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冬梅口述实录

楔子

二〇二六年四月，鹤岗入选首批“宝藏小城”。

消息传开那天，七十一岁的陈冬梅正站在平安塔下。塔建在采煤沉陷区改造的公园里，底下埋着当年最深的采空区。风从黑龙江面吹过来，带着名山段的潮气。

碑文上刻着：“一九九八年，此处采煤沉陷区开始综合治理。”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转身对老伴说了一句话。

孙女后来把这句话写进了作文：“奶奶说，这座塔底下埋着的，是咱们家三代人的命。”

陈冬梅，一九五五年生，在鹤岗生活了七十一年。退休前任鹤岗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

她修过铁路，站过讲台，坐过机关，也蹲过信访接待室的冷板凳。她得过两次重度抑郁，缝过五十多针，又站起来。

这座城市的故事和她的故事，从来就是同一个故事。

故事的开头，要从六十年前的一场变故说起。

第一卷 寒门底色

一九五五年，陈冬梅出生在鹤岗。

那一年，鹤岗矿务局已经出煤三十八年。新中国成立刚满六周年，这座城市正开足马力，把地心的火种掏出来，往国家的工业炉膛里送。那年的矿区，一个“单位”就是一座城，一份工资就是一家人的命。父辈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在荒原上竖起井架，也竖起了这片黑土地此后半个世纪的命运。

她原名叫陈伟，上小学改叫陈冬梅，生在鹤岗市一户医家。母亲是有名的鹤岗矿务局职工医院口腔科医生，手细，指节分明，拿钳子稳。矿工牙疼都找她，从没出过岔子。

父亲先前是纪检干部。在陈冬梅的记忆里，他的腰杆永远挺得直，像矿上刚采出来的工字钢。他带回家的《人民日报》，油墨香淡淡的，她总爱趴在他膝盖上闻——那是童年里少有的、不带煤尘味的东西。

变故来的时候，陈冬梅刚满十岁。

父亲因为个人原因，被撤了职，党内给了处分，让他到岭北矿医院做药剂师工作。父亲丢了官职，做一名医生，心情越来越差。那时她不懂一个男人失去了官职，就等于失去全部尊严。

那根挺了半辈子的腰，一夜之间弯了。

三九天，风裹着雪粒子往屋里灌。父亲下班回来，不知哪来的火气，把饭兜狠狠掼在地上，瓷碗碎了一地，白瓷碴子扎进陈冬梅的棉鞋面。母亲红着眼跟他吵，他顺手抄起烧得发烫的炉盖朝母亲掷过去。陈冬梅几乎是扑过去的，眼眶结结实实撞在铁沿上，嗡的一声，眼前发黑。泪在眼眶里转，她咬着嘴唇没敢掉——一哭，这场火只会烧得更旺。

弟弟小她三岁。那些年，姐弟俩常挤在墙角，裹着打补丁的薄被，听屋里的打骂声，浑身发抖。墙上有道手指宽的缝，冬天的风往里钻，先凉，后麻，最后没了知觉。弟弟脚趾冻得发紫，她用手心给他焐，焐着焐着，自己的手也僵成冰块。

“那几年冬天，我脚上的冻疮烂了又好，好了又烂。”多年以后，弟弟陈超在鹤岗矿务局医院的口腔科诊室里，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姐的手，一到冬天就伸不直。可每天早上起来，我鞋垫都是暖的——她夜里搂在怀里焐的。”

最深的一次，深秋夜里。母亲哭着牵起陈冬梅和弟弟，往人工湖走。她说，去了那边，就不用遭罪了。湖边芦苇枯了大半，风一吹晃得厉害。陈冬梅低头看，母亲脚上只剩一只黑布鞋，另一只掉在路上了，光脚踩在冰碴子上，沾着泥，渗着血。她手里还攥着半块窝头，是娘仨当天的晚饭。

是邻居的喊声把她们拉回来的。陈冬梅没看清那人的脸，可那个穿过风雪的声音，她记了一辈子。

多年以后，她在市政协接待一位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史的学者。学者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北矿区因家庭变故导致的极端事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每一个从那片黑土地上走出来的人，都见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故事。

陈冬梅没有接话。

后来她在一本卷了边的旧语文课本里，看见一句诗：“梅花香自苦寒来。”她把那页折了角，合上书，在烧火的煤块上写下了两个字。

冬梅。

她没跟任何人说。只在作业本角落写，在课本扉页写，在烧火的煤块上写。写了一遍又一遍，煤块写热了，像要把那个名字烙进骨头里。

第二卷 青春淬火

第一章 枕木上的日子

一九七四年，陈冬梅十九岁。

那一年，全国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六个年头。鹤岗的政策是：一户只能留一个孩子。弟弟背起铺盖去了青年点，她留下来，进了矿务局运输处工务段，当修路工人。

