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之路 二
文︱甄春延
五月的长春，乍暖还寒。一个好听的日子，5月18日，我就这样来到了人世间。我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因为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我从小就没有怎么吃苦。虽然父母亲当时供应粮都是红本，尽管当时也都供应有粗粮，但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所以听母亲说过，我吃的都是“细粮”。
我们的家就在长春斯大林大街旁边的一处二层楼的日本房，家里有煤气、上下水，这在那时候住房条件是不错的。父母亲的工作都很忙，家里的孩子教育基本上是母亲负责，母亲每天忙于工作，也就是下班后才顾得上管孩子。
我们7个兄弟姐妹有6个在长春八一小学住校，只有周六晚上才能够放学回家。听哥哥姐姐们说，那时候，妈妈只有在周六管我们，一个个问我们的成绩。有学习成绩落后的，母亲会追问为什么。那时候，大哥在学校经常调皮，成绩不稳定，母亲就要用扫床的扫帚打哥哥的屁股。在母亲的“严厉管教”下，哥哥姐姐们的成绩都不错。哥哥姐姐们常说：都说“慈母严父”，实际上，我们家是“严母慈父”。印象中，父亲几乎没有打过我们。
我们家就住在斯大林大街边上，每周六的下午是我们最快乐的日子，因为我们就可以从学校回家了。我们就在大街上跑跳，尽情地玩耍。那时候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车，从我们家往南到工农广场，一条笔直的大道甚为壮观，据说斯大林大街是中国第一长的马路。马路两旁的黑松绿油油的一直延伸到工农广场，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非常壮观。
可惜的是，后来由于融雪剂的兴起对黑松的根系造成不可逆伤害，斯大林大街的黑松都死绝了，换了几茬都不如当年的黑松了。我到机关工作后，曾经听到来自一位农村的人大代表说过：他们种的水稻他们自己都不吃。因为，城里清雪把那些含有融雪剂的雪都倒在城郊的田地里。现在想想，真是的，现代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
有时候，冬天，我们在马路上玩爬犁。哥哥姐姐将我放在爬犁上拉着跑，跑快了惯性就把我甩下来，引起一阵阵欢笑。那个时候也许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那时候的长春天真蓝，空气仿佛都是甜的。
记得在曙光路与今天的岳阳街交汇处，有一处红房子，人们都习惯称红房，那里是副食品商店。每到冬天，人们就在这里排队买大白菜、土豆和萝卜，那是被东北人称作“老三样”的冬储菜。那时候，几乎各家都挖菜窖，保存这些蔬菜过冬。那时候，买肉要票，买糖要票，但日子还是过得充实。
我是生在长春，但长在云南，因为云南产水稻。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所以小时候基本上没有吃过粗粮，到云南后，即使最困难的时候，那里也多是大米。因此，我对所谓“粗粮”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听哥哥姐姐们讲过，他们吃过苞米茬子，吃过高粱米，“困难时期”也吃过野菜和榆树钱。
说起高粱米还有个我自己的笑话，八零年我跟随父母亲工作调动又回到长春，因为没有房子住，我们就暂住了一年招待所。住招待所自然就是吃食堂，自然就有大米饭，尽管价钱有点贵。有一次，送饭的师傅说：给你们盛点高粱米饭吧，尝尝！结果我盛了一小碗高粱米，吃了一口就不吃了，实在是吃不惯。哥哥姐姐笑话我，说：我们下乡能够吃上高粱米都是享福啊！
十几年后，我到机关工作了，出差到基层，那时候吃高粱米的水泡饭，再吃点咸鱼干和咸菜，那种感觉就是个香。有时候，生活就是这样，你经历过了，你就觉得只要能够坚持，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长春生活的那几年，在我的记忆中是很模糊的。因为我太小，记忆很淡漠。记得小时候，南湖公园水面很大，哥哥姐姐经常领我到那里玩。公园的水很干净，游客也经常在水边垂钓。有时候有游人从水里打捞出许多黑壳的大蛤蜊，最大的个头有人脸大。不知道是因为环境污染还是什么原因，这些年再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蛤喇了。
记得小时候，省宾馆经常有联欢会，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愿意参加那些活动。母亲就领着我们6‑7个孩子到联欢会去玩，我什么也不懂，就知道要气球玩。因为母亲做统战工作缘由，认得人多，工作人员有时候直接就给我们拿几个奖品和气球。
父母亲虽然是领导干部，但参加革命多年，思想并不保守。父亲特别喜欢文体活动，他每天都从家里出发，跑步到人民广场再跑回家，父亲还获得过二级运动健将称号。他还愿意打乒乓球，每天只要有空就打。
我的一个姐姐偷偷跑去吉林省戏校报名师从王曼玲学习评剧，父亲不仅不反对还有空就去戏校小剧场看姐姐的演出。我听姐姐的同学说过，小时候我跟父亲上戏校看戏，我什么都不懂，就是满场跑还趴在台子边上看姐姐演戏。
当时的戏校名人不少，据说都是宋振庭叔叔邀请来的。听父亲说过，宋振庭叔叔非常有才、爱才。父亲和他交往很久，48年前后他接任父亲任延吉县委书记。宋叔叔后来是在中央党校教务长的岗位上离休的，我们两家的交往也很久，彼此都非常熟悉。他的夫人宫阿姨好像依然健在，有100多岁了。
虽然我生在长春，但因为很小就离开长春到云南了，对长春的印象就是长长的马路，皑皑的白雪，蓝蓝的天空，茂密的树林。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了解到长春还是中国四大森林城之一呢。这就是我小时候长春的印象！
作者：甄春延
编辑制作：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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