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
作者：心如大海
主播：红嫂
第三卷 火种
第二章·李姐来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珠河县三股流地区。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几天，知了叫得震天响，叫声在山谷里来回撞，搅得人心烦气躁。树上的叶子被晒得卷了边，垂头丧气地耷拉着。林间土路上的浮土踩上去烫脚底，走一段路鼻尖上就全是细密的汗珠。
赵一曼走上那条土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挎着一个蓝布包袱，穿一件灰布褂子，黑布裤子，脚上一双旧布鞋，鞋面上沾满了泥。她个子不高，瘦，走起路来步子不大可迈得急，两步顶别人一步。风把她的头发吹散了，她抬手拢到耳后，露出的那张脸上带着明显的南方轮廓——眉骨平，颧骨不高，下巴尖。站在东北的山里，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本地人。她从哈尔滨过来。坐火车到一面坡下车，然后步行进山，走了整整一天。中共珠河中心县委把她安排在三股流地区。她之前用过好几个名字——李淑宁、李一超、李淑端——到了珠河又换了一个，叫李坤泰。可跟老百姓打交道不能用大名，太招眼。大家就喊她"李姐"。那年她二十九岁。谁也不曾想到，这个瘦小的四川女人，后来成了让整个关东军为之胆寒的"密林女王"。
珠河的山很深，沟壑纵横，树林密得抬头看不见天。赵一曼进村的第一天落脚在姓吕的一户农家，男主人叫吕老四，四十多岁，媳妇叫梁树林，村里人都管她叫吕妈妈。吕家的房子是土墙草顶的，院子不大，墙根底下码着几捆干柴，柴火垛旁边立着一架纺车。院子里几个孩子正蹲在地上拿树枝画画，看见来了生人，全抬起头盯着她看。梁树林从灶房里出来，手上沾着棒子面，在围裙上擦了擦："你就是新来的李同志？""大姐叫我李姐就行。"赵一曼把包袱卸下来，"大热天的，给您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梁树林把她让进灶房，"饿了吧？锅里还有粥，喝一碗。"赵一曼喝了一碗棒碴子粥。粥是稀的，没什么味道，可她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像是在品什么山珍海味。喝完了她把碗搁下，袖子擦了擦嘴，站起来："吕大嫂，我得出去走走。这一片的地形还不熟悉。"梁树林愣了一下："大太阳的，你一个女的，别往深山里走——""没事。"赵一曼拍了拍灰布褂子上的褶子，"我走得快。"
那天下午她一个人在林子走了三个多小时。她没有走大路，专挑人迹罕至的野径走，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默记——左边第三棵松树的位置、拐弯处的那个土坎、右侧山涧的深度。路过一个岔路口她停下来看了半天，从怀里掏出一截铅笔头，在一小块白桦树皮上画了几道线，又收回了怀里。她是做群众工作的，可她做群众工作之前是带过兵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出来的学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坐过国民党的大牢。三股流地区的人口不多，村子稀稀拉拉地散布在山沟里。赵一曼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把每一户人家都走了一遍。她不像别的干部那样一进门就开会、贴标语、喊口号。她先蹲在灶膛边上帮人家烧火，一边烧一边聊今年的收成、娃娃的病、男人在外面打短工回不回得来。聊到熟了，才慢慢往抗日上引——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盘上修铁路、设关卡、抓劳工，世道什么时候才能消停？妇女们听进去了。有人主动问她："李姐，你说咱们能干啥？"赵一曼说："能做军鞋、军衣，能站岗放哨，能给游击队送信、送粮。每一件事都是抗日。"妇女会很快就建起来了。赵一曼把妇女们分了工：手快的纳鞋底，腿快的跑交通，脑子活泛的侦查敌情。她编了一首顺口溜教她们唱——"做双军鞋底子厚，抗联穿上打日寇。做双军鞋帮子高，鬼子来了跑不掉。"妇女们一边纳鞋底一边唱，唱着唱着胆子就大了。有人开始主动打听游击队的事，有人偷偷把家里的粮食攒起来藏在菜窖里。赵一曼的事情传到了山上，赵尚志听说了，拍着大腿说了一句："这个瘦李子行！"
