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 作家 诗人）

莫道繁华皆过耳，人间至响是寒暄

——读《大喇叭岁月》：从墙上的纸盆到人心里的纸盆

作者：陈中玉

读完《大喇叭岁月》的那个夜晚，我坐在窗前很久没动。窗外是2026年秋天的城市，手机里涌进来无数条推送，每一条都带着红点，每一条都在争抢我的注意力。可我的耳朵里回荡的，却是四十多年前辽北县城那些嗡嗡作响的舌簧喇叭，是崔大田缺了半块耳垂却依然洪亮的声音，是满墙旧喇叭在雪夜里同时响起的嗡鸣。这部小说有一种奇异的魔力——它让我重新理解了“声音”这件事：不是被算法推送到耳边的信息流，而是一双手，能伸进黑暗里，把迷路的人一个一个牵回来。

一、墙上的喇叭，心里的线

七十年代的辽北县城，十字街的电线杆全是粗笨的杨木杆，顶端绑着高音大喇叭。崔大田那年二十岁，刚从农机厂的钳工岗位抽去县广播站，报到第一天，站长老周头扔给他一把钢丝钳、一捆剥好皮的铜芯线，指着院儿里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木壳舌簧喇叭说：“把这些喇叭，全给我钉进每一户人家的墙上。”

这句话后来成了崔大田一生的注脚。他爬电线杆被铁丝刮掉小半块耳垂，血流得顺着脖子往下淌，落地之后第一句话是“线没断吧”。他把全县三百多只小喇叭的位置记得门儿清，哪只纸盆劈了，哪段线路接触不良，闭着眼都能找着。他后来总摸着缺了半块的耳垂跟人吹：“这是老天爷给我开的收音口子，啥动静从我这儿过，半点儿不带跑调的。”

可如果仅仅把崔大田理解成一个勤勉的广播员，就读浅了这部小说。小说写的是：当一种声音被郑重地、平等地送到每一户人家墙上时，一个县城便不再是散落的个体，而成了一个能彼此听见、彼此回应的人心共同体。

最打动我的，是崔大田给张老太太家装喇叭的场景。老太太攥着他的手不肯放，说“我家老头子在外地当铁道兵，就盼着能从喇叭里听见他部队的消息”。崔大田当场把线接好，地线往院墙根下一插，喇叭“嗡”的一声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飘出来，老太太当场就抹了眼泪，把攒了半个月的煮鸡蛋塞给他。

那只喇叭从此挂在张老太太家的墙上，几十年后拆迁，老太太特意把它摘下来送给崔大田。小说结尾，那位头发花白的老兵回到县城，把那只喇叭抱在怀里，耳朵贴在纸盆上，仿佛还能听见几十年前从里面飘出来的部队的消息。读到此处我忽然意识到：喇叭从来不只是发声的工具，它是一个家庭与外部世界之间那根最细也最坚韧的脐带。声音从喇叭里出来，人就不再是孤岛。

二、声音如何缝合人心

崔大田的天赋，是让广播从“播”变成了“对话”。他偷偷学《地道战》台词被老周头撞见，不但没挨骂，反而得了每周六下午半小时的“大田讲电影”。从那以后，全县城的周六下午就被崔大田的声音焊在了喇叭上。

但小说写这些热闹，从来不是为了炫技。崔大田学老虎吼声把王老太太家的牛吓跑，赔了三个月粮票的鸡蛋钱，又天天去给牛读《人民日报》，读了三天把牛读得见了他就甩尾巴——这段写得妙极了。一个能把牛读通人性的声音，自然也能把人心的褶皱一寸寸熨平。王老太太后来认他当干弟弟，逢人就说“大田这孩子，比我家牛还通人性”。这话乍听是笑话，细想却是对一个声音最高的褒奖：它不止入耳，还能入心。

小说真正的重量，是从第三章“喇叭里的解心结专线”开始的。纺织厂女工李桂英的丈夫在工地受了工伤瘫在炕上，她天天以泪洗面，好几次走到羊河边上想一走了之。崔大田拎着煮鸡蛋摸到她家，没说大道理，只把攒了半年钱买的半导体塞进她丈夫手里，说：“大哥，你以前不是最爱听我讲《平原游击队》吗？以后我每天在广播里，专门给你留十分钟。”

第二天下午，全县城的喇叭里都飘着崔大田的声音：“当年李向阳打鬼子，被鬼子追得躲进地道里，连干粮都没了，人都没服软，咱们这点坎儿，咬咬牙就迈过去了。”李桂英坐在炕头上，当场“哇”地哭了出来。街坊四邻听见广播，第二天就有人送鸡蛋、送粮票，工地领导也安排了门房的轻松岗位。

这段情节的力量在于：崔大田的声音不是药，却比药更管用，因为它撬动了一整座县城的善意。他让每个人知道隔壁有户人家正在受苦，于是善意有了方向。声音在这里完成了最朴素也最伟大的功能——让孤独的人被看见，让绝望的人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从这件事之后，崔大田开了“喇叭底下唠心里话”，每天晚上七点半，二十分钟，专门给老百姓解心结。张文秀老师班里那个成分不好、被排挤得不想上学的孩子，听了崔大田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天晚上就背着书包回了学校，后来考上省城大学，毕业回来当老师。独居的王大爷得了哮喘没人照顾，崔大田在广播里一倡议，没几天粮缸满了，被子换了新的，连送热水的邻居都排起了队。

崔大田后来跟老周头说，他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大事，就是“借着喇叭的劲儿，把人心底那点善给喊出来了”。但老周头说得更准：“你这是在给全县城的人，当心里的定盘星。”在那个物质匮乏、通讯落后的年代，崔大田的广播成了县城里最柔软的刚性需求——人们需要的不只是新闻和电影，而是一个能让自己被听见、被回应的空间。

三、解不开的结，崔大田的嘴

小说第四章集中写崔大田的“劝和”本事，读来像在看一场场声音的太极拳。老赵家两个儿子为争房子打得头破血流，把七十多岁的老爹扔在雪地里哭。崔大田在广播里不骂人，只讲了一段真事：“老大背着老二去上学，老二把仅有的半块窝窝头塞给老大，哥俩在雪地里走，冻得直哭，都舍不得把窝窝头吃完。现在为了两间房子，把亲爹扔在雪地里，连兄弟情分都不要了。”

这段广播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是从外面讲道理，而是从里面唤起记忆。人最坚硬的时候，其实是忘记了自己曾经柔软。崔大田的声音像一把钩子，把兄弟俩童年那半块窝窝头的温度，从几十年前的雪地里钩了出来。第二天哥俩站在胡同口，脸都红得像熟透的柿子，当场抱在一起哭。

崔大田劝纺织厂女工刘淑敏和她婆婆，用的是同样的法子——先跟婆婆说“淑敏上次你生病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再跟媳妇说“你婆婆天天在街坊面前夸你手巧”。他不是在裁决对错，而是在帮每个人看见对方藏起来的善意。后来婆媳俩成了模范婆媳，年年上台领奖。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劝那对天天吵架的小夫妻。崔大田没批评男的喝酒，而是约他出来喝了顿酒，说：“你媳妇天天晚上坐在家里等你，灯都不敢关，你半夜回来，她给你留的热饭，热了一遍又一遍。”那男的回家把酒瓶子全砸了。

崔大田劝和的核心从来不是道理，而是替那些不擅长表达的人，把心里话翻译出来。他的喇叭是一个巨大的翻译器，把沉默的善意、笨拙的爱、藏起来的愧疚，一一转译成能被听见的声音。经他手劝和的家庭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十几户人家凑钱送了一块“声暖万家”的牌匾。这块牌匾后来挂在机房最显眼的地方，老周头说：“咱们广播站的根，从来就不是那台铁壳子扩音器，是崔大田这张嘴，能把拧成死结的人心，给你慢慢捋顺了。”

四、当声音被时代撤走

小说的分量，在第十章彻底沉了下来。八十年代的风向变了，家家户户买了半导体收音机，再也不用定点守着广播。崔大田骑着自行车满县城转，给人调试线路，还塞两张电影票：“你听听我新练的《庐山恋》，比半导体里的录音还活泛。”人家嘴上答应着，转头就把小喇叭摘了。

那段描写读得人心酸。广维护经费砍了一半，老周头天天往县里跑，申请补线的钱要不回来，烟袋锅子抽得滋滋响。崔大田带着殷士奎修了一整天线，接上之后才发现，大半条街的喇叭都哑了——不少人家早偷偷把入户线剪了，线头连个铜丝都没留。

有一天崔大田的儿子放学回来，哭着拽他衣角：“人家都有收音机，就咱家没有。”崔大田看着儿子哭红的眼睛，第二天去电器店，咬牙花了三个月工资买了一台半导体，可自己从没听过。他把收音机摆在机房的凳子上，对着它发了一下午的呆。

不久后县里通知：有线广播网要全部撤线，广播站编辑砍掉三分之一，崔大田调去了别的单位。热闹了十多年的广播站大院，一下子冷清下来。院子里堆的旧喇叭落了灰，也没几个人来送。一天晚上崔大田值夜班，把所有还能响的扩音器都打开，对着话筒把自己讲了十年的《地道战》又完整演了一遍。不少早就把小喇叭摘掉的人家，听见这熟悉的动静，又从仓房的灰堆里把喇叭翻出来，接上电听。有人端着饭碗停在半空中，有人缝衣服的针扎进了手指头，都浑然不觉。