工地在青石山，比青年点还偏。

每天清早六点，天还没亮透，赶通勤小火车。老旧的蒸汽机车哐当哐当往山里钻，车厢里全是扛工具的工友，烟味、汗味、铁锈味混作一团。傍晚六点再晃回来，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

中午没地方吃饭，找个背风的枕木堆坐下，掏出铝饭盒。饭早凉透了，就着山风往下咽。青石山的风比镇上的更硬，吹得人耳朵根发麻。有时候抬头看天，枕木一直往前铺，铺到天边，可离自己的明天，还是那么远。

印象最深是“大战红五月”。

那是矿务局系统的传统，每逢五月，全系统抢工期、献礼。一九七五年的五月，偏赶上连阴雨，雨又冷又急，浇得人睁不开眼。没人退。大伙儿扛着洋镐铁锹往工地冲，老师傅们喊号子，嗓子都劈了，雨水顺着安全帽檐往下淌，分不清是雨是汗。

当时工务段的老段长姓赵，山东人，一口硬邦邦的胶东话。他后来在一次塌方事故中没了，年仅五十二岁。矿上给开了追悼会，送葬的队伍从工区一直排到山脚。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在出事前三天说的：“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工友王德发今年七十九岁，住在鹤岗南山矿宿舍。他回忆赵段长的时候，手指头在膝盖上反复画着枕木的形状：“老赵那个人，从不骂人。谁活儿干得糙了，他就站你旁边，把铁锹拿过来，自己干给你看。他出事那天，坑里还有半截没吃完的馒头，用油纸包着。”

那句话，陈冬梅记了五十年。后来她当干部、当领导，每逢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想起赵段长——想起那些把命夯进枕木里的人，他们用脊梁铺了这座城的路，却没来得及看它一眼未来的样子。

十九岁，本该是不知累的年纪，可一天活干下来，浑身像散了架。回到家扒拉几口饭，倒头就睡。累到什么份上？家里那只八斤重的大花猫蹲在炕沿打呼噜，她连伸手摸它一把的力气都没有。

陈冬梅性子倔，专拣最苦最累的活干。起道是险活，四个人一组，拿铁签同时发力，撞在石砟上当当响，虎口震得发麻。谁手上一滑，旁边的人就可能受伤。她咬着牙扛，月月拿一等工资。钱不多，可攥在手里沉——那是她能撑起那个家的底气。

母亲心疼她。看她手上的血泡，没说话，转身进了里屋。第二天递她一张招生简章：“去考老师吧，妈供你。”

陈冬梅告别了青石山的尘土，走上讲台。

第二章 讲台与初心

最先去的是西山小学。脚踏风琴的声音飘在教室里，比铁轨温柔一百倍。孩子们的歌声亮，日子好像也跟着亮了。

后来分家，陈冬梅分到向阳小学，接三年级班主任。教室玻璃灰蒙蒙的，像蒙了层擦不掉的煤尘。她领着孩子们周日来学校擦玻璃，大的站窗台，小的蹲窗台。阳光透进来的时候，满教室亮晶晶的，像撒了碎钻。

学校后边有片荒地，师生一起扛锄头开成菜地，种芹菜。有个叫小虎的男孩，天天下课就去守着，说要看芹菜做不做梦。嫩芽破土那天，他光着一只脚冲进办公室，举着半根带泥的小芽，眼睛眯成一条缝。

四十年后，当年的小虎——现在叫赵虎，在鹤岗经营一家五金店——在电话里对记者说：“陈老师那时候瘦，但嗓门大。她带我们擦玻璃，自己爬得最高。我那时候想，陈老师要是摔下来，我一定接住她。”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五日，陈冬梅入党了。

区委书记常福来问：“小姑娘，为啥入党啊？”

她实话实说：“书记，我想早点转正，有个正式工作，多挣点钱养家。”

常福来大笑，说这孩子实在。笑完重重拍了拍她肩膀，手上有老茧，很暖。

同年，工农兵大学生保送指标下来了。全区代课老师就她一个党员，都说是她的。陈冬梅攒了半年工资买了新本子新钢笔，用牛皮纸包好，等着通知书。

结果市里临时改了规矩，名额全划给中学。三个保送的，没一个党员。

陈冬梅躲在家里哭了一整夜。攥着写好的申诉信要去教育局，母亲的老姐妹上门了。她拉着母亲的手叹气：“她孙姨，冬梅是党员，以后机会多。这次让俺家孩子去吧，他这辈子就这一个指望了。”

