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是不可逾越的吗？
——三代人如何面对岭：
评曹清萍长篇小说《岭》
作者：陈善珍
策划：李腾双
制版：春到百草园
一、岭在哪里
读曹清萍的长篇小说《岭》，总有一道岭在眼前起伏。它不只是地图上冰冷的等高线，也不只是一道世代相传的禁令——它同时是地理的山脊、家族的分界、几代人共同的命运边界。这种空间形态与时间节奏交缠在一起的存在，把分水岭的风物与几代人的遭际一同凝固下来，等读者一层一层打开。
“鸡鸣三省，岭是也。一条昌源河在此分成东西两条支流，支流在弥陀岩汇入长江。”昌源河在岭下分成东江与西江两条支流；西江对岸属于贵州，东江对岸属于云南，岭却属于四川。岭上盛产竹子，岭下因此形成纸伞、竹筷、烧酒等产业：靠近东江的夏家做纸伞，靠近西江的周家做竹筷，喻家烧酒坊取西江之水。孩子们唱着童谣：“岭上人家，竹子为佳。东边周家，西边夏家。周家竹筷，用得真快。夏家纸伞，美得人夸。”竹、水、渡口与集市，共同构成了岭的地域空间。
一道岭在此分开三个省，也分开三个家族，所以它又叫“分水岭”。几家共用岭上这片竹林和岭下的河水，按说该是守望相助、共同进退。奇怪的是，几个家族却“老死不相往来”，恪守着“岭是不可逾越的”祖训。这句禁令似的祖训在全书反复出现，贯穿小说的始终。“岭是不可逾越的”，这是夏海涛的戒律。夏林夕走在山路上，瞒着家人去山坡油桐树赴周箸之约，这道禁令让她心里惴惴不安，周箸对她说：“试试吧，也许岭是可逾越的。”在小说结尾处，夏林夕回答夏盖：“盖儿，逾越后的未知，你要学会承受。”同是这句祖训，三个人有各自的说法。顺着这句话的三种说法，小说写了几个人物的守岭与越岭，也写清了岭在一部书里如何一步步从地理走向人心。
二、夏海涛坚守“不越岭”的禁令
夏海涛是顽固的守岭者，他坚定地守着家族秩序，并把守岭变成了日常的行为准则。得知女儿夏林夕与周箸相恋，他的反应非常激烈，他掷地有声地宣称：“岭是不可逾越的。我响当当的夏海涛，岂能把女儿嫁到周家？”他亲手砸碎他从外地带给女儿的花瓶——礼物砸碎，父女之情也随着破碎的花瓶而碎裂。当他得知女儿怀孕并坚持要留下孩子，火速将自家伙计画匠石季康招赘入门并于八月十五成婚，然后借“磨炼”女儿，带女儿去重庆、去上海，把她留在上海生下夏簦以免别人闲话。一系列的行为显示了他对家族秩序的坚守。岭在他这里是家规、是祖训、是脸面，实质上是东江西江两岸几十年不越岭、不结亲的产业边界——为了家族利益，谁也不许越界。
岭在这里成为家族之岭的象征，夏海涛是坚定的守岭者。在夏海涛嘴里，“岭是不可逾越的”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肯定句。他不只用嘴说，还用一生去执行——说一不二，不给自己留余地，也不给别人留余地。这个守了一辈子岭的人，临死把禁令交给女儿，女儿也用一辈子去兑现承诺。“林夕，岭是不可逾越的。”“父亲，您放心，我答应您，一辈子再也不逾越了。”
这个最坚定的守岭者，偏偏亲手给岭凿开了第一道缝：正是他带女儿走出岭，去重庆和上海看世界、学经营。他以为那只是把生意做大，不知道女儿从此学会了掂量那道禁令的分量。守岭者亲手给越岭者开了门，作家把反讽缝进了人物的血肉。
夏海涛的结局是第二层、也是更辛辣的反讽。他死于修筑东江马路：“就是可惜了夏海涛，多好的一个人，偏偏被石头砸死。”一个守岭者，最终死在打通岭的道路的石块下，最忠诚的守岭人却被越岭的工程吞噬了——守了一辈子禁令的人，最后被那条马路否定了，这是小说的反讽。
三、周箸困于心理之岭
如果夏海涛是一个主动的守岭者，周箸则是被家族之岭困住的退让者。
其实，他曾是一个越岭者。他走出岭到川南师范学堂求学；他激情飞扬地参加龙舟大赛；他与夏林夕越过岭到山崖上相会；掩护过被人追赶的夏盖，将他藏在凤凰山庄的密室里。在岭上的油桐树下，他也曾对突破岭的束缚充满向往：“试试吧，也许岭是可逾越的。”“可逾越”三个字因为爱情而充满力量。可惜，他的越岭只在家族允许的范围之内，一旦遇到家族之岭的强大势力，那点柔弱的越岭力量立即就被压制了下去。