第二天一早，领导找上门来，批评他违规开播，给了个通报批评。崔大田没辩解，只是低着头，用袖子擦了擦扩音器上的灰尘，轻轻说了一句“嗯”，眼泪落在冰冷的机壳上。

读到这里，我心里堵得慌。崔大田被批评的不是技术失误，而是他还在用旧的方式连接人，而这种方式已经被宣布“过时”了。八十年代撤掉的不仅是广播线，是一种人与人的连接方式——那种有温度的、带着地方口音的、能叫出你小名的声音，被标准化、可调频的电波取代了。收音机能收到省台、中央台，音质更好、内容更丰富，但它再也不会在深夜为走丢的孩子专门喊一嗓子了。

五、铁皮房里的声音共和国

老周头退休那天，把当年自己加工的第一只小喇叭塞给崔大田，说：“你的正式编制没得到解决，在我眼里你始终在编，是最优秀的广播人才。现在喇叭没了，可咱们的根不能没了，你得守住。”崔大田抱着那只还带着老周头体温的喇叭，点了点头。

他没走，留在了县城。原先架广播线的电线杆被一根根拔掉，只剩下光秃秃的杨木杆站在春风里。崔大田站在十字街口，抬头看着空荡荡的杆顶，摸了摸自己缺了半块的耳垂，耳边仿佛还能听见满城喇叭“嗡”的一声响起的动静。可伸手一摸，全是九十年代吹过来的风。

九十年代，下岗潮席卷县城。那些当年听着崔大田广播长大的工人，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蹲在工厂门口的墙根下，烟屁股扔了一地，连个能说心里话的地方都找不着。崔大田在社区租了一间十来平米的旧铁皮房，把扩音器、话筒、旧磁带全搬了过去，门口挂了块“大田便民广播点”的木牌。每天下午两点，他先播天气预报，再念几条招工信息，剩下的时间全留给老街坊。谁心里堵得慌，就跑到铁皮房里跟他唠两句，他搬个小马扎坐下来，给人递一杯热水，听他们说完，再把人领到话筒跟前，对着全县城周边几个社区的工人说两句心里话。

铁皮房四面漏风，冬天比外头暖和不了多少。崔大田裹着军大衣，对着话筒哈气，在玻璃上结了一层白霜。有人劝他退休了该享清福，他就指着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工人说：“以前工厂里大喇叭没声了，我这小喇叭不能停。不能让这帮跟我一样干了一辈子活的老兄弟，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铁皮房很快成了下岗工人的精神据点。崔大田开的“以物换物大集”，让下岗工人把闲置的木凳、旧收音机、孩子穿小的棉袄拿出来交换，不用摊位费，不用办执照，崔大田的喇叭在边上帮着喊。机床厂的老车工赵云开为给老母亲治病想卖进口手表，崔大田在广播里把这块表的来历、赵云开连续三个月吃住在车间的事迹全讲了出来。当天下午就有老板找上门，按原价买走，还多塞了两千块钱：“我爹当年跟你一个车间的，这表是老一辈工人的脸面。”

铁皮房的广播还找回了一个失联的年轻人。深夜，机床厂的老主任冲进来，浑身是土，嗓子哑得说不出话——他儿子在南方打工，好几个月没来信，老两口急得眼睛都快瞎了。崔大田二话不说，插上扩音器，对着话筒喊了孩子的小名，喊了他当年在学校的外号，喊了他家的门牌号。深夜还在营业的小饭馆、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听见广播后连夜把消息往南方捎。不到半个月，小伙子打回了电话，说在工地上摔断了腿，怕家里担心才断了联系，现在已经能拄着拐走路了。

我读这段时忽然明白：铁皮房里的声音共和国，比当年县广播站的大喇叭更动人，因为它是被时代抛弃之后，一个人凭一己之力重新搭建的。崔大田在这里做的，已经不只是播报和劝和，他是在为那些被现代化进程甩下车的人，保留最后一个发声的出口。当社会的喇叭越来越集中、越来越标准化，普通人的声音便越来越容易被淹没。铁皮房虽小，却是那个喧哗时代里唯一一个谁走进去都能被听见的地方。

六、声音的种子，落在下一代

小说对“传承”的书写，格外克制也格外有力。崔大田的儿子从小听着父亲的广播长大，后来考上了广播学院，回到县城的电视台工作，成了新闻部主任。县里新建文化广场，要装新广播系统，儿子特意请崔大田当顾问。爷俩跟着工程队跑遍整个广场，崔大田调试着新喇叭的音色，把自己当年讲电影的几十盘磁带转成数字音频，存进了新系统。

文化广场建成那天，新广播第一次开播，崔大田四十年前讲《地道战》的声音顺着新喇叭飘出来，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停下了脚步。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原地，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孩子们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故事”，老人就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当年墙上挂小喇叭的日子。

最动人的是结尾。崔大田带着刚上小学的孙子去铁皮房整理旧喇叭，孙子的小手指着墙上最老的舌簧喇叭问：“爷爷，这是什么呀？”崔大田把它摘下来接上电，对着话筒轻轻说了一句，喇叭里传出嗡嗡的回声。孙子眼睛都直了，拽着他衣角说：“爷爷，我也要学，以后我也要对着喇叭讲故事。”崔大田摸着孙子的头，忽然发现，孙子的耳垂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刮了个小口子，缺了小小的一块，跟他自己耳垂上的那道疤，一模一样。

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最老的那只舌簧喇叭的纸盆轻轻颤了一下，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嗡鸣，像有人在几十年前的时光里，轻轻应了一声。

这个结尾让我坐在夜里久久不能平静。那道耳垂上的疤痕，是声音的印记，更是“倾听与回应”这个传统被肉身化地传递下去的证明。小说没有说教，却让我们看见：声音会消失，但被声音连接过的人不会走散；喇叭会被拆掉，但“让每个人都被听见”的冲动会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传递下去。

七、写在声音消失之后

《大喇叭岁月》最深刻的追问藏在结尾那个问句里：“如果声音终将消失，那么留下的是什么？”我想答案已经写在了整个故事里。留下的是被郑重对待过的每一个人——李桂英、王二奶的小孙子、老赵家的俩兄弟、那个不肯上学的半大孩子；留下的是被认真倾听过的每一个日子——春耕的动员、秋收的表彰、防汛的歌声、过年的祝福；留下的是“声暖万家”那块牌匾背后，一座县城用几十年时间磨合出的彼此照看的默契。

崔大田从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他只是“借着喇叭的劲儿，把人心底那点善给喊出来了”。但正是这点“善”，让他从二十岁讲到七十岁，从杨木杆上的高音大喇叭讲到铁皮房里的旧舌簧喇叭，从模拟信号讲到数字音频。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件事：技术可以迭代，传播方式可以更新，但人对“被听见”的渴望永远不变，人与人之间“互相搭把手”的伦理永远不过时。

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声音却越来越嘈杂的时代，崔大田的故事像一记遥远的回响，提醒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算法可以推送千万条内容，但推不出半块窝窝头的温度；社交媒体可以连接无数“好友”，但连不上一场雪夜里全县城同时亮起的灯。崔大田的喇叭早已哑掉，但他示范的那种“倾听—回应”的古老手艺，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需要的东西——愿意坐下来，把话筒递给你，听你把话说完。

窗外的雪还在下，文化广场的新广播里，崔大田当年的声音还在慢慢飘着。孙子踮着脚，小手学着他的样子放在话筒前，乌乌哇哇地学着电影里的台词。没有人知道这些旧喇叭还能挂多少年，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从话筒里飘出来的故事会是什么样子。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愿意回应，愿意像崔大田那样，把一个人的哭声变成全县城的脚步声——声音就不会真正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从墙上的纸盆，搬进了人心里的纸盆。

那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嗡鸣，是七十年代的回声，穿过了风雪与转折，轻轻应了我们一下。而我们，也该像崔大田一样，对着下一个迷路的人，说一句：“我在这儿听着呢。”

尹玉峰，自1991年在《沈阳日报》公开发表纯文学小说《环城赛跑》及抒情诗《扭秧歌的婆婆们》，笔耕不辍。遂步入传统纸媒、影视广告传媒、文化创意产业。2003年进京后，主编《三希堂石渠宝笈集萃》(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现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中篇小说】

大喇叭岁月

尹玉峰

第一章 七十年代的广播线

七十年代的辽北县城，十字街的电线杆子全是粗笨的杨木杆，刷着半圈白灰，顶端绑着高音大喇叭，风一吹，喇叭壳子晃得嗡嗡响，连电线杆底下的黄土都跟着颤。崔大田那年二十岁，刚从农机厂的钳工岗位抽去县广播站，报到第一天，站长老周头扔给他一把钢丝钳、一捆剥好皮的铜芯线，指着院儿里堆得像小山的木壳舌簧喇叭说：“大田，从今天起，你负责把这些喇叭，全给我钉进县城每一户人家的墙上。”

崔大田左耳垂上那道疤，就是那年夏天爬电线杆留下的。那天他在老城街架线，脚蹬子突然打滑，整个人悬在半空中，耳朵被裸露的铁丝刮掉小半块，血流得顺着脖子往下淌，他手死死攥着电线没撒手，落地之后第一句话是“线没断吧？”，把跟着他打下手的半大孩子吓得直哭。他后来总摸着缺了半块的耳垂跟人吹：“这是老天爷给我开的收音口子，啥动静从我这过，半点儿不带跑调的。”

