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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祖业弃商著史 写法国汪洋恣肆
——读陈超英《法兰西史》1-4卷
王惠莲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讲瑞》中说：“凤皇骐驎，生有种类，若龟龙有种类矣。龟固生龟，龙固生龙。”讲的是古人对生物遗传现象的观察。
到了北宋，苏州承天寺僧人释道原，在编撰《景德传灯录》时，借禅师之口将王充的话直接说成“龙生龙子凤生凤儿”。
再后来，就有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民间俗语。
到了现代，群体遗传学研究更是明确给出了人类“智力遗传率范围为35%-75%”。
由是，人们得出一个“结论”，无论是王充、释道原的朴素说法，还是民间俗语、科学研究，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判断”，那就是遗传基因会对生物（包括人）的特质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家庭环境，对个体成长的影响更是深远。
但这种影响不是绝对的。比如诗仙李白的儿子女儿，没有一个子承父业，不仅没有成为大诗人，甚至没有留下一首被任何史料记载的诗文。诗圣杜甫，次子杜宗武虽有诗才，最终也没有任何诗作流传下来。诗仙诗圣的儿女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人。
而“七绝圣手”王昌龄，出身寒门，父母都是农民，二十多岁之前一直靠种地为生，后来却成了盛唐著名边塞诗人。由此可见，一个人成才与否，并非完全取决于家庭。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忍不住推想，曾祖父是史学大师，祖父是宋史研究大家，父亲是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母亲是历史老师的陈超英，写《法兰西史》，会不会受史学世家的影响？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法国通史》作者吕一民先生，在陈超英《法兰西史》1-4卷“序言”中，专门提到“超英兄属于学术名门之后”。全法华人旅游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陈超英无话不谈的好友周建防，在“代后记”里说“超英从小到大受到家学传统的熏陶”。
而我，在读完陈超英《法兰西史》1-4卷和他母亲曾庆瑛先生所著《陈垣和家人—新会陈氏三代史家》一书采访陈超英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史学世家对您的影响。
陈超英的回答概括起来就四句话：一是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史学家，母亲是历史老师，在家听他们谈历史比较多。二是看到的历史书感觉比较枯燥。三是更喜欢文学。四是希望写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非虚构的、能让读者容易接受的（史书）。
先说第一句，倘若陈超英的长辈们不是历史学家，他还能在家里经常听他们谈历史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家庭环境，陈超英的少年时代便显得与其他孩子有所不同，从那时起，“赓续家族历经三代的传统，在历史研究上有所建树”的梦想，便像种子一样种在了他的心底。
只是陈超英没有想到，直到2017年，已近耳顺之年，他才开始踏上逐梦之路。在此之前，除了名字“超英”，与“大跃进”时期“超英赶美”的“历史时尚”紧密相连外，他的人生路，几乎与梦想中的历史研究无关。
据陈超英自我介绍，他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高三毕业班语文和史地。1985年，考入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培训班。也就是在那一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这一“取消”，引发了1986年的自费留学潮，怀揣“历史梦”的陈超英，拿着兼任私人英语导游赚取的外汇，于1986年10月，赴法国自费留学，在巴黎第八大学历史系研习古代希腊史，获硕士学位。
然而，梦想终究打不过现实。为了生存，获得硕士学位后，陈超英只好放下梦想，每日里为打工挣钱奔命。十年间，他先后做过幼童护理员（临时保姆），中餐馆酒吧调酒师，私人中文家庭教师，临时拆房工，剧院领位员，剧院酒吧服务员，礼品店户外摊位售货员兼保安，旅行社外联（跑腿的人）。虽然离梦想十万八千里，但这些经历，让他的人生，多了一笔旁人没有的“财富”。
1992年，陈超英和友人共同创办了“欧中交流促进会”，首创欧洲人到中国民宿游。
1996年，他又和友人创办了“法国文华旅行社”，这一办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间，他用脚步丈量世界，以导游的身份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游客讲解欧洲史。欧洲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典故，经过他的一番讲述，都变成了一个个生动迷人的故事。远离历史的陈超英，就这样借当导游的机会，让历史走进了他的生活。
