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泓光  

供稿/邓耀泽

       仅以此文  纪念播乐中学“九•五”起义78周年,缅怀为新中国建立献出青春生命的播中前辈。

（备注：《播乐火种》系我养父杨泓光题为《艰苦旅程 热血丰碑》的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个部分。翔实记叙了地处云、贵边境的播乐中学，在党的领导下，1948 年 9 月 5 日，全校师生成功举行了震惊敌特的武装起义，和起义前后两千多个日日夜夜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邓耀泽）

              昆明受命奔赴农村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初冬，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在昆明华山西路一个小茶馆的角落，有两个人对坐着谈天，一个是中共地下党云南省工委领导人侯方岳同志，他低声细语，像是在叙述一个动人的故事，停顿时，用锐利的目光扫射街上行人的动静。茶馆座落在伪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之间，街上不时掠过警车和疾驰的摩托，就象飓风的中心反而相对平静，这儿是个乱中求静的所在。另一个年轻人，正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倾听，不时点头沉思，脸上充满了激动和欢悦，这人就是我自己，正被约定接受一项新的任务。

       两年前，我还是云南大学的一名学生，是以读书掩护，实际上负责昆明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大特务康泽为扑灭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组织了大批特务清查地下党活动，为了使我不暴露身份，通过聂耳的哥哥聂叙伦及其亲属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把我秘密地疏散到广西柳州。日本人打到桂林前，我不能再在那里待下去了。几乎是爬上最后的一列火车，在火车头的煤堆上藏了几天，车到贵州独山，改“搭黄鱼” 汽车到昆明。原来的党组织领导人找到我，接上了关系。这时独山已被日本兵占领了。

       “你不能继续在城里待下去了”。方岳同志说。“仍然的任务是：脱掉学生装，到农村去，按照党的抗战、民主、进步的方针，准备和日本人打游击”。他叙述了日本兵在太平洋失利，年前在云南西部占领了腾冲龙陵等县，今年攻到贵州独山县，可能对重庆施加压力，向国民党诱降。他说：“党的方针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稍稍停顿后，他悄声说：“我们决定派你到滇东沾益县工作。那里是滇黔边境重镇，美军航空队飞机场所在地，战略意义很重要，你的公开身份是在播乐中学当训导主任。要教好书，取得当地信任。学校由李天柱同志任教导主任，樊子诚同志任教务主任，支部书记。你们三人组成一个支部，负责播乐中学校和沾益、宣威、平奕（现富源）、曲靖等县的党员领导工作。我们不叫中心县委或地区委员会，就叫特别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领导你们。为了站住脚长期隐蔽下去，你们必须首先办好学校，以你们的模范作用，培养干部，继续发展党组织，扩大影响，把群众团结在党组织周围，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组织武装斗争做准备”。

       我那时是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武装斗争的革命目标，立即在我心中涌起激情，使我充满了对未来战斗生活的向往。播乐中学这所学校我并不陌生。一九四一年我和另外两个同志领导昆明各中学的地下党组织与宣传工作时，也曾亲自转移过和我直接联系的一批同志到播乐中学去任教，那时，就已知道这所学校是我党农村工作的主要据点之一，是培养、输送军政干部的摇篮。今后我就要投身到这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和同志们一道，将革命的火种插撒在这块土地上。用鲜血，用生命，用熊熊燃烧的火把，把黑暗的旧社会彻底摧毁！当我正沉浸遐思中时，方岳同志又对我说：“李天柱和张兰君同志 (他的妻子)，已秘密住进了曲靖中学，他化名叫黎玉枢。他在昆明已经不能进行工作了。在昆明站不住脚的同志，今后还要送去。你们必须用尽一切力量直至牺牲生命来保护这些同志，保护这所学校”。最后，他告诉我：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和地点，接头暗号照旧，由樊子诚同志来介绍播乐中学及附近各县工作情况。