崔大田带着人挨家挨户装，装到西街道张老太太家，老太太攥着他的手不肯放，说“我家老头子在外地当铁道兵，就盼着能从喇叭里听见他部队的消息”。崔大田当场把线接好，地线往院儿里的墙根下一插，喇叭“嗡”的一声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飘出来，老太太当场就抹了眼泪，把攒了半个月的煮鸡蛋塞给他。

崔大田的天赋，就是在这时候露出来的。有次县电影院放《地道战》，他连看两场，回到广播站，趁着老周头去县里开会，偷偷把话筒推上去，对着扩音器学起了电影里的台词。他把高传宝的亮堂嗓子、汤司令的公鸭嗓、甚至鬼子进村的皮鞋声都学得惟妙惟肖，全县城的喇叭同时响起来，正在做饭的家庭主妇忘了添柴火，在地里干活的社员直起腰往县城方向瞅，连电影院门口卖瓜子的大爷都拎着筐往家跑，生怕漏听了半段。

老周头从县里回来，站在广播站门口听了十分钟，没骂他，反而蹲在门槛上抽了半袋烟，等崔大田讲完一段，才进去拍他肩膀：“小子，你这嘴，比省台的录音还活泛。以后每周六下午，给你开半小时专栏，就叫‘大田讲电影’，但有一条——不许瞎学怪动静，吓着老乡我扣你工分。”

从那天起，县城人的周六下午就被崔大田焊在了喇叭上。有手好闲的殷士奎，听完《铁道游击队》，天天蹲在铁道边上捡废钢轨，磨出一把小匕首别在腰上，被他媳妇追得把匕首扔进臭水沟；听完《智取威虎山》，上山捡了半麻袋松塔，给崔大田送过去当“情报经费”；县一中的张文秀老师，把崔大田讲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搬进课堂，全班学生听得直拍桌子，语文成绩期末平均涨了十八分。

最绝的是那年冬天，崔大田讲《武松打虎》，学老虎的吼声学得太投入，西头王老太太家的老黄牛正在院儿里吃草，听见喇叭里的虎啸，直接挣断缰绳冲出去，把街上大爷的筐踩碎半筐鸡蛋。王老太太堵在广播站门口要崔大田赔牛，大爷堵在另一边要崔大田赔鸡蛋，崔大田急得直搓手，最后掏出自己攒了三个月的粮票赔了鸡蛋钱，又天天去王老太太家给牛读《人民日报》，读了三天把牛读得见了他就甩尾巴，后来王老太太干脆认了他当干弟弟，逢人就说“大田这孩子，比我家牛还通人性”。

那时候县城的日子穷得叮当响，粗粮窝头就咸菜是家常便饭，三分钱一根的冰棍都要几个孩子凑钱买。可只要崔大田的声音从喇叭里飘出来，所有的苦日子都像裹了层糖。下班的工人扛着工具往家走，脚步跟着崔大田学的电影插曲打拍子；放学的半大孩子蹲在电线杆底下，跟着喇叭里的《铁道卫士》比划拳脚，把路边的狗追得满街跑；就连夜里巡逻的基干民兵，挎着步枪走在黑灯瞎火的巷子里，听见喇叭里崔大田讲的《南征北战》，腰板都挺得格外直。

崔大田的媳妇李素芬，是街道纺织厂的挡车工，当初就是听他讲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听入了迷，托人介绍跟他处的对象。新婚之夜，崔大田还抱着个旧喇叭在调试，李素芬坐在炕沿上笑他：“你跟喇叭过去得了。”崔大田把喇叭往炕头上一放，说“以后咱们家的孩子，生下来第一声听见的，就得是这喇叭的动静。”

第二章 喇叭底下的烟火气

七十年代的县城，所有的热闹都跟大喇叭绑在一块儿。

每年开春公社开春耕动员大会，崔大田提前俩小时就把所有线路检查一遍，站在话筒前试音，故意学两声布谷鸟叫，全县城的人隔着窗户就能听见，下地的社员扛着锄头出门，都笑着跟人说“大田这是催咱们下地呢”。秋收的时候，他在广播里播社员们交公粮的先进事迹，点到谁的名字，谁在田地里干得比牛还猛。

有年夏天连下了三天暴雨，羊河的水涨得快漫过堤岸，县里紧急通知要全体上堤防汛。崔大田守在广播站的机房里，三天三夜没合眼，大喇叭一刻不停地播防汛通知，还把自己学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插曲反复放，“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了游击队……”上堤的民工们泡在齐腰深的水里，听见喇叭里的歌声，没人往后退半步。最后洪水退下去，全县没出一个险情，老百姓敲锣打鼓给广播站送锦旗，崔大田把锦旗挂在机房墙上，擦得比自己家的婚纱照还亮。

那时候的广播喇叭，不光播新闻、讲电影，还管老百姓的“私事”。谁家孩子放学没回家，家长急得直哭，跑到广播站找崔大田，他对着喇叭喊两声，半大孩子在哪个胡同里玩弹珠，听见声音立马就往家跑；谁家老人过寿，子女在外地赶不回来，托崔大田在广播里念段祝寿的吉祥话，老人坐在炕头上，听着喇叭里的声音，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甚至小年轻搞对象不好意思表白，偷偷塞给崔大田两斤白面，让他在讲完电影之后顺嘴捎一句“二柱子约小玲今晚在老槐树下见面”，崔大田每次都绷着嗓子念，念完自己先憋笑，话筒里传出点颤音，全县城的人都跟着起哄。

崔大田还干过一件轰动全县的事。那年冬天，县供销社的运货车翻在雪沟里，一车的冻梨、冻柿子撒得满沟都是，司机急得直哭。崔大田在广播里喊了一声，不到半小时，几百个老百姓扛着铁锹、带着筐往沟边跑，没一个人偷偷往自己家拿，把所有货物都捡回来装上车，供销社主任握着崔大田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后来给广播站送了一筐冻梨，崔大田全分给了街道上的半大孩子，孩子们啃着冻梨，蹲在电线杆底下听他讲电影，梨水流得满手都是。

但热闹日子里，也有闹心的事。有回上面来检查广播工作，听见崔大田在广播里学样板戏里的反派角色，学得太像，有人打小报告，说他“丑化革命形象”，要拉他去游街。老周头把崔大田藏在广播站的仓库里，自己站出来跟人拍桌子：“崔大田是咱们县广播网的顶梁柱，三千多米广播线全是他一根一根架起来的，你把他带走，全县的喇叭都得成哑巴，我看你怎么跟老百姓交代！”最后这事不了了之，崔大田从仓库里出来，看见老周头的烟袋锅子抽得都灭了，当场给老周头鞠了个躬。

从那以后，崔大田干活更拼命了。冬天雪下得齐膝盖深，他踩着梯子爬电线杆修线，棉鞋冻得硬邦邦的，脚指头冻得失去知觉，下来之后在雪地里蹦半天才能缓过来；夏天雷雨把线刮断了，他顶着雨往巷子里跑，浑身淋得透湿，第一时间把线接好，生怕老百姓听不到广播。他把全县三百多只小喇叭的位置记得门儿清，哪只喇叭纸盆劈了，哪段线路接触不良，闭着眼都能找着地方。

第三章 喇叭里的“解心结专线”

县城纺织厂的女工李桂英，因为丈夫在工地出了工伤，瘫在了炕上，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塌了，她天天以泪洗面，连班都不想去上，好几次走到羊河边上，想跟着河水一走了之。街道居委会的人劝了好几回，她一句话都听不进去，最后没办法，找到了广播站的崔大田。

崔大田当天晚上就拎着一兜煮鸡蛋，摸到了李桂英家的小平房。推开门，看见炕上躺着她丈夫，腿上打着石膏，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房顶，李桂英坐在炕沿上，眼睛肿得像桃子，连灯都舍不得开。崔大田没说啥大道理，坐在炕沿上，从兜里掏出个小半导体——那是他攒了半年钱的稀罕玩意儿，塞到李桂英丈夫手里，说“大哥，你以前不是最爱听我讲《平原游击队》吗？以后我每天在广播里，专门给你留十分钟，讲你最爱听的片段”。

第二天下午，崔大田在“大田讲电影”的末尾，特意加了一段：“咱们县纺织厂的李桂英大嫂，还有她那在工地受了伤的大哥，我今天给你们俩单独说段话——当年李向阳打鬼子，被鬼子追得躲进地道里，连干粮都没了，人都没服软，咱们这点坎儿，咬咬牙就迈过去了。明天我去你家，给大哥带两本连环画，咱们慢慢熬，日子总能缓过来。”

全县城的喇叭里都飘着这段声音，李桂英坐在炕头上，听见喇叭里崔大田的声音，当场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街坊四邻听见广播，第二天就有人往她家送鸡蛋，有人往她家送粮票，工地的领导也特意过来，给她丈夫安排了门房的轻松岗位。崔大田每天下了班，就往她家跑，陪着她丈夫唠嗑，给他讲电影里那些主角熬难关的故事，整整跑了三个月，李桂英丈夫的眼神终于活泛过来，能拄着拐杖慢慢下地走路了。后来李桂英成了纺织厂的先进工作者，年年把自己织的新毛巾，往崔大田家里送，送了整整三十年。