也是“生逢其时”，这二十年，正是中国人出境游需求日益旺盛时期，独具慧眼的陈超英，抓住机遇，勇立潮头，用了二十年时间，从一个终日里为生存奔命的打工者，一跃而为令人艳羡的财富自由者。
钱有了，该享受的都享受了，但精神，却变得空虚了。“失去了继续追逐金钱激情”的陈超英，需要找到一个“我到底要为什么而活”的答案。
他想起少年时的梦想，想起尼采的那句“生命的本质在于不断地自我超越”。
经商成功的陈超英，于是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他要趁着还有时间和精力，写一部《法兰西史》，让家族历经三代的世家传统，在自己这一代得以赓续。
2017年5月3日，陈超英辞去旅行社总经理职位，由数钱转为码字，开启了他弃商著史的逐梦之旅。
至此，家庭环境对陈超英的陶染才算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响。但真要实现少年时的梦想，绝非下一个“弃商著史”的决定那么简单。陈超英自己都说，他的身份是商人，不是专业历史学家。在动笔写《法兰西史》之前，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历史学方面的论文，也没有在大学获得任何历史学方面的评定和职称，虽然在巴黎第八大学历史系古希腊研究生班上过课，但只是为了混学生居留”。可以说，在历史这门大课面前，陈超英无疑还是个没有经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素人”。
“素人”写史，而且是写“影响世界行进方向的大国”《法兰西史》，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然，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发下宏愿要写10卷《法兰西史》的陈超英，“进”的第一步，是读法文历史原著。他从原法语教授、挚友周建防推荐的两种法国通史专著读起，在带一双儿女去法国最大的书店“窝金”（Virgin）买书时，他找到了一本生动幽默的法兰西通史，从此便一发不可收，“像搜集瑰宝一样搜集各种版本的法国历史书”。
六年里，他“一直埋首于法语的故纸堆中，没有一天间断”。在已经完成出版的《法兰西史》第一卷后注里，陈超英列出了十七种主要参考书目，这十七种书，他“基本都通读过三遍以上，巴侯的《法兰西通史》则通读了十六遍”。但要写出严格的编年正史，仅仅“读万卷书”是不够的，陈超英还对“每一件史实，每一个历史人物，每一个日期，每一处发生重大史迹的地方”，做反复的考证。
为求证巴黎是否存有法国历史学家们介绍的从三世纪的古罗马皇帝浴池，到十一世纪的圣朱利安贫民教堂，他按图索骥，如猎人般，在巴黎中轴线附近寻找，最终发现，“中间和东西两线一片空白，将近七百年的时间，没有任何建筑遗存。”从而提出：“日耳曼蛮族大迁徙和罗马帝国覆灭所带来的无政府状态，使得一切建设都停滞了，甚至倒退了”的观点。这种求真求实的史学态度，与其曾祖陈垣老留下的“吾人论学求真非求胜”的家学传统可谓是一脉相承。
陈超英何其有幸，生于陈氏世家；陈家何其荣耀，生下一个传承世家传统的陈超英。
陈超英的第二句话是“看到的历史书感觉比较枯燥”。这句话可以说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在看史书时，没有人不为那些枯燥乏味的年代、日期头疼。所以陈超英说他更喜欢文学，所以读大学时，他选择的是中文系而不是历史系。他的这一选择，对撰写《法兰西史》虽然不利，但系统专业的汉语言文学训练，使得他的第四句话，“希望写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非虚构的、能让读者容易接受的（史书）”的愿望得以达成。
我们都知道，以往的史书，不管是编年体、纪传体还是国别体，大凡是正史，注重的都是严肃、严谨、严密，从未见有谁把文学性，把读者易接受作为撰写目标的，陈超英可以说是第一个，至少是我见过的第一个。
那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的一点是，陈超英不按“规矩”出牌，他的《法兰西史》明明是编年体，可他偏偏写出了纪传体的感觉。编年体在他那里，不过是按年代顺序记载历史，而他撰写《法兰西史》可不只是为了记述历史，他是想通过他的记述尝试回答三个问题：法国人从何而来？法国人是怎样一个民族？法国人将向何处去？要回答这三个问题，笔墨自然就要花在“人”身上，花在对历史产生影响的历史人物身上。
为写好历史人物，在着手写《法兰西史》之前，陈超英就开始了系统学习。2020年3月至2021年8月，疫情禁足期间，除了通读“四书五经”、张荫麟的《中国史纲》，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他还把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从头至尾通读了一遍。再加上他初中时读的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以及当老师时读的《资治通鉴》，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如何写出理想中的《法兰西史》，陈超英已是胸有成书。他只要按照编年体史书体例，以时间为线索，以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纲”，以重要人物为“核”，用他擅长的文学笔法，将它们一一叙述出来即可。
