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惭天塌下 还赖父肩扛

——浅谈段维故园诗词中的“父亲书写”

孙群

之前就认真读过段维《不言集》的诗词，只觉得洋洋洒洒，林林总总，并没有在心中分门别类，但书中针砭时弊的作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偶尔会再翻出来浏览一二。那天为撰写新书稿《新词入诗三十六技》寻找例诗时，目光又从书架上扫过，落在了《不言集》的书脊上，“不言集”三字瞬间就触动了我的灵感。“能凭律绝藏深刺，偏借书名说不言”一联随手而得，于是就坐下来，把它续成了一首七律，发给他本人一哂。没承想有个字因受方言影响，误读声调，于是收回修改，却怎么也不满意，便去重新翻阅《不言集》，深入细品。结果发现，诗集中有很多写故园的作品，而写故园的作品中又有很多写老父亲的诗词。这就让我来了兴趣，不仅把这本书里的写父亲的二十多首作品一一挑出来，还把他其他书籍、微刊、朋友圈里的故园题材作品能搜到的都找了个遍，把其中写父亲的诗词都筛选出来，竟然有六十首之多，没有搜到的应该还有。花了半月时间，细细品味一番，便有了这篇关于“父亲书写”的读诗心得。

在中国浩瀚的古典诗词长河中，书写亲情的篇章浩如烟海，然大多聚焦于母子情深，写手足之谊的也不少，而对父亲的直接描摹与深度刻画，在《诗经·小雅·蓼莪》中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之后，虽代有佳篇，今人也不乏妙品，却很少构成一个诗人创作的核心母题。究其缘由，应是传统的“严父”形象，多给人“威严”“沉默”或“忠厚”“木讷”等印象，情感表达的含蓄内敛也使得父子关系成为一片难以深耕的诗歌土壤。段维的故园诗词却于此间开垦出一方新田地，他以六十首亲情浓厚又细节逼真的诗词，集中书写了其年逾八旬的乡村老父，刻画了一个立体、丰满且极具时代感的“中国乡村父亲”形象。

段维笔下的父亲，首先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鲜活个体，他的日常就是围绕着“砍柴”“种薯”“扎扫帚”“开鸡笼”等琐碎而繁重的农事展开。然而，诗人并未止步于此，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些日常劳作中蕴含的生命韧性与情感温度。诗人以观察者之笔触，将诗心紧贴于父亲的手掌、脊背与锄头，使得“父亲”这一形象从抽象的文化符号中剥离出来，还原为可触可感、有血有肉的寻常老人。这种回归日常的写诗策略，消解了宏大叙事可能带来的空洞，使诗词获得了坚实的生活根基。同时，段维的视角和身份是双重的，他既是那个在父亲面前“满嘴火车听我跑”的儿子，又是那个在学术与诗坛均有建树的社会观察者。这种身份的糅合，赋予了他一种“反向审视”的能力——他不再是被动接受父亲训示的孩童，而是主动审视父亲衰老、病痛与坚韧的诗人。这种审视中，有对父亲“体能甩我几条街”的惊叹，有对“拆留俱两难”的祖业困境的同情，更有对“响鼓何时不用锤”的生命规律的感悟。

一、具体琐碎的日常叙事：父亲形象的感性还原

故园诗词中，段维诗词的“父亲书写”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对日常叙事的执着回归。他摒弃了咏叹“父爱如山”之类的空洞比喻，而是将镜头直接对准父亲佝偻的身影和劳作的双手，在具体的家居生活、农事活动中提炼诗意，使父亲形象在一系列充满质感的如潮细节中得以立体起来。

在段维笔下，父亲并非一个静态的亲情称呼，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劳作中的活生生的朴素农民。他将对父亲的敬意与爱意，全部倾注在对劳动过程的精准细致的刻画上。《陪父亲砍柴记》一诗便是典型：“枯枝杂木斫为柴，手脸花凭血汗开。老父八旬还有二，体能甩我几条街。” 诗中没有一字直接抒情，却通过“手脸花”“血汗开”的细节描写，以及“体能甩我几条街”的新词入句口语化感叹，将一位八旬老者令人震撼的生命力与诗人的自愧不如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细节描写，让父亲的形象从纸面上立起来，且充满了力量感。