从这件事之后，崔大田就跟老周头商量，在广播里开了个新栏目，不播新闻也不讲电影，就叫“喇叭底下唠心里话”。每天晚上七点半开播，时长二十分钟，专门给老百姓解心结。一开始老周头还担心，说“咱们是官方广播站，播这些家长里短的，不符合规矩”，可架不住崔大田软磨硬泡，再加上老百姓的呼声实在太高，最后县里的领导也松了口，说“只要能让老百姓日子过得舒心，就开着”。

栏目开播的第一天，崔大田在话筒前说：“咱们这栏目，不批评人，不揭人短，谁心里有啥解不开的疙瘩，就往广播站跑，我崔大田坐在这儿，听你唠，咱们全县城的人，都陪着你解这个心结。”

第一个找上门来的，是县一中的张文秀老师。她班里有个半大孩子，因为家里成分不好，天天被同学排挤，本来学习成绩拔尖，突然就不想上学了，把自己关在家里不肯出门。崔大田在广播里没提孩子的名字，就讲了一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被人误解，依然坚持读书的故事，还特意说“咱们县城的中学里，有个小保尔，字写得比谁都工整，题算得比谁都快，我崔大田最佩服这样的孩子，哪天我要专门请他来广播站，对着话筒给大家讲题”。

那孩子在家里听见广播，当天晚上就背着书包回了学校，后来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之后回县城当了老师，跟张文秀成了同事。他后来跟崔大田说，当年就是听见喇叭里那段话，觉得自己不是没人疼的孩子，才有勇气重新站出来。

没过多久，栏目就火了。每天晚上七点半，全县城的人都守在喇叭底下，有人把自己的烦心事说出来，大家一起帮着想办法；有人把自己的开心事说出来，全县城的人跟着一起乐。有个农村来的大爷，在县城丢了钱，急得坐在十字街哭，崔大田在广播里播了十分钟，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人把捡到的钱送到了广播站，大爷攥着钱，给崔大田磕了个头，崔大田赶紧把他扶起来，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咱们全县城的人心善”。

有次崔大田在栏目里，听见听众说，街道上有个独居的王大爷，得了哮喘，没人照顾，冬天连煤都买不起。第二天他就组织了十几个小伙子，拉着一马车的煤，往王大爷家送，还在广播里发起了倡议，没几天，王大爷家的粮缸就满了，被子也换成了新的，连天天给他送热水的邻居，都排起了队。王大爷后来活到了九十二岁，临走之前，特意嘱咐家里人，要把自己家墙上挂了一辈子的小喇叭，摘下来送给崔大田。

那时候县城里的人，不管遇到啥难事，第一反应不是找领导，是往广播站跑。两口子吵架闹离婚的，婆媳俩闹矛盾的，孩子不肯上学的，老人想不开的，只要崔大田在广播里唠上几句，再上门坐半小时，十件事里有九件，都能顺顺当当解开。老周头后来摸着机房里的扩音器，跟崔大田说：“我干了一辈子广播，从来没见过谁能把喇叭用成这样，你这哪里是在播节目，你是在给全县城的人，当心里的定盘星。”

第四章 劝和的嘴，暖人的声

县城西头的老赵家，闹起了天大的矛盾。老赵头的两个儿子，为了争家里那两间老平房，打得头破血流，老大把老二的脑袋开了瓢，老二把老大的腿给踹折了，妯娌俩在院子里对着骂，把十八代祖宗的陈年老账都翻了出来，最后俩儿子直接签了分家单，说以后老死不相往来，连老赵头的养老钱，都没人愿意出。

老赵头七十多岁了，坐在院门口的雪地里哭，哭到半夜，冻得浑身直哆嗦，被街坊发现之后，直接送到了广播站。崔大田看着老人冻得发紫的脸，当场就急了，他把老赵头扶到里屋炕上暖和，当天晚上的“唠心里话”栏目，他没讲大道理，就讲了一段自己前几天听来的真事：“咱们县城西边的老赵家，俩儿子小时候，老大背着老二去上学，老二把自己仅有的半块窝窝头塞给老大，哥俩在雪地里走，冻得直哭，都舍不得把窝窝头吃完。现在俩人大了，为了两间房子，把亲爹扔在雪地里，连兄弟情分都不要了。我崔大田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明天我就带着人，去老赵家评理，谁要是不养爹，全县城的人都戳他脊梁骨。”

这段广播播完，整个西头的街坊都炸了。第二天一大早，崔大田带着殷士奎、尤壮壮，还有十几个老街坊，往老赵家走，刚走到胡同口，就看见老大和老二，各自拄着拐杖，站在胡同口等着，脸都红得像熟透的柿子。哥俩昨天晚上听完广播，翻来覆去没睡着，想起小时候的事儿，当场就抱在一起哭了。最后俩兄弟商量，房子不分了，俩家轮流把老赵头接过去住，养老钱一家出一半，妯娌俩也当着街坊的面道了歉，当天晚上就包了饺子，给老赵头送过去。

这事之后，崔大田在广播里，专门开了个“劝和小板块”，谁家有家庭矛盾，只要找到广播站，他就带着人上门调解，调解完了，再在广播里把和好的事儿说出来，让全县城的人跟着监督。没过半年，县城里闹家庭矛盾的人家，少了一大半，连以前天天打架的小年轻，听见崔大田的声音，都不好意思再动手。

有次纺织厂的女工刘淑敏，跟自己婆婆闹得不可开交，婆婆说儿媳妇天天给自己脸色看，儿媳妇说婆婆偏心小姑子，俩人在厂子里吵，在家里也吵，儿子夹在中间，两头受气，差点要跳河。崔大田知道之后，没直接上门，先在广播里讲了一段“婆婆也是妈”的小故事，然后拎着两斤红糖，先去了婆婆家，跟老太太唠了一下午，说“淑敏这孩子，上次你生病，她在医院守了你三天三夜，眼睛都没合，你忘了？”，说得老太太直抹眼泪。然后他又去了刘淑敏家，跟她说“你婆婆天天在街坊面前夸你手巧，织的毛衣比谁都好看，她就是嘴硬，不好意思说软话”。最后崔大田选了个周末，把婆媳俩都请到了广播站，俩人一见面，还没说话，先抱在一起哭了，当天就和好了，后来婆媳俩成了整个街道的模范婆媳，年年上台领奖。

还有一回，街道上的小两口，刚结婚半年，天天吵架，原因是男的天天出去跟朋友喝酒，半夜才回家，女的觉得他不顾家，要闹离婚。崔大田知道之后，没批评男的，在广播里讲了一段《李双双》的片段，说“喜旺以前也天天往外跑，后来才知道，家里的媳妇才是最疼自己的人”。然后他找了个机会，把那男的约出来，跟他喝了顿酒，说“你媳妇天天晚上坐在家里等你，灯都不敢关，你半夜回来，她给你留的热饭，热了一遍又一遍，你要是再这么混下去，以后后悔都来不及”。那男的听完之后，当场就红了脸，回家之后把酒瓶子全砸了，再也不天天出去瞎混了。

那几年，崔大田的嘴，成了县城里最管用的“和事佬”。经他手劝和的家庭，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有人后来跟他开玩笑，说“崔大田，你这张嘴，比街道居委会的主任都好使”，崔大田就摸着自己缺了半块的耳垂笑，说“我哪有那么大本事，我就是借着喇叭的劲儿，把人心底那点善，给喊出来了”。

有年过年，十几户被崔大田劝和的家庭，凑在一起，给广播站送了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声暖万家”四个大字。老周头把牌匾挂在机房最显眼的地方，每次有人来参观，都要指着牌匾说：“咱们广播站的根，从来就不是那台铁壳子扩音器，是崔大田这张嘴，能把拧成死结的人心，给你慢慢捋顺了。”

第五章 雪夜的寻人广播

腊月，辽北的雪下得能没过脚踝，西北风刮得电线杆子上的电线呜呜直响，像无数根细鞭子抽在人脸上。这天晚上十点多，崔大田刚锁上广播站的门准备回家，就看见一个老太太跌跌撞撞往这边跑，棉鞋上全是冰碴子，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看见他“噗通”一声就差点跪下。

老太太是城东头的王二奶，她那七岁的小孙子下午出去玩弹珠，到现在还没回家，全家老小在冰天雪地里找了三个多小时，连个影子都没见着。这时候县城里的公共汽车早就停了，街上连个行人都没有，零下三十多度的天，孩子在外头多待一分钟都有危险。崔大田二话没说，转身就把广播站的门重新打开，插上扩音器的电源，对着话筒就喊开了。

往常晚上九点之后，广播就准时停播了，这天夜里，全县城所有沉睡的小喇叭，突然同时“嗡”的一声醒了过来。崔大田的声音裹着风雪，顺着每一条街巷往黑夜里钻：“全县城的老少爷们注意了，城东王二奶家的小柱子，七岁，穿蓝布棉袄，戴虎头棉帽，下午出去玩到现在没回家。现在不管你是在家烧炕的，还是在厂子里值夜班的，听见广播都往街上瞅一眼，看见穿蓝棉袄的小娃子，赶紧给广播站送过来，孩子爹妈都快急疯了！”

这一喊，整个县城的灯，一盏接一盏亮了。在家捂被窝的老爷们披着棉袄就往街上冲，工厂里值夜班的工人举着手电筒就往巷子里钻，连巡逻的基干民兵都把巡逻路线改了，专往偏僻的沟沟坎坎里找。崔大田守在话筒前，每隔五分钟就播一遍寻人启事，嗓子喊得都哑了，连口水都顾不上喝。

