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该碑是民国地方乡绅自发捐款树立的纪念性石刻，不属于墓葬或坟冢内出土的可以佐证墓主身份的纪年文物，碑与墓没有直接关系。村民对俞松庭前辈树立韩母墓碑的真实意图与历史背景缺少考证。 

       第二，韩信是淮阴人，两淮之地有关韩信的文物古迹众多，但多数属于后人建造的纪念性建筑，与历史的真实年代不符。

      第三，七里墩是淮安市区南郊众多古墩之一，与漂母墓（泰山墩）、韩母墓（清水墩）各距3里左右，呈等边三角形排列。2009年，市文物局为何将此墩公布为“七里墩战国墓”？主要依据墓墩的建筑形制及封土层内包含的历史遗物，与周边发掘的高庄墓、武墩墓、运河村墓（龚家墩）时代相同，都属于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为了进一步了解七里墩古墓地下埋藏情况，2013年7月至10月，淮安市博物馆对七里墩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发现墩体平面呈椭圆形，东西长104米，南北宽85米。勘探共发现墓葬58座，可分大、中、小三类，年代为战国至西汉，一号大墓当属战国贵族墓葬。

      2020年8月至10月，为配合江苏正大清江制药厂有限公司新厂区建设，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江浦区城南街道先锋村桃岗子古墓埋藏区，发掘古墓葬92座，其中61座均为战汉时期墓葬。战汉时期的中型墓葬带有墓道，小型墓葬都有二层台。随葬器物以灰陶居多，器形有鼎、钫、罐、盆、盒、豆、俑头等；另有铜戈、铜镦、铜镞、玉璧及骨器等。连同2001年淮安市博物馆在先锋村吴圩发掘的战国中型木椁墓，可以推断桃岗子一带是古淮阴战国时期中级贵族阶层的安葬墓地，这些上等级的家族墓地主要分布在韩母墓以南的高敞之地（图7）。

图七：城南乡吴圩战国中型木椁墓

       2022年11月至12月，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在清江浦区淮安工业园区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厂区内，抢救发掘了一处战汉时期的遗址，依其小地名命名为“杨赵遗址”（原属淮安区盐河镇渠北村吴庄，西靠原清浦区和平镇宋潮村）。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2500平方米，清理遗迹118处，其中水井12座（井内有陶井圈加固）、灰坑57条、灰坑49个。出土遗物55件，主要有陶井圈、罐、釜、钵、豆、壶、铁刀、“半两”与“五铢”钱等。地层中还出土较多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个别西汉陶器内侧或外侧有戳印，可辨识的篆书铭文有“淮阴”二字。这是淮安地区最早发现关于“淮阴”地名的文字记录。此次发掘对考证古淮阴战汉时期的历史文化，以及淮阴侯韩信的封邑范围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据发掘者初步考证，该遗址的年代大概在秦汉之际到西汉早期。

       2025年2～7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建设，在清江浦区渠北村开展了新生遗址发掘工作，发掘面积1810平方米，遗址早期年代为战汉时期。共揭露房址8座、陶圈水井5口、灰坑123处，集中反映了该时期聚落的居住形态与生活图景。出土陶豆、罐、盆、瓮、釜、甑、板瓦、筒瓦、瓦当、空心砖、蚁鼻钱、金郢爰、半两钱、陶井圈等遗物。部分瓮、豆、罐的器表有戳印或者刻划陶文，可识印文有“淮囗”、与“余”字（按:上述的吴庄遗址、杨赵遗址、新生遗址现均属于清江浦区盐河街道办渠北村）。

       2025年12月至2026年5月，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为配合淮安工业园区北片工程建设，对清江浦区盐河街道张刘墓群进行考古发掘（该墓地原属清浦区武墩乡高坝村张刘组，与2022年发掘的渠北村杨赵遗址相距5公里左右）。共揭示古墓74座，围沟12条，灰坑7处，沟4条，井1口。遗迹年代以战国晚期与西汉时期为主。共计出土石器、陶器、铜器、铁器、银器、木器等遗物200余件。在发掘42座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有12处是以墓葬为中心并在四周附加围沟的墓园，这种建墓形制是受到南方吴越文化的影响，起到排水与护陵的作用，是研究古楚淮阴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发掘的5座西汉墓葬中有一棺一椁结构，并附有边厢储藏随葬器物，组合器有罐、鼎、壶等。战国晚期墓葬出土遗物共计132件，陶器类有鼎、钵、盉、豆、罐、盆（釜）、壶、盒、杯、钫、匕、簋及陶俑头等，值得注意的是在M31:1陶罐肩部发现有“淮阴”戳印陶文。2026年7月30～31日，张刘墓群通过了江苏省文物局组织的专家组现场验收。