周箸遇到强硬的父亲，就从川南师范学堂回到了岭。“泸顺起义，把我父亲吓着了，硬是生拉硬拽我回来。”他在龙舟赛上惊鸿一瞥，就此对夏林夕一见倾心，也敢于突破地理之岭的制约，与她在岭上约会；但面对家族的反对，他很快妥协，违心地娶了喻腾蛟，把对爱情的悲悼寄托在夜夜呜呜咽咽、如怨如慕的箫声里。
周箸的那句话值得细品：“也许岭是可逾越的。”与夏海涛的肯定句相比，这是一个试探性陈述。试探的好处，是可以不回答。周箸用一声“也许”把答案推给了将来，可他的将来始终没有到来。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有追求有向往也有力量的青年，为何越不过那道岭？因为他困于家族之岭的制约，更因为他在内心深处认同那道家族之岭——他无法越出的，是自己心里的那道岭。所以，那个曾经说“也许岭是可逾越的”的青年，只能把越岭的希望全部寄托给下一代，自己却困在婚姻、家族与沉默的愧疚里。小说后半部，他出现在夏林夕面前时意气消沉，“头发似乎花白，胡子无数根细密的黑葱般栽在脸上”。这个形象与划龙舟时神采飞扬的周箸有着天壤之别。作家对人物的同情与批判尽在不言中。
四、夏林夕坦然承受越岭的后果
夏林夕是第一个真正越岭的人。她的越岭充满悸动、带着沉重的代价，不是一次性翻越，而是用一生反复地完成。第一次，她在“岭是不可逾越的”的禁令中翻越了地理的岭去约会，充满紧张与激情。
父亲带她去重庆、去上海，这是她跨越心理之岭的起点。“凡事总有例外，他夏海涛的女儿就要和别家女儿不一样。”就这样，她不再是站在岸边看划龙舟的旁观者，而是走出岭把油纸伞卖到重庆、武汉、上海的女商人；是在上海创办洋布伞厂，试图让传统手工业跨越现代工业壁垒的企业家；是带头捐资修建龙脑桥的慈善家，让“风急浪高导致渡河船翻的日子成为了历史”；是放下旧怨与周家联手，从鼓楼山绑匪手里救出儿子夏簦的母亲；是接受女红军托孤的勇敢而善良的好心人。这个曾经被父亲关在闺房、被迫与伙计成婚的女人，却成为真正越岭的人。这是小说对“岭是不可逾越的”的回答。岭在她这里，从禁令变成了被逐渐瓦解的对象。
但她并不是一个一路走向光明的觉醒者。中年的夏林夕把从重庆投考飞行员归来的儿子软禁在家，竟重复她父亲的行为，理直气壮地逼婚：“我的命捆绑在我儿子身上，我儿子就不能想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我儿子的安全才是我的人生、前途、理想”。细看之下，她捆住儿子时用的，正是父亲的句式。父亲说的是“岭是不可逾越的”，她改说“我的命捆绑在我儿子身上”——肯定句，明令的口气都一样，只是把岭换成了儿子。
这是全书最深沉的反讽，也是夏林夕这个人物真正的分量：越岭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需要用一生反复完成的过程。当年被岭困住的人，而且是越了岭的人，自己居然成了岭。同一个夏林夕，一生都与岭纠缠在一起，困岭、越岭、守岭，可见越岭是多么的艰难。
所以，夏林夕的每一次越岭都非常艰难。洋布伞厂最终被同行竞争和发生的战事打垮；建桥、修路、匪患等诸多事务耗尽了夏家积攒的财富；以至于到了晚年，她双目失明，只能守着暮岩山庄，靠记忆中的手艺与回忆度日。当夏盖问她“岭是不是不可逾越的”，她回答：“盖儿，逾越后的未知，你要学会承受。”这是一个疲惫而达观的劝诫，回答了她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这不是越岭者的胜利宣言，而是对越岭所要付出代价的清醒认识和坦然接受。
五、第三代：“岭”换了一种方式出现
