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时光，是一段跨越九个春秋的漫长旅程，蜿蜒崎岖。幸得多位恩师如阳光雨露般的关爱与教诲，才让我在这条求知路上，始终充盈着温暖与前行的力量。

我生长的村庄，蜷缩在鲁豫交界的褶皱里，是地图上几乎寻不见的一个墨点。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家乡更是贫穷与闭塞交织，教育条件极其落后。村里虽有一所小学，却不过是两间“黑屋子”、几排“土台子”，两个低年级班时续时断。1958年秋天，本该入学的我，却因学校无人执教而迟迟无法开课。直到次年春节过后，我才从一年级下学期开始，“跳级”式地踏上了求学路。

所幸，漫长崎岖的求学路途上，总有恩师如灯，葛乾生老师便是为我点亮的第一盏。

刚领到新书时，我虽不识字，却对算术数字有着莫名的敏感，100以内的加减法早已熟背如流。看到课本上不带文字的计算题，我便“逞能”似的一道接一道写出了答案，歪歪扭扭的字迹将新课本搞得又脏又乱。葛老师发现后并未责备，反而拿出自己的教科书与我交换，又口头提问了几道难题。当他确认书上答案出自我手时，当场给予表扬。那赞许的目光，如春风拂面，让我第一次尝到了课堂上被老师肯定的喜悦，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

当我入读二年级时，全国性的经济困难日益凸显。父母为生计奔波，我不得不带着年幼的弟弟一同上学。葛新治老师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常常温柔地引逗弟弟，有时还帮我照看，让我能安心听讲。他那温和的笑容，像冬日里的一缕暖阳，驱散了我心头的窘迫与不安。

1962年的秋季，由于本村小学长期停课，我和两个小伙伴结伴，不顾烈日风雪，无奈踏上了前往邻村小学的求知路。那是一所完小，于我而言，无异于一座“知识的天堂”：明亮的瓦房取代了透风的茅草屋，整齐的木制桌凳替代了冰冷的土台子，老师们谈吐儒雅，课堂生动有趣。我如同一株久旱逢雨的幼苗，贪婪地吮吸着知识的甘霖，而马雷昌老师，便是这方天地里最早播撒雨露者。

马老师年过半百，面容慈祥，总能用最恰当的方式点亮课堂。他不靠说教，而是把道理隐藏在一个个小故事里。比如有同学作业错别字多，他就讲了一个马虎老师，把“楊荼壸”的同学名读成了“锡茶壶”，让错别字在满堂欢笑中得到纠正；他让我们人人背诵课文《妈妈灯下缝棉衣》，将感恩的种子悄悄播进幼小心田；他倡导学雷锋活动，竟树我为班里“学雷锋标兵”，令我受宠若惊，顿觉暖流涌遍全身。

升入四年级，田秀云老师对我信任有加。当时她子女尚幼，常将班级管理、批改作业的事务托付于我。沉甸甸的信赖，对我是无声的鞭策，让我在服务同学的过程中学会了担当，在帮助他人时悄然成长。

五年级遇到了焦庆芳老师，他为了让我的毛笔字能在全公社小学生书法会展中亮相，不厌其烦地拿着我的手，一笔一画教我运笔、起势，直到我的字迹初具模样。临时代课的数学老师王来法，在我于课堂上对其讲解内容公开提出异议时，他非但没有介意，反而当众给予我认可和鼓励，用行动诠释了“师者，德也”的真谛。如今回想起来，那份年少的莽撞仍让我心生愧疚。

教我六年级语文的谢明亮老师，是我喜欢文学的引路人。他对我每一篇作文都写下长长的批语，字字鼓励，句句温暖。班主任马永刚老师，则力荐我担任少先队大队长，并在期末学生评比时，举荐我荣获全校唯一的“特等奖”。奖励的一支“工农”牌钢笔，我珍藏多年，它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承载着一个乡村少年对知识的渴求与向往

风雨欲来的1966年，本该小学毕业的我们，却因时代浪潮，成了“就地闹革命”的“七年级”“八年级”。新任校长兼班主任侯明华，在特殊环境下，始终教育我们团结友爱、心怀理想，让一群懵懂少年学到了奉献与担当。她曾带我赴70华里以外的县城参加全县中小学“复课”会议，给予我阿姨般的关照与指导；她常说的一句话，“青年人不能只图享受，应该到困难多的地方去锻炼”，犹如刻入心灵的箴言，深深塑造了我人生的价值取向。

从1959年到1967年，我的小学时光整整走了九个春秋。这九年，是个人求知路的曲折攀爬，也是一段令我难忘的被师恩深深浸润的岁月。

葛乾生老师的赞许，葛新治老师的关怀，马雷昌老师的慈爱，田秀云老师的信任，焦庆芳老师的悉心，王来法老师的包容，谢明亮老师的鼓励，马永刚老师的举荐，侯明华老师的指引……无一不在我心中烙下温暖的印记。他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没有万众瞩目的声名，却以平凡的坚守、无私的付出，为我点亮了一盏又一盏心灯，使我在求学乃至人生征途中，始终拥有方向和力量。

“师恩如山，仰之弥高；师恩如海，衔草难报。”如今我虽年逾古稀，仍时常问候并探望健在的侯明华恩师，以及中学时期的李孟柱、孙玉明、焦润田等恩师，用最朴素的方式，诉说绵长的思念，表达深藏心底的感恩情愫。  

编辑：乐在其中