       此外，经2023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淮安工业园区南片区文物资源区域评估，发现苏北灌溉总渠以南亦分布有大面积战汉时期文化遗存，应与苏北灌溉北片区同属一个时期的大遗址。

    三、几个问题的认识

       1、对古淮阴战汉时期历史演变的认识

       考古学主要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的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起到补史、证史、纠史的作用。如果我们把上述战汉遗存的考古发现在地图上标出位置，就可以观察出古淮阴在战汉时期的演变轨迹。首先，论其所在的地理位置，它滨临淮泗交汇处，《尚书·禹贡》篇中曰:“浮于淮、泗，达于河”，其河道节点就在淮阴区甘罗城附近。其二，甘罗城遗址考古发现证实，该遗址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历经商、周生息不止，应是淮夷部族的一个重要聚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列国纷争，古淮阴遂成为吴、越、楚、秦等强国政治与军事势力相继交替的地区。特别是吴王夫差开筑邗沟，沟通了江淮流域，促进了古未口与古泗口的社会繁荣。其三，淮阴地方志明确记载: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吴国派孙武、伍子胥灭掉徐国，淮阴属吴，成为吴国边防重镇。吴国实行郡县制，在这里设立淮阴县，县城设于淮水之阴，是卿大夫的封邑。吴国保持都鄙制度（采邑与封地），采用世族世官制，由囯君直接支配。因此，淮阴实际上是直属于国君的别都。周元王四年（前473年），越灭吴，淮阴属越。勾践北上齐晋会盟于徐，越国亦以卿大夫治淮阴。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前455年），楚国屡侵泗水流域，淮阴归属时越时楚，后来终归属楚，成为楚国淮河下游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参阅中国地名文化遗产丛书《千年古县——淮阴》，2011年4月，南京大学出版社）。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秦并六国，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这说明直到秦完成全国统一后，淮夷部族才和华夏族完全融合。其四，对照我市建国以来在南郊调查和发掘的战国贵族大墓，其国别有越国与楚国；年代有战国早中期，也有战国中晚期，延续近二百多年的历史；墓主的身份均在卿大夫之列，抑或归属国的封君与郡邑大夫，这与上述地方沿革是相符的。总之，古淮阴在春秋战国时期因战乱而融合，创造了历史的辉煌，而真正带动古淮阴经济发展是越、楚二国，为秦建淮阴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值得思考的是秦建淮阴县后，经楚汉相争，秦末汉初的淮阴县并没有兴旺起来。虽然在高祖六年（前201年）作为淮阴侯韩信的封邑，仅5年后的高祖十一年（前196年），韩信以谋反罪名被杀，并诛连三族，淮阴侯国取消，仍称淮阴县。在封建社会，这一政治事件自然会影响到韩信故里的社会发展。从考古资料反映，淮阴故里迄今尚未发现秦汉时期高等级的贵族大墓，一些县治周边聚邑类遗址，文化层堆积也显得比较单薄，延续的时间也较短。而相比秦置的东阳县，西汉时期的贵族墓葬众多，且有成片的家族墓地。其社会根源应与参加反秦起义陈婴有关，陈婴受封堂邑侯18年，其后裔三代四次与皇室联姻，与淮阴侯韩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2、对几处“淮阴”戳印陶文的认识