直到后半夜一点多，城郊看青的老周头，在废弃的旧砖窑洞里找到了冻得浑身发紫、已经哭晕过去的小柱子。原来孩子追一只野兔，追着追着就迷了路，雪太大看不清路，躲进砖窑洞里就再也走不动了。老周头抱着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往县城跑，跑到广播站门口的时候，孩子的爹妈和王二奶正跪在雪地里，对着满街的喇叭磕头。

小柱子缓过来之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见崔大叔的声音了，我就知道有人来找我”。后来王二奶把家里养了三年的老母鸡杀了，给崔大田送过来，崔大田死活不肯收，最后王二奶没办法，把老母鸡炖成汤，端到广播站，逼着他喝了三大碗。从那之后，县城里只要有孩子走丢，家长第一时间就往广播站跑，崔大田的寻人广播，成了所有家长心里最踏实的一根救命绳。

有次县一中的一个学生，跟家里闹别扭，偷偷跑出去要去山里当“侦察兵”，家里人急得要报公安，崔大田在广播里没批评孩子，就讲了一段《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劝小战士的故事，说“山里的大雪能埋住人，你爸妈在家等你，饭热了一遍又一遍，赶紧回家，我在广播站给你留着你最爱吃的冻梨”。那孩子在山里的窝棚里躲着，听见广播，当天晚上就自己回了家，后来还成了崔大田的小徒弟，跟着他学讲电影。

那些年经崔大田的广播找回来的人，数都数不过来。走丢的老人，迷路的货郎，甚至连跑丢的牛马，都能靠着他的广播找回来。县城的人都说，崔大田的喇叭，是长了眼睛的，能在黑夜里，把迷路的人，一个个都领回家。

第六章 喇叭里的“药方子”

七十年代的县城，医疗条件差，街道上的卫生所，总共就两个大夫，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半夜想去看病，连门都敲不开。崔大田看着不少老人有慢性病，不懂怎么保养，冬天容易犯病，就跟县医院的老中医李大夫商量，在广播里开了个“健康小喇叭”的小栏目，每天早上播十分钟，专门给老百姓讲日常养生的常识。

一开始不少人都不信，说“广播里还能讲治病的事儿？别再给人讲出毛病来”。结果这年冬天，崔大田在广播里反复提醒，有哮喘病的老人，早上别太早出门，煤炉一定要装烟筒，防止煤气中毒。当天夜里，城西头的张大爷家，烟筒堵了，老两口煤气中毒，迷迷糊糊之中，张大爷听见喇叭里崔大田白天说的“煤气中毒赶紧开门通风”，拼着最后一点力气，爬到门口把门撞开，老两口捡回了两条命。第二天张大爷的儿子，拎着一筐鸡蛋跑到广播站，“噗通”就给崔大田跪下了。

从那之后，“健康小喇叭”就火了。崔大田跟着李大夫学了大半年的中医常识，什么季节该防什么病，什么野菜能治什么小病，他记得门儿清。有次农村来的一个老大娘，得了严重的咳嗽，没钱去大医院看病，崔大田在广播里把李大夫教的冰糖蒸梨的方子，反复播了三遍，还特意说“家里有梨的，给老人蒸上，连吃三天，咳嗽就能见好”。老大娘照着方子吃，没几天咳嗽就全好了，后来特意从乡下背了半袋自己家种的梨，给崔大田送过来。

最绝的是那年春天，县城闹流感，不少孩子都发烧，卫生所的退烧药全卖光了，急得家长们团团转。崔大田跟李大夫连夜商量，在广播里播了一个用大葱白、生姜、红糖煮水的土方子，教家家户户煮水给孩子喝。那段时间，整个县城的街巷里，都飘着生姜和红糖的香味，最后流感没扩散开，连县医院的院长都专门跑到广播站，给崔大田道谢。

崔大田还在广播里专门开了个“寻医问药”的小板块，老百姓有啥疑难杂症，不好意思去医院说的，托崔大田在广播里问，李大夫就隔着喇叭给人出主意。有个小伙子得了难言之隐，不好意思去卫生所，偷偷给崔大田塞了封信，崔大田在广播里隐去名字，把情况跟李大夫说了，李大夫隔着喇叭给他开了药方，小伙子照着吃，没俩月就全好了，后来特意给崔大田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妙音回春”。

那时候的老百姓，不把崔大田的广播当普通的节目听，不少人家把崔大田讲的养生方子，用铅笔写在墙上，贴在锅台边上，天天照着做。有老人说，崔大田的喇叭，比卫生所的大夫还贴心，天天在你耳边提醒着，啥时候该添衣服，啥时候该喝热水，比自家孩子想得都周到。

有年冬天，李大夫退休，临走之前把自己用了一辈子的铜脉枕送给了崔大田，说“我这一辈子给人号脉，你这一辈子给人号心脉，咱们俩，算是给县城的老百姓，守了一辈子的健康”。崔大田把那个铜脉枕，摆在广播站的话筒旁边，一摆就是几十年，后来搬进社区的文化活动室，他还把这个铜脉枕，跟那些旧喇叭摆在一起，擦得锃亮。

第七章 喇叭底下的“红娘线”

七十年代的县城，年轻人搞对象，全靠介绍人牵线，不少小伙子姑娘脸皮薄，见了面连话都不敢说，蹉跎到三十多岁，还单着身。崔大田看着街道上不少小伙子，人老实又能干，就是找不到对象，急得直搓手，干脆在广播里开了个“鹊桥小喇叭”的板块，专门给县城里的单身男女牵线搭桥。

一开始老周头坚决反对，说“咱们广播站是搞宣传的，怎么能给人说媒？传出去让人笑话”。结果崔大田拍着胸脯跟老周头保证：“我保证不瞎胡闹，所有要登记的人，我都亲自上门去看人品，绝对不给人介绍歪瓜裂枣的，成了我请你喝酒，出了问题我自己担责任。”老周头被他磨得没办法，最后只能点头同意。

第一个来登记的，是农机厂的小周，小伙子钳工手艺拔尖，人长得精神，就是嘴笨，见了姑娘就脸红，二十五岁了还没处上对象。崔大田把他的情况，在广播里一说，没三天，就有三个姑娘托人来打听。最后崔大田从中牵线，把纺织厂的挡车工小吴介绍给了他，俩人第一次见面，崔大田还特意拎着瓜子，坐在旁边给俩人壮胆，后来小周和小吴结婚，专门请崔大田当证婚人，婚礼上小周喝多了，拉着崔大田的手说“崔大叔，没有你的广播，我这辈子都得打光棍”。

这事之后，“鹊桥小喇叭”彻底火了。每天都有小伙子姑娘，托亲戚朋友往广播站递资料，崔大田专门找了个硬皮笔记本，把所有人的情况，工工整整记下来，谁家小伙子啥人品，谁家姑娘啥性格，他闭着眼都能说出来。他牵线有个规矩，不见本人绝对不给介绍，人品不好的，哪怕家里条件再好，他也直接给人拒了。

有次街道上的一个二流子，家里托人来说情，想让崔大田在广播里给他介绍对象，塞给崔大田两斤猪肉，崔大田当场就把猪肉给人扔出去了，说“你天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我崔大田就算是让姑娘们一辈子单着，也不能把人家往火坑里推”。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找崔大田走后门，大家都知道，崔大田介绍的对象，人品绝对有保障。

经崔大田牵线成的夫妻，前前后后有几十对。有农机厂的工人和纺织厂的女工，有学校的老师和医院的护士，甚至还有城郊农村的小伙子，靠着崔大田的广播，找到了县城里的对象。每年过年，这些夫妻都带着孩子，往崔大田家跑，拎着自家包的饺子，给崔大田拜年，崔大田家的门槛，每年过年都要被踩平半寸。

最传奇的是，有个下乡的女知青，返城之后留在了县城，因为长得漂亮，眼光高，三十岁了还没结婚，家里人都急得嘴上起泡。崔大田在广播里，把她的情况一说，从外地回来探亲的一个退伍军人，听见广播，特意跑到广播站找崔大田，俩人一见面就对上眼了，结婚之后日子过得甜甜蜜蜜，后来生了一对双胞胎，孩子满月的时候，特意把崔大田请过去，给孩子当干爷爷。

第八章 喇叭里的“救火警报”

县城南头的粮库，因为值班的大爷不小心碰倒了煤油灯，半夜里燃起了大火。那天夜里刮着六七级的大风，火借风势，瞬间就窜上了房顶，粮库里堆着几十万斤的公粮，要是烧起来，整个县城明年的口粮都成了问题。

值班的人慌慌张张跑到广播站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两点多了。崔大田听见消息，连棉袄扣子都没扣全，冲进机房就打开了所有扩音器的开关，对着话筒用尽全力喊：“全县城的老少爷们注意了，南头粮库着火了！所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赶紧拿上水桶、铁锹，往粮库跑，咱们的公粮不能烧没了！”

沉睡的县城瞬间被喊醒了。家家户户的灯亮了，小伙子们披着棉袄往门外冲，连正在睡梦中的基干民兵，拎着步枪就往粮库跑。不到十分钟，几百号人就冲到了粮库边上，崔大田守在广播站的话筒前，一边播着火势的情况，一边指挥大家分工：“东边的人赶紧去拆旁边的草垛，别让火蔓延过去，西边的人赶紧去井边打水，妇女们赶紧回家拿棉被，泡上水往火上盖！”