母亲端着两杯茶从厨房出来，手很稳，茶没洒。她看了女儿一眼，那眼神里有央求，有抱歉，还有一种当年陈冬梅读不懂的卑微。

陈冬梅看着母亲，把皱巴巴的申诉信慢慢撕了，扔进灶膛。火舌舔着纸片，一会儿就成了灰。

算了。我是党员，我得让着。

大学没上成，凭着党员身份，她被推荐去了鹤岗师范中专政文班，还当了团支部书记。课余挖备战洞，陈冬梅本来血压就低，连累带急，一次挥镐时眼前一黑，直挺挺栽了过去。醒来躺在宿舍硬板床上，指尖还留着针灸的酸胀感。同学们围了一屋子，有人悄悄给她换了双新棉袜——原来那双，脚趾头磨破了洞。

有人红着眼喊：“向共产党员陈冬梅学习！”

那时候她忽然懂了，“党员”这两个字，比名字重。

毕业以后，陈冬梅分到十三中，当团总支书记兼语文老师。第一堂课，她站在讲台上，粉笔捏在手里，半晌没说话。台下几十双眼睛看着她，像一群刚出壳的小鸟。

她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陈冬梅。

三个字，写了十九年，终于写在了讲台上。

第三卷 仕途擢升

第一章 团市委的日子

一九八〇年，陈冬梅调进鹤岗团市委学校部。

那一年，全国干部队伍正在经历“四化”改革：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鹤岗市委组织部门开始大规模从教育系统和基层选拔年轻干部。二十五岁，中专学历，女，党员，当过教师，修过铁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节点上，这些“标签”组合在一起，恰好成了“重点培养对象”。

多年以后，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组织部长对她说：“那时候选人，第一条就是看你能不能吃苦。你一个女同志，修了两年铁路，这就是最好的学历。”

陈冬梅听了哭笑不得。那个年代的中国，确实是把“能吃苦”当作最高学历来用的。这既是朴素的人才观，也是一个国家从匮乏中爬起来的缩影。

三年提副科，两年提正科。那五年她像上了发条，组织全市中小学生队列体操比赛，几千个孩子踏着步子走过主席台；办少年篝火晚会，火窜得老高，映红了半边天；去省里开中学工作会，发言稿改到凌晨四点；带优秀辅导员南下夏令营，让煤城的孩子第一次看见大海。

最费心力的，是解决老辅导员的编制问题。

全市三十七名老辅导员，干了一辈子少先队工作，临到转业没有同级别岗位、工资待遇没保障。

往后一年多，陈冬梅各个部门跑，前后写了三份调研报告，开了多次调会。为了等一个部门的答复，她在寒风里站过半个钟头。有人劝她别较真。她只认一个理：这些老师干了一辈子教育，不能让他们流血流汗又流泪。

一九八四年冬天，事情成了。所有一线辅导员都落实了同级待遇，转业到教务处，抓德育教育。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辅导员拉着她的手，眼泪在眼眶里转：“冬梅，你一个年轻女干部，替我们协调多次，我们终于有家了。”

在场的另一位辅导员后来回忆：“那天我数了一下，三十七个老辅导员，三十七个都来了。冬梅站在人群里，瘦瘦小小的，可那天的她，比谁都高。”

这期间陈冬梅结了婚，生了孩子。五十六天产假，休完就把孩子送到市委托儿所，回头扎进工作里。那年冬天，她评上了全市劳动模范。红证书捧在手里，烫得很。

后来赶上学历提升，她报了函授大专。只剩最后一门课，孩子突然得重度疟疾，高烧不退。她在病床前守了三天三夜，孩子保住了，考试错过了。

遗憾归遗憾，没抱怨。转头报了电大，一边工作一边顾家一边念书，硬是把大专文凭拿了下来。

一九八六年初，市委组织部到她单位考察，拟提任团市委副书记。

在那个年代，团市委副书记意味着三十岁前走上处级岗位。陈冬梅承认，她满心期待。

结果公示出来，没她。最后任命的是一位从基层提拔的干部。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在办公室坐到很晚。电话响了一遍又一遍，没接。窗外下着雪，路灯下的雪花密密匝匝。

后来她起身，把窗帘拉开。路灯照在雪地上，从办公楼门口到院门，只有一行脚印，是她下班时踩出来的，雪已经快把那行脚印填平了。她忽然想起赵段长说的那句话：修路的人，自己脚底下得先稳当。

她关了灯，锁了门，一脚踩进雪里。新的脚印从旧的上面盖过去，一步一步，踩得很实。

多年以后，她在市政协编印的《鹤岗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里翻到当年的记录：那一年，全市共有十四名青年干部进入处级后备名单，最终提拔七人。其中女性一人，不是她。

