领尖微微翘着。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亮,带着一种过分认真的光。
“还行。”她说。
“《致恰达耶夫》,我最喜欢。”他说,“‘趁胸中燃烧着自由之火,趁心灵向往着荣誉。’这句话是一代人的心声。”
他说到“一代人”的时候,声音高了一点,像在诗歌朗诵。说完自己好像也意识到了,不大自然地停了一下。他拿着借书证在脸旁扇了两下,那动作很轻,像在用借书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扇到第三下,他把它放回兜里,手指在裤缝上擦了擦。
林知意礼貌地笑了一下:“哦。”
她没告诉他,她在冰天雪地里听过这首诗的俄文原版。一个伐木工,在炉火边,用被油锯震得发颤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他念“自由”的时候,舌头卷起来,像风卷过树梢。那是她心里最私密的角落。她不打算让任何人进去。
“我叫方知远,”那男生说,“中文系大三。你是新生吧?”
“林知意。”
“林知意。知意。”他把她的名字在嘴里过了一遍,像在品一个词,“这名字真好。你父母一定很会取名字。”
“是我妈取的。”
“她一定很有文化。”
“她是小学老师。”
方知远点了点头。他点头的样子很认真,像在课堂上听教授讲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小学老师了不起。他们守着一个孩子最早的那扇门。”
林知意愣了一下。她没有接话。她忽然想起,另一个人连“小学老师”这样的词都不会说。他只会说“你娘是教书的”。
她抱着书,借完就匆匆走了。走的时候,方知远在她身后说:“下次一起聊聊普希金。”
她没回头,也没答应。
但从那天起,方知远开始出现在她的生活里。
他帮她占过座。她到教室时,发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放着一本书。是那本灰绿色的普希金诗选。她把书拿起来,他坐在后面,冲她笑了笑。
他送过她票。学生剧社演《于无声处》,他站在她宿舍楼下,把票递给她,说:“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戏。”她没说要去看,但她去了。散场时她看见他坐在最后一排。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走了。
他借过她书。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滩》。薄薄的,油印本,纸页有些发黄。他说:“我觉得这本你该看看。你写的散文里,有北岛的味道。”
她不知道“北岛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她写的那些字,是从大兴安岭的雪地里一个字一个字刨出来的。她没告诉方知远,她写那些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另一个人的影子。
周敏私下跟她说:“方知远肯定对你有意思。你知道他多受欢迎吗?学生刊物《春潮》的主编,诗社的头儿,多少女生追他,他理都不理。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林知意笑了笑:“人家只是热心。”
“热心?他帮陈秀兰占过座吗?送过票吗?借过诗吗?你别告诉我你感觉不到。”
林知意没说话。
她感觉到了。但她更清楚地感觉到的是,方知远说话永远温文尔雅,引经据典恰到好处,像一篇精心修改过的文章。每一句都有出处,每一个词都经过了选择。
而另一个人。那个人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一篇文章的长度。但每一句她都记得。每一句都像从肉里长出来的。
那阵子,她总在图书馆碰到方知远。不是偶遇,是他在等她。她看什么书,他都能说上几句。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说“苦难是通往灵魂的必经之路”。他说得从容不迫,她说得很少。但她发现,自己并不排斥和他待在一个地方。那感觉像冬天走到一个生着炉子的屋子。暖,但没到心里。方知远是一扇半开的门。门外有光。但她清楚,自己身上最冷的那个地方,那道光照不到。
有一个下午,方知远在图书馆看见她在写信。她趴在长桌最西头,手里捏着笔,信纸被胳膊压着。他走过来,放下一杯热水。水汽从杯口里飘出来,贴着桌面散开。
“给谁写信,这么认真?”他随口问。
“老家的朋友。”她说。
“很少见人写信写这么厚,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她嗯了一声,没继续。
方知远没再追问。他拉了把椅子坐下,翻开自己的书。日光灯在他脸上投下一片白,他安静地看书,偶尔抬头,目光从镜片后面掠过来,像风扫过湖面。她低下头,在信纸上继续写。写了几个字,划掉了。
晚上回到宿舍,她对着信纸发了很久的呆。她发现,自己在给宋远山的信里,从来没有提过方知远的名字。不是故意的。是下意识。她不想让他知道这个人的存在。
她也说不清为什么。