那天夜里，崔大田的嗓子喊得全哑了，可他一刻都没停下。老百姓们听着他的指挥，没有一个人往后退，有人把自己家的棉被拿出来，泡上水往火里扔，有人跳进冰冷的水井里，一桶一桶往上打水，连七十多岁的老大爷，都拎着小水桶往火场跑。最后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几十万斤的公粮，保住了九成以上，只有一小部分被烧了点外皮。

火灭了之后，粮库的主任，带着所有职工，跪在地上给老百姓磕头。崔大田跑到火场边上，看着浑身是灰、脸上全是黑印子的老百姓，眼泪顺着脸往下流，嗓子哑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后来县里开表彰大会，要给崔大田记大功，崔大田摆摆手说：“这功劳不是我的，是全县城老百姓的，我就是借着喇叭，把大家的劲儿喊到一块儿去了。”

从那之后，崔大田的广播，就成了县城里的“应急警报”。不管是着火、发洪水，还是有紧急情况，只要崔大田的声音从喇叭里飘出来，全县城的人，瞬间就能拧成一股绳。有次夏天，化工厂的管道漏了，有毒气体往外飘，崔大田在广播里指挥大家关紧门窗，往高处走，整个县城没有一个人受伤。

有次下大暴雨，羊河的水位马上就要漫过堤岸，崔大田在广播里守了整整两天两夜，眼睛都没合一下，指挥上堤的民工们，哪里有缺口就往哪里堵。最后洪水退下去，老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给崔大田送了一筐筐的鸡蛋，一捆捆的挂面，崔大田把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上堤抢险的民工，自己一口都没留。

县城的老人后来总说，那些年不管遇到多大的灾，只要听见崔大田的声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心里就一点都不慌，知道有人领着咱们，肯定能把坎儿迈过去。那挂在墙上的小喇叭，不是个死物件，是整个县城的主心骨。

第九章 喇叭里的“千里传音”

七十年代的县城，通讯基本靠吼，长途电话要跑到邮电局排队，打一分钟贵得吓人，不少在外当兵、在外工作的人，好几年都回不来一次，家里的老人想孩子，想得天天掉眼泪。崔大田看着不少军属，天天站在十字街往远处瞅，就跟老周头商量，在广播里开了个“远方的亲人对你说”的栏目，专门给两地分居的家庭，捎话传信。

栏目开播的第一天，就有十几个军属跑到广播站来，要给远在外地的亲人捎话。张老太太对着话筒，给自己在新疆当铁道兵的老伴说：“家里的老母猪下崽了，今年收成好，我身体硬朗，你在那边好好干，不用惦记家里。”声音顺着广播，飘进了全县城的每一户人家，连邮电局的邮递员，都跟着掉眼泪。

有次在黑龙江当兵的小杨，他媳妇马上要生孩子了，想让他回来，可那时候部队里任务紧，根本没法联系上。小杨的母亲跑到广播站，哭着求崔大田，能不能想办法把消息传到黑龙江去。崔大田想了个办法，把这段录音录在磁带上，托去省城出差的人，把磁带寄到了小杨所在的部队。部队的首长听完广播，特意批了小杨半个月的探亲假，等小杨赶回家的时候，媳妇刚把孩子生下来，小杨抱着孩子，跑到广播站给崔大田敬个庄重的军礼。

最轰动的一次，是一九七七年的春节，崔大田把全县所有在外当兵、在外工作的人的家属想对亲人说的话，全部录下来，整整录了三大盘磁带，通过省台的帮忙，把这些声音传到了全国各地。那天晚上，不少在外地的辽北人，从省台的广播里，听见了自己家里亲人的声音，当场就抱着收音机哭了。有个在海南岛当兵的小伙子，听见自己母亲在广播里喊他的小名，当天晚上就写了封长信寄回家，说“听见妈的声音，我在千里之外的海南岛，就像回到家了一样”。

从那之后，不少在外工作的辽北人，都特意给广播站写信，把自己的近况告诉崔大田，托他在广播里给自己家里人捎个平安。崔大田把这些信，一封一封在广播里念出来，念到高兴的地方，全县城的人跟着乐，念到感人的地方，不少人都跟着掉眼泪。有个在大庆油田工作的工人，托崔大田告诉家里，自己在油田立了功，评上了先进，他母亲坐在家里的炕头上，听见广播，笑得嘴都合不拢，当天就把家里的大红灯笼挂了起来。

那些年，崔大田的广播，成了连接远方和家的一根线。多少在外的游子，靠着这根线，听见了家里的声音；多少家里的老人，靠着这根线，知道了远方的孩子平安。有人跟崔大田说，你这哪里是广播，你这是给在外的人，安了一条回家的声音小路。崔大田就摸着自己缺了半块的耳垂笑，说“只要他们听见家里的声音，心里踏实，我这嗓子喊哑了都值”。

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春节，县城下了场大雪。崔大田把所有喇叭都调试了一遍，大年三十晚上，他对着话筒先播了全县军属的拜年信，然后讲了一段《烈火中永生》，最后放了《乡恋》。声音顺着喇叭飘出去，混着家家户户的饺子香味，飘在县城的雪夜里。那天晚上，殷士奎把自己磨的小匕首拿出来，摆在供桌上当“年货”；张文秀老师带着全班学生，在雪地里堆了个大雪人，给雪人插上一根树枝当话筒，说这是“小崔大田”。

崔大田站在广播站的院子里，看着满天的雪花，听着满城的喇叭声，觉得这日子，比任何电影里的情节都热闹。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满县城嗡嗡作响的舌簧喇叭，在八十年代的风里，很快就要走到头了。

第十章 八十年代的风往哪吹

八十年代的风向变化是从家家户户的墙头上开始的。先是东头的尤壮壮，攒了半年的钱，买了台半导体收音机，天天拎在手上，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再也不用准点守着下午六点半的广播。没过半年，县城里不少人家都买上了收音机，原先钉在墙上的小喇叭，慢慢没人愿意听了——收音机里能收到省台的流行歌，能听长篇小说联播，还能自己调音量，比固定播啥听啥的有线喇叭新鲜多了。

崔大田开始慌了。他骑着自行车绕着县城转，看见谁家的小喇叭被摘下来扔在仓房门口，就敲门进去，免费给人调试线路，还给人塞两张县电影院的票，说“你再听听，我新练的《庐山恋》，比收音机里的录音还活泛”。可人家嘴上答应着，等他走了，转头就把小喇叭往仓房的角落里塞——半导体揣在兜里就能听，谁还愿意守着墙上那根死线啊。

广播站的日子也越来越难。原先的广播维护经费砍了一半，老周头天天往县里跑，申请买新线的钱，跑回来就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抽得滋滋响，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有次刮大风，刮断了三根广播线，崔大田带着殷士奎修了一整天，接上之后才发现，半个县城的喇叭都哑了——不少人家早就偷偷把入户线掐断了，线的那头连个喇叭都没有。

那年夏天，崔大田的儿子刚满五岁，天天跑到街上跟别的孩子玩，别的小孩手里都攥着个小半导体，放着流行歌，只有他啥都没有，回家拽着崔大田的衣角哭，说“爸，我也要收音机，小朋友都笑我，说咱家的喇叭是老古董”。崔大田看着儿子哭红的眼睛，第二天去家电商店，咬着牙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台小半导体，可他自己从来没听过，天天把那台收音机摆在机房的桌子上，看着它发呆。

更让他难受的是，上面下了通知，要逐步淘汰老式有线广播网，把经费全部投进无线广播建设。广播站的编制要裁掉三分之一，不少老同事都调去了别的单位，原先热热闹闹的广播站大院，慢慢变得冷清下来，院子里堆着的新喇叭，落满了灰，再也没人往老百姓家里送。

有天晚上，崔大田值夜班，他把所有还能响的扩音器都打开，县城里剩下的几十只喇叭同时发出声音。他没讲新电影，对着话筒把十年前第一次讲《地道战》的内容，原原本本演了一遍。不少早就把小喇叭摘下来的人家，听见这熟悉的动静，又从仓房的灰堆里把喇叭翻出来，接上电，听着崔大田的声音，有人手里的饭碗顿在半空，有人正在缝衣服的针扎在了手指头上都没察觉。

第二天一早，县里的领导就找上门来，批评他擅自违规开播，给了他一个通报批评。崔大田没辩解，只是低着头，用袖子擦着扩音器上的灰尘，擦着擦着，眼泪就掉在了冰冷的机壳上。老周头为了这事，在领导办公室磨了整整一天，最后总算把处分压了下来，没让崔大田丢工作，可崔大田自己心里清楚，那些陪伴了他十年的小喇叭，留不住了。

工程队开进县城街巷的时候，下着小雪，工人们把杨木电线杆上的高音大喇叭摘下来，扔到卡车后斗里，锈迹斑斑的铁壳撞在一起，发出哐当哐当的声响，像一群老人在咳嗽。崔大田跟着卡车走，蹲在车边，把那些被扔出来的旧喇叭一个个捡起来，用袖子擦干净上面的雪，装进自己带来的编织袋里，整整装了五大袋，拉回自己家的仓房里堆着。

老周头退休那天，把崔大田叫到自己办公室，从抽屉里掏出一只保存得崭新的舌簧小喇叭，塞到他手里：“大田，我干了一辈子广播，这玩意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装的第一只喇叭，现在我把它交给你。虽然你的正式编制还没有得到解决，上层领导看不好你，但在我眼里你始终在编，是最优秀的广播人才！现在有线喇叭没了，可咱们的声音不能没了，唯有你能守住，我特别信任你！”崔大田攥着那只还带着老周头体温的喇叭，重得像攥着半座县城的记忆。

