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造法式》与三位同贵阳相关联的人物

堪称世界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经典《营造法式》，能得以印行问世， 成为世界建筑界备受关注的中国古建宝典，成为当今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的资本． 这主要得力于两位同贵阳相关联的人物，三位令人难忘的人物。

一位是贵阳人﹣贵阳紫江（开阳）朱启钤；

另两位是贵阳的外甥﹣贵阳名士李端棻妹妹之子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建筑方面，以其独特的风格、卓越的成就闻名于世，无论是考古发现或是遗存实物，都足以让人倾倒。

北宋崇宁年间（1100- 1106)，朝廷颁布了一部称为《营造法式》的建筑法典，成了中国建筑史上一个里程碑。

《营造法式》总计34卷，357篇，3555条，分为释名、各作制度、功限、 料例和图样五大部分。书中第三至十五卷又分为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 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并说明每一工种如何按建筑物的等级和大小，通用标准材料，以及各种肉伴的比例尺寸、加工方法及各个物件的相互关系和位置等。书中还详列了13个建筑工种的设计原则、建筑构件加工制造方法，以及工料定额和设计图样，该书的最大特点是：

作者从经史子集各书中寻求和考证我国建筑艺术的源流和发展，更主要的企业自各工种的建筑工种的建筑工匠具从实际工作中总结和传授的经验和方法。

所以，《营造法式》成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体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总结， 也是当时中原地区官式建民的规范。

北宋朝廷要颁行这样一部书的目的还在于当时人力、财力、物力日趋匮乏，上流社会又日趋铺的这一矛盾的情况下，力图防止贪污浪费，同时是你保证设计、材料和施工质量，以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努力。

《营造法式》的编辑者为李诫（？一1110)，字明仲，郑州管城县（今河南新郑）人。从其祖、父、兄 等为官经历看，在土木工程管理监制方面很有经验，有些像清代的"样式雷" 的雷氏家族，几代都拿管皇家工程，在建筑设计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