我们先看一个“很文学”的例子。
“在一座三百米高的平顶山上，三面陡坡，河谷环绕，只有西面是一个长长的缓坡，要塞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法兰西史》第一卷P071）
这是“独立高卢的终结地”一节的开头，因为写得“现场感”太强太像散文了，我就忍不住问陈超英：是实地所见，还是来自其他著述。他说他做旅游做了25年，到过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很多地方，后十年受欧洲各地旅游局之邀去很多地方考察，所以书中写的这些地方他一般都去过，高卢这个终结地，他去过两次，虽然写得很文学，但那个地形就是这个样子。
到底是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将一处历史遗迹写得逼真到让人起疑。由是你不能不佩服陈超英的叙事能力，让枯燥乏味的历史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可感，而不再是一串串冰冷的年月日。
写历史遗迹如此“文学”，写历史人物更是一绝。
比如写初登大位的路易一世，“一接到查理曼的丧报，路易一世立即从阿基坦的图卢兹赶往亚琛，星夜兼程，一进入皇宫，面对查理曼的灵柩，路易嚎啕大哭，泪如雨下，扑倒在地，磕头如捣蒜，以至前额渗出了鲜血，在场的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被感动了。”
这样的路易，和一个闻听父亲去世而恸哭的普通百姓有什么区别？而陈超英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写的路易既是高高在上的法兰西皇帝，是严格遵守禁欲时间的“虔诚者”，是为人宽厚、常发善心的“慈悲者”，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而“人”的七情六欲是不分民族的，无论你是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还是中国人，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对路易的嚎啕大哭生出一种同理心。而这，正是陈超英从太史公的《史记》中学到的“笔法”：把历史人物往“活”了写，以此拉近和读者的心理距离。
再比如，为写出一个“真实”的圣女贞德，陈超英将两部基本符合史实的电影Joan of Arc 和Jeanne d’ Arc各看了不下十遍。他用一整章写让娜（即圣女贞德）的出生、长大，写她如何觐见王太子查理，如何夺取英军圣鲁营寨、杜赫耐勒城堡，如何率领一群粗野的男子汉赶走了英格兰正规军，解救了奥尔良，如何在两军阵前、在诺耐特河畔斥退英军，后来又是如何被俘被审判被送上火刑柱死后被称为“圣女贞德”的。其中有一段关于让娜赴刑前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让娜身上所具有的“人性”。
陈超英没有像那些喜欢把英雄人物写得无比高大无比完美的作者那样，把圣女贞德拔高，而是将她脆弱的一面毫不留情地展现在了大家面前。他写到：“让娜看到墓地入口处有两辆堆着高高的柴垛的四轮马车，三个月来第一次，她困惑了，她害怕了，浑身开始颤抖，从审判开始以来的似乎无穷的力量突然消失了。”（《法兰西史》第四卷P197）
原来，“圣女”和我们一样，也会害怕，在面临死亡时，也会浑身颤抖。作为读者，读到这样的人物描写，感觉就两个字：可信。
可信是史书的“生命”，关键是你要怎么写，才能吸引读者，否则，再可信的史书，如果枯燥得让人读不下去，史书也就变成了“死书”。
对于史书的枯燥，犹如“切肤之痛”，让陈超英没齿难忘。因而他说，他希望写一部文学性比较强的、让读者比较容易接受的《法兰西史》。为达此目的，他打破史学界公认的史书写法，冒着被人批评不像史书不够“严肃”的风险，将他的陈氏《法兰西史》打造得如同小说般“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么几点：
一是对比。这种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的相对比较，在陈超英的《法兰西史》中比比皆是。比如“移民到高卢的罗马人只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五，却把百分之九十五的当地人同化了......而且不通过暴力”。而“中国恰恰相反，北魏的鲜卑族，辽国的契丹族，西夏的党项族，清朝的满族，都在入主中原后，被不仅人口占优，而且文明程度占优的汉族同化了，而元朝的蒙古族抗拒同化，最终被赶回草原”。这一对比，从表面上看说的都是“同化”，但内里彰显的却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一个是多数被少数同化，一个是少数被多数同化，哪种文明更有生命力更有“魅力”，在陈超英的一番“对比”下，一目了然。
其他如罗马帝国始皇帝奥古斯都与中国始皇帝秦始皇的对比，罗马将军们常常把俘虏押回家乡做奴隶与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的对比，等等等等，在加深人们对不同文明的认识的同时，亦可激发读者进一步思考何为“文明”的兴趣。