原先纵横交错的广播线，从电线杆上被拆走，只剩下光秃秃的杨木杆，立在街巷的风里。崔大田站在十字街的电线杆底下，看着空荡荡的杆顶，摸了摸自己缺了半块的耳垂，耳边好像还能听见满城喇叭同时“嗡”的一声响的动静，可伸手一抓，全是八十年代吹过来的风，凉丝丝的，从指缝里全溜走了。

第十一章 九十年代仓房里的喇叭声

崔大田没调走，他留在了新成立的广播电视局，干后勤岗，可他心里空得慌，总觉得少了点啥。每天下班回家，他就钻进自家后院的仓房，把那些从街上捡回来的旧喇叭，一个个拆开，换纸盆、焊线圈，修好的就整整齐齐摆在架子上，没几年，三面墙的架子上，摆满了大大小小几百只旧喇叭，像个藏在仓房里的秘密博物馆。

殷士奎的自行车铺早就不干了，他儿子接了班开摩托车修理部，他天天往崔大田家钻，跟着崔大田学修喇叭，俩五十多岁的老爷们蹲在仓房的地上，对着一堆铜丝和旧零件，能唠一整天当年的电影台词，唠到高兴处，俩人一起学《铁道游击队》里的插曲，跑调跑得没边，把院子里的鸡都吓得飞到了墙头上。

尤壮壮开了家全县最大的副食品商店，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攒了满满一柜子，他听说崔大田在修旧喇叭，专门开着卡车，把自己这些年走街串巷收废品攒的旧喇叭，全拉了过来，足足两卡车，往崔大田的仓房门口一卸，说“大田哥，这些玩意儿搁我家也是落灰，搁你这儿，才能再出声”。

崔大田的儿子放暑假，领着一帮半大孩子钻进仓房玩，不小心碰开了扩音器的开关，几百只修好的旧喇叭同时“嗡”的一声响，崔大田当年讲《地道战》的录音，从喇叭里飘出来，顺着仓房的窗户飘出去，半个街道都能听见。街坊四邻听见动静，纷纷往他家跑，张文秀老师、王老太太，一群人挤在仓房门口，听着熟悉的声音，有人当场就红了眼睛。

从那天起，崔大田家的仓房就成了老街坊的聚集地。他在仓房中间摆上长条板凳，烧上一大壶茶水，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对着话筒讲老电影。没有通知，没有宣传，全靠老街坊口口相传，来的人越来越多，仓房里挤不下，他就把阵地挪到了院子里。夏天的晚上，院子里拉上灯泡，几百只旧喇叭沿着院墙摆成一圈，男女老少坐得满满当当，连墙头上都蹲着半大孩子。崔大田站在中间的小凳子上，对着话筒一开口，几百只喇叭依次响起，声音像波浪一样滚过院子，滚过街坊的屋顶，跟十几年前满城喇叭齐鸣的动静，一模一样。

有天晚上，一个穿夹克的中年人站在院子门口，听崔大田讲完一段《少林寺》，走上来紧紧握住他的手，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人是当年县宣传队的小吴，现在在省城当广播电台的文艺部主任，他说自己当年就是天天听崔大田的广播，才爱上了文艺工作，这次回县城探亲，顺着熟悉的声音就找过来了。没过俩月，省台的记者专门来崔大田家采访，把他的故事做成了专题节目，在省台播了整整一周。

消息传回县城，不少年轻人都往崔大田家跑，有学播音的学生，有搞文艺的小青年，天天围着崔大田转，要跟他学“用嘴演电影”的本事。崔大田也不藏私，把自己当年对着话筒练出来的仿声技巧，一点点教给他们，院子里的喇叭声，越来越热闹，不光有老电影的声音，还飘出了年轻人唱的流行歌。

九十年代县里搞旧城改造，要拆崔大田家这片老院子，建商品楼。拆迁通知贴出来那天，崔大田坐在仓房的喇叭堆里，坐了整整一夜。殷士奎急得要去找拆迁办吵架，尤壮壮说要出钱给崔大田在新小区买个一楼的大房子，专门留一间屋子放喇叭。崔大田没说话，摸着墙上最老的那只舌簧喇叭，突然笑了。

他没当钉子户，签了拆迁协议，但是跟拆迁办提了一个要求：新小区建成之后，要在社区的文化活动室，给他留一间二十平的小屋子，他要把这些旧喇叭都搬过去，建一个“老广播记忆角”。拆迁办的负责人早就听过崔大田的故事，当场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搬家那天，几百个老街坊都过来帮忙，小心翼翼地把几百只旧喇叭搬上卡车，像护送什么宝贝。卡车从县城的街道开过，风吹过喇叭壳子，发出轻轻的嗡鸣，路边的老人站在街边看着，跟着卡车慢慢走，走出老远都不肯回去。

新小区的文化活动室里，崔大田把所有旧喇叭都挂在了墙上，密密麻麻的，从地面一直挂到天花板。他站在满墙的喇叭中间，插上电，对着话筒轻轻说了一句“老少爷们，今天咱们接着唠《少林寺》”，几百只喇叭同时发出声音，清亮的动静在屋子里转，飘出窗外，飘进新小区家家户户的窗户里。

崔大田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戴着耳机从楼下路过，听见这熟悉的声音，把耳机摘下来，站在楼下听了好久。他终于明白，父亲守着这堆别人眼里的破铜烂铁，守的不是喇叭，是整个县城一代人，藏在舌簧纸盆里的、没处安放的旧时光。

第十二章 九十年代的“民间广播站”

九十年代，辽北县城烟囱里的烟一天比一天淡，往日里下了班就人潮涌动的工厂大院，渐渐静得能听见风卷着废铁皮在空车间里滚的声响。崔大田从广播站退下来没两年，原先挂在家家户户墙头上的小喇叭，早被彩电、VCD挤到了墙角，落满了灰。不少老邻居下了岗，蹲在工厂门口的墙根下抽烟，烟屁股扔了一地，连个能唠心里话的地方都找不到。

崔大田在社区边上租了间十来平米的旧铁皮房，把家里压箱底的旧扩音器、磨掉漆的话筒，还有当年跟了他几十年的那台老式磁带机全搬了过去。没几天，“大田便民广播点”的木牌子就钉在了铁皮房的门楣上，红漆写的字，被太阳晒得发了白，却亮得扎眼。

他没搞花里胡哨的节目，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开播，先播十分钟天气预报，再念几条当天的招工信息，剩下的时间全留给街坊邻居。下岗的老工人想找活干，就跑到铁皮房里跟崔大田唠两句，崔大田对着话筒一喊，周边几个社区的用工消息就串了起来。机床厂的老钳工李大山，手艺硬得能摸出齿轮丝米级的误差，下岗之后蹲在市场上修自行车，崔大田在广播里把他的手艺说了三遍，没出三天，郊区的一家农机厂就找上门，专门请他去当技术主管，工资比在岗的时候还高两百块。

那时候不少下岗的人心里堵得慌，喝了闷酒就蹲在广播点门口哭，崔大田也不劝大道理，搬个小马扎坐下来，给人递上半杯散白，听他们唠当年在车间里的风光事儿。等对方哭够了，他就把人拉到话筒跟前，让他们自己对着喇叭说两句心里话。有次纺织厂的挡车工张小凤，在广播里说着说着就哭了，说自己干了二十年挡车工，现在连个落脚的活都找不到，话音刚落，当天下午就有三家新开的服装厂找上门请她去当技术指导。

铁皮房的冬天比外头冷不了多少，四面漏风，崔大田裹着军大衣守在话筒前，哈气在话筒上结了一层薄霜。有人劝他，退休工资够花，遭这个罪图啥？崔大田就指着窗外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工人说：“以前工厂的大喇叭没声了，我这小喇叭就得接上，不能让这帮跟我一样干了一辈子工人的老兄弟，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

有天深夜，下着大暴雪，崔大田正准备锁门回家，原先冶炼厂的老车间主任王宝军推开门闯进来，浑身是雪，嗓子哑得说不出整话。他儿子在南方打工，半年没往家捎信，老两口急得眼睛都快瞎了，托了无数人打听都没消息。崔大田二话没说，重新插上扩音器的电源，对着话筒把孩子的名字、当年在学校的糗事、家门口老槐树的特征，一字一句喊了出来。那时候深夜里还亮着灯的，全是开夜班的小饭馆、修车铺，十几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听见广播，连夜把消息往南边捎。不到半个月，失联的小伙子就打回了电话，说自己在南方的工地上摔断了腿，怕家里担心才断了联系，现在已经能拄着拐走路了。

那天王宝军老两口拎着一筐刚蒸好的粘豆包，在铁皮房门口给崔大田鞠了三个躬，雪落在他们的棉帽子上，白了一片。崔大田把粘豆包分给周边的下岗工人，一群人挤在漏风的铁皮房里，就着热水吃粘豆包，听着喇叭里飘出来的老工业歌曲，没人说话，可每个人的眼睛都亮着。

第十三章 千禧年的“二手货市集”

两千年刚过，辽北县城的下岗工人里悄悄兴起了摆地摊的风潮，可街面上管得严，不少人刚把摊子支起来，就被赶来赶去，东西摔得满地都是。崔大田看着老兄弟们蹲在路边守一天，连个吆喝的机会都没有，心里急得慌，干脆在广播里开了个“以物换物大集”的栏目，每天下午两点准时开播，谁家有闲置的东西要出，谁家缺啥物件，对着话筒说一声，整个片区的人都能听见。