赵一曼在群众工作的空隙也打仗。不是大仗，是那种干净利索的小仗。她策划端掉了帽儿山公路沿线伪军哨所，一个后半夜动手，一枪没放就缴了械。关门嘴子伏击战是她指挥的，她穿着短皮大衣头戴兔皮帽子骑着一匹白马在山林里来去如风，日军后来给她取了一个外号——"手持双枪，红装白马的密林之王"。可赵一曼在战士们面前从来不是什么"王"。有一回战斗刚结束，小通讯员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个粗瓷大碗，给她盛了满满一碗高粱米饭端过来。那些日子部队断粮，几个月来靠野菜树皮充饥，仅剩的一点粮食留给伤病员。赵一曼端着那碗饭，看着那个满脸期待的小战士，没有忍心责备他。可她自己也没有吃。她趁人不注意快步走进炊事棚，把饭倒回了锅里，从另一口锅里舀了半碗野菜粥。炊事员老李看见了，没有吱声，背过身去擦了一下眼睛。第二天赵一曼又没了碗。小通讯员急得直叫："政委同志啊，给你一百个碗也架不住这么丢呀！"赵一曼笑着说："是啊，什么时候才能不丢碗呢？"她把那个粗瓷大碗送给了七班的战士们当菜盆。她那天吃的野菜粥是苦的。可她喝完了之后还舔了一下碗沿。
一九三五年秋天，赵一曼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第二团政治委员。那年秋天日军对珠河游击区发动了"大讨伐"，赵尚志率主力转移开辟新游击区，赵一曼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兼任新二团政治部主任，留在珠河坚持。十一月十五日，二团在滨绥铁路北边的左撇子沟附近被日伪军包围了。敌军三百余人，二团只有五十多人。赵一曼协助团长王惠同指挥作战，从早晨打到傍晚，连续打退了敌人六次进攻。每一次打退之后团长王惠同就过来找她商量："政委，敌人还在增兵，咱们子弹不多了，你看怎么办？"赵一曼蹲在土坎后面，把弹夹从枪膛里退出来看了一眼——空了。她又把另一个弹夹换上："你带部队突围。我留下来掩护。"王惠同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政委，你是女的——""女的怎么了？"赵一曼拉了一下枪栓，咔嗒一声响，"我是政委。女政委也是政委。"王惠同不再说了。他敬了一个礼："我走了。""走。"赵一曼头也没回。
她带着一个班留下来断后。枪声从她身后响起来的时候，大部队正在往山后撤。赵一曼趴在土坎后面，一枪一枪地打，打完了换一排子弹接着打。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左手腕——她看了一眼，扯下一块布缠住伤口继续打。又一颗子弹打中了她的左大腿，七九步枪弹，从大腿正面穿进去从后面穿出来，血从裤管里涌出来，把雪地染红了一大片。她倒下去了。战士们把她从阵地上拖下来，藏在左撇子沟西北的一个地窝棚里。地窝棚太小了，只够一个人蜷着身子躺。赵一曼躺在干草上，腿上的血还在往外渗。她把腰带解下来扎住了大腿根，可血还是止不住。她的烧很快就上来了，嘴唇干裂，额头烫得像烙铁。六天后，日伪军搜查到了那个地窝棚。赵一曼被从干草上拖出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日本人把她扔上一辆牛车，拉到珠河县城关进了监狱。伪珠河县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和特务股长大野泰治来审讯她。大野泰治后来在战犯笔供里写道："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他走进审讯室喊了一声"起来"，赵一曼缓缓抬起头。大野泰治后来回忆："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审讯开始了。大野泰治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赵一曼回答："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大野泰治问她为什么抗日。赵一曼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民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大野泰治用鞭子把儿捅她胳膊上的伤口。血从绷带下面渗出来，顺着小臂往下淌。赵一曼没有出声。她用那双眼睛看着大野泰治——那个眼神让大野泰治后来记了一辈子。他在笔供中写："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摧垮其坚强的意志，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共产党大人物的尊严。"
