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9月5日，清晨起来，读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吴小洪书记发的《我的狗》，一篇是夏体强先生转发吴小洪书记的另一篇文章《“夏体强走乡村”之杨绿效应》，读后，有所感触，欣然命笔。

当记忆被烹煮

——读吴小洪先生《我的狗》中的温情与撕裂

兼论他的另一篇文章《“夏体强走乡村”之杨绿效应》

文／宁东华

吴小洪书记的《我的狗》，这是一篇带着泥土气息与骨血温度的私人回忆，却在不经意间剖开了人性最隐秘的褶皱。作者吴小洪以平实克制的笔触，讲述了一只名叫“熊熊”的狗如何走进他的生命，又如何以一种荒诞而残酷的方式“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整篇文章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暗流汹涌——它不只是一则人与动物的情感故事，更是一面映照乡村伦理、成长阵痛与记忆暴力的镜子。

吴小洪（右）和邓培敏（左）在“夏体强走乡村”座谈会上

一、从“缩头狗”到“形影不离”：

恐惧如何被爱驯化。

文章开篇的铺垫极具张力。作者坦言自己“并不喜欢狗”，邻居家的懒狗、陈家的“缩头狗”构成了童年对犬类的集体恐惧记忆。这种恐惧不是矫情的，而是切肤的——被咬出牙印、撕烂裤脚，甚至“吓得大哭”。这种负面经验的铺陈，恰恰为后文熊熊的出现设置了强烈的情感反差。

当那只“一身乌黑皮毛，肚子上两块白毛，黑白相间，恰似一个‘王’字”的小狗窜进家门时，它不只是一种动物的到来，更是一种命运感的降临。奶奶的默许、妹妹的喜爱、作者的恳求，共同完成了一个家庭的情感接纳仪式。熊熊从此不再是“缩头狗”，而是“备受宠爱”的家庭成员。这种转变揭示了人与动物关系的本质：恐惧往往源于陌生，而爱生于日常的共在。

二、忠诚的双向奔赴：

乡村少年的精神镜像。

熊熊与作者的关系，是整篇文章最动人的部分。它“几乎和我形影不离”，陪他玩耍、听他指令，甚至在他去镇上读高中时一路尾随。最令人动容的细节是：每周六，熊熊会准时守在一里外的小山堡上等候主人归来。“看见我归来，它四蹄翻飞飞奔而来，扑到我的身上”——这个画面具有某种古典的、近乎神话般的忠诚美学。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忠诚并非单向的施舍，而是双向的情感契约。作者同样以全部的真心回馈：熊熊生病时他“满心都是担忧”，回家路上“快步赶回家”，在它奄奄一息时“轻轻抚摸它的头颅”。一人一狗，在乡村的泥土路上、在老水牛的肚子底下、在松林的风声里，完成了彼此生命的相互照亮。熊熊不只是宠物，更是作者青春期孤独的见证者与抚慰者。

“夏体强走乡村”团队负责人夏体强（右）与吴小洪（左）

三、死亡的两种面孔：

温柔的告别与暴力的背叛。

文章的后半段急转直下，从温情滑向悲剧，再从悲剧坠入荒诞。熊熊因绝育手术伤口处理不当而一病不起，最终死在作者的怀里。这个死亡场景写得极克制，却极痛：“两滴泪水挂在眼角久久不肯滑落”——狗的泪水，是整篇文章最锋利的一笔。它暗示了动物并非没有情感，它们的悲伤同样具体而真实。

然而，真正的撕裂感来自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当作者以为熊熊“永远离开了我”时，伙伴们却偷偷挖开坟墓，将熊熊做成了一桌狗肉宴。这个情节具有强烈的伦理冲击力：一边是作者坐在坟前“长久沉默”的哀悼，一边是伙伴们“吃得尽兴”的狂欢；一边是“重新垒砌完整”的坟头，一边是盘中已被烹煮的狗肉。这种撕裂，本质上是两种记忆观的冲突——对作者而言，熊熊是值得敬畏的生命与情感寄托；对伙伴而言，它只是一块“有用的肉”。

土狗

四、阿Q精神：自我宽慰背后的精神困境。

最值得玩味的是作者的阿Q似的自我宽慰：“伙伴的贪婪与愚昧，或许反而成就了熊熊最好的归宿，它的肉身死后依旧有所用处，滋养了一同长大的我们，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这段话表面上是和解，骨子里却是深深的无力与悲凉。作者深知自己无法改变什么，只能用这种近乎自欺的方式消化内心的恶心与愤怒。这种宽慰，暴露了乡村社会中个体面对集体愚昧时的精神困境：你无法唤醒装睡的人，只能在记忆中为逝者筑一座永远的坟。而“重新垒砌完整”的动作，既是对熊熊的告慰，也是对自我尊严的勉强维护。

五、记忆的埋骨处：

我们该如何安放逝去的生命

《我的狗》最终指向一个更大的命题：当一种真挚的情感被粗暴地亵渎，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逝去的生命？作者的答案是：用文字重新安葬。他将熊熊的故事写下来，让那只“黑白相间，恰似一个‘王’字”的小狗，在读者的记忆中获得第二次生命。

