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的泪

——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五十周年

文／王观岭（山东乐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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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中秋。那一夜的月亮，本该是圆的。但北京城里，没有人抬头看它。

       在湖南韶山滴水洞，管理员廖时禹接到通知：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晚上要来检查接待工作——毛主席要回来了。病重之后，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像所有被乡愁缠绕的游子一样，向中央提出想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中央点了头，湖南也做好了准备。廖时禹在等，等他以为很快便会到来的日子。

      他等到深夜将近十二点，电话又来了：张平化不来了。

      他放下听筒时，哪里会知道，千里之外北京中南海的那间病房里，心电监护仪的屏幕正缓缓拉出一条平直的线。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主席走了，永远地走了。他终究没能回到韶山。

       回望那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仿佛能看见一个被病痛折磨得只剩骨架的老人，如何用尽残存的力气，与书和文件做最后的告别。

       从九月八日零时起，他开始接受腹部人工辅助呼吸，血压高压一百八十，低压八十。十一时左右，心律失常。下午四时，插上鼻咽管。上下肢扎着输液针，胸部贴着心电监护导线，鼻腔里插着鼻食管。整个人像被无数根线牵在冰冷的机器之间，机器的滴答声，证明他还活着。

       可就在这样残破的躯壳里，他仍在看书，看文件。

那一天，他看文件、看书十一次，累计两小时五十分钟。手已无力举卷，文件与书册由旁人托着，凑到他眼前。他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便看。最后一次阅读，定格在九月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

        同书和文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用这样一个句号，结束了他与文字的全部缘分。

       傍晚，病痛又一次猛烈袭来。

       七时刚过，病榻上的毛主席突然剧烈咳嗽，呼吸急促，病房里的医疗器械骤然响成一片。贴身护士孟锦云连忙呼叫医生，毛主席却一把攥住她的衣角，用极低的声音说出八个字——

      “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这是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没有豪言，没有家国天下，只是一个被疼痛碾碎的老人，向世界发出的最后一声求救。说完，他便陷入了深深的昏迷。

       孟锦云眼眶红了。她守候这个人太久，见过他在灯下读书至深夜，见过他强忍病痛批阅文件，见过他对身边每一个人温和地说话。可此刻，她看见的只是一个面色灰黄、嘴唇青紫的虚弱老人，无助得像一片将落的叶子。

       她跑去叫医生，但已经来不及了。

       七个多小时后，九月九日的门槛刚刚跨过，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消息传开，世界震动。九月九日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向全国宣告。此后十天，一百二十三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发来唁电，一百零五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使馆吊唁，五十三个国家降下半旗。联合国总部以罕见的迅疾降半旗致哀。

      九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百万群众肃立。广场上除了扩音器里致悼词的声音，竟听不见任何别的声响。百万人屏住呼吸，泪水无声地淌。

       而在湖南韶山滴水洞那间值班室里，廖时禹终于明白了那天深夜那通电话的真正含义——那个他等待要回来的人，再也不会回来了。

       一个一生都在改变历史的人，最后想做的，不过是回家。

       一个一生都在书写文字的人，最后的动作，是让人托着书册给他看。

       一个一生都在告诉别人“不怕”的人，最后一句话，是“我很难受”。

       伟人的最后时刻，褪去了所有光环，只剩下一个普通老人的脆弱与眷恋。可或许正是这份脆弱，让九月九日的泪水有了更深的重量——我们悼念的，不仅是一个领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会痛会累的人。他把一生给了这片土地，最后想带走的，不过一缕乡愁。

       五十年过去了。滴水洞的山水依旧。每到九月九日，总有人想起那个没能回家的老人，想起那间插满管子的病房，想起那句轻轻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岁岁九月九，年年泪水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五十年的岁月里，祖国早已换了人间。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繁荣昌盛，昂首屹立于世界东方。

       “彩云长在有新天。”您从未走远，您活在每一年的九月九日，活在亿万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