       第二天，樊子诚同志和我见了面。原来互不知姓名，可是一见，却是早已相识。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学校情况，约定了到校时间。

       樊子诚同志原名樊信，三五年我们在曲靖中学当学生时就已认识。他思想进步，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三七年到播乐工作，三八年建立党支部。是早为我所敬佩的人物，他待人谦逊热情，平易近人，性格刚毅、作风朴实，走起路来象小跑步似地敏捷。子诚同志解放后历任曲靖专区专员、云南省计委副主任、省劳动局局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坚守岗位，在抵制 “经济主义” 妖风的斗争中，长时间地被围斗，导致脑血管破裂，使我党这位优秀党员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每每回忆他的音容笑貌和对党作出的贡献，就内心充满了痛惜和怀念。

       到了约定出发的那天，一道同行的还有两位党员教师和一个进步学生。我们先乘一段汽车到炎方小镇，随后弃车钻进了山林。

       一路上，子城同志接着向我介绍曲靖、宣威、沾益、平奕等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还告诉我沾益县城里军、警、宪、特及反动会道门的情况，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但由于这里地处两省边缘，敌人统治薄弱，以及地方派系的对立斗争，所以，还没发现他们到播乐中学来活动。

       他介绍他小舅舅温培群，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我们今后工作的主要对象；伪乡长顾逸群，一个本地人，思想比较进步，当乡长是受上面的压力免为其难。乡长和他手下的几个师爷，我们完全可以控制。另外，邻乡有个伪乡长叫何玉槐，此人很反动，和温培群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

        “学校里组织情况怎样？” 我迫不急待地询问。

       “现在学校里党员教师和学生共有十多人，本地和从昆明转移来的大约各占一半”。

       我们一行人边走边谈，穿过山岗和树林，沿着崎岖的丛林小径爬上一座高山。放眼望去，心情为之一振：浓郁的青松林中，赭红色的山坡下，隐隐约约见到一片建筑物。樊子诚同志大声呼喊：“后面的同志快跟上，到啦到啦！” 大家欢呼雀跃，飞一般地奔下山去。迎接我们的是早几天来到这里的李天柱夫妇，还有不少农民青年。李天柱同志热情地上前握住我的双手，象老熟人似地攀谈起来，他同样是个精明能干的青年，黝黑的皮肤，敦笃结实的身材，给人一眼望去，就认定是个值得信赖的人。在青石板砌的火塘边，大家愉快地寒暄一阵，天已完全黑了，安排好住宿，我们三个特支成员都住在相邻的办公室兼卧室中，从此开展了支部的工作。

 

                  播中时期的杨泓光先生

       我们这所学校，位于滇黔公路北侧、川滇公路东侧，距两条公路交接点向贵州方向延伸的泽济乡约五十公里，是云贵两省接壤，宣威、沾益、富源三县交界的地段。这里重峦叠嶂，地僻人稀，学校掩映大山密林中，与附近的寨子建新村相距不远，因依傍于播乐山下而得名，校门前方，有一条蜿蜒的小河，终年不息地潺潺流淌。学校的教室、宿舍用一道土筑围墙围成一个四合天井，办公室设在天井之中，围墙间，两前一后地呈品字形筑有三座碉堡，乡公所设在最后一座三层楼的碉堡里。我生长在云南，见过许多地方的红土，但从来没有见过红得这般出奇、红得这般耀眼的土壤。登高一望，学校那火红色的围墙、火红色的庭院和漫山碧绿的青松交相辉映，真是一幅多么富有象征意义的壮美画卷啊！

       在这所红色的庭院里，特别支部通过了成立后的第一项决定：从这个地区贫瘠落后的特点出发，从我们的革命事业需要大批能吃苦耐劳，浴血奋战的人才出发，学习延安抗大的作风，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减轻学生经济负担，吸收更多贫苦农民子弟入学，实践证明：只有抓好群众生活，解决师生切身利益问题，才能把群众引向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上来。

