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生龙湾：写给这片岸的百年家书

文/陈冬梅

炮台山的石头会说话。

海风从瓯江口灌进来，咸腥味先扑到脸上，再漫进嘴里。我抚着那截残墙，条石上的凿痕早被盐风蚀成模糊的纹路，粗粝，冰凉。石缝里嵌着灰白色的糯米灰浆，硬得指甲抠不动——光绪年间的遗存，比水泥还结实。往南几步，荒草里露出另一截土基，颜色更深，夯土叠着夯土，是明代的龙湾寨。再远些，永昌堡的城墙在天际勾出一道青灰色的边，像一条卧了四百年的老龙。

货轮鸣笛。低低的，拖得很长，从瓯江口滚过来，贴着海面，一直贴到胸腔里，震得人微微发麻。几百年前，这声音该是号角，从烽火台上一阵一阵往下传。

明嘉靖三十七年春，倭寇船队出现在瓯江口外。龙湾寨的烽火点起来，宁村所与永昌堡同时动了。

戚继光在别处驰援。真正守龙湾的，是这片土地养出来的人。乡绅王沛，七十四岁，花白胡子，带义兵拦在海边。有人劝他进城暂避，老头只一句：“今日若退一尺，明日便失一丈。”

他死在那一仗里。侄子王德带兵追出去，身中数刀，被围在乱军之中。刀卷了刃，杀不动了就拿刀背砸，砸到最后刀也丢了，赤手空拳还在骂。四十二岁。

史书里就这么几行字。可我总在想，那天的海是什么颜色。血顺着滩涂往海里渗，潮水退下去，再涨上来。

王家人没垮。王叔果、王叔杲兄弟变卖田产，凑了七千两白银，带全族青壮在海边筑城。十一个月，周长五里多的永昌堡立起来了。此后倭寇攻了八次，围了八十多天，没破。

我后来去了一趟永昌堡。爷爷是龙湾人，在瓯江边的码头上扛了一辈子包。他在世时常讲这堡子，讲王氏守城的事，讲城墙上的炮怎么轰倭寇的船。我从小当故事听。站在南城门下抬头看，条石砌筑，墙顶能容四人并行。原来故事里的城，就扎扎实实立在眼前。城内两条十字主街，把整座堡划成四个坊区。环城河从护城河流入，穿过堡内，再从另一个水门流出，活水循环。四百年前的水利工程，今天还在用。河边几个老人蹲着洗衣服，棒槌敲在石板上，一下一下，像这座城堡的心跳。

城中心有座王氏宗祠。门楣上的字褪了色。推门进去，天井里一棵老槐树，树冠遮住大半个院子。墙上挂着王沛、王德的画像，后人所绘，眉眼间有种说不清的倔强，像从石头里长出来的。祠堂后面的小展室里，摆着几块剥落的条石，还有一枚锈蚀的铁炮子，拇指大小，表面坑坑洼洼，像一颗被岁月啃钝的牙。难以想象，就是这样的东西，当年从城墙上倾泻而下，挡住了一波又一波进攻。

出永昌堡时，天已擦黑。城门洞里没有灯，风从里面灌出来，凉飕飕的。我站在门外，被那阵风激了一下。城墙上的杂草在暮色里轻轻晃着，像无数只手，挥了四百年。

风里除了凉意，还裹着一丝铁锈与机油的气味。脚下碎石硌着鞋底，远处传来金属碰撞的声响，一下一下，沉闷而有节奏。我循着那气味走，就到了阀门产业园。老周已经等在车间门口。

他伸出手，我握了握，掌心的茧硬得像锉刀。指节凸起，虎口一道白疤斜着划过去。“八几年敲阀体，铁皮划的。”他挠了挠头。

老周本地人。八十年代初，家里凑钱买了台旧车床，在院子里搭了个油毛毡棚子，开始做阀门。他翻出手机里的老照片，一个年轻人蹲在车床旁，满手油污，笑得眼睛眯成缝。“这手，”他指着屏幕，“洗三遍，还是黑的。”

他的师傅姓陈，龙湾最早一批做阀门的老师傅，在国营厂干了一辈子。八十年代初厂子效益不好，提前退休，把一身手艺带进了油毛毡棚子。陈师傅有把游标卡尺，德国产的，跟他干了三十年，刻度都磨亮了。退休那天，他把尺子递给老周：“做阀门的人，手里可以没有车床，不能没有尺子。”

那把卡尺现在锁在车间办公室的铁皮柜里，每年拿出来擦一次。刻度确实模糊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截凝固的时光。

那些年，龙湾的村子里全是这种小作坊。机器声从早响到晚，三轮车在巷子里挤来挤去。老周骑车送货，几十斤的阀体一个个往上搬。有回下大雨，路滑，车翻了，他在泥水里坐了半天，浑身湿透，怀里还抱着个阀门。“人摔了没事，货不能摔。”

后来龙湾成了阀门产业带，企业多了，规模大了，产品却一直在中低端打转。熬到新世纪，老周的厂子开始吃力。高端阀门做不了，低端价格越杀越薄。眼瞅着订单往外跑，他发了狠：搬厂，技改。