同样，《观老父并栽红薯种》则将这种劳动进行了拟人化、情趣化的处理：“粪土平铺衾软埋，儿孙乖巧听安排。就中偶有调皮蛋，脑袋偷偷冲出来。” 诗人将红薯种比喻为父亲的“儿孙”，将农事活动转化为一场充满天伦之乐的亲子游戏。父亲铺粪土如铺衾被，温柔而细致；而“调皮蛋”红薯种芽的“偷偷冲出”，则瞬间让画面活了起来，把原本枯燥的田园劳作写得生机盎然。这种观察本身就饱含深情。诗人以童真视角，看见了父亲在土地上的慈爱与温情，将一位老农对生命的呵护与期待展露无遗，恰如《种豆歌》中所写，父亲“生计勤耕农”，即便“正午火伞下”豆叶卷曲、蝉噪地焦，仍坚守耕种规则，一句“若非夕夕灌濡透，豆苗一日便枯绝”的叮嘱，道尽了一辈子种地积累下的生存智慧，也让那份刻在骨子里的踏实与勤劳愈发动人。

段维对父亲的观察，还体现在对其制作和使用工具的细节捕捉上，这些工具成为解读父亲性格与生存智慧的密码。《题老父用“黄泥杂”依形自制的拐杖》与《题老父用松树干依形自制传说中的“酉阳世家”家法锤》，均是“以物写人”。拐杖本是衰颓的象征，父亲却“巧将樗栎化扶桑”，将无用之材化为神奇之物，且“手把貔貅意味长”，用细节刻画父亲不服老、有巧思的个性。而“训示敲山能震虎，衰颓搀拽似吾娘”一句，更是将拐杖的双重功能——既是训示威严的具体象征，又是老去衰颓的温柔扶持——父亲刚柔并济的朴实形象便跃然纸上。

“家法锤”则更具象征意义。“秒杀雷公霹雳威，无声棒喝一回回”，开篇便以霹雳、棒喝等词，极力渲染“家法锤”所代表的传统父权威严。然而，诗的后面陡然一转：“如今我已知天命，响鼓何时不用锤？” 这既是诗人的自我反思，也是对父亲的一种温和劝慰。虽然锤子作为规训的工具，其必要性在“知天命”的儿子面前用不着了，但锤子本身所承载的父亲的训诫与期望，却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内化于诗人之心。这种言传身教的影响，在《老父为我补衣并训示》中同样清晰可见：“飞针织经纬，衣破自当珍。弹饮三千甲，方能号战神。”一针一线里缝补的是衣物，也是为人处世的根本，父亲的教诲从来都藏在这些细碎日常里。这几首诗通过对日常器物的凝视，完成了对父子关系从规训到理解、从冲突到和解的深刻转喻。

值得注意的是，段维的“日常叙事”并非完全依赖于传统的亲历式观察，而是巧妙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远程视角”的运用。《远程视频得见老家父亲所种黄豆熟了》《凌晨于远程监控中见老父锄地有寄》《远程监控见老家起雾》，乃至《见远程监控中亲手新栽于老屋后山上杜鹃花盛开有作》，构成了一个独特的“远程视角”系列。这种“远程视角”古人没有，它既源于诗人因工作远离故土的现实情境，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切入体验。监控镜头成为诗人的延伸之眼，透过它，诗人看到了“门前豆角已金黄”的丰饶，看到了“眉头皱是地干枯”的焦虑，更看到了“父亲过继萌萌犬，吠暖孤村八九声”的孤寂与温暖，就连亲手栽种的杜鹃开花，也得通过视频才能共赏这份春意，一句“怕我别来同此境，团团火到视频前”，道尽了父子相隔两地的双向牵挂。