一位当年同在团市委工作的同事回忆：“那段时间冬梅特别安静。不诉苦，不抱怨。她那种人，越安静，你越知道她心里翻着浪。可第二天早上你再看，她还是第一个到办公室。”

第二天一早，陈冬梅照常上班，该干什么干什么。

第二章 从副处到正处

一九八七年，陈冬梅调到市政协工作。第二年提副处，任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

那些年开政协全会，她当会务组长，五天五夜吃住在宾馆。凌晨四点的走廊静悄悄的，只有暖气片流水的声音。她打着手电逐间查，核对材料，检查会场。随身带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着每位委员的特殊需求。那些年她负责的会，没出过一次差错。

一九九四年，陈冬梅三十九岁，提正处级，兼任文教卫生委员会主任，是当时鹤岗最年轻的女处级干部。

一九九五年三月，调任侨办主任。刚把局面打开，一九九六年六月，市里安排外事办和侨办合署办公，她改任副主任，保留正处级待遇。

从一把手到副职，换了别人可能心里别扭。陈冬梅没多想。岗位变了，做事的劲儿不能变。

任职期间，她还兼任市旅游局局长。上任头一件事，就是从各单位抽调十余名骨干干部，扎进山里、江边、林区，用了两个多月，把全市的旅游资源摸了个遍，手绘出鹤岗第一份完整的旅游资源分布图。

从萝北名山、太平沟的界江风光，到鹤岗国家森林公园的万顷林海，从清源湖、松鹤公园的城郊景致，到金顶山地质公园的奇特地貌，再到赵尚志将军遇难地的红色遗迹——大大小小十七家A级景区的家底，就是那时候一步步跑出来的。

当年参与考察的一位科员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陈局长带着我们跑遍了鹤岗的山山水水。她穿一双胶鞋，背一个军用水壶，爬坡过河比我们还快。那张旅游资源分布图，是用脚画出来的。”

她们牵头成立了旅行社，打通了萝北名山口岸的跨境通道，开辟了鹤岗到对岸俄罗斯阿穆尔捷特的一日游线路。那是鹤岗最早的跨境旅游。

第四卷 岁月情深

第一章 四十六载

一九八〇年六月八日，陈冬梅和老伴登记领证。巧的是，那天是他的生日。

四十六年，就这么过来了。

他从不说爱。他的爱，是一粥一饭，是弯下腰来。家里的地，永远是他拖；衣裳的褶子，永远是他熨。刚结婚时，陈冬梅笑他是个“熨衣狂魔”。没想到这一熨，就是四十六年。鱼炖好了，他总把刺一根根挑净，再夹到她碗里。他老说她擦地不干净。她知道，他是舍不得她弯腰。

可日子不会总那么平顺。

二〇〇三年到二〇一二年，是陈冬梅最灰暗的十年。那十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阵痛。国企改革进入深水区，鹤岗的资源枯竭问题开始全面显现。她分管的侨务外事工作，直接面向因煤而兴、又因煤而困的万千家庭。每天接待的上访群众里，有下岗矿工，有内退教师，有因工伤致残的家属。

那段时间，陈冬梅先后两次陷入重度抑郁。第一次是在二〇〇四年冬天，连续失眠三个月，体重掉到只剩八十斤。第二次更重，连门都出不去，在屋里拉上所有窗帘，不想见一丝光。

老伴后来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对儿子说：“你妈那时候，像一盏快灭的灯。我每天就做一件事——给灯续油。”

祸不单行。抑郁最重的时候，陈冬梅意外被烫伤，脸和双手都伤得不轻，缝了五十多针。

是老伴把碎了一地的日常，一件一件捡起来，拼回去。

有一年深秋，他陪她去北京、哈尔滨看病。挂号、排队、抓药，都是他。回到家，他变着花样做饭，哪怕她吃不出味，他也端到跟前。有一回，他低头给她剪指甲，手指甲、脚趾甲，一个一个剪过去。没有半句怨言。

每天黄昏，他牵着她出去散步。夕阳把五号水库的水面照得金红。他不讲大道理，只是陪着走。不说话，只是走。

四十六年，他熨平了衣裳，也熨平了她命里的褶皱。

第二章 家里的三条规矩

陈冬梅和老伴，一个机关干了大半辈子，一个高校教了一辈子书。结婚四十六年，没请过保姆。儿子博士毕业当大学老师，孙女绕膝跑。

总有人问，你们家怎么经营的？陈冬梅的回答是：哪有什么经营之道，就是几十年摔摔打打，攒下三条笨规矩。

头一条：吵架可以，不许摔门走。

结婚第五年，陈冬梅提了科长，老伴评上副教授，俩人都忙。有天她加班到十点，推门看见他坐在客厅抽烟，饭菜凉透了，儿子烧得小脸通红，缩在沙发角。

她火就上来了：“你就不能早点回来带孩子？”

