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陕西的北京娃

陈庆南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北京城，宣武区一条胡同深处，曾有一个少年非常喜欢在司家坑小学以及几条街道上的青砖灰瓦间奔跑，也算是个孩子王，身后跟着一帮子屁屁虫。那时的北京，天是瓦蓝瓦蓝的，清晨，阵阵鸽哨声掠过古老的城墙，孩子们的笑声在大院子里回荡。后来，他走进了座落在老墙根街上的北京校场口中学——那是一所后来改过好几个名字的学校，又叫过136中、东风中学，如今这里已是北京十四中分校——在那里，坐北朝南。他的老师有王淑兰、袁玉萍、伊里千（新疆政协主席鲍尔汉的大女儿）、赵宗哲、肖俊斌、张鸿雨、王文平、徐忠银等等，他为这些老师都写了一首藏头诗，里面有他们各自的姓名，老师们很高兴。他在这个学校里读到了人生第一批让他夜不能寐的影响他后来人生的文字与课外书。那个时候的许多人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穿着蓝布裤子白褂子居住在新桥胡同3号的北京娃，日后会用一支笔，在黄土地上、在三秦大地竟然写下了两百多万字，并多次获奖，这在那个时候的周围这一批同龄学生当中，屈指可数。早先，他五、六岁的时候，随院里一群孩子，去广安门外去玩，在河堤上滑入水中，差点淹死，被当时一个二十来岁刚游完泳刚穿好衣服的小伙子“扑通”一声，又跳入水中，将他救了上来，院子里的大人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不其然，后来他多次历经艰险，都逢凶化吉，遇险呈祥！

1969年2月，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十八岁的他，和两万多名"老三届"知青一样，背起铺盖卷，登上了开往陕北的列车。火车哐当哐当地驶过华北平原，穿过太行山脉，最终又乘卡车停在了陕西省延安地区甘泉县。他被分配到城关公社姚店大队，一个连名字都带着黄土气息的地方。

窑洞、土炕、羊肚肚手巾——这些在书本上读到的词汇，一下子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他的手，从握笔杆子的手，变成了握羊铲、挥镰刀、背柴火的手。细皮嫩肉的北京娃，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又变成了茧子。他铡草料、送地肥、开荒山，吃水要自己担，肩膀压红了也不喊一声苦。队长和村里的婆姨们心疼这些北京娃，手把手地教，步步带着干。他后来写道："延安老乡真是好，让北京娃少受了多少熬煎！"

一年零五个月，五百多个日日夜夜。这段日子不是太长，却像一把锤子，把这个北京少年的骨头，锻打得无比坚硬。1970年7月，他被第一批招工，离开了村子。临走时，老乡们送枣送馍送到村边，叮嘱他："别忘了这黄土这大山，回来时要杀鸡宰羊包扁食把你款待一番。"他回头望，河水在夕阳下泛着金光，山的轮廓渐渐模糊。他不知道，这一眼，就是他后来一辈子的牵挂。

他的文学之路，有两位重要的引路人——陈荒煤和曹谷溪。

陈荒煤，中国电影界的一代宗师，时任中国电影刊授学院院长。他在这所学院文学专业毕业，亲耳聆听陈荒煤主讲"有感而发"。这四个字，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进了他的心里。后来他又参加了青岛进修班，再次受教于陈荒煤。 "有感而发"——不是无病呻吟，不是矫揉造作，而是把生活的血泪、把生命的体验，化作笔尖的流淌。这是他一生的写作信条。

另一位恩师曹谷溪，是陕北文学界的一面旗帜。这位延安地区的著名文学前辈，对他的指导和影响，就像延河水对两岸庄稼的滋养，无声却深厚。 在曹谷溪老师的“要出精品”引导下，他开始真正深刻理解陕北这片土地的分量——理解信天游的苍凉与豪迈，理解黄土高原的厚重与坚韧，理解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乡们，脸上皱纹里藏着的故事。

在延安十二年之后，他离开陕北，到了十四朝古都西安，他的笔，再也没有停过，更加勤奋，笔耕不辍，良作不断，被十万人阅读有多篇。他是极少数没办回北京仍然留在陕西的北京知青之一。

散文、诗歌、小说、剧本、科幻作品、歌词——他像一个文学世界的多面手，在各种体裁间自由穿梭。北京知青爱江山称他是真有才华，弹指挥间说他真是知青里面的写作高手！他的文章与诗，登上过《解放军报》、央视传媒、中华魂网、《延安文学》《三秦散文家》《山东作家》《延安日报》《延安作家》《美文杂谈》《河南文苑》《未央作家》《诗意文韵》《延安诗词》《宝塔文艺》等一百余家省部级以上的媒体与众多平台。 两百多万字，这是在千万个知青当中算比较惊人的数字。两百多万字是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些文字全部打印出来，足以堆满一张桌子。

