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在尘埃中的北地马少伯
甘肃省：张志良
庆阳人读本地边史，常听见卢芳、公孙贺、傅介子，却很少听见一个名字：马少伯。他不是帝王，不是名将，甚至不算“正经”写进大传的人。翻《 《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卢芳故事收尾处，史官像扫地一样顺手扫出几行：初，安定属国胡与芳为寇，及芳败，胡人还乡里，积苦县官徭役。其中有駮马少伯者，素刚壮。二十一年，遂率种人反叛，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乃遣将兵长史陈䜣，率三千骑击之，少伯乃降。徙于冀县。
就这么多了，没有表字，没有生卒，没有后来。一个人从边地尘烟里探出头，又被史书合页声盖回去了。“駮马”，有人说本是“驳马”（杂色马），也可能只是音转姓氏。“少伯”倒像边人取名，不端着。范晔写“素刚壮”三个字，比后世给人物贴的标签都重：不是“骁勇善战”，不是“聚众作乱”，只是这人骨头硬，受不了。
事情得从卢芳说起。王莽末年到东汉初，安定三水一带的属国羌胡、边民、豪杰全被搅进局里。卢芳诈称自己是刘氏子孙，借匈奴和西羌的势力，在安定、北地这一带立过“汉帝”旗号。胡人跟着他出塞入塞，抢过、守过、被人利用过，也威风凛凛过。等到卢芳败了，匈奴把卢芳接出塞，胡人“还乡里”，听着像回家，其实是回到东汉郡县手里。
回家以后呢？不是免租免税，是“积苦县官徭役”，百姓这是国家生生不息的财富啊。边地胡户本来就被当成低人一等的差役户，转运、戍守、供亿、出畜出人，年复一年。卢芳那套“胡汉连兵”的梦碎了，留下的是赋税和鞭子。
建武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45年。光武中兴还没把北边熨平完全征服。马少伯站出来，率“种人”同族、同部落、同苦命的人，反了。他没去洛阳争正统，也没借尸还魂，装什么将军号，就是“与匈奴连和，屯聚青山”。
青山在哪？唐人注《后汉书》说“青山在今庆州”，唐庆州就是今天甘肃庆城北一带。后世方志、乡土文史便往马岭镇那道川里指。马岭在庆阳城北，古驿道傍着马领河，北通环县、南接庆城，最宜“屯聚”，也最易被官军掐脖子的地方。你站在马岭的塬畔上想：一千九百多年前，杂色马队上了山，毡帐连着枯草，风里全是盐的咸气、羊粪的熏和铁锈味道，那就是马少伯的“兵”。
东汉这边也不含糊，派的是“将兵长史陈䜣”，带三千骑。长史不是大将军，却是能统兵办边事的官。三千骑搁在建武年间的西北，已经是一支能平落部的壮兵力了。马少伯的种人再刚壮，也不是正规边军的对手。结果就两个字：乃降。史书没写仗怎么打，没写谁先怯，没写青山夜里有没有人逃，没写马少伯降时心情是怒、是冷、还是累。只写了“少伯乃降，徙于冀县”。
冀县，就在今天甘肃甘谷县南，属天水那边。把安定、北地的胡户迁去天水，是老办法：拆开边人根基，离了青山、离了马岭、离了旧姻旧仇，再刚壮的人，也得在陌生川道里重新学种麦、纳租、当“良户”。
从此马少伯没了，你翻《后汉书》，再无“马少伯”三字。他没像卢芳那样留一段“论曰”，没像马援那样留一句“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豪情壮志。他更像庆阳沟里的碎陶片：有人认出是汉瓦，有人踩过去，羊群过后，连纹路都填上了土。
可这人又实在是不该忘记，因为边地史从来不是只由皇帝和史官写的。卢芳是“诈”，陈䜣是“讨平”，光武帝是“中兴”。而这马少伯是那种被几种大词语碾过去的人，胡与汉的界线、县官与种人的徭役、匈奴与东汉的拉锯战、青山与冀县的距离。他反，不一定懂“民族矛盾”。他降，也不一定真是“贼酋畏威”。他大概只是：跟着卢芳打过，回来被差役压榨着，才在青山上聚起一拨人，最后被三千骑压下去，连名字都被写成“駮马”还是“驳马”都说不清。
正史只肯给他半行：刚壮，反，降，徙。我喜欢这半行文字，没说他“揭竿而起”，也没说他“洗心向化”。史官像站在塬上望了一眼，看见有人骑马进山，官军随后掩上去，烟散了，回头就像庆阳的风，吹过马岭镇、吹过庆城故城、吹过汉时属国都尉的废垒，把一个人的名字吹成尘里的一粒。他没改成历史的大方向，却把“边人不是沙子”这件事，硬硬地钉进了《后汉书》的夹缝里，这就够了。
张志良，男，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庆阳陇东学院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庆阳市范仲淹研究会及庆城县范仲淹研究办公室成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会作者联谊会会员，喜欢文学写作。都市头条编委会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