一开始大家都抹不开面，觉得下岗了卖旧东西丢人。崔大田第一个把自己家当年攒的半套老唱片、不用的旧自行车搬到广播点门口，对着话筒喊：“我崔大田，退休播音员，非正式编制，退休金少了一大截。家里有半套小提琴老唱片，想换两袋白面，谁家有富余的，过来唠唠。”没出半小时，就有个老教师扛着两袋白面找上门，把唱片换走了。

这事之后，来广播点登记的人瞬间排起了长队。有下岗工人把自己做的木工小凳子、修好了的旧收音机拿过来登记，有家里的主妇把孩子穿小的棉袄、闲置的铁锅拿过来换米面，连以前工厂里的老技术员，都把自己画的机械图纸、攒的旧工具拿出来交换。崔大田专门找了个旧本子，把每一样东西都工工整整记下来，谁家换了啥，谁家还缺啥，他门儿清。

有次机床厂的老车工赵云开，家里老母亲重病住院，急等着钱用，想把自己当年在厂里评先进得的那块进口手表卖掉，可问了一圈没人识货。崔大田在广播里把这块表的来历、当年赵云开连续三个月吃住在车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事儿全说了出来。当天下午，就有个开机械厂的老板找上门，不仅按原价把表买走，还额外给赵云开塞了两千块钱，说“我爹当年跟你一个车间的，你这表不是普通的表，是老一辈工人的脸面，我不能让它贱卖了”。

崔大田还借着这个栏目，帮不少人牵起了小生意的线。以前在食堂当大师傅的老周，下岗之后想在巷口开个小饭馆，缺几张旧桌子，崔大田在广播里一喊，没两天就有好几户人家把家里闲置的旧桌子送了过来，连工钱都不肯要。老周的小饭馆开张那天，第一锅菜先端到了广播点，崔大田就着二锅头，跟十几个老工人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吃，风刮过铁皮房的顶子，嗡嗡响，像以前工厂里开工的汽笛声。

后来周边几个社区的人都往这边跑，每到周末，广播点门口的空地上，就自发形成了一个热热闹闹的二手市集。没有摊位费，不用办执照，大家蹲在地上，把旧东西往布上一摆，不用自己吆喝，崔大田的喇叭在边上帮你喊。不少原先蹲在墙根下愁眉苦脸的下岗工人，靠着这个小市集，慢慢把日子盘活了。有人后来开了五金店，有人开了裁缝铺，逢年过节都往崔大田家跑，拎着自家做的菜，说当年要是没有你这喇叭，我们还不知道要熬到啥时候。

崔大田把大家登记用的那个旧本子，锁在铁皮房的旧柜子里，后来本子翻得页都掉了，他用浆糊一页一页粘好，封皮上用毛笔写了四个大字：“烟火底气”。他总跟人说，咱们工人啥都不怕，只要能互相搭把手，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

第十四章 老喇叭里的“新少年”

社区里的不少双职工家庭，大人忙着出去打零工，放了暑假的孩子没人管，整天在巷子里乱跑，爬墙头、掏鸟窝，时不时就有孩子摔得浑身是伤跑回家。崔大田看着这些没人看的小崽子，心里琢磨出了新主意，在广播里开了个“大田少年广播站”，专门收这些放假没人管的孩子，教他们念稿子、播广播，还给他们讲以前老工厂里的故事。

第一天来报名的孩子就有七八个，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七岁，一个个晒得黑溜溜的，站在铁皮房门口扒着门框往里瞅。崔大田给他们每个人做了个小话筒套，用红布缝的，上面绣着小小的五角星。他先教孩子们怎么拿话筒，怎么控制气息，别对着话筒喊得破音，再把自己攒了几十年的老故事，一段一段讲给他们听：绘声绘色地讲县城周边农民春耕秋作，讲羊洋发大水抗洪抢险的故事，讲当年工厂里的老工人，为了赶生产任务，三天三夜守在机床边上不回家；讲以前的寻人广播，怎么在雪夜里把迷路的孩子找回家；讲当年粮库着火，全城的老百姓拎着水桶往火场冲的往事。

孩子们听得眼睛都直了，原先在巷子里疯跑的皮猴子，一个个安安静静坐在小马扎上，捧着稿子跟着崔大田一个字一个字念。有个叫小柱子的小男孩，最是调皮，以前天天爬树掏鸟窝，自从进了少年广播站，每天早上准点跑到铁皮房，帮崔大田擦话筒、整理磁带，连作业都写得工工整整。他第一次对着话筒播广播的时候，紧张得声音都抖，播完之后跑出门，听见巷子里的奶奶在跟人说“这是我孙子的声音！”，当场蹦得老高。

崔大田还带着这些孩子，去周边农村看稻田，看果园，又回到县城，在老工人家里采访，让孩子们把老工人的故事录下来，在广播里播出来。有次孩子们采访了当年的老劳模李爷爷，把他当年带着班组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故事，录成了一期广播，播出去之后，整个社区的老人都坐在自家窗台底下听，不少人听着听着就掉了眼泪。后来这些孩子还自己办了个“工人故事小专栏”，每周播两次，把县城那些快要被人忘了的老故事，一段一段重新讲出来。

有次区里搞中小学生朗诵比赛，崔大田带着这帮孩子去参加，孩子们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运动服，站在台上，把自己采访来的老工人故事念出来，台下的评委和观众，一个个听得直抹眼泪，最后拿了全区的一等奖。孩子们捧着奖状跑回铁皮房，把奖状贴在满是旧磁带的墙上，一群人围着崔大田又蹦又跳。

后来这些孩子长大，有的考上了传媒大学，有的当了老师，可每年回县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崔大田的社区，去那间铁皮房看看。他们总说，当年在崔爷爷的广播里，听见的那些故事，是这辈子最扎实的底气。

第十五章 新时代喇叭纸盆里的回声

崔大田六十八岁那年，鬓角已经白了大半，可站在话筒前的时候，声音还是跟二十岁那年一样亮。他的“老广播记忆角”成了整个县城的宝贝，县里专门给挂了块牌子，不少外县的人都特意坐车过来，就为了听一听崔大田用嘴演出来的老电影，摸一摸这些几十年前的旧喇叭。

有天下午，记忆角里来了个头发花白的老兵，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在满墙的喇叭跟前转了三圈，最后拽住崔大田的手，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他就是当年张老太太的老伴，在新疆当铁道兵，几十年没回县城，这次退休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找当年家里墙上的那只小喇叭。崔大田从架子最下层，翻出来一只擦得发亮的旧喇叭，递给他——这正是当年他亲手给张老太太家装的那只，拆迁的时候，张老太太特意把喇叭摘下来，送给了崔大田。老兵把喇叭抱在怀里，耳朵贴在纸盆上，好像还能听见几十年前，从里面飘出来的部队的消息。

时间一晃，崔大田已经七十岁了，他的儿子早就从广播学院毕业了，回到县城的电视台工作，成了新闻部的主任。县里新建的文化广场，要装一批新的公共广播，儿子特意请崔大田去当顾问，崔大田跟着工程队跑遍了整个广场，给新喇叭调试音色，还把自己当年讲电影的几十盘磁带，转成了数字音频，存在了新广播系统里。

殷士奎和尤壮壮都来了，拎着酒菜，几个人围着满墙的喇叭喝酒，崔大田喝得有点多，摸着儿子的头说：“爸当年装了一辈子喇叭，现在你干广播了，还是正式编制。咱们爷俩，算是把这声音的事儿，接下去了。”儿子点着头，拿起话筒，学着崔大田的腔调，讲了一段《小兵张嘎》，学得有模有样，满屋子的人笑得直拍桌子。

广场建成那天，新广播第一次开播，崔大田当年讲《地道战》的声音，顺着新喇叭飘出来，整个广场上的人都停下了脚步，头发花白的老人站在原地，脸上露出了熟悉的笑容，孩子们好奇地问身边的老人，这是什么故事，老人就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当年墙上挂着小喇叭的日子。

转眼到了冬天，下了场大雪，崔大田带着刚上小学的孙子，去铁皮房整理旧喇叭。孙子的小手指，指着墙上那只最老的舌簧喇叭，好奇地问：“爷爷，这是什么呀？”崔大田把那只老喇叭摘下来，接上电，对着话筒轻轻说了一句话，喇叭里传出嗡嗡的回声，孙子听得眼睛都直了，拽着崔大田的衣角，说“爷爷，我也要学，以后我也要对着喇叭讲故事”。

崔大田摸着孙子的头，突然发现，孙子的耳垂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小心刮了个小口子，缺了小小的一块，跟他自己耳垂上的那道疤，一模一样。

窗外的雪还在下，文化广场的新广播里，崔大田当年的声音还在慢慢飘着，混着孩子们的笑声，混着广场上的音乐声。崔大田站在满墙的旧喇叭中间，看着孙子踮着脚，小手学着他的样子，放在话筒前，乌乌哇哇地学着电影里的台词。

没人知道，这些从七十年代走过来的旧喇叭，还能在墙上挂多少年；没人知道，下一个从话筒里飘出来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吹得最老的那只舌簧喇叭的纸盆，轻轻颤了一下，发出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嗡鸣，像有人在几十年前的时光里，轻轻应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