北宋元七年（1002)、李诫被任命为将作监（专管宫庙工程修造等的科技言职。北宋沿用酸唐的"五蓝"，即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主薄。此后， 李诚长期在蒋作监任职，后任这一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将作监（中散大夫） 把毕生能力都贡献于营造事业。李诚不仅是具有"心巧"的朝廷官员，而且还博学多才，有广泛的爱好和特长， 光粉书法和绘画，"篆、稽、求皆能人品"，有较高的水平、家中"藏书数万卷， 其手抄者数千卷"，他的绘画，颇得古代名家笔法，所绘的《五马图》，深得当朝皇帝的赞赏。李诚在将作监任上，不但要领导具体的建设项目，而且还要负责制定建筑管理的政令，储备人力物力、管理工匠，并向其传授技术和法规，制定劳动日定额，汇总上报建设账目，乃至管理河渠、修缮道路等，即所谓"监管官室、城廓、桥梁、舟车、营绪之事"，为了不负朝廷使命，编撰好《营造法式》 一书，李诫除了研究经史等前人的著作面外，还专门走访民间营造的能工巧匠， 即"考究经史群书，并勒人匠逐一讲说"，真可谓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先河，故写成了千古不朽，至今仍有实用价值的《营造法式》。然而，到了清代，李诫的《营造法式》已经没有完整的原本了，清乾隆时期，朝廷主持修编《四库全书》时，也是采用浙江范氏天一阁进呈的影抄宋本，尚缺两卷。当时翻检明朝《永乐大典》所载录的《营造法式》，又没有分卷，无法参校。实际即是元、明、清三朝业界都没有见到《营造法式》的完整版本。时间被推移到了民国初年，曾任过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内务总长、国务院代总理的开阳人朱启钤，是一位中国古代建筑造诣极深的大家，1919年，他赴上海路过南京时，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手抄本《营造法式》一部，共34卷，版本较为完整，书图样颜色尺寸甚为明晰。该书是大藏书家、大学者钱谦益的绛云楼所收藏。该书遭受了几朝几代的战乱兵灾后，绛云楼的藏书散出流失。《营造法式》一书，又于清末辗转归于杭州丁氏嘉惠堂藏书楼，再随丁氏全部藏书出售给南京江南图书馆。由于经历了近千年的流离失所，此时所见的《营造法式》已成孤本。朱启钤见到《营造法式》后，如获至宝。于是1920年，朱启钤利用了自己的特殊身份，商得时任江苏省长的齐耀林的同意借出此书，自己出钱，委托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这是《营造法式》近千年的第一次公开印行，被称为丁本《营造法式》。丁本《营造法式》公开印行，被视为业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梁启超在第一时间内，将丁本《营造法式》寄给了在美国留学学建筑的长子梁思成，而此时的梁思成却视丁本《营造法式》若天书。原因是丁本《营造法式》近千年来，屡次辗转传抄，错漏难免，而且由于传抄者或画蛇添足，或卖弄学识，使得文字艰涩难懂。朱启钤亦深感此问题的复杂，他认为如此珍贵的古籍一定要尽可能使之完善，好读易懂。于是从1921年开始，与著名藏书家陶湘（号兰泉）合作．搜集公私所藏传本，特别是1923年，陶湘又在故宫发现了《营造法式》的手抄本。于是，对丁本《营造法式》进行了细致的校对、整理，于1923年校完，1925年、仿宋崇宁本行款格式雕版再度刊行《营造法式》，被称为仿宋崇宁本或陶湘刊本，与朱启钤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叶恭绰评价道："此书之重印本，系朱桂老与著名氟书家陶湘合作精细校印出版，堪称完璧！……其间采访参稽，校勘引申、仿补注释以及编订印刷之种种经过，具详朱启钤、陶湘氏前后序文及识语中。所谓时阅七年，稿经十易者，益属事实。当其惨淡经营，旁搜博采，捃逸钩沉，困心衡虑， 以底于成，非余一一亲见，亦不能知其难能可贵与夫真价之所在也。"随着对《营造法式》的两次刊行，朱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愈增"，故在第二次刊行《营造法式》时，组建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机构"营造学会"。1930年，朱启钤又将"营造学会"改组为"中国营造学社", 并亲任社长 。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和保护我国古代建筑遗产的民间团体。中国营造学社，自1930年至1945年，15年时间，在"国破山河在" 的艰难岁月中，坚持在全国190个县总计调查测绘了2778处古建筑，15年里， 学社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6卷，21期，论文125篇，这批论文影响海内外。真可谓成就辉煌。中国营造学社最为可喜的是为中国建筑学研究、教学和中国古代建筑保护设计、施工等方面造就了一批顶级的人才，梁思成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梁思成与其妻林徽因的长子出生，便取名为"从诫"，是希望他们的儿子也像父母（梁思成、林徽因）一样，成为《营造法式》的编撰者李诫的追随者（当然梁从诫后来没有成为建筑学家，那是后话），由此可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营造法式》及其作者李诫的尊崇。虽然梁思成留学时第一次读到丁本《营造法式》视若"天书"，但并没有影响梁思成几乎毕生精力都在研究《营造法式》的热情。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是梁启超同其大夫人，曾任晚清礼部尚书的贵阳人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所生的长子。1924年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其妻才女林徽因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对中国古建筑情有独钟。1928年回国，同年应张学良之邀，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梁思成任建筑系主任。由于其父梁启超同朱启钤的特殊关系，梁思成于1931年回北京入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自此开始， 梁思成除了常规的工作和教学而外，都在围绕《营造法式》做古建筑的研究工作。梁思成在营造学社以惊人的毅力走出了一条艰辛的实地考察之路，在15年里， 走了全国190个县，亲自率队完成实地调查测绘。2778处古建筑，每一处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他还以民间工匠为师，以《营造法式》为课本，以现存古建筑遗构为模板，以"大木"结构为基本文法，由近及远，由表及里，以多种版本相互参校印证，从而将晦涩难懂的《营造法式》弄懂弄通，他终于征服了"天书", 并且用近代建筑表现方法进行图解注释，为后人研究扫清了障碍，并为宋以前的古建筑研究开辟了道路。对《营造法式》的研究，直到1966年，除"小木作" 和"彩画作"有待实例的补充外，其他诸卷已全部完成，不过因"文化大革命" 的政治风暴来临，梁思成的研究不得不停止。到1983年，梁思成去世十余年后， 他的研究著作才得以出版。如果要总结梁思成一生对中国建筑研究的最大贡献的话，就是他对《营造法式》的整理和注释，让人们见到了完成翔实的好读易懂的《营造法式》一书。1000年前，李诫的鸿篇巨著《营造法式》由1000年后的朱启钤、梁思成来发扬光大，让国人引为自豪，这是贵州的骄傲，是贵阳的骄傲。