       那是一段多么令人眷恋的日子啊！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往事，还丝毫没有褪去颜色，就象一个个鲜明、生动的电影镜头在我脑海中掠过；播乐中学的师生们挥舞着锄头开荒种地修水渠；我们自己烧石膏做粉笔、教具；光着膀子，哼哟哼哟地喊着号子修筑球场，踏着晨露，唱着歌儿列队上山，砍来大捆的柴禾；从土窑中背回木炭，用温暖的炭火，驱散山区冬夜的寒冷；扬鞭驾牛，帮助抗属和附近农民春播秋耕……。自力更生，半农半读，学生高兴，家长满意，很得人心。勤工俭学，拓荒生产，改善生活方面有所发展。

       接着，特支领导地下党员，以社会调查、家访，向家长汇报学生情况、表扬好学生等形式，广泛联系农村社会各阶层，把播乐的根深深扎在农村。在以播乐中学向外延伸的百多华里的半径内，布置联络点，把在当地发展的地下党员派到附近小学任教，在乡村中开展公开与秘密的组织活动。通过访贫问苦，动员求知欲高、年龄较大，具有武装斗争条件的青年农民进校学习，对他们进行培养。

       一九四七年，播乐中学已有初中部、高中部、师范部七个班和一个六年制的完全小学，师生共五百余人。特别支部委派了最得力的地下党员担任各班的班主任。班主任对本班每个学生的思想状况都作了极细致的了解，定期具体地向特支汇报他们的情况，并在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特支规定，每个党员都必须在学生和农村群众中交朋友，承担具体的组织教育工作。在这所学校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和《整风文献》是每个党员的必读文件。长期教育，特别支部谨慎稳妥地在学生中先后发展了魏玉彦、杨承钧、李本和、何支文、卫琳、孟连才等一批党员，到播乐中学起义前，已有八十余名党员在活动，特别支部在学校中建立起教师支部、学生支部、附属小学支部、妇女党小组。学校外建立了各中、小学支部和党小组，保持定期联系社会和农村互助会、兄弟会等组织，开展抗兵、抗粮、反霸、清算贪污的斗争。

       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学校里的民主启蒙运动。由于播乐中学的教师多数来自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前列，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组织者，他们多数都有文艺才能。所以学校虽然远处僻冷的荒野山沟，生活极艰苦，物质条件极差，可我们师生却青春焕发，意气昂扬。琴声、歌声、秧歌舞和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和演出，使校园内充满了欢歌笑语，各班有墙报，有形势报告会、讲演会。每天，老校工风雨无阻地到三十多华里外的炎方小镇上取来报纸和信件、刊物，让师生能及时了解到全省全国及世界大事。昆明的学生运动、民主运动和这里紧密相连。“一・二一” 奠祭死难烈士，学校里设起灵堂；成百的花圈、挽联，不断的哀歌，无数的诗赋文章，强烈地激发起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革命斗志。我们就是这样抓住时机，利用各种形式来提高学生们的政治觉悟，唤起这些可爱的青年，让他们时刻关心时局，关心社会，与国家共呼吸，同人民共命运。为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政治思想基础。

       为了这个目标，学校的课程设制也作了彻底的改造，公民课改上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早操锻炼改为军事训练。每天清晨，嘹亮的军号划破寂静的山林，全校师生跑步到半山平地操场，列队报数，秩序井然。接着，开始队列、兵器、战术，打靶、投弹、野营训练，班、排、连攻防战演习，这种严格的训练为以后的游击战争在军事上作好了充分准备，在军训方面有新的大发展。实现省工委布置，把播中办成培训军政干部的基地。

       学校办得如此红火，国民党当局也有所闻。他们曾多次派遣特务，企图打进播乐中学，但是，由于我们安插在四乡的联络点工作积极主动，加上得到学生家长的支持，已经形成一个广大的情报网。只要陌生人一出现在小镇上，我们就能及时掌握情报，研究对策。