又过了一个月,深秋的夜晚,校园里到处都是落叶。梧桐的叶子黄了,但南方没有风,叶子不是被吹落的,是自己一片一片地、疲倦地从枝头脱下来,飘在地上。叶子落在青石板路上,踩上去,没有声响。她忽然想念白桦林。那些白桦的秋天是金灿灿的,风一吹,满林子都是金属撞击般的声音。在北大荒,树不是这样死的。那里秋天短得像一声咳嗽,一夜之间,所有的叶子都黄了。再过一夜,风就从树上把叶子撕下来,一片一片,像撕一本没有装订好的诗集。
几天后,校园诗歌朗诵会。
方知远在台上。他穿了一件黑色高领衫,没戴眼镜,头发梳得很整齐。他站在聚光灯下,像一尊被照亮的雕塑。台下坐满了人。周敏拉了林知意一起去,坐在后排。
方知远念的是舒婷的《致橡树》。他说:“这首诗献给所有在寻找中不肯低头的灵魂。”
然后他念了。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他的声音很好听。带着恰到好处的深情,像一条温度刚好的河,从台上流到台下。台下的女生们听得如痴如醉,有人悄悄抹眼泪。周敏也听进去了,坐得笔直,眼睛亮晶晶的。
林知意也听了。但她脑子里浮上来的不是橡树。是白桦。
她想起手电筒的光打在白色树皮上的样子。想起刀尖在树皮上刻字的沙沙声。想起那个人站在树下说:“无论去哪,这树永远在这。”
舒婷说的是两棵树并肩而立,共享雾霭、流岚。根扎在一起,叶碰着叶,在风里彼此打招呼。
她和那个人,不是这样。她和他是隔着千山万水,各自在各自的土壤里扎根。他的根,在冻土里;她的根,还不知道会在哪里。他们之间没有雾霭和流岚。只有信纸上越来越少的字,只有南北之间越来越长的距离。只有两个隔着铁轨的人,一个在月台上,一个在车窗里。
方知远念完了。台下掌声雷动。
林知意也在鼓掌。只是她的掌心是凉的。
那个周末,她写日记。灯已经熄了。她打着手电筒,窝在被子里,光从被缝里漏出去,像从雪堆里透出来的暖光。她在本子上写——
“我身边有那么多人在发光。方知远能背一整本北岛,周敏能读英文原版小说,老教授能在黑板上默写普希金。但我想起的是另一个声音。不是朗诵的声音,是一个人在炉火边用低沉的嗓音念着西里尔字母,偶尔停下来,用东北口音翻译成磕磕绊绊的中文。他不懂什么叫自由诗,不知道朦胧诗派,不认识北岛和舒婷。但他懂得普希金。他不需要解释。他活成了那首诗的样子。”
写完,她关了手电。黑暗里,她翻过身,把手伸到床板下,摸到那双棉鞋。
鞋面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她没擦。她把脸埋进去。松脂的味道还在。经过了一个南方潮湿的秋天,那股味道仍然没有散尽。它比樟脑丸更持久。
她抱着鞋,在黑暗中躺了一会儿,然后翻身下床,走到窗前。
窗外的梧桐叶在夜色里落下。叶子一片一片地,慢慢地从枝上脱开,像极轻极轻的手,在黑暗里松开。南方没有风。树不会一下子秃掉。它是一点一点地,把叶子交出去的。
她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从她身上,也是这样一片一片地落。
几天后,方知远在她下课的教室门口等她。白衬衫换成了浅灰色的,袖子卷到腕口。他右手插在裤兜里,看见她出来,把手抽了出来。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那两张票被他捏得发软了,票面上的庐山皱出一道道细纹,像被水浸过又干了。
“这个周末有部好电影。”他说,“《庐山恋》。去看吗?”
她看着那两张粉红色的票。票面上印着一座山,半山腰缠着云。庐山,她还没去过。但她知道那是一座南方的山,和她的老家隔着一整个中国。
她伸手,接过了那张票。
“好。”
这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她顿了一下。顿的并不是要不要去。是去了意味着什么。
她把票折好,揣进袄兜深处。指尖蹭过兜里皱巴巴的糖纸,软的,发皱,像揣了半片没化的雪。
(第十三章 完)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1955年生于黑龙江鹤岗。中共党员,党龄五十年。退休前任正处级干部。现为中国诗歌网会员、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
早年执教高中语文,后转入共青团系统,历任团市委学校部部长;退休前供职于市政府外事部门。数十年穿行于教育、党务、外事战线,阅尽基层百态,积淀了丰厚的人生阅历与文字功底。
退休后笔耕不辍,潜心文学创作,主攻散文、现代诗歌与长篇小说。文风质朴温润,清浅真挚,以北疆乡土为底色,以半个世纪党员生涯为经纬,于平凡烟火中捕捉细碎光景,在岁月褶皱里打捞深沉情怀。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鹤岗文联《春雨》网刊、《文学月报》《都市头条》《鲁南文学创作》《南和文艺》《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等平台。
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大赛散文组一等奖。代表作有现代诗《边疆鹤岗,我的家乡》《黑土重章》、七律组诗《十五五弦歌》、长篇小说《白桦树的眼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