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是民国学人中的神仙眷侣，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他们为保护中国古建筑而奔走的故事，对很多人而言，也是耳熟能详。

梁、林二人何以投身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这一切的开端，竟与一本“天书”重现人间密切相关。

1925年，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寄来的一本叫《营造法式》的古书。正在美国读书的梁思成为了破译这本神秘的“天书”，最终选择和林徽因一同回国。

在往后的日子里，梁林夫妇带领着营造学社的同仁，走过了一处又一处深山、荒野与市镇，抱着“与时间赛跑”的信念，他们忘情地投入到中国古建筑的找寻与研究当中，并终于在山西的深山里寻找到了唐朝的痕迹。

为什么梁思成会对唐朝建筑如此执着？他背后的营造学社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它与“天书”《营造法式》之间又有什么渊源？

下文中，作者张泉将带我们走进民国学人的世界，通过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故事，去呈现那个时代下的大师们的家国情怀与文化担当。

下文选摘自《荒野上的大师》，小标题部分为编者所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1. “天书”重现

1925年的费城，正在紧张地筹备美国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第一百五十个"独立日"，费城大规模兴建展馆，准备向全世界展示最新的科技与艺术成果。

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建筑系四年级学生梁思成，却忙于重新设计凯旋门。在课堂上，有时他被要求修复损毁的建筑，有时则需要规划一座未完成的教堂。这些作业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无论做出何种构想，一定要与当地环境相契合。

父亲梁启超寄来的影印本《营造法式》，却让梁思成不知所措。透过微微颤动的纸张，纵横捭阖的斗拱与飞檐似乎都峙立起来，栩栩如在眼前；他认识纸上的每一个汉字，但他读不懂那些神秘的文字，它们以匪夷所思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语言。

这本“天书”的扉页上留着父亲的字迹：“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

“天书”《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由将作监李诫奉旨编修，原本是为了推出工程标准，杜绝贪污浪费，却也因此保留下中国营造的规则与智慧。不料，仅仅十四年后，帝王便拱手让出汴梁，许多令人惊羡的技艺和美学，落进原木的裂隙间。历经千年，《营造法式》中记录的规则消磨在一代又一代工匠的口口相授中，流沙般渐次散佚，终被遗忘。

1919年，《营造法式》突然重现人间。作为北方政府总代表，朱启钤南下议和，却在江南图书馆意外地发现了失传已久的《营造法式》。他做过交通总长和内务总长，主持过紫禁城的修缮与改造，对营造格外感兴趣，立刻意识到这部著作的独特价值。他发现的《营造法式》是钱塘丁氏家族的钞本，其间错误疏漏很多，绘图也较简陋，此后，藏书家陶湘将“丁本”《营造法式》与《四库全书》及民间钞本比对校勘，推出“陶本”《营造法式》。刚出版不久，梁启超就把它寄给长子梁思成，希望梁思成不要只关注西洋建筑，也应当反顾中国传统。

192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正处于鼎盛时期，在瓦伦·莱尔德（WarrenP.Laird）、保罗·克瑞（PaulPhilippeCret）等建筑名家主导下，长年包揽全美设计大赛近四分之一的奖项。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也云集在宾大，杨廷宝、