这篇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多么离奇的故事，而在于它以最朴素的方式提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份真挚的情感都值得被郑重安放。熊熊的坟头或许可以被挖开，但它在作者心中垒砌的那座记忆之坟，永远无法被摧毁。

正如文章结尾那座被重新垒砌的坟——它不再只是一堆泥土，而是一个关于爱、忠诚与尊严的纪念碑。在那里，熊熊永远活着，永远在等待它的主人归来。

另一则

笔墨作犁耕沃野：

从“杨绿效应”看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破局之道

杨绿村的藤茶基地

乡村振兴，难在“破局”，贵在“赋能”。吴小洪书记的《“夏体强走乡村”之杨绿效应》一文，以亲历者的视角记录了一场由文化人主导的乡村调研与传播实践，生动诠释了“笔墨亦可兴乡”的深刻命题。这场看似寻常的采风活动，之所以能演变为带动投资、研学与产业发展的“杨绿效应”，其背后折射出的，正是文化软实力在乡村振兴中四两拨千斤的独特价值。

“夏体强走乡村”团队在杨绿村采风

一、从“深闺”到“热土”：传播力即是生产力

杨绿村的故事始于一次精准的“问诊”。夏体强走乡村团队深入田间地头，聚焦红色文化、近郊旅游、民宿升级与藤茶产销等核心痛点，但真正让村子“出圈”的，却是随后的一系列文艺创作。刘文挺先生笔下“山水相融、人情温暖”的民宿体验，夏体强先生文中“觅岛竹带绿、鸣蛙水更幽”的野趣画卷，唐仿萍女士笔下“盛下山间云雾”的紫袍藤茶——这些作品不是生硬的广告，而是以审美的方式重构了乡村的价值。

刘文挺和唐仿萍伉俪合影

都市头条单篇阅读量突破三十万，数篇美文与邓厚亮的短视频累计数十万流量，这组数据在乡村传播中颇具启示意义：当乡村之美被专业而灵动的文字唤醒，它便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偏远村落，而成了都市人向往的精神原乡。传播力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北京客商主动对接民宿投资，多所高校意向入驻红色研学，本土藤茶收获大批订单。文化赋能不是虚功，它实实在在地为乡村引来了资本、人才与市场。

二、“杨绿效应”的三重逻辑：审美、认同与连接

“杨绿效应”之所以可贵，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乡村赋能方法论。

首先是审美赋能。乡村振兴离不开环境整治与产业升级，但若无审美维度的提升，乡村很容易陷入千村一面的窘境。夏体强走乡村团队用文字为杨绿村绘制了一幅“黔北山水画卷”，让外界看到这里的美“不在惊心动魄的盛景，而在山水相融、人情温暖、岁月安然”。这种审美定位，恰恰是杨绿村区别于其他乡村旅游点的核心竞争力。

刘文挺为杨绿村题写的条幅“山清水秀”

其次是文化认同。文章特别提到“红色底蕴与田园诗意相得益彰”，这抓住了乡村文化建设的精髓。红色文化是杨绿村的精神底色，田园诗意是其生态肌理，二者融合让乡村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当文化被挖掘、被书写、被传播，村民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便油然而生，这种内生动力才是乡村振兴最持久的引擎。

最后是跨界连接。文人学者、媒体平台、都市读者、投资客商、高校师生——一场采风活动意外搭建起一个多元主体参与的网络。笔墨为媒，让深藏洛安江畔的村庄与广阔的外界市场产生了真实而深刻的连接。这种连接，正是破解乡村“养在深闺人未识”困境的关键。

三、警惕“一文一访”的速胜论，

坚守“久久为功”长期主义

吴小洪书记在文中清醒地写道：“乡村振兴道路漫长，绝非一朝一夕、一文一访即可速成。”这句话体现了基层实践者的理性与定力。

“杨绿效应”是一次漂亮的破局，但它不是终点。文化的力量在于绵长持久，而非一蹴而就。如何让三十万阅读量持续转化为客流量？如何让民宿投资真正落地生根？如何让藤茶产业从“收获订单”走向“品牌塑造”？这些后续课题，远比一篇爆款文章更具挑战性。杨绿村需要把“笔墨赋能”的短期效应，转化为产业培育、人才回流、治理优化的长期机制。

四、小村庄的大启示：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文化摆渡人”

“杨绿效应”的诞生，离不开夏体强先生这样的“文化摆渡人”。他们带着对乡土的深情与专业的眼光，走进乡村、书写乡村、传播乡村，赋能乡村，架起了城乡之间理解与共鸣的桥梁。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我们既需要修路架桥的实干家，也需要这样以笔墨为犁、深耕精神沃野的文人学者。

杨绿村的故事告诉我们：乡村不是没有资源，而是缺乏发现资源的眼睛与表达资源的方式。当文化赋能遇见务实的基层治理，当审美表达对接真实的市场需求，小小的村庄也能迸发出令人惊喜的破局之力。

洛安江畔，青山含黛，觅岛竹绿，鸣蛙水幽。杨绿村的这场文化赋能实践，恰如一杯紫袍藤茶——初品是山间清冽之气，再品是山野醇厚之韵。它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的路上，笔墨亦可作犁，文章也能兴乡。

原遵义市电视台资深记者  宁东华

2026年9月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