那几年是老周最难熬的日子。厂里二十几个工人，一半是跟了他十几年的老伙计。上数控设备，意味着有些人得转岗，有些可能留不下。“那段时间整宿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的全是人名。”他声音低下来，“老张跟了我十四年，老李跟了十九年。”他打开铁皮柜，把卡尺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还是那个分量。最后他挨个找工人谈话，能学的送去培训，学不动的安排到后勤，没有一个直接辞退。

旧车间停产那天，机器一台一台停下来。最后停的是那台老车床，陈师傅留下的。电源断掉的瞬间，砂轮还转了好一会儿才停。老周没说话，就站在那儿听。砂轮空转的声音一点点弱下去，像人咽气前最后一口呼吸。等彻底静了，他弯腰，从地上捡起一片铁屑，捏在指尖看了看，揣进兜里。

搬厂那天他又在旧车间站了一会儿。没开灯，就着门缝透进来的光，闻着空气里还没散尽的机油味。手摸过老车床的导轨，铁锈蹭了一掌心。他站了很久，然后拉下电闸，锁了门。

新厂设在温州湾新区，二〇一八年迁入。政府有技改补贴，产业链密得很，连做密封件的配套厂都开在隔壁。老周咬了咬牙，上了数字孪生生产线。

我去看过那个车间。地面干净得能照出人影，机械臂在轨道上滑行，蓝色火花偶尔溅出来，一闪就没了。大屏上跳着温度、压力、合格率，全是实时数据。老周站在那儿，眼睛盯着屏幕，跟我讲这台设备省多少人工，那套系统降多少报废率。声音不大，每个字都砸得实。

“以前靠手感，差一丝都不行。现在靠数据，差一微米都能看见。”他顿了顿，“老师傅的经验也不能丢，得跟数据打配合。我那些老伙计，全都在重新学。”

车间深处立着一套海洋工程阀门，两米多高，像扇铁铸的门。老周拍了拍它：“这东西以前全靠进口，一个几百万，坏了等半年。现在咱自己造，发往港口，发往钻井平台。”他说话时，虎口那道疤跟着动，像一道封了口的年轮。

走出车间，暮色已经压下来。风把身上的机油味吹淡了，远处海面上传来隐约的汽笛声。

第二天清早，我在新区的工地上见到老郑。他正蹲在路基边，对着施工图纸比划。

安徽阜阳人，二十年前跟着工程队来温州湾搞围垦。那时候这一片还是滩涂，涨潮海水漫到膝盖，退潮淤泥没到小腿。住活动板房，夏天像蒸笼，台风来了板房顶被掀飞过好几次。

“刚来的时候，站在滩涂上四下看，除了水就是泥，连棵树都没有。”老郑五十三了，头发白了一半，脸上的皱纹被海风吹得像干裂的河床。“有人问我跑这荒地方来干啥。我说我也不知道，工程队叫我来，我就来了。”

这一来就是二十年。从一期围垦到三期拓城，这片新城的每一寸路基、每一道管网、每一座码头，他都看着从泥里长出来。挖路基的时候，他挖出过一块青砖，方方正正，砖缝里嵌着灰白色的东西，和炮台山残墙上的糯米灰浆一个颜色。他拿在手里掂了掂，没说话，搁在围挡边上靠着砖垛立稳了。第二天还在，第三天不在了。他也没问。

最难忘的是跨海大桥合龙那一刻。两边同时施工，误差不能超过两厘米。合龙时，标高对上了，差不到一公分。他趴在桥栏杆上看了很久，风掀着衣角，脚下就是几十米深的海。

“心里就想，这条路，是我修的。”

老郑现在负责新区市政养护。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开巡查车把辖区内的路、桥、管网走一遍。“以前建的时候，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现在养的时候，也得一天当两天用。”他笑着说，“建的时候往前冲，养的时候往后看——看看哪里松了、裂了、老了，赶紧补上。”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老家。他沉默了一会儿：“想过。前年我妈生病，回去照顾了两个月。回来那天，车过跨海大桥，远远看见新区的灯火，一片一片的。我当时就想，这里面有我一盏。”

他说“我的一盏”时，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了那点光。

傍晚，我在新区一家小面馆吃面。隔壁桌几个年轻人，工装上印着某海洋科技公司的名字。一个姑娘语速飞快，手指在桌上比划，说浮标传感器精度的问题。

那是小陈。

三十出头，宁波人。原先在上海做海洋监测，三年前带着一台智能浮标样品来温州湾做近海测试。下水头一天，浮标被大浪打翻，传感器进水，数据乱跳。她蹲在龙湾码头，鼻子酸了三天，想着只能回上海。结果没走成。不到一周，问题就解了。

后来她留了下来。公司开在新区海洋科技孵化器里，八九个人，天南海北。她工位靠窗，窗台上摆着第一代浮标的壳体，小臂长，白色喷漆被海水浸得发黄。里面插着几支笔，一把尺。“没舍得扔。天底下没有一上来就成的事。”