范文照、童寯、陈植、赵深等人后来都在建筑界或教育界成就卓著。他们的同学里，还有约翰·埃文斯（JohnLaneEvens）、罗兰·辛德尔（RowlandSnyder）以及未来的建筑大师路易·康（LouisIsadoreKahn），而这群才华横溢的中国留学生则被美国同学戏称为“中国小分队”（TheChineseContingent）。父亲的礼物却把梁思成引向一条反顾东方的路。他想起刚到宾大读书时，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曾问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他才突然意识到，中国从来就没有一部建筑史，并且，“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此刻，仿若从天而降的《营造法式》或许能帮助他回答这个问题，他也因此更加迫切地想要追溯中国的营造传统。

年轻时的梁思成

遥隔千年，相距万里，李诫的书写、朱启钤的搜寻、陶湘的考证、梁启超的期望……建筑之光曲折蜿蜒，最终汇聚在梁思成身上。纸面上的线条与图案，蜿蜒成他一生无法走出的佛殿与宫墙。

未婚妻林徽因也钟情建筑，梁思成到宾大学建筑其实是由林徽因促成的。然而，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林徽因自己只好暂时学美术，但一直旁听建筑系的课，还因为才华出众，一度在建筑系做助教，被当地的报纸誉为立志拯救祖国艺术的中国姑娘。

两人成婚时，特地把婚期定在三月二十一日，就是为了纪念《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因为那一天是宋代为李诫所立碑刻上唯一的日期。后来，他们又给儿子起名“从诫”，以示终生追随李诫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决心。

梁启超一直担心梁思成所学过于专精，曾写信规劝：“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点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梁思成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对美术、雕塑、音乐也很有兴趣，有时也会运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比较分析建筑的特点。林徽因的兴趣更广泛，由美术、戏剧、文学进入建筑领域，自然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与心得，后来，她一直无私地为梁思成的考察报告做着各种润色工作，更以“建筑意”构建出中国式的建筑艺术美学，“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人们很少能在建筑师笔下，见到这样隽永的文字。

两人的性格同样互补，林徽因总是思路发散，灵感迭现，而梁思成则擅长化繁为简，在最后时刻一锤定音，两人因此也时常争吵，却又合作无间。

1927年，梁思成前往哈佛大学人文艺术研究所，希望研究东方建筑，写作“中国宫室史”。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列出的书单，却完全无法让他满足。书单中充斥着西方世界对中国绘画、陶瓷、玉石、雕刻的理解乃至想象，关于建筑的记录却寥寥无几。只有瑞典艺术史家喜龙仁（OsvaldSirén）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的皇家宫殿》和德国建筑师恩斯特·柏石曼（ErnstBoerschmann）的《图画中国》《中国建筑》可以一读。但是后来梁思成还是认为，“这些作者都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他们以外行人的视角描述中国建筑，语焉不详”。

他知道，自己注定无法坐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理解中国古建筑的发展史，想要破解《营造法式》的秘密，回国，或许是唯一的选择。

2. 伊东忠太的“挑衅”

1930年6月，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的“挑衅”，如同平地惊雷，令中国建筑界五味杂陈。

他应邀到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提出从文献和遗物两方面研究中国建筑，并建议两国学者合作。但他强调，中国学者应当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而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研究，则应由日本学者代劳。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三个月前，创办人正是《营造法式》的发现者朱启钤。朱启钤坚信，《营造法式》不仅是工匠的技术指南，更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国家贫弱，士人对西学趋之若鹜，对自身的传统却视若无睹，甚至弃之如敝屣；吊诡的是，中国古建筑的风貌，反而吸引着海外建筑学家纷至沓来，不断研究甚至竞相模仿。因此，朱启钤深感这门“数千年之专门绝学”的重要性，而要传承“绝学”，不仅要依靠工匠，士大夫也责无旁贷。