       一次，一个自称 “教师” 的人要到播乐中学来教书，我们得知这一情报后，全校 “大扫除”，把墙报洗刷干净，把旧的课程牌贴了出来。温培群对地下党在学校的活动早已耳闻目睹，但他为了提高学校声誉，很需要这批工资低、书教得好的教师为他办好学校。他常常表扬外地来的教师是些难得的人才。听说特务要到学校来，他厌烦地说：“带他走一圈试试，看他吃得苦不？”

       学校里那位老校工，点头笑笑，捋着胡子，接受了任务。他在小镇上接到那位 “教师” 后，拿出训练有素的脚劲，带着他窜了一整天山路。绕山绕水，直到天黑尽，才将精疲力竭的 “教师” 带到学校。第二天，“教师” 硬着头皮和学生一起开荒、打柴。第三天，他实在支撑不住，便悄悄逃走了。

       原校长温培群，是学校的创办人。他早年毕业于曲靖第三师范学校，曾受过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同情革命。他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愿望，在 “九・一八” 事件后即创办了播乐小学校。红军长征经过这里时，知道他是播乐小学校长，王首道同志亲自对他谈话鼓励他办好学校，培养抗日人才。他多次向我谈及这段经历，既向我表示对红军的敬意，也暗喻他的思想进步。他资助的学生出身贫苦，又多是地下党培养的对象，有的已发展成为党员。

       当时，县城地方统治集团矛盾重重，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以伪县参议长张允铭为首的反动势力攻击温培群，停发播乐经费。后又借伪县长秘书孙云池下乡催收税款被我游击队缴枪二十余枝的事件大做文章，宣扬伪县长 “以枪枝资助共军”，并且借题发挥说游击队的出现是因为 “播乐中学有赤化分子活动”，企图以此停发播乐中学的补助经费，达到取消这所学校的目的。温培群为了保存学校，在这样的局面面前大伤脑筋，恨透了张允铭。为了斗争需要，省工委指示樊子诚暂离播乐中学到龙华中学任校长，我们用这矛盾，让樊子诚以他龙华中学校长、县参议员的合法身份，在县城与敌人周旋，他在各种场合历数播乐中学在社会上的作用和贡献，揭露张允铭的险恶用心；省工委负责人在昆明筹款购买版面在伪中央报纸上刊登启事，发表支持播中斗争的文章。终于争取到将播乐中学自筹不足的部份经费列入县预算。这件事收到了效果。温培群感叹说：“这些教师确实是人才难得！” 认为学校还是要依靠这些教师才能办下去。他在感情上又和我们靠拢，加强了团结。努力共商发展军训和搞武装等大计。

       但是，以张允铭为首的反动集团并没有善罢干休。播乐中学的名声越大，得到社会广泛的支持和关心，张允铭咬牙切齿。为了拔掉播乐中学这个眼中钉，张允铭于一九四八年春天，向伪军、警、宪、政首脑机关控告播乐中学 “搞赤化教育组织学生下乡散布赤化思想，准备暴动，请派大军前往该校进剿，将全校师生逮捕法办，根除祸患，以维持社会治安”。于是，反动派在播乐四周交通要道布置了兵力，虎视眈眈，准备向播乐中学下毒手了。

       面对这样紧急的形势，特别支部在省工委指示下，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播中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确保起义胜利成功，省工委又指派陆良龙海山根据地的三支队、游击队、宣威宝山中学师生起义部队向沾益靠拢。为了争取宝贵时间等待接应援军赶到，也为了使起义成为广大师生的一致行动，特别支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护校运动。这场运动和城市的 “反饥饿、反迫害” 运动结为一体。樊子诚同志发动县城绅士、学生家长联名呼吁，在报上公开揭露 “张允铭摧残地方教育事业，滥用职权、捏词陷害好人，” 揭露他营私舞弊，贿赂参议员拉选票等。哪里最困难、最危险，樊子诚同志就出现在哪里，他深入敌巢，迷惑敌人，随时准备以自己的生命保护学校和特别支部。

