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之路 五
——苦难历程之二
文︱甄春延
文革中的许多事情，我至今都难以忘却，不是不想忘，是根本忘不掉。在十二号信箱机关大院生活的那4年，是我在云南生活多年最痛苦的回忆。我记得父母亲在大院操场上被批斗的情形，记得他们身体上的斑斑伤痕，记得父亲在大院猪舍喂猪的情形，记得我们姐弟3人被歧视，欺辱的情形，记得我掉到大院中间水池子里面，被人救上来的情形，记得我上树从树上滑下来，腿上划了一道大口子，筋都露在外面，血流了好多，母亲抱着我坐了一夜的情形，难以忘却的太多太多。
那是67年还是68年前后已经记不清了。一次，母亲正在接受批斗，我自己在大院中间的水池边上玩耍，水池边上有一圈砖砌的圆台，宽约80公分，不知深浅的我就站在圆台上面跑，可想而知的是不知道怎么就掉到水池里，最后怎么被人救上来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听说是一位穿一身绿衣服的女同志救起来的。
有人到批斗现场告诉母亲：你儿子掉到水里了，你去看看吧。母亲疯了似的跑到水池边，抱着我就哭……这是我第一次落水，也是我第一次大难不死。后来听母亲说，救我的是一位女邮递员，当时也没有问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是一位女同志。
几十年过去了，我曾经投书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想寻找曾经救过我的女邮递员。后来有志愿者回复，希望我能够提供一些详细的信息。但十二号信箱早已经解散，单位的人有留在云南的，有回到东北的，了解当时情况的也没有几个人，即使知道救人情况的也都80多岁了。母亲也去世多年，我当时还小，更不了解救人的是谁，最后只能是留下遗憾，惟愿救我的阿姨健康长寿。
那几年的生活就是看着母亲天天出去接受批斗，父亲那时候已经被“关押”起来了，因为是楚雄州最大的走资派，所以造反派就天天押送父亲到养猪，喂猪。我和哥哥姐姐也就那时候能够看见父亲一眼。但父亲的精神并没有被折腾垮，即使身体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仍然把猪都养的膘肥体壮的。
我当时小，造反派不注意我，所以我可以天天到猪圈去看看父亲，帮帮父亲做些喂猪的事情。因为上不了学，父亲就在那个味道浓重的猪舍里，教我读书认字。
当时，父母亲的工资都被扣发了，父亲当年的工资是240元，母亲是138元，但每个月只给我们家发90元。母亲还要给留在东北的4个哥哥姐姐寄40元。因为那时候，在东北的哥哥姐姐，有两个也都下乡了，生活也很艰难。在戏校学习的姐姐被下放到工厂工作，在中专读书的哥哥也被下放到工厂。家里9口人，曾经最难的时候分了7个地方。好在那时候的钱真值钱，当时的10元钱可以让哥哥姐姐们少遭不少罪。
记得有一次，哥哥领我到楚雄州市里买东西，看到饭店里面的肉我走不动道了，哥哥就花了8毛钱买了一盘子酱牛肉，我们哥两个把肉都吃光了。
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我经历了许多。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打人？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可怕？不知道什么叫“反戈一击”？不知道最亲近的人也会背刺你？
有一个父亲的下属，是一个大学生，据说还是个孤儿。我父亲看他有才就点名把他从东北调到云南工作，放在父亲的身边工作，有意培养他。那时候，母亲也调到云南工作，看他生活困难，又是一个人生活，就很照顾他。经常把他叫到家里吃饭，有鸡蛋也留给他。后来运动来了，他却说我父母亲拉拢他，腐蚀他，他还写大字报“揭发”所谓我父母亲的罪行。唉，后来我懂事了，也终于明白什么叫“反戈一击”，什么叫背刺！真的，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多了，也就麻木了。
最让人痛苦和痛恨的是有一个父亲从东北带去的干部，叫王某某的。记得那是武斗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他手里拿了一把枪，在我家楼下叫喊着让我父母亲下来。我父母亲下来后，我和哥哥姐姐也都跟着下来站在父母亲旁边。他在那里对着我父母亲痛斥一番后，突然端起枪冲着我父母头上方就是一梭子。“哒哒哒”一阵子枪声把我们都吓坏了，耳朵边全是嗡嗡的声音。
父母亲经历过战争年代还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可是没有见过这个阵仗。虽然我们经常看见父母亲被打得遍体鳞伤，但用枪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果枪口低一些，我的父母亲会不会被打死，谁又能够知道呢？这是我亲眼所见的真实场景，后来他也可能感到有些麻烦，又“训了”我父母亲一下就走了。
文革结束后，听哥哥姐姐说，他跑到我家跪在我父母亲面前请求原谅。虽然父母亲后来怎么样做的我不记得了，但这件事情我至今没有忘记。这些年在为人处世方面，我很注意尺度和分寸，我觉得做人做事一定要有度。我也总回忆过去的事情，我一直想，那个非常时代的一些人怎么会变成那样？
我记得当年有一次，父亲和另一个叫李新的走资派，被一派造反派带到大院的门口跪着“向xxx请罪”，之后又让他们给另一派造反派贴大字报。我父亲后来说：他们想让父亲和那个走资派贴大字报，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那还有好吗？于是我父亲和李新连夜“出逃”，出了大院就往山里跑。
结果是，夜里他们跑散了，父亲打过仗，会看方向，就一直往山里跑。听父亲说过，夜里他都不知道怎么爬上山的，悬崖立陡立陡的。最后我父亲跑了20多里路，跑到一个国防工厂，工厂的工人了解到我父亲是楚雄州最大的走资派，不但没有“举报”，反而收留了父亲，把他藏到工厂猪舍的小屋里。父亲在工厂里面待了20多天，直到“九大”开幕后，父亲才回到单位“自首”。李新叔叔好像第二天就被抓回来了，而我们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担心了很久。文革后，父亲专门联系他们，请到昆明做客。
我有时候就想，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什么情况下才能够了解一个真正的人，了解他的心？
前几年，曾经留学美国的宋彬彬，文革中改为宋要武的，报道说她回国后专门向文革中被打死的原北师大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老师的后人致歉。我看后打心眼里非常反感，人死了能复活吗？你曾经做过的一切抵消不了你的罪孽。不管你的父母是谁，卞仲耘老师的灵魂不会原谅你的。
作者：甄春延
编辑制作：老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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