《营造法式》发现者、营造学社创办人朱启钤

伊东忠太的态度当然令中国学人颇为尴尬，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他揭示的正是中国建筑界的症结所在——自古以来，建筑在中国都被视为工匠之技，不受重视，而学者们习惯于钻研古籍，皓首穷经，不愿亦不屑进行田野考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创刊号上，史学家瞿兑之发表了一篇纪念李诫的文章，希望学界从六个方向研究中国营造：训诂解释、考据、考察制作流程、考察材料、社会经济状况和外来文化影响。他的论述代表了中国学界研究古建筑的态度和取向，而他倡导的这六个方向其实正符合伊东忠太对中国学者的界定——“以调查、研究文献为主”。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学者的探索与研究方法。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人的足迹遍及中国各地，伊东忠太更是如此。无论年龄、思想还是实践，他都是亚洲建筑史界的先行者。他是“建筑”这个译名的命名者，早在1894年就提议把英语中的architecture一词翻译为“建筑”。1902年，梁思成一岁时，伊东忠太已经开始了为期三年，横跨中国、印度、土耳其和欧洲的考察之旅，并在四十六摄氏度的高温中重新发现了被遗忘多年的云冈石窟；等到1931年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时，伊东忠太已经给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调查与研究理清了头绪，出版了《支那建筑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对中国古建筑遗存的调查与记录，乃至对中国建筑史的总结与书写，确实都是由日本学者代劳的。

中国古建筑遗存的状况同样堪忧。日本不乏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其建造时间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而鉴真和尚东渡在日本留下的招提寺更被视为国宝；相形之下，20世纪初偌大的中国，却找不到一处幸存的唐代木构。基于多年的考察，关野贞宣称，在日本还有三十多座建筑的历史长达一千年至一千三百年，而中国和朝鲜都不存在一千年以上的木构建筑。

这个判断同样刺痛着中国学人，可是，他们似乎无从反驳，只能感叹世事无常。

林徽因与梁思成 | 在日本人的“挑衅”下，中国学人将纷纷研究从“纸上”转向“地上”，通过实地的田野考察，找寻中国大地上存留的古代建筑，而梁思成与林徽因正是其中的重要代表。1937年之前，他们先后三次前往山西寻找唐代建筑，却都无果而终。

3. 大唐微尘

唐朝，仍是梁思成的执念所在。未能发现唐代木构建筑，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在给林徽因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但凡有一点关于唐朝的痕迹，“则一步一磕头也要去的！”

1937年6月，他们再度启程，第四次前往山西，寻找梦寐中的唐朝。

短短五年之间，梁思成、刘敦桢等人一直在各地奔波，考察了一百九十个县市，二千七百三十八处建筑，绘制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张测绘图。梁思成重点调查了京郊、河北、山西一带的古建筑，参与了杭州六和塔与曲阜孔庙的修葺计划。刘敦桢虽是文献部主任，也并未放弃田野考察，最初聚焦于北平与河北周边，后来又走访了河南、山东、江苏和陕西等地。此外，两人还联手拟出了故宫文渊阁、景山万春亭的修复计划。

但梁思成从未忘记自己的夙愿。

四年前抵达大同时，他就深信，在华严寺和善化寺的一些建筑细节中，一定潜藏着唐代的痕迹。他猜测，有一些与《营造法式》规则不符的细节，或许就是残留下来的唐代手法。只是，这一切还只能停留于猜测。

山西赵城县的女娲庙，曾让他心存幻想，因为庙志宣称它是唐朝天宝六年重修的，然而，仅仅看一眼正殿的斗拱，梁思成一行就已经知道，它的建造年代不会早于元末明初。赵城兴唐寺也号称是唐代建筑，尽管需要绕很长的路进山，他们还是决定前往探查一番。一路走了十三个小时，中途又在霍山的山神庙中借宿了一晚，次日才终于抵达兴唐寺。可惜，他们所见到的，却只是几座清式的小殿和西洋式的门面，古建筑早已被拆除殆尽。

