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虫二

      昨夜梦见母亲了。

     还是年轻时的模样，短头发，蓝布衫，手里捧着一摞报纸，笑盈盈地朝我招手，大声说道:“好久不见你来”。我想跑过去，脚却像生了根。醒来时窗外正下着雨，9月的雨，打在玻璃上，像是有人在外面轻轻地叩门。我躺在床上没有动，听那雨声，忽然觉得那不是雨，是母亲在跟我说话——十年了，她怕是攒了许多话要跟我说。

      早上起来，去买了纸钱。卖纸钱的是个阿婆，问我要几叠，我说要最好的。她便从柜子底下翻出一扎金箔的，说这个烧给先人，他们在那边能用很久。我接过的时候，手有点抖。十年前母亲走的时候，我也这样抖过——那天拂晓接到电话，从床上跌下来，手扶着墙，抖得穿不上鞋子。

      母亲走的时候，是拂晓。大约早上4点多，太阳还没出来，天是青灰的，像一块洗旧了的布。这些年，每到拂晓醒来，我都会想起那一刻。她在那个时辰独自离开，没有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我。有时候我想，她会不会在最后的时刻，四处张望，找她的孩子们？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心上，十年了，没有拔出来过。

      母亲年轻时是乡村的妇联主任。我见过她当年的照片，短发、凤眼，飒爽英姿，站在村子的土墙前，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亮得像井水。她走村串户，调解邻里纠纷，组织妇女识字，夜里点着煤油灯开会，抱着我坐在腿上，我就趴在她怀里睡着了，听着她跟那些婶子们说话，声音又脆又亮，像一把撒出去的豆子。那时候村里人都叫她“段主任”，叫得又敬又亲。

      父亲在南海舰队当兵，快到六年，终于回来了，说是去黄埔军校边建舰艇维修厂，父亲回黄埔了，母亲怀孕了。母亲一个人带着我，还要忙村里、公社的事，却从不叫苦。她常说，你爸在保卫国家，我在家这点事算什么。结婚第七年才生下我，所以格外珍爱。小时候，夜里发烧，农村缺医，母亲抱着我哭，眼泪砸在我脸上，热热的。

      做了报社记者。母亲高兴得不得了，逢人便说，我闺女算是文化人，在报社写文章呢。其实那时候我只是个小记者，写些鸡毛蒜皮的新闻，可她觉得那是天大的事。每次我写的文章见报，我回家看她，她就拿出来给我看，说这篇写得好，那篇字多了些——其实她识字的水平不过几百字，还是当年在识字班学的。只是看上面有我的名字，就觉得好。

      母亲走的那年，我55岁了。她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满是不舍，也许她知道不久于人世。因为中风，她那时已经不能说话了。她想说的话，都是我揣摩着，我说出来，她就点头了，然后对着我艰难的笑了。

      这些年，我退休，开始写散文，写诗歌，写岭南的风物，写这座城市的记忆。我成了岭南作家，也在老年大学教文学讲习班。每次站在讲台上，看着那些白发苍苍的学员，我就想起母亲。要是她还在，她一定会坐在最后一排，安安静静地听，然后回去跟邻居说，我家闺女现在当老师了，教的也是文化人。

      昨天早晨，我在家阳台烧了纸钱。火苗窜起来，那些金箔的纸钱在火里卷曲、变黑，化成灰。心里忽然没那么痛了。我想母亲在那边一定过得很好——她那么能干的人，到哪里都能把日子过得亮亮堂堂。她也一定知道我现在写文章、教书，她一定很高兴，像从前一样，逢人便说，我闺女是个文化人。

      花城的9月，荷塘只剩下残叶，一阵秋风吹雨，荷花都谢了，蜻蜓也不见了。

      晚上又下起了雨。我坐在书桌前，把窗子推开一条缝，让雨声透进来。那声音细细碎碎的，像是有人在远处说话。于是，我写下第一行字：昨夜梦见母亲了。

      写完这句，停在那里。窗外雨声渐密，拂晓还远，可我忽然觉得，天已经亮了。

      因为母亲在梦里对我笑，笑得像四十年前那样，眼睛亮亮的，说，你写，我看着呢。

作者简介

       刘兰玲：笔名虫二，毕业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曾担任《信息时报》责任编辑、记者。现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会员，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广州黄埔创作基地主任，公众号《黄木湾》主编，印尼《千岛日报》中华文化专版编委。出版个人诗集《听风吹雨》（星岛出版有限公司）。诗歌《一座丰碑》获“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征文二等奖；《扶胥之口》在“写给广州的诗”诗词大赛中获优秀奖；现代诗《黄埔之歌》获第三届“春光杯”当代生态文学大赛一等奖；散文《花城里的木棉花》在第五届“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赛中获三等奖。曾在黄埔图书馆总馆举办“千年扶胥·智潮黄埔”虫二诗歌原创朗诵会。作品散见于《中国诗歌网》《今日头条》《岭南作家》《北京头条》《华夏》杂志、印尼《千岛日报》、美国纽约《综合新闻》等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