他也炸了：“我下午三节课，回来还要做饭，你就只有工作？”

那天吵到半夜。陈冬梅哭着说不行就分开过。他沉默好久，起身倒了杯热水放在她手边：“咱们再试试。不能让孩子没个完整的家。”

后来他们定了不成文的规矩：再忙，每周也得一起吃顿晚饭；天大的事，吃完饭再说。

有一年他评教授赶材料，她赶上年终考核。俩人一个睡书房一个睡卧室，一周没说上几句话。但每天早上门把手上，都挂着一张便签。

他写：今天降温，围巾在第二格。

她写：厨房有粥，记得热。

第二条：别盯孩子成绩，盯紧自己的样子。

儿子三年级那年，陈冬梅刚提副处，应酬多。答应带他去公园，一连爽约三次。儿子站在玄关仰着脸问：“妈妈，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那句话像根针。那天她推掉所有应酬，带他玩了一整天。回来路上儿子趴在她腿上睡着了，手里攥着给她买的棉花糖，糖化了，黏糊糊沾了她一裤子。她坐在车上，没舍得动。

从那以后陈冬梅懂了，孩子要的不是补习班，是大人真的把时间给他。后来再忙，每天也抽半小时陪他写作业；周末带他去爬山。他写作业，他们就在旁边看书。从不当着孩子吵架。

现在儿子当了老师。去年教师节发微信给她：“妈，我现在懂你说的，先做人，再做事。”

第三条：别给孩子留钱，留个样子。

二〇〇三年，老伴急性阑尾炎住院，需要手术。偏巧陈冬梅手上项目验收，上面催，下面出纰漏。她在医院走廊接完电话，蹲在护士站旁边哭了一场。护士递张纸巾，她擦干眼泪，转身回了病房。

那时候儿子正读高中，他们一个字没提。老伴躺在病床上反倒安慰她：“你别急，我没事。你先忙你的。”

他手术那天，陈冬梅在外面站了四个小时。腿都麻了。

好在手术成功。出院那天推着轮椅经过花坛，他忽然指着一丛月季说：“你看，开得真好，跟咱家阳台上那盆一样。”

陈冬梅低头看，花瓣上沾着水珠。

第三章 晚来的女儿

人到七十，日子慢下来。坐在阳台看夕阳，陈冬梅才慢慢懂：这辈子最珍贵的缘分，不在远方，在一桌一饭之间。

当年拼尽全力把儿子养大，看他背上书包，看他离家远行。她以为自己是世上最爱他的人。可岁月慢慢告诉她，陪儿子走完一辈子的，不是父母，是那个嫁给他、跟他共度晨昏的女人。

儿媳妇第一次进门时，拘谨地喊了声“妈”，耳朵尖红红的。那一刻陈冬梅想，这姑娘，以后就是家里的人了。

后来她才知道，儿媳妇离开自己的家，走进一个陌生的门。她也想家，也想妈妈，逢年过节偷偷红眼眶，可擦干眼泪端出来的，还是热气腾腾的菜。

有回陈冬梅住院，儿媳守了三天三夜，端水喂药，擦洗翻身。出院那天儿媳妇推着她，风把头发吹乱了，人也瘦了一圈。

陈冬梅握着她的手，鼻子一酸，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夕阳又落了一寸。陈冬梅端起茶杯，看见儿媳在厨房忙碌的背影，围裙系得整整齐齐。

忽然觉得，这辈子最大的福气，不是儿孙满堂，是老天给她送来了一个晚到的女儿。

第四章 侯哥的雪

五年前深冬，寒雪纷飞。陪了全家整整五载的爱犬侯大雪走了，才五岁。那场猝不及防的离别，在侯哥——陈冬梅对老伴的称呼——心里刻下一道深痕。

那段日子他整个人都寥落了，眉眼黯淡，难得见个笑。

儿子知道父亲的不舍，抱回一只三月大的幼犬。小小一团软糯，怯生生蜷在纸箱角落。侯哥俯身接过来，沉默好久，轻声说：“就叫侯小雪吧。”

以前侯大雪性子烈，多疑易怒。小雪却完全不一样，温顺得像团棉花。自它来了，家里的清冷慢慢被暖意填满。每逢周末，七岁的孙女跟小雪在院子里追跑，童声脆，犬影灵。侯哥站在廊下静静看，眼角的纹路里漾开了光。