夏簦、周暮飏等第三代走出了岭，他们不再执着地问“岭”是可以逾越的吗？时代让他们不再需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岭，他们因为求学、远行就走出了岭。夏簦渴望当飞行员，“开着飞机翱翔蓝天”，岭在飞行员的视野里只是一个小点；周暮飏朗诵自己写的新诗《那把油纸伞》，岭是她可以随身带走的故乡；夏盖在重庆朗诵艾青，在离散多年后，悄悄回到岭上探望，准备带着侄女繖儿离开岭。在这些情节里，岭就只是一座山而不是不可违背的祖训的象征。
可祖训仍然禁锢着他们的命运。小说最狠的一个情节，是周暮飏将倾慕她的夏簦误认为是恋人夏盖，而他们却是同父异母的兄妹。夏、周两家恪守祖训“岭是不可逾越的”，一直隐瞒他们身世的真相，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乱伦悲剧，他们在不知情中撞进了同一道岭的阴影里，最后，夏簦在失火的东屋抱着周暮飏葬身火海，非常惨烈。小说还写了一个雪夜出生的女孩繖儿。她是夏簦的女儿，夏簦是夏林夕和周箸的儿子，繖儿的身上流着夏、周两家的血，她本身就是越岭的结果，是对家族之岭的现实反叛，是对那道禁令的响亮回答。她跟着祖母夏林夕学全了油纸伞、烧酒与竹筷等所有手艺，“岭”在这里有了松动。
平心而论，第三代的故事中“月夜误认”一节的戏剧场景（白影、悬崖、误认、追问“为什么是你”）铺陈得很完整，夏簦与周暮飏的悲剧伏笔也埋得很深。但其他情节在小说里的笔墨不如前两代厚实：他们的求学、恋爱与选择，往往借对话和回忆带过，读者来不及为它蓄积足够的情感。比如，夏盖的离散与归来的经历，与周暮飏情感发展以及关键转折，主要通过追述来交代，显得较为单薄。第三代生活在更广阔的时代，他们的故事却不够厚重、曲折与生动，这是《岭》在人物谱系塑造上令人遗憾的地方。
结语
《岭》并没有简单地回答“岭”是否可以逾越，而是写了夏海涛的禁令、周箸的犹疑、夏林夕的承受，由此演变成第三代的血缘秘密和悲惨命运。地理的岭并没有被推倒，它在修筑道路和桥梁的过程中连接了外部世界；在经商、求学、远行的人生中，岭在三代人脚下一次次被跨过，又一次次在家族训诫、身世秘密、血缘牵扯、亲情控制中重新隆起。岭不再只是山脊，而是一段无法言说的家族史。
重要的不是岭在地图上的位置，而是人如何跨越和承受跨越之后的未知。需要记得的是，那把油纸伞的骨、那根竹筷的节、那座石桥的拱，更要记得的是逾越时踩过的石头、流过的汗水，以及那些没能一起走到对岸的人。
陈善珍，泸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泸州市儿童启蒙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泸州市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泸州市移民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泸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文学专委会主任，泸州市龙马潭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获四川省职教成果一等奖、四川省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三等奖、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优秀学术论文、泸州市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泸州市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二等奖等多项。公开发表论文、评论等6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和国家级报刊10余篇。出版专著1部，主持主研课题50余项，其中主持省部级课题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