二是联想。这也是陈超英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手法。在写英法百年战争时，他说“如果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能够预料将会有那么惨烈的后果，他们肯定会竭尽全力避免发生。正如2022年初时的普京，如果他能预料到乌俄战争打了三年半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双方死亡了一百多万人，他肯定不敢发动‘特别军事行动’”。
在写巴黎市民对主导人头税的路易之死欢欣鼓舞时，他联想到2018年马克龙政府为“环保”加征燃油税引爆的“黄马甲”运动，说“可见加税和抬高物价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这种由古“思今”的写法，不单将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克罗齐“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学说“具象化”了，而且让读者在理解地球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时，又多了一个维度。
三是观点。一部史书，如果仅仅是罗列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没有作者的观点的话，那这样的史书，就只是一堆史料的堆砌，就失去了作为史书的意义。而读陈超英的《法兰西史》，时不时就会读到一些观点，不但新颖大胆，而且是陈氏首发。比如在“作者心声”里谈到他叙述从古至今真实的法国故事时说，“没有一点虚构，却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引人入胜。从这种意义上说，历史就是小说，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描述真实发生过的故事的小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现实比小说更像小说”。尤其是我们生活的当下，每天看到听到的故事不知比小说好看多少倍。当有一天我们所处的当下变成了历史，那么“历史就是小说”的观点不但成立，而且极具穿透力，因为这句话道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故事都曾经是“当代故事”，当代故事有一天也会变成历史故事。史学家要做的，就是如何讲好这些故事。
陈超英在写“罗马和平”这一章时有这么一段话：“有些国人认为罗马人修建了罗马大道，就是包容开放，中国从战国到明朝修建了北方长城，就是闭关锁国。不是这样的，一切都基于现实环境和情势的考量。”为阻止北方蛮族的侵袭，罗马五贤帝之一的哈德良，在苏格兰与英格兰边境筑起一道“长墙”。为防御波斯和其他敌对城邦的入侵，雅典城邦曾在比雷埃夫斯港口筑起一道“长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边境移民压力时，下令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一番对比分析之后，陈超英就“闭关锁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修建长城，是为了防御，不是闭关锁国。真正的闭关锁国，肇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寸板不许下海”和延续到清末的“海禁”。其结论，体现了一位史学家的责任担当。
四是“跑题”。可能是为了增加知识性和趣味性，陈超英的《法兰西史》经常是写着写着就跑到“爪哇国”里去了。比如他写蒙马特高地并不是巴黎人刻意制造的一个人造景观，而是两千年来，人们从地下挖雪花石膏石建房屋时带出地面的土和碎石堆起来的，高卢第一个殉教的主教圣德尼死后，这座山丘被命名为蒙马特山，即殉教者山。
然后他又说，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有类似的人造山丘。说他从小生长的北京东城区沙滩的附近，就有一座人造山丘“景山”，是由辽代营建瑶屿行宫时的余土堆积而成。明初朝廷在此山上堆煤，因而又叫“煤山”。后来在紫禁城挖筒子河和太液、南海，挖出的土全堆在了“煤山”上，越堆越高，就变成了“景山”（高山）。接下来他又写，“世界上很多辉煌雄壮的古城早已被战乱夷为平地，只剩下当年建筑废料堆成的高丘供后人凭吊。”写到这里，应该说离蒙马特高地还不算太远，毕竟还有些关联。再接下来，他话锋一转，说“艺术品也是如此，能否流传至后世关键在于用什么材质。”说古希腊最伟大的雕刻家菲迪亚斯的作品“雅典娜”“宙斯”，之所以消失得无影无踪，是因为它们的材质是黄金和象牙。而卢浮宫镇馆三宝中的“维纳斯”“胜利女神”，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它们的材质是无法用来换钱的石头。
而这，只是花絮般的“跑题”小插曲。一些大的“跑题”，陈超英在写“马可·波罗”那一章时专门有过一段解释。他说：“有一些很可爱的读者委婉地问我，为什么《法兰西史》中写了那么多没有发生在法兰西境内的事情？比如罗马帝国，比如基辅罗斯，比如波斯帝国，甚至比如中华帝国？我回答说，当时间轴匀速前进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联系的，比‘蝴蝶效应’还要强烈得多！被问的多了，我就产生了改书名的想法，从这卷起，我把书名改为《世界史中的法兰西史》，是否能减少一些疑惑呢？”
