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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照耀的岁月
文｜柯焱煊
母亲早年常对我说，世间有两种人最值得敬重：一是医者，救人性命；一是师者，启人心智。大多手艺人常会留一手看家本事，唯有老师，总愿意倾囊相授，满心期盼弟子能够青出于蓝。年岁愈长，我愈能体会这句话的分量。医生往往只是人生里短暂的相逢，而老师，却如一盏盏灯火，照亮我漫长的人生旅途。尊师，就这样慢慢成了刻在我心底的一种修行。
童年的启蒙，是在幕阜山下老家的泰清小学，带着山村学堂独有的虔诚。遇见老师，我必定深深躬身九十度行礼；若是迟到，必先站定敬礼，才敢轻轻落座。戴上红领巾之后，又郑重地换成标准的队礼。这些小小的仪式，并非刻板规矩的约束，而是一个孩童发自内心的崇敬。
记忆里最柔软的身影，是丁细柳老师。那时我还不到七岁，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演板，即便踮起脚尖，也够不到高处的字迹。她便把我轻轻抱起来，握住我的小手，一笔一画地教我书写。每当我解出一道题目，她便高声赞许，眉眼间满是欢喜，全然不顾自己已经累得微微喘息。她的丈夫周汝丰校长，平日里威严之中藏着温和，终日为校务奔忙。可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校长忽然消失了。后来才听说，他被划为“右派”，在无尽的磨难之中离开了人世。自那以后，丁老师的脸上再也寻不到往日的笑意，终日被一层化不开的愁云笼罩。年幼的我尚不懂时代的重量，却把那一份无言的悲凉，悄悄藏进了心里。
遇见杨学富老师，是我写作路上最初的幸运。上三年级时，我的作文常常只能写下寥寥几十字。写到第三篇《记一次劳动》时，不知哪里来了一股劲头，一气写下了三百多字。全校作业展览中，杨老师把我的三篇习作工工整整誊抄出来，细心画上花边，还在标题上方写下一行字：看柯焱煊同学的作文，正在一次比一次进步。不过十八个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一粒火种，长久地留在我的心上。原来一句真诚的鼓励，可以给予一个孩子如此巨大的力量。
不久，学校合并。我每天要步行五六里路，到白岭下泰清的胡家祠堂去上学。那座老旧的祠堂，当地人说曾是烽火纷争之地，暮色里总透着几分阴森。可班主任晏国清老师，从不渲染那些血腥的往事。他只把祠堂当作一间普通的教室，和风细雨地讲授知识，耐心教我们如何做人。后来转到区中心小学，胡林、丁永凡等诸位老师，以学识与德行滋养着我们。在他们眼里，每个孩子都值得用心栽培，从不以家庭出身区别对待。一张张“三好”“五好”的奖状，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老师们默默付出的见证。
一九六二年，我考入初中。那三年，是我如饥似渴汲取知识的黄金岁月。
冷华昌、 王汉卿、李高泉等老师都精通古文，常常抽出课余时间指点我的习作，督促我广泛阅读，为我日后的写作埋下根基。晏亚仙老师多才多艺，特意为我编写了一段道情小戏《说唱宋喜明》，让我独自登台表演。如今回想，那份信任与期许，依旧温暖动人。
胡干平、朱曼庆、曹理富老师，都是数理教学的中坚，对教学倾注了全部的热忱。朱老师的心肠格外宽厚。那时学校的饮用水总有一股木器的涩味，他便敞开自己的房门，允许我们去他屋里用纯净的开水冲泡菊花茶 。整整三年，我们一次次推门取水，却从没有人记得，为老师添上一壶清水。这件小事，时隔数十年，每每想起，心中便涌起深深的愧疚。
来自上海的吴永言老师，看见一个从未摸过乒乓球拍的少年，愿意耐心引导，把我带上球场。日复一日的练习之后，我竟然拿到了全县少年乒乓球冠军，还在田径赛场上多次站上领奖台。是他，让我看见了自己身上不曾知晓的力量。
幸娟玲老师，是初中为数不多的女教师。她既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又要照料女生寝室的日常。午休或晚间就寝前，我常常用借来的《民间故事选》，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说书；有时还在床上嬉闹翻滚，总给她添不少麻烦。她从不去班主任那里告状，只用眼神温和地提醒我们，而后安静地走回那间只点着一盏煤油灯的小屋，把包容与体谅留给了顽皮的我们。这份宽厚，我始终感念于心。