小雪的全世界，只有侯哥。三餐投喂，梳毛修甲，洗澡打理，事事亲为。夜里小雪总依偎在侯哥身边才能睡安稳。侯哥吹萨克斯，它就低声哼鸣。

最动人的是日常里的默契。每次侯哥做完饭、关掉灶火的瞬间，小雪像能感应到似的，快步跑到客厅，用温润的鼻尖蹭陈冬梅的手，轻声叫她吃饭。

天天如此，年年不改。

侯哥已经很少提起大雪了。偶尔翻到旧照片，也只是静静看一会儿，嘴角浮起淡淡的笑。

第五章 古稀姐妹花

陈冬梅原名陈伟，今年整七十一。可在王小义面前，她永远是那个在矿务局幼儿园沙坑里，跟她抢塑料铲子的小丫头。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六日，鹤岗的春风还硬，刮脸像砂纸。上午八点半，陈冬梅准时到老干部活动中心，直奔三楼练拳大厅。

大厅里《高山流水》的古筝曲飘着。队伍中间，有个穿黑太极服、头发挽成圆髻的老太太，起势、揽雀尾、白鹤亮翅——那一招一式，那微微抬下巴的傲娇劲儿，陈冬梅一眼就认出来了。

一曲终了，王小义回头看见她，眼睛一下亮了：“哎哟，那不是老陈家的小伟吗？傻站着喝风啊！”

陈冬梅笑着走过去。她们没握手，就在背后悄悄碰了碰胳膊肘。那胳膊肘满是褶子和老年斑，可传来的劲儿，还是当年的熟悉感。

“你这老丫头，穿上这身行头，还真像那么回事。”

“你不也一样？看你那发量，风一吹都露头皮吧？”

休息时两人坐在排椅上晒太阳。阳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窗，照在俩人身上。

“那时候，咱俩妈都在矿务局医院口腔科，咱们也就天天一块儿疯。”陈冬梅呷一口保温杯里的热水。

“可不是嘛，”王小义手里还比划着云手，“那时候谁家大人值夜班，另一个就把俩孩子都领回家。记得有回我妈加班，在你家吃晚饭，你非要把碗里唯一的荷包蛋夹给我，自己舍不得吃，藏炕柜里，最后坏了，我挨了你妈一顿骂。”

“幼儿园六一汇演，咱俩跳《蝴蝶找花》。你演红蝴蝶，我演白蝴蝶。你那红纱巾还是你妈从医务室扯纱布染的吧？”

王小义眼睛弯成月牙：“你还嫉妒我，说我红蝴蝶好看，你那白蝴蝶像掉面缸里了。结果上台的时候，你那对黑卡纸做的触角，紧张得捏成两坨黑泥！”

两人对视一眼，毫无形象地大笑起来。那些以为早忘干净的陈芝麻烂谷子，一提起来，全活了。

“我妈走之前还说，这辈子最大遗憾，就是没跟你妈一起去北京看天安门。”王小义声音低下来，望着窗外还没发芽的杨树。

陈冬梅心里一酸。父一辈子一辈，不只是她们俩的交情，是上一辈人在苦日子里结下的生死之交。

“小伟，咱俩可得把身体养得棒棒的。”王小义忽然认真起来，“我算过，到二〇四九年，建国一百周年，你九十四，我九十四。咱们就在鹤岗，在咱们从小长大的地方，好好庆祝！”

陈冬梅紧紧攥住她的手。

“好。就在鹤岗，哪儿也不去。”

第五卷 桑榆晚晴

第一章 宁做老妖精，不做老太婆

七十一岁这年，陈冬梅给自己立了条规矩：宁做老妖精，不做老太婆。

身边老姐妹凑一起，话题离不了儿女、血压、菜价。前阵子碰见老同事，对方盯着她半天：“你咋还这样？”

哪样？碎花衬衫照穿，口红照抹，隔三差五往郊外跑，拍五号水库的日出。

老同事叹口气：“我都老太婆了，折腾不动喽。”

陈冬梅回家想了好久。什么叫老太婆？从来不是年纪到了，是心先老了。刚过六十就把镜子扣过去，买衣服只拣黑灰蓝，新东西不敢碰，手机只会接电话，开口就是“我们那时候”“现在这世道”。把自己活成一堵旧墙，连风都绕着走。

她不愿意。她偏不。她要当“老妖精”——这名儿她自己封的。

退休十一年，十厘米的高跟鞋没离过脚。出门前对着镜子薄薄施层粉，描描眉。不是给谁看，是给自己看。衣裳偏爱粉色和墨绿。有人说七十一了还穿粉？她说粉色不嫌我老，我凭什么嫌它嫩。