       在校内，学校组织了学生请愿团进城说理告状，实行罢课。“誓死保卫播乐中学” 成为师生的一致誓言。在这次斗争中，温培群表现得很积极，我和李天柱同志忙于拟文稿，写驳斥书，整日刻印传单文件。党员教师自筹经费购买枪支弹药，女教师们连日做军鞋，撕自己的被单做子弹袋，米袋。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准备工作紧张而有秩序，师生拼着和敌人抢时间。

          杨泓光与妻子李吉桂（前右）

       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终于等来了支援部队，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三支队，播乐暴发了武装起义的枪声。

       九月五日上午，反动伪乡长何玉槐将敌人引到学校附近，从东面包围了播乐山，刚吃过午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开始对学校进攻。校内全体战斗人员立即占领高地，展开了防御战斗，掩护非武装人员疏散转移。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

       温培群在几天前就对我说：“看来只有毁家参加革命了”。这一天，他骑上一匹黑马，带着他的武装卫队冲出包围圈，到指挥所去集结待命。从此离开了播乐中学，投身革命队伍，乡长顾逸群曾在一月前，请李天柱和我喝酒铭志，立誓和我们一道干革命。他也集合起全体乡公所队兵，参加了阻击敌军的战斗。

       深夜，全校师生及农民武装、乡公所士兵共五百七十余人，各路队伍在播乐山上汇合，这支队伍，经上级领导命名为 “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播乐中学编为六大队和政工大队。

       我们在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六个营二千人的兵力，地方恶霸反动武装的围追堵截中辗转在滇东北的崇山峻岭，天天行军打仗。起义部队在冲出播乐中学的夜行军中，几乎每个战士的鞋子都被一尺深的烂泥拔走了。同志们赤着脚、饿着肚子跑了几天路，来到宣威、会泽两县交界处的牛栏江边。当时天气炎热，同志们个个饥渴难耐，见到清澄的江水，真想一头扎下去喝个够，痛快地洗洗澡洗衣裳。部队决定在江边的郑家村休息一天，政工队的妇女干部们一放下背包就整齐的唱起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的歌，宣传党的政策。村子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这里唱歌，那里学跳秧歌舞，村里小学校的教师还热情地要求开个军民联欢会。晚会热热闹闹地直开到深夜，熊熊燃烧的篝火映红了江面。谁知，联欢的军民还沉浸在友谊与欢乐中，反动派的密探却泅水过江引来了追兵。我们刚睡下，忽然一声枪响划破了刚刚沉寂下来的夜空。那是岗哨的报警！我马上叫醒全体武装队员：“有情况，立即按中队集结待命！” 然后带了一个通讯员朝司令部驻地奔去。大家仓促地安排部署，确定天明后在西方村集结，急骤的连发轻机枪声嗒嗒嗒地响，大家立即意识到，敌人已经包围了我们的驻地，封锁了出村的通路。司令部参谋立即吹熄了油灯，在黑暗中低声通知 “转移出村”。

       大路被封锁了。住在司令部内的政工队妇女干部无路可走。因为在一天的休息中，她们没顾得去勘查地形。这时，一个机灵的小号手尖声地说：“快！挖开后墙，绕过敌人的火力点走，我来带路” 大家七手八脚地挖开后墙，黑暗中，十几个女同志手牵手地悄悄离开了司令部驻地。看她们已撤出房，我转过身来，和通讯员奔向六大队指挥所，这时敌人已来到村边小高地上，有的敌人爬到离我们不远的台阶附近，只是由于黑夜，没有发现我俩。我布置了战斗任务后，全体战士利用有利的地形，坚持还击。战斗一个小时后，我们的队伍有领导、有秩序地从敌人的火力薄弱处撤出。如果没有平日学校的严格训练，这一夜的战斗局面真难以设想啊！