       近几年，在古淮阴境地发现了“淮阴”戳印陶器，引起了考古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市考古队早在2013年发掘205国道淮安西绕城公路战汉古墓时，已发现带有戳印文的陶器，只因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后来省市文物部门在考古项目中陆续发现了“淮阴”戳印陶文，遗址与墓葬的年代均属战汉时期。考古物器断代，一靠地层学，二靠类型学。年代分析有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相对年代是表示实物遗存或考古学文化在存续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即相对早晚的关系；绝对年代是表示实物遗存或考古学文化存续的具体时间，通常以年为单位，并有具体的年代数值，绝对年代可以运用放射物断代。在我们通常文物鉴定活动中，主要运用相对年代鉴定法。先拿2022年11月淮安工业园区杨赵遗址发现的“淮阴”戳印陶文为例，根据地层关系，发掘者初步考证该遗址的年代大概在秦汉之际到西汉早期。再拿省考古院2025年在新生遗址的发掘材料，他们根据遗址出土的金郢爰、蚁鼻钱、半两钱及戳印“淮囗”、刻划“余”等陶片，确定该遗址为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居住性遗址。最后再举2026年上半年在张刘墓群的发掘资料，在M31发现的“淮阴”戳印陶罐，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晚期。由此，使我联想到今年7月底，淮阴区博物馆何睿馆长带着一件“淮阴”戳印文陶片来岔河工作站让我鉴定，言此铭文陶片是三个中学生在甘罗城遗址上捡到的，捡取地点就在2015年被开发商挖掘的鱼塘泥土中（参阅拙文《甘罗城遗址考古摭谈》）。我颇感惊讶，凭借自己几十年田野考古调查的经验，我当即确认这陶件是战汉时期的遗物，依据口沿造型属于盆形类器物，“淮阴”戳印二字，字迹清晰规整，兼有篆隶风格。何馆长把扫描处理的照片拿给我看，我说这种识别方法不妥，有失原真性。随即我用捶拓的方法，把“淮阴”二字拓印出来，显示出它原有的面貌。现在，我们把这几处“淮阴”戳印陶文汇集一起对比，不难看出它们共同的字形结构，反映出共同的时代特征。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这几处“淮阴”戳印文的绝对年代区分开来，只能把它们的相对年代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上限不会早于战国晚期，下限不会晚于西汉早期，其中以秦汉之际时代为主，统称为战汉时期（图8）。

       3、对大淮安韩信纪念性遗迹的认识

       查阅文物普查资料，在淮阴区、淮安区及清江浦区登录有关韩信史迹的不可移动文物点共计十余处（有些韩信古迹在“WG”中被消毁）。这些古迹多数为后世的纪念性建筑，与历史的真实事件不能相符，年代也有误差。但我们不能否定这些古迹的历史价值，它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符号与历史印迹，也是开发打造地方旅游事业的宝贵资源。我们要尊重历史的传承，加强对这些名胜古迹的保护，意在弘扬韩信的文化思想与军事才智。淮安市文物局在审定与公布韩信城遗址、漂母墓、韩母墓等文物保护单位方面是持慎重的态度，做了大量细致的维修工作。遵照《文物保护条例》，除依据文物遗存外，还要有相应的历史文献支撑。在引证史籍方面，西汉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太平寰宇记》、清代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民国张煦侯《淮阴风土记》以及大量的地方志和历代诗文都对韩信古迹的历史面貌与所在位置做了记述，这是最具权威性的界定。2017年，在编纂《中国文物地图集·江苏分册》审稿时，我市曾将有关韩信遗迹的一些意见分歧作了汇报。省文物局专家组唐云俊（江苏省文物局文博研究员）、秦浩（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二位副主编做了明确的答复:一是这种文物名称与文物年代不相符的名胜古迹，在全省及全国普遍存在，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二是文物有“学称”与“俗称”两种，文物命名应以“学称”为主（按:“学称”多为官方与志书上的称谓，如“韩母墓”是官方的学称，而“清水墩”则是韩母墓的俗称）。三是凡地方文献多已记载的文物点，并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古迹名称，不宜更改。韩信是淮阴人，古淮阴侯国曾是韩信的封邑。虽然淮阴侯韩信没有像堂邑侯陈婴给后人留下许多物质财富，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两淮与清江浦区保存的韩信纪念性古迹是我们大淮安共同的文化遗产，不可分割。对历史文物我们应怀敬畏之心，疼爱之心，像那种有意刻划“淮阴市”碑的违法行为是非常愚味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待学术分歧，我们要以平和包容的态度去商榷，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求同存异，切莫互相贬低，乱扣帽子。要树立唯物主义的发展观，把一些学术问题放在相应的时空中去思考，不能孤立偏面的看问题。守护文化根脉，留住历史印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大淮安共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