作为读者，我没觉得这样的“跑题”不好，相反，我倒觉得，这是陈超英《法兰西史》不同于其他史书的一大特色。只是之前没有人这样写过。
五是感情。陈超英自己也说，“历史学家应该用最客观的态度来描述历史，尽量不带感情色彩。”
只是历史学家也是人，不是神。虽然陈超英在写作时一直用理性克制自己的感情，但在写到提奥德拜贺，这个十六岁就率大军全歼丹麦武士，将维金海盗的祸害往后推迟了三百年的麦霍温王朝创始人克洛维斯的长孙，在一场围猎中被一头野牛撞翻用角戮死时，他还是忍不住写下了“天嫉英才”，以表达对提奥德拜赫这个人物的喜爱和惋惜。
对于“恶”人，陈超英毫不留情。当写到558年，麦霍温王朝的继承者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他用了三个“最”，“最冷血、最凶暴、最残忍”来形容克洛戴赫一世，这个“名正言顺”的王朝继承人。
这种不加掩饰的感情流露，这种扬善抑恶的真性情，是其他“正襟危坐”的史书中不多见的，是陈超英与他的读者之间的“共情”。
六是知识性。任何一部史书都有知识性，只是陈超英《法兰西史》中的知识性常常跳出法兰西史。比如写对德国历史、意大利历史、比利时历史、荷兰历史......对整个欧洲的历史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查理曼时，陈超英说，喜欢打扑克的人常常看到他，因为查理曼的形象就是扑克牌中的红桃老K。尽管这一“知识”没什么实际用处，但一个历史人物经他这一介绍，顿时便栩栩如生起来。
再比如写马可·波罗一章时写到马可·波罗进入“蛮子地”，陈超英引经据典，解释何为夷、戎、蛮、狄。再从东晋末年晋元帝为避战乱渡过长江，讲到北宋末年，1127年，宋高宗过长江建立南宋，引发中国历史上第三次“衣冠南渡”，进而讲述1279年，率蒙古大军在崖山海战中灭亡南宋的是生于保定的汉人张弘范。这些知识与法兰西史没有一毛钱关系，但却与读到这本书的中国读者的精神世界有关。设想一下，当读者通过陈超英的讲述，知道带领蒙古大军灭南宋的人是汉人时，他们的内心会燃起什么样的怒火？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能猜到。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知识的魅力。
七是不拘一格。陈超英《法兰西史》不拘一格的写法，有点像他的笑声，带点“魔性”，一听就知道是他。比如在一些章节的开头，用一些诗句作为引子，像第二章“罗马的陷落”，他用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一句“大祸临头了，他们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愤怒了！”作引，不单预示了本章内容，而且让“一本正经”的史书有了“诗性”。
再就是在《法兰西史》中，陈超英敢“冒史书之大不韪”，不光引用诗句，他还在写亨利二世之死时，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篡改”成了“遥想亨利当年，王后再嫁了，雄姿英发。鬓角插花，谈笑间，沿海尽归他家。故国神游，多情应叹他，谢尽芳华。人生如梦，梦似人生，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最离谱的是，写马可·波罗这一章写到他和朋友去威尼斯游玩访问马可·波罗的故居时，他竟然在史书中写了首“打油诗”：
旅游业界开山祖，访其故居多感触。
初到中国不是他，是他爸爸和叔叔。
一二七一他十七，昂首踏上东方路。
四载寒暑到北京，那时称作元大都。
一十七年在神州，多次觐见元世祖。
回国交战热那亚，威尼斯败他被俘。
狱中无聊侃见闻，鲁斯替谦作记录。
记录全用古法语，刷新欧洲人耳目。
中国遍地是黄金，俯拾皆是珍宝物。
筷子茶叶和小脚，书中一点没记录。
定有夸张和吹牛，激发探险却无数。
哥伦布寻新大陆，驾驶舱放这本书。
达·伽马初到印度，驾驶舱放这本书。
环球航行麦哲伦，舵旁还是这本书。
马可·波罗功在此，全球一体新思路。
用一首“打油诗”概括马可·波罗的一生和《马可·波罗游记》对世界史产生的影响，这样“奇葩”的史书也只有陈超英这种“胆大包天”的人写得出。不管您怎么评价，他就这么写了，而且写得合辙押韵，易读易记，读者都愿意读。
让读者读得懂，看得进，有收获，能记住，这不就是陈超英写《法兰西史》的目的吗？
值得祝贺的是，陈超英这部写得非常“出格”的《法兰西史》，已获得一些史学专家的认可。
作为读者，我希望，今后能读到更多像陈超英《法兰西史》这么好读又好看的史书。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
王惠莲，河南省开封市人，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2004年移居美国，2024年叶落归根。作品发表在国内外报刊及网络平台，在美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获奖。有作品进入八年级语文上册第16课《散文二篇》巩固训练及多个省市语文试题，被选为论文写作参考文献，入选多个文集，被各大网络平台转载。出版散文诗歌集《莲说》。海外文轩作家协会终身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