这种“远程视角”带有一种现代性的情感张力——屏幕是冰冷的，但屏幕两端的牵挂是炽热的。诗人无法在现场为父亲分担劳作，只能通过屏幕默默守望，这种“在场”与“缺席”的矛盾，加深了诗作的情感层次。“收成百万八千粒，应够家严数短长”，一个“数”字，极其传神地写出了父亲在丰收后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而“应够”一词，则流露出诗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宽慰，其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哪怕面对老父打来电话诉说旱灾，“井底泥龟裂，田中禾碳焦。三餐难戏法，一地尽鸡毛。肯确知无计，依然问妙招”，诗人即便无法立刻返乡，也能通过这根电话线接住父亲所有的焦虑，让这份牵挂不受空间阻隔。段维成功地将现代科技意象化为古典诗情的载体，为旧体诗注入了鲜明的时代气息，使“中国乡村父亲”这一传统形象在全新的当代语境中立体生动了起来。

二、刚柔互见下的矛盾张力：父亲形象的生命辩证

段维笔下的父亲形象并非扁平化的，而是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与矛盾。这种张力主要来源于父亲的“刚性”权威与“柔性”衰老之间的辩证关系。诗人既深情追忆与描绘了父亲如山般的坚韧与威严，又以同样敏锐的笔触捕捉到了岁月侵蚀下父亲的脆弱与温情，二者交织，共同构成了一部完整的生命叙事。

父亲的刚性形象，首先建立在其超乎常人的劳动能力和生存智慧上。如前所述，《陪父亲砍柴记》中“体能甩我几条街”的八旬老父，其身体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老父欲抬高门前菜地命以板车拖土》中“路陡腰躬绳勒肩，溜坡双脚似弹棉”的描写，更是以近乎残酷的细节，勾勒出父亲在艰苦劳作中展现出的惊人毅力。即便双脚因用力而如弹棉花般抖动，他依然如一头老黄牛般负重前行。直到耄耋之年，这份劳动的刚性也从未消退，《年关依老父吩咐再次备柴》中写道：“横裁竖劈总操盘，耄耋雄心从未残。薪火五千年备足，耽心下个五千年。”这种刻入骨髓的未雨绸缪，正是中国农民世代相传的生存韧性，哪怕年近九旬，也始终不肯松懈。这种无声的承受力，彰显了父亲的坚韧与刚毅。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父亲手中的“家法锤”和口中的“训示”。这些物件与行为，是传统文化中“严父”角色的直接体现。《记八秩父亲于屋后打储藏洞并训示》一诗，将父亲的训示放在“凿壁成幽隧”的宏大劳动背景下，“须知兴替律，健忘或光临”的训示不再是简单的家庭管教，而是上升到了历史哲思与生存智慧的高度。父亲的形象因此超越了一般的乡村老农，而具有了“族长”式的智者风范，其威严中蕴含着对后辈深沉的教诲与期望。即便是早已成为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出版社总编的儿子也得恭恭敬敬地聆听。这不仅是孝顺所致，也是真正的敬服、敬畏。即便晚年中风康复，父亲依然保持着这份刚健，《写在老父中风康复之后》写道：“老亦健焉曾几人，吾家八十六年椿。枝头雷击擎危炬，根柢泉通泽典坟。一夕躺平身中左，九回垂直鬼相邻。但凭神助加医助，足下当添风火轮。”字里行间，都是儿子为父亲顽强生命力感到的震撼与骄傲。

然而，段维没有将父亲神化，而是以极大的勇气直面其衰老，并从这种衰老中挖掘出更深沉的情感。这种转向，往往通过一系列柔性意象来完成。《题老父用“黄泥杂”依形自制的拐杖》中，“衰颓搀拽似吾娘”一句，是其故园诗词“父亲书写”中最具颠覆性也最动人的一笔。诗人将需要搀扶的父亲，比作“吾娘”，这并非对父亲的贬低，反而是最深沉的爱与怜悯。它意味着，在儿子眼中，曾经如山般伟岸的父亲，如今也像母亲一样需要呵护与关爱，亲子关系在此时发生了温情而伤感的反转。