她后来被押到哈尔滨。关在伪滨江省警务厅拘留所的地下室里。大野泰治继续审，换了更残酷的刑具——竹签一根一根地扎进她的手指甲缝里，铁签烧红了扎进指缝，指甲盖一片一片地被拔下来。鞭子把儿蘸着粗盐捅进她手腕和大腿上的枪伤伤口里，碰到骨头再搅动。地下室的空气里弥漫着皮肉烧焦的糊味，赵一曼昏迷了一次又一次，每一次都被用强心针和化学药水泼醒。可她什么也没有说。她反复只有一句话："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敌人怕她死在狱中，把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主治医生张柏岩检查了她的伤口，左腕贯通枪伤、左大腿"七九"步枪子弹打穿——碎骨头散乱在肉里，有二十多块。张柏岩给她做手术的时候她始终没有喊过疼。张柏岩后来对人说："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病人。"在医院里，赵一曼争取了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和护士韩永义。她给他们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中国人为什么要反抗侵略者。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夜里，两个人帮她逃出了医院。他们雇了一辆小汽车往东走，走了两天，六月三十日早晨在离游击区不远的地方又被追上了。再次被捕之后，她知道自己出不去了。大野泰治给关东军司令部写报告："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珠河县委员会的委员，而且是共产党的最重要人物，是组织以珠河县为中心的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的中心人物。因此，当然非杀不可。"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赵一曼被押往珠河。火车开动的时候，车厢里坐满了武装军警。赵一曼坐在角落里，她的左腿还不能走路，手腕上的伤还没好利索。可她没有低头。她一直看着窗外——看着那些在秋天里褪了色的田地和树林，看着那些在她身后慢慢远去的山。有人给了她纸和笔。她就着火车窗口透进来的光，用那双手、那双指甲已经没有了的手，握着一截铅笔头，写了两封信。第一封写给她七岁的儿子："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她写完了，把纸翻过来，又写了几行："宁儿，母亲到东北来找职业，今天这样不幸的最后，谁又能知道呢？母亲的死不足惜，可怜的是我的孩子，没有能给我担任教养的人。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长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信是写给儿子的。可她的儿子远在几千里外的四川，被亲戚抚养着，甚至不知道母亲还活着。他七岁。那两封信从此再也没有被寄到该去的人手里——日伪档案把它们收走了，后来又被发现，辗转了很多年才交到宁儿手上。那时候宁儿已经长大了。他读着那些字的时候，写信的人已经不在了二十多年了。
火车到了珠河。赵一曼被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马车走得很慢，从城门到城外的小北门走了一段不短的路。她被绑在车上坐着，左腿拖着不能动，头发散在脸侧。可她坐得很直。她开始唱歌，唱的是《红旗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声不大，可在安静的街道上传出去很远。街边的百姓被日军驱赶出来围观，有人低下了头，有人偷偷攥紧了拳头，有人在哭。车到了小北门。她被架下来，站直了。一个日军军官走过来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看着那些举枪的人，喊了两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响了。赵一曼就义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时年三十一岁。
珠河后来改了名字。改叫尚志——为了纪念她并肩战斗过的赵尚志。哈尔滨有一条街改名叫一曼街。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她写给儿子的那两封信，信纸泛黄了，字迹洇开了，可最后那句话还很清楚："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很多年后，她的儿子宁儿长大了。他看到了那封信，把每一个字都看了很多遍。他把信抄了一份放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他后来对人说："我母亲是站着死的。"珠河山里有一种花，每年夏天开，开的时候漫山遍野都是。那种花不高，瘦瘦的，可花开得很大，红得像火。当地老百姓说那是赵一曼骑白马经过的时候落下来的。没有人知道是不是真的。可那种花确实每年都开。开在当年赵一曼走过的那条土路旁边，开在那些她教过妇女们纳鞋底的村子周围。风一吹，一片一片的红，轻轻摇着，像是有人在低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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