他的《圣地延安锻炼组歌》，以八首组诗的形式，将知青岁月娓娓道来——"延河舞，宝塔笑，秧歌扭，锣鼓敲"的迎接，"铡草料，挥羊铲，送地肥，开荒山"的劳动，"冰很厚，雪满天"的砍柴，"麦浪起伏六月天"的收麦，"山里无路生活艰"的修路筑坝，直到"周总理听说延安很困难"的支援，和"北京娃从此被招工"的告别。这八曲组歌，像一部史诗，唱出了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的共同记忆。 这篇作品，为他赢得了"中国知青作家杯"一等奖。

他的散文《茧子与肩头》，从标题就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生活质感——那不是文人书房里的想象，而是真正在黄土里滚过、在烈日下晒过、在寒风中冻过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 他的小说、他的诗歌、他的剧本，无一不带着黄土地的烙印，带着延河水的清澈，带着窑洞里油灯的温暖。

他近年来加入了作协，加入了散文学会，各种活动增加了，写作量也大增，因而他不仅仅是一个知青作家，他还是一个延安精神的守望者，传承者，他对此经典评说：红色传承不是半年、一年才去讲一次，这要天天讲，月月讲。

他是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他也曾经参加过大量的知青慈善工作和社会教育活动，用自己的笔，也用自己的行动，回馈那片养育过他的土地。他曾经受到过敬爱的周总理的接见并聆听——那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之一，这个红色印记一生中都铭记于心，他是一个普通知青，但能够被这个时代背景记住。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的文章越写越多，有如泉涌，而且有气度，有格局。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人到晚年，大器晚成，他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学习热情。他研习《易经》，不是为了算命卜卦，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观察、分析、预知能力，并且在写作质量上有所提升"。 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对写作技艺的精进，让人看到一个知青作家的严格自律与高维追求。

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扎着羊肚肚手巾的北京娃。但他的文字里，依然能听到延河的流水声，能闻到陕北小米的香气，能看到窑洞窗棂上透出的昏黄油灯光。他写《思念美丽的北京》，也写《回望陕北》；他写《山路》的崎岖，也写《林荫道上》的静谧；他《感谢阳光》，也铭记风雨；他写的《延安十年》《延安，我想你》等等，都有十万以上的阅读量；他也写其他的北京知青《剪纸专家王俊林》《知青桥梁李增春》《延梅的笔墨长征》，这些稿件接连不断传遍了大江南北。

他的文字，被很多人赞不绝口。为什么？因为他的文字里有真——真实的经历，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疼痛与欢喜；因为他的文字里有善——对老乡的感恩，对时代的敬畏，对弱者的同情；因为他的文字里有美——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生活本身淬炼出的光芒，是黄土地在夕阳下的金黄，是信天游在山峁间的回荡。许多人说文章可以身临其境！

两百多万字，是一个不太有名的知青作家一生的征程与足迹。从司家坑小学的操场，到校场口中学的课堂；从甘泉县姚店大队的窑洞，到一百余家媒体的平台；从陈荒煤院长"有感而发"的教诲，到曹谷溪老师的“要出精品”的悉心指导；从周总理接见时的激动，到延安精神研究会里的坚守、传承——他用一支笔，为自己，也为整整一代知青，铸立了一座文字的丰碑。

这座丰碑，并不在哪一座大理石的基座上，而在众多读者与知青的心里。每当有人翻开他的书，读到"延河舞，宝塔笑"，读到"茧子与肩头"，那个扎着羊肚肚手巾、手上磨着血泡、眼里却闪着光的北京知青，就会从文字里走出来，笑着对你说："来，我给你讲讲黄土地上、三秦大地上的故事。"

那故事，一经他讲，就是他的一辈子。三秦春到绽桃花，处处炊烟映彩霞，一曲秦腔万众唱，陕西自古多皇家。这片三秦土地上、黄土高原上，出大小皇帝，也出大小文人。自插队到陕西之后，他至今没有离开，仍然在陕西，当然，留在陕西的还有数百人，他是其中的一个，名叫王侠，在网上也可以查的到：北京知青王侠。

作者：陈庆南，贵州知青。1968年12月在思南英武溪区东华公社桥头生产队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71年7月参加工作，分配到思南孙家埧区供销社财务会计。73级贵州师范大学政教系学员，76届毕业分配思南塘头中学，79年8月调长顺民中，39年工龄，从事教学工作31年，职务为中学高级政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