这种衰老带来的脆弱感，在《老父突患肺气肿》一诗中达到了顶点。“昨日吼如虎，今朝气若丝”，以“虎”与“丝”的鲜明对比，极其震撼地写出了病来如山倒的残酷，将一位强壮生命骤然衰败的过程定格在短短十字之间。“呼天喉上锁，擤鼻恨成溪”的细节描写，更是将父亲的痛苦与无助刻画得淋漓尽致。“最难犬勤吠，都不是儿归”一句，更添一重悲伤：父亲病中最盼的是儿子归来，可每次犬吠都落了空，这份藏在病痛里的思念，读来让人心碎。此时，父亲的形象褪去了所有刚性的光环，回归为一个需要守护的脆弱生命。而诗人对父亲的关爱在此刻也到达了情感的顶峰，充满了无能为力的疼痛与不舍。诗人辞行返乡时，这份脆弱的双向牵挂更加动人心魄：“故里终辞别，家严话扼喉。车窗急摇起，阻隔两回头。”千言万语都卡在喉头，只留下两次忍不住的回头，父子情深尽在不言中。

父亲的困境，不仅是身体的衰老，更是在时代巨变中的无所适从。《节前回老家看土砖房拆建初成步宋彩霞〈元旦诗〉韵有寄》，同样触及了老屋拆建的时代命题：“节临元日旋风行，故里山川暮霭横。几绺泉声从未老，一潭月色竟如婴。虽无祖屋供瞻仰，却有明窗鉴迭更。八秩父亲何有幸，脱贫报表曰完成。”老屋拆迁，祖屋不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可对于父亲而言，这是割舍不掉的根脉羁绊。诗里既有对时代变迁的接纳，也藏着一丝难以言说的失落，和《老屋二章》里“老父彷徨久，拆留俱两难。于家为祖业，于国是寒酸”的情绪形成了巧妙呼应。老屋，是父亲一生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家族的祖业与精神寄托；然而，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它又显得那样“寒酸”与不合时宜。父亲的“彷徨”，正是处于传统与现代夹缝中那一代人的精神写照。他们坚守的某些传统价值，在时代潮流中显得脆弱无力，但他们又无法割舍与过去的血脉联系。段维以“于家”与“于国”两个视角的并置，将一个家庭的小抉择，提升到了社会文化与历史变迁的大层面，父亲的形象由此获得了一种史诗感般的悲壮。他不仅是段维一个人的父亲，更是那个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时代的背影。

甚至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父亲对生死的坦然，同样充满刚柔并济的力量。段维写下《老父亲自监制寿材圆满收官》《老父亲自张罗为其寿材上漆》二诗，直面身后事这一传统中国人最避讳的话题：“福寿双全未自夸，老来心愿更无涯。删繁就简一桩事，儿把棺材整朵花。”“沙纸打磨疾，微尘散若烟。赤条面斯世，黑黜盖其棺。直面生和死，并修道与禅。竣工绕三匝，一绕一开颜。”这种对生死的豁达与从容，本身就是刻在父亲骨子里的刚性，没有丝毫避忌，只有对生命本真的坦然，这份通透，让父亲的形象更显厚重。

三、时代语境下的个体刻画：父亲形象的共性升华

段维的“父亲书写”之所以能超越一般性的家庭纪事，引人共鸣，关键在于他将父亲的个体形象刻画，深深地植根于特定的时代语境之中，使其成为一代“中国乡村父亲”的缩影。诗人个人的家庭记忆，与“庚子疫情”“空巢老人”等宏大的社会议题无缝衔接，实现了从“个情”到“共情”的升华。

《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六》和《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七》是两首写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诗，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老家村委会遣人上门理发记》同样是疫情时期的珍贵记录：“乡居月有余，八门皆禁足。心沉如磐石，发长腰可束。老父眉与髭，相交宕雪瀑。爷儿相对愁，恨将付一烛。是时小哥呼，村委授其牍。快剃烦恼丝，面容细整肃。”即便是封村禁足的绝境，基层的关怀仍然能送到家门，解决父子二人的燃眉之急。这段特殊的记忆，既是段维与父亲的亲身经历，也是千万中国家庭疫情时期共同的集体记忆。诗人将个人的团圆与时代的苦难联系起来，使得这份亲情的温暖中带上了一份沉重的悲悯。父亲的形象，也因此成为这个特殊时期万千家庭中长辈的一个代表，他们的平安与健康，构成了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