去年在《中国诗歌网》发第一首诗，老伴架着老花镜看完，乐了：“老太太还挺疯。”

可不是嘛。七十一岁学写诗，写不好也写，写完就发。这股“疯劲儿”，比什么保养品都养人。

头回给《都市头条》投稿，她把字体调成三号加粗，还配了张红底黄字的封面。编辑回消息：“阿姨，字体不用加粗，封面我们有格式。”她捧着手机笑了好一会儿。

那天清早手机叮叮响个不停。老伴凑过来一瞧，昨晚发的诗，阅读量过三千了。他撇撇嘴：“还挺有人看。”语气酸溜溜的。陈冬梅偷着乐了一上午。

去年拍身份证，摄影师让她笑一下，她咧嘴就笑。对方愣了愣：“阿姨您精气神真好，拍一上午，就您没让我重拍。”

半辈子风雨过来，陈冬梅也算看明白了：岁数改不了，心态是自己的。同样是古稀，有人活得像旧报纸，有人活得像新开篇。

明天五号水库的日出还等着呢。得早点睡，穿那双墨绿色的高跟鞋去。

第二章 笔墨余生

退休以后，陈冬梅拿起笔，写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旧事。笔名就叫墨涵。墨是笔墨的墨，涵是涵养的涵。

起初只是写着玩，发朋友圈。后来投给《都市头条》，第一篇散文就收到用稿通知。编辑说文字有温度，有老鹤岗的味儿。那天她坐在沙发上，对着手机看了又看，比当年拿提拔通知还开心。

后来写得越来越多。散文、现代诗、旧体诗，想到什么写什么。鹤岗的四时风景写不完：春天兴安岭的达子香，夏天五号水库的波光，秋天北山的层林，冬天漫天的大雪。

鹤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刘明在读过她的散文后说：“墨涵的文字里有煤渣子的颗粒感，不光滑，但真实。她写矿区童年那篇，我看了三遍，每遍眼睛都发潮。”

作品慢慢散见于各个平台。去年拿了海外华英“七夕”杯散文一等奖。领奖那天陈冬梅特意穿了粉色的衣裳。

有人问，一把年纪了，写这些图什么？

不图名，不图利。就图个心里痛快。大半辈子都在赶路，到老了终于能停下来，看看风景，说说心里话。

第三章 学中医后

六十五岁那年，陈冬梅开始系统学习中医。

这不是退休后的消遣，而是一个在矿区长大、在机关工作了一辈子的人，对“身体”这个概念的重新认识。

她们这代人，前半生身体不属于自己：年轻时候，身体是修铁路的工具，是上讲台的载体，是开会的本钱；中年以后，身体是家庭的支撑，是单位的资产。很少有人问：身体自己需要什么？

学中医让陈冬梅第一次停下来，把身体当作身体本身来对待。不是工具，不是资产，就是一个活着的人最基本、最值得被善待的居所。

最先改变的，是对入口之物的选择。从前的夏天，冰奶茶、冰咖啡、冰西瓜是她的续命三宝。可喝完之后，胃里胀闷反酸，脸上冒痘，冬天手脚冰凉得像揣了两块冰。

中医里讲，脾胃喜温而恶寒。一杯冰饮入腹，浇灭的是脾胃的阳气。如今再路过奶茶店，她心里清清楚楚，这一口下去，身体要付出什么代价。

随之颠覆的，是对“变美”的全部认知。“有诸内必形于外”，皮肤是五脏六腑的镜子。与其花大价钱在外在修修补补，不如从根源上养好内里。一碗热乎的杂粮饭，养的是脾胃；早睡一小时，补的是气血；少生一次闷气，疏的是肝气。

就连对阳光的态度也彻底反转。从前总觉得防晒是抗衰第一要务。学了中医才懂得，太阳是天地间最大的阳气来源。如今她不再躲着太阳走，早上八九点钟的朝阳，傍晚温柔的夕阳，都去晒一晒。阳气补够了，手脚不凉了，睡眠踏实了。

现代人的很多焦虑，本质上源于对身体的不了解。睡不着就买助眠软糖，累了就灌功能性饮料，皮肤不好就买更贵的护肤品。把自己的健康，完完全全交到了资本打造的产业链里，却从没停下来听听身体的声音。

中医带给她最大的启发，不是学会了开方子，而是学会了“回归”。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好好吃一碗热饭，睡不着就放下手机。吃应季的食材，做顺应时节的事。