       天亮了，在后山清点人数，只缺少一个高中班的学生，名叫周恩毅，他是在战斗中阵亡的第一个党员，也是唯一没有撤退出来的播乐中学生。他的死使我万分痛惜，就是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和身穿着蓝布对襟衣的矫健身影，还常常出现在我眼前。他来自宣威一农民家庭，学习刻苦、成绩优良，性格沉静、言语不多。但他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共同之处：思想进步、崇仰真理，无私无畏、勇于为革命理想献身。可他有过多么光辉灿烂的青春啊！

       我们穿过滇黔公路，打退堵击的地主恶霸武装，到达陆良马街，攻打恶霸金亮臣的土围子。在这里我们犯了个战役上的错误，连战五天五夜，部队减员多。国民党部队又闻讯追来了，不得已撤退到龙海山整顿。

       通过整训，在战争中学会了战争。省工委指示我们，要拔除盘江南岸的江防大队长、血债累累的恶霸刘绍西。我们派勇敢善战的队员突然闯进他家，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将他捆在村外大路边的树上处以死刑，没收了他的财产，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

       接着又乘胜追击。由大队长王沛率领先头部队，全支队出动与罗平县内地下党员里应外合，不费一粒子弹，将罗平县城七十余名特务一网打尽。其中罪大恶极的被处死，其余无血债、作恶不大、参加特务时间不长的酌情释放。其他被俘人员也大多放回去作宣传员，还消灭了当地刘景晨、黄学敏两大股恶霸的武装。击溃了另两股大恶霸的武装。赫赫战果，使部队声威大振，从此打开了局面。使盘江两岸、滇东南解放区连成一片。

       奔袭罗平县城后，根据司令部要建立星罗棋布的游击根据地的指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三支队” 分兵为三・六两个支队。以第四大队、第六大队为骨干扩充为永焜支队。为滇东北地委的主力部队，原特支的领导成员李德仁为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天柱同志为地委副书记；樊子诚同志为支队政委；我负责根据地的全面工作，又扩建了宣威、沾益两个支队。到一九四九年 “八・一” 建军节，永焜支队被上级领导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第六支队”。这个时候，支队有主力部队共三千人，另有三个主力团，三个护乡团，两个游击团及十多个游击大队，成立专县区人民政府游击武工大队等共万余人。曾攻克会泽县城、解放了宣威、沾益、会泽、巧家全部土地，建立有二百多万人口的根据地，组织起四个县人民政府。这个支队打了七十多次仗，我军在战斗中共牺牲 350 多人，不仅牵制、阻击了国民党第二十六军、第八军、第八十九军，取得不少战果，歼敌三千余人，还将一个团的主力抽调去滇西组建西进部队，攻打县城 50 多座，在滇南战斗，先后横扫了全滇五十余县，转战八千里消灭大批残匪、迎接大军解放贵州、云南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战斗中，我们的队伍曾回师播乐。可是播乐中学校址，已经在敌人扫荡的火光中消失了，凭吊着一片废墟瓦砾，回想起在这块绿树红土的土地上度过的岁月，想起那既充满了艰苦又充满了欢乐的日日夜夜，想起了那一张张亲切、熟悉的面孔，不禁心潮难平。是的，我们的播乐中学被敌人炮火夷平了。但是，这一支年轻的革命队伍却如凤凰涅磐似地在这烈火中诞生了。播中地下党的特别支部，完成了党交给他们在滇黔边区建党、建军、组织反蒋统一战线的历史使命。这年轻的学校培养的大批学生，像一颗颗红色的火种，播撒在祖国各地。他们当中，有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也有不少宁肯忍受世俗的屈辱，勇于和剥削家庭决裂，追求崇高理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和勇气，怀着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目标为党兢兢业业的工作；他们不为名不求利，团结一致、亲如手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了革命，不惜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发挥了革命先锋队和桥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