《庚子新正乡居杂感之七》则通过父亲看电视的反应，巧妙地触及了时代情绪。“戏听包拯打龙袍，老父泪倾盆几遭”，一个八旬老翁为戏曲情节泪流满面，这看似不合常理的行为，实则折射出普通民众在特殊时期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渴望与情感宣泄。诗人“不忍拆穿走形式”的沉默，是一种理解与包容，而“换谁能比此公高”的诘问，则是对父亲所代表的善良、正直等传统价值观的无声礼赞。在疫情的阴霾下，父亲不仅是一个需要陪伴的家人，更是一个承载着传统美德的道德坐标。

城镇化浪潮中的“空巢”，是段维“父亲书写”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背景色。《远程监控见老家起雾》一诗，以异常冷峻的笔调，描绘了父亲留守乡村的孤独现状：“晓雾沉沉潮欲生，炊烟无力作蛇行。父亲过继萌萌犬，吠暖孤村八九声。” “无力”的炊烟，是衰败乡村的象征；“过继”的犬，是父亲唯一的陪伴。一个“暖”字，用得百味杂陈。犬吠声带来的片刻生机，反衬出孤村亘古的静寂与寒凉。父亲的形象，与这幅凋敝的乡村图景融为一体，他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留守乡村、与猫狗为伴的“空巢老人”的典型代表。哪怕是小年团圆，也常常遇到儿孙归途被冰雪阻隔的遗憾，《小年》里这样写道：“梅枝雨冻水晶红，斜照山家腊酒浓。老父端杯时饮恨，儿孙归路被冰封。”这种遗憾，正是无数分离两地的父子共同的遭遇。

《困居老家申请返校前帮父亲搭建鸡圈并于邻家约得小鸡数只》一诗，则更为直接地展现了这种离别前的补偿心理。“怯生宜禁足，驯熟自由身。惯听司晨号，宠成绕膝孙”，诗人将小鸡比作“绕膝孙”，希望这些小生灵能代替自己，给予父亲些许慰藉。日常生活里，父亲也确实把这些小菜小鸡都当成孩子般呵护：《题老父所种菜豌豆》中说“父亲老犹健，培护似盘伢”；《拟老父诉说子鸡接连失事场景》里，父亲眼睁睁看着小鸡被鹞子抓走，“寸眸追似箭，此恨与天齐”，那份痛惜，和疼惜孩子没有分别。这种“以物代人”的无奈之举，深刻揭示了现代性带来的亲情困境。父亲在诗中，既是操劳不息的劳动者，更是一个极度渴望亲情陪伴却又无法得到满足的孤独者。

甚至在每次辞行的时候，这份错位的爱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盈囊偏说有空间，青菜红苕填复填。恨死家山装不下，难教儿背在身边。”父亲总怕孩子在外吃不到家乡的味道，把能塞的乡土特产都塞满行李箱，那点“装不下”的遗憾，全是沉甸甸的爱，是每个游子都能共情的共同记忆。段维通过这些诗作，将一个家庭的悲欢，汇入了时代洪流的交响之中，使得父亲的个人形象，拥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价值。

反复诵读段维的“父亲书写”诗词，我那首搁置已久的七律颈联终于找到了灵感，重新撰写了一联：“觅琐碎多烟火气，写平凡少馆陶园。”这既是对他故园诗词取材风格的概括，也包含他“父亲书写”的生动细节。段维是位高产诗人，我能找到的他的“父亲书写”也定然不止这六十首作品。从二十出头到年近九旬，从共同过年到病中陪护，从田间耕种到生死大事，段维笔下的父亲，每一处细节都鲜活生动。这些“父亲书写”没有故炫高技，没有奇思巧构，没有惊人之语，有的只是最本色、最朴素、最深沉的白描，所以这些书写更真实、更可贵、更能打动人心。《题〈家园·父亲〉照》中那句“自惭天塌下，还赖父肩扛”，正是对这份父子深情最凝练的概括：天塌下来的时候，父亲永远是那个替你扛住一切的人，这份支撑，穿过岁月长河，永远矗立在每个儿女的心中。

诗贵情真，此为一证。

2026年8月20日初稿

2026年9月4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