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看露天电影 (散文)
作者 孙建波 (山东)
在我的印象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念初中二年级之前，属于大集体时代。计划经济时候，我最羡慕的三个职业是，新华书店售货员，可以随时有小画书看；照相馆的照相员，当时我认为照相是很时尚、很神圣的一种职业；电影放影员，在那个物质和娱乐极度匮乏的时代，能有机会看到任何想看的电影，那该是多么幸福和骄傲的事情啊。现在我单单说一下崇拜电影放映员、看露天电影的历历往事。
我记得莱西日庄镇的光明影剧院，应该是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落成的，也就是1984年前后。从那时一直追溯到我刚记事的年龄，农村人看的都是露天电影。一点儿也不夸张的说，那时候一遇到看电影的机会，比起过年放鞭炮、夏天下河游泳、与伙伴们玩抓特务、战斗等游戏，那个幸奋劲有过之而无不及。
除了在我所在的泊子村看电影，去周围村庄看电影的经历我也有印象。村西边是距离一二里路的日庄三个村。日西村的电影放映地点在中心街西面上坡的位置，日东村是在中心街供销社门口，日北村好象是在赶集的小猪市、建筑材料市的大沟里。东南面是距离一里地的三甲夼、河崖村，东北面是距离一里之外的鲍格庄、十甲夼、付庄村，我都去看过电影。再远一点的村庄，由于需要步行，大人说天黑怕有截道的，所以几乎没大去看。
最小的时候是父母亲抱着妹妹牵着我的手去看电影的，随身带着小板凳。虽然看不懂，但是愿意感受那个喧闹兴奋的氛围。多数时候是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被大人抱回了家。再大一点儿，就可以离开父母的视线，围着放映场地蹦蹦跳跳看热闹，看稍远处电影放映员启动电影发电机，听急促的发电机声音是那么的悦耳。
有时候故意绕到幕后，看银幕反面的电影影像，心里奇怪为什么反面也有影象？为什么上面的字是反的？再稍大一点儿，我就用心观察电影放映员的操作流程。哪一天听到村子里放电影，我放了学回家草草扒拉几口饭，便迫不急待地拿着长条凳子，到村中心大队办公室的小广场占地方。最好的位置一般在放映机位的前方，但不能距离银幕太近。放好凳子后，又找几块砖头放置占地方。但是用砖头瓦块占地方一般不算数，最终会被一些强势的哥哥叔叔们“霸占”去。
终于盼到电影放映员来了，在我的印象里，多年以来在周边村放映的都是同一个人。他二十多岁，中等身材，一身笔挺的蓝色中山装，很干练的样子；嘴巴微微上翘，表情温和，脸上时常挂着微笑。只见他走到事先立好的“门”字形的木头杆处，把银幕摊开。在村干部的协助下，他用手一甩长长的绳子，绳子绕着横杆而过，绳头垂落下来。接下来他又把系在银幕另一个角的绳子，用同样的方法搭在横杆上。两个人一人握住一根绳子，把银幕一起拉上去，分别系在两边的立杆上。最后把下面两个幕角的绳子，抻得紧紧的系在立杆上。白白的平整的幕布拉好后，接下来是挂上五六十公分高、三四十公分宽的黑色音箱，大约位于其中一根立杆的银幕中央位置。电影放映员将音箱上的线拉到距离二三十米开外、事先安置好的桌子旁边。用一根长长的竹竿系在桌子腿上，音箱线和一盏白炽灯都系在竹竿上备用。
那时候我通过观察，发现放映机离屏幕越远，画面越大。夜幕稍稍降临，放映员会根据银幕大小，把机器架在能让画面正好填满银幕的位置，然后再微调焦距。把镜头和胶片之间的距离增加或减小一点，画面就减小或变大。据说那时候农村常用的流动式的长江200型16毫米放映机，架设距离灵活。 放映员根据实际场地现场调整，驾轻就熟。我经常被那位放映员的娴熟的换片动作所吸引，一本胶片放完之前，他早已把下一本胶片的片头提前拉出来，做好换片准备。这位放映员动作麻利，把灯打开，迅速换片。这时几乎所有观众都齐刷刷地注视着他换片，让人有赏心悦目的感觉，心里充满着无比的神秘与羡慕。中间相隔三两分钟，下一幕继续开始，电灯熄灭。
当整场电影放完，观众徐徐离去，包括我在内，很少有人会驻足观察电影放映员收起银幕和电影播放机、打道回府的辛苦过程。具有戏剧性的是，天意使然我与这位从小膜拜的电影放映员，于今年春季相识了，我俩成了相见恨晚的忘年交朋友。更想不到的是，他的胞兄竟然是我初中时日庄联中的教导主任王树高老师。王树军主任十多年前是在莱西电视台新闻部退的休。他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余热，成立了拥有500个群友的“胶东半岛文学社”，我成为了他的忠实拥趸和投稿者。通过王主任在我小时候眼里的换片动作，加之他哥王老师的严谨的教学风格，让我感受到他弟兄俩高尚的人格和严格的工作态度，他们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
2026年9月5日写于莱西。
(图片选自网络)
作者简介
孙建波，1969年11月出生，山东省莱西市人。1991年7月在莱西市建委（现住建局）工作至今。现任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主任，高级工程师，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业余爱好写作与音乐。莱西市作协会员，“厚莱居上”公众号撰稿人，“都市头条胶东半岛文学社”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