这些东西，恰恰是消费主义最不喜欢的。因为它不依赖任何复杂的产业链，只需要你慢下来，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对话。

煤城的人最懂什么叫透支——煤挖空了，城就空了。人也一样。身体不是取之不尽的矿。你把它挖空了，它就塌陷给你看。

陈冬梅的儿媳后来对记者说：“我婆婆学中医以后，家里最大的变化是——冰箱里再也没有冰饮料了。一开始不习惯，现在全家跟着她喝温水、晒太阳。说不上来哪里好，就是觉得人舒服了。”

第四章 我的家乡鹤岗

前些日子看一篇观察里写，这座城是“洗掉煤灰的城”。陈冬梅深以为然。

二〇一九年冬天，“五万块买套房”的消息把鹤岗推到了全国跟前。有人说这儿是躺平的圣地。可在这座城市生活了一辈子的人知道，哪有那么简单。几万块一套的房子，多在远郊棚改区和沉陷区安置点。这便宜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红利，是这座老煤城转型路上的一道切面——二〇一一年被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煤炭萎缩，人口外流，棚改房集中入市，才有了供大于求的市场。

可只用“房价便宜”来定义鹤岗，太粗暴了。这些年它一点点洗去煤灰的底色：空气优良天数超百分之九十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到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五五，一百多个公园广场，把整座城织进了绿意里。从前的采煤沉陷区，建起了健身中心；从前的黑臭水体欣虹湖，修成了沿河慢行道。

南京来的画师，一万五买了套房，电脑画画月入过万；江西姑娘花花，四万买了七十平的房子，开起馄饨店，拍自媒体记录日常；还有不少南方老人，夏天北上避暑，图凉快，也图看病买菜方便。他们不是来躺平的，是用低房价卸掉了生活的重压。

陈冬梅站在阳台上，老伴的萨克斯飘出舒缓的旋律，脚边的小雪蜷在暖阳里。这是她在鹤岗的第七十一个春天。

鹤岗的日子，是跟着季节走的。春天去嘟噜河看东方白鹳掠过水面；夏天躲在林间民宿避暑；秋天去看五花山层林尽染；冬天裹着厚棉袄去冰雪乐园。“鹤岗森林半程马拉松”开跑时，整条街上都是奔跑的身影。陈冬梅站在路边喊加油，看着那些跑过梧桐大道的年轻人，觉得这小城的活力从没断过。

城南有座平安塔，立在昔日采煤沉陷区改造的平安山公园上。登塔俯瞰，三江暮色铺展，老城新貌尽收眼底。前日登临，得一律：

夏日登平安塔

万木蒸云暑未阑，登临身已在雄观。

斜阳已蘸三江水，倒影徐吞四面峦。

塔势不随残照尽，风清遥送暮烟寒。

孤标莫问峥嵘事，只向苍茫镇碧澜。

尾声

二〇二六年春天，陈冬梅又去了一趟平安塔。

这一次她一个人去的。塔建在采煤沉陷区改造的公园里，底下埋着当年最深的采空区。七十一岁的风从黑龙江面吹过来，带着名山段的潮气。

碑文还在：“一九九八年，此处采煤沉陷区开始综合治理。”二十八年了，字迹被风雨磨得有些浅，但还看得清。她伸出手，在“治”字上轻轻摸了一下。那个字是后来补刻的，比别的字新一些。

她想起一九五五年自己出生那天，鹤岗的煤矿正在为新中国贡献着每十吨煤中的一吨。七十年过去，井封了，城还在。人老了，根还深。

有一年，一个记者问她：这辈子最像什么？

她想了想，说：像一块煤。被埋在地下千百万年，被挖出来扔进炉膛，烧成灰之前，总要发出光来。

她叫陈伟。她叫冬梅。她叫墨涵。

墨是煤的黑，涵是涵养水的深。合在一起，是一个煤城女儿七十年里学会的事：在最深的黑暗里，也要往有水的地方走。

陈冬梅转过身，往家的方向走。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烧了七十一年的火苗。

塔还是那座塔。城还是那座城。

风过处，有梅花的香，和煤的味道。

都还在。

（全文完）

作者简介

墨涵，本名陈冬梅，黑龙江鹤岗人，中共党员，正处级退休干部。早年执教中学语文，后转入共青团系统，历任鹤岗团市委学校部部长；转业后历任市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主任、文教卫生委员会主任，市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兼任市旅游局局长，是鹤岗文旅产业早期开拓者之一。

退休后笔耕不辍，主攻散文、诗歌创作，兼擅旧体诗词，多咏北疆故土风物。现为鹤岗市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认证编辑。作品散见于多家文学平台，曾获海外华英“七夕”杯大赛散文组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