第二年，有个投资人来找她，坐在会议室里，把进口传感器的报价单往桌上一推，说买现成的，省事，返修率还低。小陈当时就站在窗边，背后就是那支发黄的浮标壳。“那还叫什么自主研发？”她说。投资人没接话，待了一会儿走了。后来传感器还是找本地一家小厂合作，前后改了六轮。第四轮的时候，那家小厂的老板半夜打电话来，说模具又裂了，问她还做不做。她说做。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嗓子哑着：“行，那再来。”

有次出海试验，风浪大，小船晃得人站不住。一个本地老师傅，五十多岁，两只脚钉在甲板上，一手扶设备，一手冲她喊：“抓紧栏杆，别管我。”她说那一刻她忽然觉得，自己不是外来的。

我问后来怎么样。她放下筷子：“那次测第三代浮标，要连续采七十二小时水文数据。第二天半夜起风，四米多的浪，船晃得仪器箱都滑出去了。老师傅我们都叫他老方，一把抓住仪器箱把手，整个人趴在甲板上，另一只手死死攥着缆绳。浪打过来，把他从头浇到脚。他抹一把脸冲我喊：‘数据没丢！’我凑过去看屏幕，真的，一个点都没丢。”

她说到这里笑了一下，又扒拉两口面：“后来靠了岸，老方在码头上吐了半天。我给他递水，他摆摆手说没事，晕船晕了三十年。我说那你下次别去了。他瞪我一眼：‘我不去谁去？’”

“为什么留下？”我问。

她没说话，抬头望了眼窗外。天已经暗了，海看不见，只听见风还在吹。

出了面馆，我沿滨海路走。右边是海，黑沉沉的，潮声一波接一波。左边是产业园，办公楼里还亮着灯，窗口人影晃动。桥吊在远处港区立着。跨海大桥的灯带蜿蜒过海面，光落进水里，碎成一片一片，随波起伏。

我站住脚。忽然想起永昌堡墙根下的野草——从石缝里钻出来，根往死里扎，风再大也不折。

老周是从油毛毡棚子里长出来的。小陈从黄浦江边飘过来。老郑从皖北平原扎下来。根不同，土不同，却都扎在同一片岸上，被同一股海风吹着，往同一个方向去。

第二天清早，又去了炮台山。

日出前的龙湾，天色像块洗旧了的蓝布。海面浮着薄雾，潮水退下去，滩涂露出来，湿漉漉地泛着微光。货轮在雾里若隐若现，缓缓靠港。塔吊转动着，悄无声息，像在雾里写什么。

风又吹起来。潮声从下面漫上来，穿过礁石缝，穿过野草坡，穿过几百年的光阴，落进耳朵里。

太阳跳出海面。金红色的光铺开来，从炮台山一直铺到永昌堡，铺到产业园的屋顶，铺到海面每一道波纹上。潮水开始涨了，一浪一浪，慢慢往上漫。

我从炮台山往下走，经过一条老街。脚下的石板被磨得发白，和炮台山的条石一个颜色。爷爷说过，这条街早年间就是岸。街边一家早餐铺子已经开了门，蒸笼摞得老高，白汽从盖子缝里涌出来，裹着糯米和葱油的香气，飘向巷口。我路过时被那团白汽扑了一脸，暖烘烘的。铺子后面还是海，潮声隐隐约约，和蒸笼的嘶嘶声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浪，哪是火。

老板娘递过来一碗糯米饭，米粒压得紧实，上面铺着肉末和油条碎。碗烫，我左右手倒了一下，走到门口。街对面的码头，一艘小渔船正靠岸。船头坐着个老头，皮肤黢黑，往岸上扔缆绳。

我咬了一口糯米饭，米粒在嘴里散开，油条的脆和肉末的咸混在一起。那老头把缆绳在桩上绕了两圈，直起腰，朝岸上喊了句什么，被风卷走了。

潮声还在涨。

碗里的热气扑在脸上。满嘴的咸腥，满手的余温，满城的灯火——写给你，写给我，写给每一个把根扎进这片岸的人。

爷爷说，海风大的地方，人的骨头要硬。

记着呢。

潮涨潮落，石头不说话。

可石头记得。

作者简介

陈冬梅，笔名墨涵，1955年生于黑龙江鹤岗。中共党员，党龄五十年。退休前任正处级干部。现为中国诗歌网会员、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

早年执教高中语文，后转入共青团系统，历任团市委学校部部长；退休前供职于市政府外事部门。数十年穿行于教育、党务、外事战线，阅尽基层百态，积淀了丰厚的人生阅历与文字功底。

退休后笔耕不辍，潜心文学创作，主攻散文、现代诗歌与长篇小说。文风质朴温润，清浅真挚，以北疆乡土为底色，以半个世纪党员生涯为经纬，于平凡烟火中捕捉细碎光景，在岁月褶皱里打捞深沉情怀。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鹤岗文联《春雨》网刊、《文学月报》《都市头条》《鲁南文学创作》《南和文艺》《全球诗歌海外经典诗人文苑》等平台。

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大赛散文组一等奖。代表作有现代诗《边疆鹤岗，我的家乡》《黑土重章》、七律组诗《十五五弦歌》、长篇小说《白桦树的眼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