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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不歪的“人”字
——缅怀恩师徐卓越
作者：谭品海
小时候，我家与学校仅一巷之隔。那读书声，如同隔墙栀子花开的香气，日日夜夜，穿过暑气与晨露，丝丝缕缕，沁入我童年的呼吸里。五岁那年，我便成日吵着要上学。母亲拗不过，领我去见校长徐卓越。他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句句都像用细篾筛过的一样，透着一股沉静的书卷气。他俯身看我，目光温煦，对我母亲说：“二婶，五岁太小，再大一点吧。”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清凉的石，将我心头滚烫的焦躁压了下去。
可那书声依旧日日传来，挠得我心痒。六岁，我又闹。这回校长仍是不允，只说：“按规定，满七周岁才适龄。”我急了，赖在学校大门口，哭得昏天黑地，仿佛天大的委屈都攒在了那一刻。校长听见动静，从里头走出来，见状也不恼，只将我轻轻拉到门旁的石凳上坐下。那石凳被无数孩童磨得光滑，坐着凉丝丝的。他说：“既然这么想读书，我考考你，看行不行？”
他先问全家人的姓名，我答得飞快；让我从一数到一百，我倒背如流；又叫我算米粮——那时节，全家在食堂吃饭，按人定量，我竟将我们全家人每日的供应量一口报出，手指头也不曾动一下。校长眼里有了些笑意。但最后一个问题，却真真将我难住了。他问我是什么“成分”，见我茫然，又缓声提示：“你家，是什么农的？”我急得脑门冒汗，恍惚间只觉这二字关乎着我能否踏进那书声琅琅的世界。一个词儿忽然从我胡编乱造的“急智”里蹦了出来。“我是……从农的！”我脱口而出，还暗暗得意，以为编得妥帖。校长先是愣了一瞬，随即扶着石凳，竟“呱呱”地笑出声来，那笑声朗朗的，在夏日的蝉鸣里传出老远。他笑够了，用那温热的大手拍了拍我的脑袋，眼里满是慈蔼的光：“好，好，你这个‘从农’的娃娃，我收下了。”
就这样，我六岁上了学。家贫，校长便免了我每学期三块五的学费，只交五角钱的书费。开学那日，母亲从供销社买回一个方格簿、一个双行簿，还有一支光秃秃没橡皮的铅笔。校长亲自领着我，穿过长长的走廊，到一年级课室把我交给刘瑞婵老师。他在刘老师耳边低语了几句，我站在旁边，只觉那轻轻的话语，比什么都重。
此后，校长一有空，便把我唤去校务处。他那张办公桌不大，堆着书和作业本。傍晚时分，一盏汽灯照亮整个办公室，他伏在案头，一页页翻看我的作业，红笔在错处轻轻画个圈，然后，他便要我将铅笔递给他。他宽厚的手掌握住我小小的手，那掌心温热而干燥，带着粉笔灰淡淡的涩味。我的手指在他掌心里微微发颤，他便稍稍收拢了些，像护着一只刚会扑翅的雏鸟。他领着我，一笔一划，教运笔的轻重缓急。写到“人”字，他顿住笔，说这一撇一捺要立得住，像两条腿稳稳踩在地上；写“正”字，他格外用力，横平竖直，说这一笔一划都要行得端、坐得直。那晚的汽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叠在一处，久久地不动。他垂着眼，呼吸沉沉地落在我耳畔，像老钟的摆，让一颗浮躁的心渐渐安定下来。那时我还不懂，他教我的何止是字。
到了三年级，他开始教我写作。他不先讲章法，倒爱给我喂素材。有时是一桩村里的旧事，他慢悠悠地说着，像在剥一颗莲子，将里头清苦或甘甜的滋味一点点挑出来给我看。我听着听着，眼前便有了画面，笔下也就有了话。每学年学校的作文、演讲比赛，他总推我出去，说：“去试试，输了也是长见识。”我站在台上腿肚子打颤时，总能在台下第一排找到他那沉静的目光，像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稳着我。
五年级那年，全公社教师暑假培训，他替我拟好讲稿，让我在全体教师大会上发言。那些词句，他教我反复念，哪里要沉郁，哪里要激昂，都细细地抠。后来，他又让我跟着学毛著积极分子巡回演讲。临行前，他总将我唤到跟前，替我把衣领整好，红领巾系正，只说一句：“去吧，心里别装别的，就想着把你心里的话，好好说给人听。”
半世光阴，弹指即过。记得二零一五年十月，我从海外归来，参加汶海中学退休教师联谊会茶叙。席间都是些白发苍苍的面孔，我向人问起徐校长——那时他正担任联谊会秘书长。一位老教师顿了顿，放下茶杯，低声道：“卓越他……一个多月前，走了。”
那满室的喧哗忽地远了，只剩窗外的蝉，一声，又一声，叫得人心头发空。我仿佛又看见那个六岁的孩子，赖在校门口的石凳旁，而那个国字脸、浓眉大眼的人，正弯下腰来，忍俊不禁地对他说：“你呀，你这个小‘从农’的……”
那些夏天的蝉鸣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石凳还在，课室还在，只是那盏汽灯不会再亮了，那温热的大手也不会再握住我的笔。可我慢慢明白，他教我的那些横平竖直、沉静端方，早已成了一笔一划刻进骨血里的印痕。每当我提笔写下一个“人”字，那一撇一捺，从此便立住了——温煦、笃定，像岁月也压不弯的笔画。这一辈子，无论走到哪里，我都写不歪了。
谭品海，广东省台山市人，大学文化，1972年至1987年从事教学工作，1988年至2012年从政，2013年退休后往返中美两地。作者热爱文学，从政期间曾撰写多篇工作体会文章在各种报刋发表，退休后练习写诗和散文，并在多种侨刋和诗社选登。出版诗集《夕拾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