教导主任熊瑞老师，课上严格，课下温热。他一向对学生要求严苛，内心却怀着慈父般的关爱。数十年之后，我不幸身染脑疾，药物损伤了听觉，视力也出现重影。早已退休的熊老师，偕同师母专程前来看望我。酷暑炎炎，他还步行至车站，托人寄信，请家乡的友人至菩萨前润降神茶寄来，盼着能够助我康复。我无从分辨，究竟是药力还是神茶让我重病痊愈，但这份跨越岁月的虔诚牵挂，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一九六五年，我考入当时全县唯一的重点中学——修水中学。赖增牧老师的俄语课，喻龙生老师的化学课，周起芳老师的物理课，周彬老师的语文课，还有陈淑文校长、傅仲元主任的政治课……每一位师长，都是学识丰厚的引路人。校园秩序井然，生活多姿多彩，我以为心中的理想，会在这里慢慢生根发芽。
然而一九六六年，风雨骤至。学校停课，尊师重道的秩序轰然崩塌。老师们成了被攻击的对象：陈淑文校长被责令清扫厕所；黄超群副校长被五花大绑，当众批斗；许许多多的老师，头戴纸糊的高帽游街示众，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我只能沉默地站在一旁，眼睁睁看着敬重的师长受尽屈辱。少年时代在心底牢牢建立起来的那份信仰，在狂风骤雨里，一度断裂。
时代的浪潮把我们这一代“老三届”送出了校园。下放，回乡，务农。我们和敬爱的老师天各一方。
命途辗转。后来我自己也成了一名民办教师。一边躬耕田园，一边站上讲台，上有长辈要赡养，下有儿女要抚育，肩头压着生活的重量。这时我才更深地懂得，做一名老师，需要多少坚守与慈悲。
一九八二年，我通过考试，走进了师范校园。这一次，又是老师们伸手托住了我。
班主任陈庆雅老师，待我们这群年纪不轻的学子如同兄长。讲授文学一丝不苟，留意我们阅读上的欠缺，想方设法为我们补足短板。文学课的第二堂课，他就讲评了我的习作，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若是有同学生病，或是家里遇上难处，他总是第一个伸出援手。他是全国优秀教师，用一生践行着一句话：认认真真教书，清清白白做人。先生离去之后，我们一众学生和师母一起，编就了《师者庆雅》纪念文集，以此寄托无尽的追思。
陈宗继校长除了主持繁忙的 校务，还亲自登台授课。他的历史课堪称一绝。他常常不用教案，把枯燥的史实讲得生动鲜活，穿插着人间故事，将遥远的过往带到我们眼前。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讲述，总能在下课铃声响起的那一刻，恰好收束。那一刻我懂得：一位好老师，必须懂得珍惜课堂上的每一寸光阴。
王学群书记，全无行政官员的架子，心心念念牵挂着师生的衣食冷暖。大家都说，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是一位贴心的勤务员。他曾经和我谈起顾城的句子：“人的责任是照顾一块屋顶。在活的时候让它有烟，早上有门。”这句话，长久地叩击我的心扉。后来他旅居海外，二〇二一年不幸染疫离世。从此，世间再无机会听他闲谈哲理，只余下绵长的怀念。
师范校园里，还有陈景富、唐甫儒、胡健予、匡建中、樊友赋等许多优秀的老师。他们不仅授课精彩，更在诸多方面给予我指引，令学生久久难忘。
走出校门之后，县文联主席匡一点先生引领我们几位文友，一步步迈入文学的殿堂。省委党校的张伊教授让我享受了高端精彩的写作知识，他曾在写作学习班上把我的短文当作范文讲评，并转省报副刊登出，后来又为我的第一本小集子撰写序言。素未谋面却常有交流的兰大谭湘老教授，也在我的写作之路上给予了珍贵的指点。原《修水报》副总编晏立东学长，同样给过我许多具体、恳切的帮助。就连南大自修大学那些不曾谋面的老师，一笔一笔批改试卷，一页一页编撰教材，默默助力我取得了大专文凭，弥补“文革”失学的遗憾。
一路走来，多少师者如灯。他们未必都声名显赫，未必都留下传世的著作。但他们以耐心点燃微光，以宽厚包容过失，以学识打开眼界，以人格示范善良……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流传已久，常被用来赞美老师。走过漫长的人生，我渐渐明白，师恩并不总是轰轰烈烈。它藏在一次温柔的托举里，藏在一行鼓励的字迹里，藏在一杯温热的开水里，藏在一句无言的包容里，藏在多年之后一次冒着酷暑的探望里……
岁月流转，灯火有明有灭，许多恩师已经远去。可那些灯火的余温，一直照在我的路上。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照亮我岁月的老师们！
2026–教师节前夕
于东莞
作者简介：柯焱煊，笔名木可，1949年生，籍贯江西修水。退休媒体人。著有散文集《冷暖人间》（中国文联出版社）等三部。近年美篇发文三百余篇，评精220篇，获评文学优质作者。最近参加《中华名家艺术大典诗歌(散文)大赛》作品《士兵》获特等奖。《世界文学》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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