但是1937年的这个夏天与往常不同。这一次，他们有了新的线索。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莫高窟61窟的佛龛背后，有一面巨幅壁画《五台山图》，长13.45米、高3.42米的空间里描绘了唐代五台山的寺庙群，从河北镇州到山西五台山，数百里山川、寺庙、风土、民情，历历在目，而其中有一座寺庙，名为“大佛光之寺”，根据壁画上呈现的方位来判断，它应该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地带。

佛光寺旧照

于是，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测绘员纪玉堂一行，从太原到东冶，换了骡车以后，没有进入寺庙云集的台怀镇，而是向北走，沿着偏僻的山间小路向南台外围一路搜寻。终于，二十多棵古松沉默地迎接他们，单是看一眼佛光寺的斗拱，就带给他们极大的震撼，它“巨大、有力、简单，出檐深远”，他们下意识地想到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那是他们曾经寻访过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佛光寺大殿中的佛像，与敦煌石窟中的塑像相仿，他们深信，这些应该都是晚唐的塑像。在庄严的佛像群里，角落处有一尊小小的女子像，一副世俗装扮，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僧人告诉他们，那是邪恶的武则天。

第二天，他们开始勘察建筑的每个角落，从斗拱、梁枋到平暗、石雕柱础，都显示出晚唐的风格。最让梁思成震惊的是屋顶梁架的做法，这样的梁架只在唐代壁画中有过描绘，而在多年的考察历程中，他从未见过。蒙着面罩，在厚厚的积尘上，他们借助手电筒的微光开始测绘、拍摄。几千只蝙蝠一齐扑扇着翅膀，驱逐着这些不速之客，顶棚积了千年的浮土纷纷落下，横梁上陈列着蝙蝠干瘪的尸体，挡住了他们的视线。黑暗中，数以万计的臭虫从横木中探头张望，钻进他们的衣襟。几个小时后，到檐下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他们才发现遭到了臭虫叮咬，还有无数只臭虫已经钻进睡袋和笔记本里。

有大量的蛛丝马迹显示着这应该是一座唐代建筑，但他们仍然期望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第三天，林徽因在一根梁下发现了淡淡的墨迹，它被尘土覆盖，又被后世涂抹的淡赭色涂层遮蔽，难以辨识。她在空中努力变换着身形，试图分辨梁上记录的官职和人名，终于，她发现了这样一行字：“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她猛地想起曾在殿外的石经幢上看到过一些关于官职的记录，决定重新读一读经幢上的文字。在经幢上，她发现了一行相仿的字——“女弟佛殿主宁公遇”。经幢是唐朝大中十一年立的，那一年是公元857年。

佛光寺的真实历史，终于揭晓。直到此刻，他们这才领悟到，那尊坐在角落里的世俗女子像，并不是武则天，而是宁公遇。把供养人安置在佛像下的角落，在敦煌壁画中也非常普遍。

林徽因在佛光寺

虽然佛光寺已是晚唐风格，并且梁思成根据其规模断言，在晚唐它也并不是一流的寺庙，但它毕竟给他们的想象画出了一个全貌，“斗拱雄大，出檐深远”。他尤为兴奋地感叹，佛光寺云集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和建筑，“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更属海内无双”。他从来不吝于用最华美庄严的字句来描述他发现的建筑——他的建筑。

其实，十二年前，关野贞曾经见过佛光寺的照片。当时，关野贞和常盘大定一起辑录《支那佛教史迹》，收录了日本僧人小野玄妙和太原美丽兴照相馆为佛光寺拍摄的九张照片。可惜，他们关注的是大殿里的三尊佛像，认为它们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却对建筑几乎视而不见，并且断言，“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

最终，是田野考察澄清了历史的真相。

梁思成一行拊掌疾呼，忘了连日来的劳顿与疲惫。他们只看见，一千年后的夕阳残照，如约倾覆在这座被遗忘的建筑上。它来自遥远的盛世大唐，而它所象征的繁华喧嚣，原本就敌不过光阴积下的一粒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